上午，八点钟。

　　于梅走到门口，摸着老大的头说：“如果她睡醒了，你就给她喝那个奶瓶。照顾妹妹们就靠你了。”

　　老大躲在门后懂事的点点头，把门打开，跟妈妈说再见。

　　于梅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上了路面，回头望了一眼，地下室的门已经关上，这样她的孩子们应该就安全了。她转回身，沿着屋檐走到一幢楼前，抬起头，楼上挂着三个字：妇产科。她推开已经被她推过几十万遍的大门，在一群妇女的拥挤下径直走上了三楼。

　　于梅工作的地方是江城市最大的医院，医院就三幢楼，每幢楼都有五层，建于1977年，也就是文革结束时，那时，于梅也结束了厂医的工作，来这里任专职妇科医生。江城医院，在90年代初重新翻修过，为了改善职工的自行车停放问题，除了原来的地下室，又在地面上搭建了几个自行车棚，到了近十年，还增扩了一片面积，用来做汽车停车场。而最初的那个地下室，如果把自行车停那儿，还得绕一圈才能进医院，渐渐的也就被人们遗忘了。而于梅的家，就放在那里。

　　“护士，B超在哪里做？”“验血在哪里？”一群女人挤在护士台前七嘴八舌。

　　于梅从她们中间挤过，走进旁边的洗手间，解了个手出来，掏出第一个水斗下藏的肥皂，麻利的给手打着泡沫，她举起手，把左手的手尖抠进右手的指缝里轻轻的搓着，似乎要把里面掏个干净，来来回回搓了三遍后，打开水笼头，把手冲洗干净。她抬起头，望着镜子中的自己。这张镱子，她已经照了三十多年了，从最初那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到今天这个两鬓泛白的中年女人，她把整个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都给了这里。她轻轻叹了口气，甩了甩手，举着两只手，用脚勾开了洗手间的门，走了出去。

　　于梅看着坐在两边的女人们，前三十多年，她都是匆匆的从她们身边经过，她们的一张张脸对她来说只是意味着一台台手术，而在老何死后，于梅从未这么认真的审视过生命，现在再来看她们，这些委屈的、担忧的、紧张的、恐惧的、惆怅的、伤心的、无所谓的脸庞，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这些生命虽然有些已经步入中年，有些甚至身患绝症，有些还是含苞待发的花骨朵，她们坐在这里，却有一个相同的目的。

　　“只要有生命在，什么都好啊。”于梅心里想着。

　　“计划生育科在哪儿？”一个穿着白底红花连衣裙的年轻姑娘拿着病历卡，一头长发倾泄在肩上，稚嫩的脸庞看上去也就20出头，腼腆的问着于梅，又像在自言自语。

　　“跟我走。”于梅看了她一眼，眼睛往左下方转了过去，这张脸，怎么那么眼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