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洋壁垒或地堡不能同水泥分家

　　我这样做，本想帮洋葱地窖老板施穆的忙。可是，他却不能原谅我的铁皮鼓独奏表演，因为我的表演把他的肯出高价的客人变成了牙牙学语、无忧无虑、兴高采烈、尿湿裤子因而也是哭哭啼啼——不用洋葱便哭哭啼啼的孩子。

　　奥斯卡设法理解他。莫非他害怕我的竞争了不成？因为越来越多的客人把传统的催泪洋葱推到一边，呼唤奥斯卡，呼唤他的铁皮，呼唤我，因为我能够在我的铁皮鼓上用咒语显现任何一位客人——不论他有多大年纪——的童年。

　　到那时为止，施穆仅限于无限期解雇管盥洗间的女工。现在，他把我们——他的音乐师也解雇了，请来一位站立小提琴手①，如果不苛求的话，可以凑合把他当做吉普赛人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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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站立小提琴手，一般指娱乐性轻音乐乐队的首席小提琴师，站着演奏，同时指挥乐队。有时也指站着演奏的小提琴手。

　　可是，我们被赶走之后，许多客人，包括最大方的客人，威胁说要同洋葱地窖一刀两断。没过几个星期，施穆只好妥协。那个站立提琴手每周来三次，我们也每周演奏三次，但报酬提高，每晚二十马克。此外，我们到手的小费越来越多，奥斯卡便在银行开了一个帐户，为能吃利息而高兴。

　　好景不长，这本储蓄存折不久就成了处于困境中的我的帮手，因为死神驾到，夺走了我们的老板费迪南·施穆，夺走了我们的工作和报酬。

　　前面我已经讲过，施穆打麻雀。有时候，他带我们一起去，乘他的梅赛德斯牌轿车，让我们观看他打麻雀。尽管为了我的鼓有时会争吵，站在我一边的克勒普和朔勒也因此会受罪，不过，施穆同他的音乐师之间的关系还是友好的，直到如上所述，死神降临。

　　我们上车。施穆的妻子像过去那样坐在驾驶座上。克勒普坐在她身边。施穆坐在奥斯卡和朔勒中间。他把小口径步枪放在腿上，有时还抚弄几下。我们一直驱车到离凯泽斯韦尔特不远处。莱茵河两岸树木林立。施穆的妻子留在汽车里，打开一张报纸。克勒普事先买了葡萄干，隔一定的间歇吃一口。朔勒当吉他手之前，在大学里念过某一系科，会背几首写莱茵河的诗。莱茵河也显示出最富诗意的一面，除了载着普通的驳船外，尽管按照日历时值夏季，却载着摇曳的秋叶朝杜伊斯堡流去。如果施穆的小口径步枪也缄默无语的话，那么，在凯泽斯韦尔特附近的午后真可以称之为宁静的午后了。

　　克勒普吃完葡萄于，用青草擦手指头。这时，施穆也打完了。他给报纸上排列着的十一个冷却了的羽毛团添上第十二只，如他所说，还在抽搐的麻雀。这位射手已经包好了他的猎获物——因为施穆每次都把他射到的东西带回家去，原因不详。这时，一只麻雀落到我们近处被河水冲来的树根上，那么引人注目，它的颜色又是那么灰，这样标准的麻雀标本使施穆难以抗拒，一个下午最多只打十二只麻雀的他射中了第十三只。施穆真不该干这件事！

　　他把这第十三只同那十二只放到一起，我们便往回走，找到了正在黑色梅赛德斯里睡觉的施穆太太。施穆先上车，坐在前座，克勒普和朔勒后上车，坐在后座。我本该上车的，但我没有上去，而是说，我还想散散步，自己乘电车回去，不必再管我。于是，他们便乘车朝杜塞尔多夫而去。车上没有奥斯卡，他出于谨慎，没有上去。

　　我慢慢地随后走去。我不需要走多远。由于在修公路，开了一条绕行道。绕行道经过一个采砂砾场。在一面路镜下方约七米深处的采砂砾场里，轮子朝天横着一辆黑色梅赛德斯。采砂砾场的工人已经把三个受伤者和施穆的尸体从水里拖了出来。事故急救车已在途中。我爬下坑去，不一会儿，鞋里满是砂砾，慰问了一下受伤者。他们尽管疼痛，仍问这问那，但我并没有告诉他们，施穆已经死了。他惊讶地呆望着被乌云遮蔽了四分之三的天空。包有午后猎获物的报纸被抛出车外。我数了数，只有十二只麻雀，却找不到第十三只，事故急救车开进采砂砾场时，我还在寻找。

　　施穆的妻子、克勒普和朔勒只受了轻伤：几处青肿，折断几根肋骨。我后来到医院去探望克勒普，询问出事故的原因，他告诉我一则令人惊异的故事：他们的车子在有车辙的绕行道上徐缓地驶过采砂砾场时，突然来了一百只——如果不说数以百计的话——麻雀，从树篱、灌木丛、果树间黑压压地飞来，遮住了梅赛德斯，撞在挡风玻璃上，吓坏了施穆的妻子。单凭麻雀的力量造成了事故和施穆的死亡。信不信克勒普的说法，悉听尊便。奥斯卡反正持怀疑态度。在城南公墓安葬施穆那天，他甚至不再像数年前他还在当石匠和刻字匠时那样去数墓碑间的麻雀了。我头戴借来的大礼帽，杂在送葬队伍中，跟在棺材后面。在九区，我看见了石匠科涅夫，他正在同一个我不认识的助手为一座双穴墓立辉绿石碑。盛老板施穆的棺材在科涅夫旁边经过并向新辟的十区抬去时，他没有认出我来，可能是由于我头戴礼帽的缘故。他搓搓后颈，让人推断出，他的疖子不是熟了就是熟透了。

　　又是葬礼！我已经领读者诸君去过那么多的公墓了，这有什么法子呢？我在什么地方还讲过：葬礼总使人回忆起另一些葬礼，因此，关于施穆的葬礼以及奥斯卡在葬礼进行时的回忆，我就不再报道了。好在施穆是正常地去到地底下，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但我不想不告诉诸君，葬礼结束后——由于死者的寡妇住院，所以大家可以不受拘束——有一位先生跟我搭话，他自称丢施博士。

　　丢施博士负责一家音乐会经办处。但音乐会经办处非他所设。此外，丢施博士自我介绍说，他是洋葱地窖以前的客人。我从未注意到他。而当我把施穆的客人变成口齿不清、无牵无挂的小孩子时，他却在场。他推心置腹地对我讲，是啊，在我的铁皮鼓的影响下，丢施本人也回到了幸福的童年。现在，他要让我和我的——如他所说——“绝招”大出风头。他握有全权同我签订合同，一项高薪合同，而我可以当场签字。在火葬场前，舒格尔·莱奥，在杜塞尔多夫他叫做萨贝尔·威廉，戴着白手套，正等待着送葬的人。丢施博士却掏出一张纸来，上面规定以巨额报酬换取我承担义务，以“鼓手奥斯卡”的名义在大剧院承担全部独奏节目，在面对两千到三千座位的舞台上唱独脚戏。我不愿当场签字，丢施非常难过。我以施穆的死为由，说施穆在世时同我关系非常密切，我哪能在公墓上就另找一位新老板呢，但这件事我愿意考虑，也许还要去旅行一次，回来后再去拜访他——丢施博士先生，有可能的话，将在他所说的工作合同上签字。

　　我在公墓上没有签字，然而，奥斯卡鉴于经济状况无保障不得不要求预支。出了公墓，在丢施博士停车的广场上，我接过他暗暗递来的装在一个信封里的钱和他的名片，塞进了口袋。

　　于是我去旅行，还找到了一个旅伴。我本来更愿意同克勒普一起去旅行，但他还躺在医院里，不准笑，因为他折断了四根肋骨。我也愿意玛丽亚当我的旅伴，暑假还未结束，可以带小库尔特一起去。但玛丽亚还在同她的老板施丹策尔，同那个让小库尔特叫他“施丹策尔爸爸”的人相好。

　　就这样，我跟画师兰克斯结伴去旅行。读者知道兰克斯就是那个上士兰克斯，也是同缪斯乌拉临时订婚的男人。我口袋里揣着预支的钱和我的存折，到西塔德街画师兰克斯的工作室去拜访他，希望能在他那儿见到我原先的同行乌拉，因为我想同缪斯一起去旅行。

　　我在画家那里找到了乌拉。在门口，她向我透露，十四天前，他们已经订了婚。同小汉斯·克拉格斯已经待不下去了，她只好又解除婚约。她问我，是否认识小汉斯·克拉格斯。

　　奥斯卡不认识乌拉的这位未婚夫，表示很遗憾，接着提出了他的慷慨大方的旅行建议，却又看了一场好戏：乌拉还没有来得及答应，画师兰克斯却插进来，自己表示要当奥斯卡的旅伴，打了长腿缪斯几个耳光，因为她不愿待在家里，还因此而流了眼泪。

　　为什么奥斯卡不反对？他既然要同缪斯一起去旅行，为什么他不袒护缪斯？我把在浅色汗毛的长腿乌拉身边的旅行想象得越美，就越怕同缪斯太亲近地共同生活。必须跟缪斯保持距离，我心中想，不然的话，缪斯的亲吻岂不成了家常便饭吗？所以，我宁愿跟画师兰克斯一起去旅行，因为当缪斯想吻他时，他就动手打她。

　　关于我们的旅行目的地，并没有讨论很久。我们只考虑诺曼底一处，想去看看卡昂与卡堡之间的地堡。战时，我们在那里相识。唯一麻烦的是办签证。可是，有关办签证的事，奥斯卡只字不想提。

　　兰克斯是个吝啬鬼。他的颜料是廉价货或是讨来的，画布的底色也上得很差，可是用起颜料来却大手大脚，一到同纸币或硬币打交道，他又锱铢必较。他从来不买香烟，却一直在抽烟。他的吝啬是系统性的。此话怎么讲？且看此例：若有人送他一支香烟，他就从自己左边的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十芬尼的铜板，让它透透空气，随即放进他右边的裤兜里去。随着白天钟点的变化，这样“滑动”的铜板或多或少，但总数是不少的。他抽烟抽得很勤快，有一次他心情好的时候向我透露说：“我每天抽的烟大约合两个马克。”

　　兰克斯大约一年前买下的在韦尔斯滕的那块带废墟的地皮，就是用他的远近熟人的香烟买来的，确切地说，是白抽人家的香烟买来的。

　　我同这个兰克斯去诺曼底。我们乘上一列快车。兰克斯本人颇想搭人家的汽车，但我付钱买火车票，请他旅行，他只得让步。从卡昂到卡堡，我们剩公共汽车。一路白杨，树林后面是以树篱为界的草场。棕白两色相间的母牛使这片土地看上去像是一张牛奶巧克力广告画。战争破坏的痕迹还历历在目，若是广告画，就不该画上去了。可是，每个村庄，包括我失去罗丝维塔的小村庄巴文特，都还画着战争破坏的痕迹，不堪入目。

　　从卡堡出发，我们沿海滩步行，朝奥恩河入海口走去。没有下雨。到了勒霍姆，兰克斯说：“我们到家了，小子！给我一支烟！”还在他让铜板从一个口袋搬迁到另一个口袋里去的时候，他那个总是往前探着的狼脑袋已对准了沙丘间无数未受损坏的地堡之一。他伸出两条长臂，左手提着背囊、野外用画架和一打画布框架，右手搀着我，拉我向那水泥走去。一口小箱子和鼓，便是奥斯卡的行李。

　　我们清除了道拉七号地堡里面的流沙和寻找栖身处的情侣们留下的污秽，放上一只板条箱，挂起我们的睡袋，使之变成可居住的空间。我们在大西洋岸边逗留的第三天，兰克斯从海滩上带回来一条大鳕鱼。这是渔民们给他的。他画了他们的船，他们塞给他这条鳕鱼。

　　由于我们还用道拉七号来称呼这座地堡，所以毫不奇怪，奥斯卡在给鱼开膛的时候，他又想起了道罗泰娅姆姆。鱼肝和鱼白涌出，落到他的双手上。我面对太阳刮鱼鳞，兰克斯借此机会彩笔一挥画了一幅水彩画。八月的太阳倒立在地堡的水泥穹顶上。我开始把蒜瓣塞进鱼肚。原来填满鱼肝、鱼白和内脏的地方，我填进了洋葱、乳酪和百里香。我没有扔掉鱼肝和鱼白，而是把这两种美味塞在鱼的咽喉里，再用柠檬堵上。兰克斯在周围窥探。他钻进道拉四号、道拉三号以及更远处的地堡，随手捞东西。他带回来木板条和较大的硬纸板。硬纸板他要用来作画，木板条他用来生火。

　　这样的火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维持整个白天的时间，因为海滩上每隔两步就插有被海水冲来的、轻如羽毛的干木头，投下的阴影随着日光移动。我把兰克斯从一座被遗弃的海滨别墅里拆下的阳台铁栏杆的一部分，架在其间已经烧红的木炭上。我给鱼抹上橄榄油，把鱼架在灼热的、同样抹了油的锈铁上。我把柠檬汁挤到咝咝响的鳕鱼上，让它慢慢地——因为鱼是不能强迫的——变成佳肴。

　　我们用好几只空桶，铺上一张折叠成几层的柏油纸，架成了我们的餐桌。叉和铁皮盘子是我们随身带来的。兰克斯，像一只见到鳗鱼的饿慌了的海鸥，围着正从容不迫地熟透着的鳕鱼团团转。为了引开他，我从地堡里取出我的鼓，放在海沙上，迎风敲起来，不断变奏，诱发出涛声和涨潮的喧嚣：贝布拉前线剧团参观地堡。从卡舒贝来到诺曼底。菲利克斯和基蒂，两位杂技演员，在地堡上用身体缠成结，再解开结，像奥斯卡迎风擂鼓一样，迎风朗诵一首诗，诗的叠句在战争中宣告一个温暖舒适的时期正在到来：“……星期五吃鱼，外加荷包蛋……我们正在接近毕德迈耶尔风尚！”带萨克森口音的基蒂朗诵着。贝布拉，我的智慧的贝布拉和宣传运动上尉点点头；罗丝维塔，我的地中海的拉古娜，提起食物篮，在水泥上，在道拉七号顶上，摆好食物；上士兰克斯也吃白面包，喝巧克力，抽贝布拉上尉的香烟……

　　“好小子，奥斯卡，”画师兰克斯把我从遐想中喊回来。“如果我能够像你敲鼓似的那样画就好了！给我一支烟！”

　　我中断击鼓，给了我的旅伴一支烟，尝了尝鱼，味道不错：鱼眼睛鼓出，软、白、松动。我慢吞吞地把最后一片柠檬的汁挤到半焦半裂的鳕鱼皮上，一处也不遗漏。

　　“我饿了！”兰克斯说。他露出了长长的、蜡黄的尖齿，用双拳捶打方格衬衫下的胸口，活像一只猴子。

　　“要鱼头还是鱼尾？”我让他考虑，一边把鱼挪到一张铺在柏油纸上当桌布用的羊皮纸上。“你建议我要哪一头呢？”兰克斯掐灭香烟，留下烟蒂。

　　“作为朋友，我会说：请用鱼尾。作为厨师，我将推荐你吃鱼头。我的妈妈，是个吃鱼能手，她会说：兰克斯先生，请用鱼尾，保您满意。医生总是建议我父亲……”

　　“我对医生的话不感兴趣。”兰克斯怀疑我的话。

　　“霍拉斯博士总劝我父亲，吃鳕鱼只吃头。”

　　“那我就吃鱼尾吧！我觉察到了，你想把不好吃的塞给我！”兰克斯仍在猜疑。

　　“这样更好。奥斯卡懂得怎样品尝鱼头。”

　　“我看你一心想吃的就是鱼头，好吧，鱼头归我吧！”

　　“你真难弄，兰克斯！”我要结束这场对话。“好吧，鱼头归你，鱼尾归我。”

　　“什么，小子，难道是我作弄了你吗？”

　　奥斯卡承认，他被兰克斯作弄了。我可知道，只有当他把鱼吃进嘴里，同时又肯定我已经被他作弄了的时候，他才会觉得有滋味。我把他叫做诡计多端的老狗，福星高照的家伙，星期日出生的幸运儿①。我们开始吃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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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德国人的迷信说法，认为星期日出生的孩子是幸运儿。

　　他取了鱼头，我拣起剩下的柠檬，把汁挤到尾段剖开的白色鱼肉上，一处也不遗漏。几瓣黄油一般软的大蒜从鱼膛里掉了出来。

　　兰克斯吸着牙齿间的鱼骨，一边盯着我和鱼的尾段。“让我尝尝你的鱼尾。”我点点头。他尝了一口，仍在犹豫，一直到奥斯卡也尝了一口鱼头，安慰他说：他捞到的那份更好。

　　我们吃鱼时喝波尔多红葡萄酒。我觉得美中不足，如果咖啡杯里盛的是白葡萄酒就好了。兰克斯打消我的多虑，回忆说，他在道拉七号当上士的时候，一直喝红葡萄酒，直到进犯开始：“小子，当时我们都喝足了，这儿就干起来了。科瓦尔斯基·谢尔巴赫和矮个子荣伊特霍尔德根本没注意这儿已经干起来了。他们都不在人世了，都躺在卡堡那边同一座公墓里。那边，在阿罗曼彻斯，是英国兵，在我们这个地段，是大批加拿大兵。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把裤子背带挂上，他们就已经到了，说：How are you？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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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英语：你好吗？

　　接着，他叉子朝天，吐出鱼刺说：“我今天在卡堡见到海尔佐格了，那个胡思乱想的家伙。你也认识他，在当年你们来这里参观的时候。他是中尉。”

　　奥斯卡当然记得海尔佐格中尉。兰克斯撇下鱼告诉我说，海尔佐格年年都来卡堡，带着地图和测量仪器，因为地堡使他睡不着觉。他也会到我们这儿，到道拉七号来的，来测量。

　　我们还在吃鱼——鱼慢慢地暴露出它的骨架——海尔佐格中尉来了。他身穿黄卡其齐膝裤，脚登网球鞋，小腿肚圆墩墩的，灰褐色胸毛长到解开的麻布衬衫外面。我们自然稳坐不动。兰克斯作介绍，称我为他的战友和朋友奥斯卡，称海尔佐格为前中尉。

　　退役中尉立即着手调查道拉七号。他先是在水泥外侧，这是经兰克斯允许的。他填写表格，随身还带着一个潜望镜，用它来向野景和上涨的海潮调情。他轻轻地抚摩我们旁边的道拉六号的射击孔，像是对他的妻子献温情。当他准备视察道拉七号，我们的休假小屋内部时，兰克斯禁止他入内：“小子，海尔佐格，您在这儿围着水泥转，真不知道想干什么！当年是现实的，如今早已Passe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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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语，意为“过去”。

　　兰克斯爱讲“passe”这个词儿。我总把世界分成现实的和过去了的。但是，退役中尉认为，什么也没有成为过去，计算题还没有被除尽，日后大家还必须一再在历史面前说明自己是否尽责了。所以，他现在要去视察道拉七号的内部：“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兰克斯？”

　　海尔佐格的影子已经投在了我们的鱼和桌子上。他想从我们头上跨过去进入那个地堡，地堡入口处上方的水泥图案仍旧可以让人看出是上士兰克斯的手艺。

　　海尔佐格没能过得了我们的桌子。兰克斯由下往上用叉子，不，他没有用叉子，而是挥拳击去，把退役中尉海尔佐格打倒在沙丘上。兰克斯连连摇头，为我们的烤鱼宴席被打断深感遗憾。他站起身来，一把揪住中尉胸前的麻布衬衫，把他拖到一边，留下一道工整的轨迹从沙丘上扔下去。我们不再看得见他，但还能听到他的声音。海尔佐格把兰克斯随后扔去的测量工具拣到一起，咒骂着远去。他用咒语召来了所有的历史幽灵，而这些都是兰克斯方才认为已经属于过去的。

　　“当年人家认为他是个胡思乱想的家伙时，他还没有胡涂到这种地步。想当初，假如我们没有醉到那种程度，开火的时候，谁知道那些加拿大兵会落到怎样的下场。”

　　我只好点点头表示同意，因为前一天落潮时，我在贝壳和空螃蟹壳中间拣到一颗说明事实真相的加拿大军服的钮扣。奥斯卡把这颗钮扣保存在他的钱包里，并且感到非常幸运，仿佛他拣到的是一枚稀有的伊特拉斯坎人的钱币。

　　海尔佐格的来访，时间虽短，却唤起了许多回忆：“还记得吗，兰克斯，当年我们前线剧团来参观你们的水泥，在地堡顶上进早餐，像今天似的刮着一阵小小的风，突然来了六七个修女，在隆美尔芦笋中间拣螃蟹。你，兰克斯，根据命令，肃清海滩，你用一挺杀人的机关枪干了这件事。”

　　兰克斯回想着，一边吸着鱼骨。他甚至还记得那些姓名：朔拉斯蒂卡姆姆，阿格奈塔姆姆。他一一列举出来。他给我描绘了那个见习修女，玫瑰色的脸，周围有许多黑色。他描绘得如此真切，竟使我的护士道罗泰娅姆姆常在我心中的画像被遮盖了一半，虽说没有使它完全消失。在他作了这一番描绘之后几分钟，还升起了一幅景象——这已经不再使我感到过于惊讶，所以我也未能把它当成一种奇迹——一个年轻修女，从卡堡方向飘来，飘到沙丘上空，她的玫瑰色以及周围的的许多黑色历历在目。

　　她手执一柄黑色雨伞，就像年老绅士随身携带的那种，挡着太阳。她的眼睛前架一副深绿色赛璐珞墨镜，类似好莱坞制片主任戴的那种防护眼镜。沙丘间有人喊她。看来周围还有许多修女。“阿格奈塔姆姆！”一个声音喊道。又一个声音喊道：“阿格奈塔姆姆，您在哪里？”

　　阿格奈塔姆姆，这个小姑娘在我们那条鳕鱼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的骨架上方回答说：“在这里，朔拉斯蒂卡姆姆。这里一点风也没有！”

　　兰克斯露齿冷笑，得意地点点他的狼脑袋，仿佛这次天主教游行是他约请来的，似乎根本不存在任何会使他感到意外的事情。

　　年轻修女望着我们，站在地堡左侧。玫瑰色的脸，两个圆鼻孔，牙齿微微突出，除此之外无可挑剔。她吐出一声：“哦！”

　　兰克斯上身不动，只把脖子和脑袋转过去：“姆姆，到这儿散步来了？”

　　回答来得也快：“我们每年到海边来一次。我还是头一回见到海洋。海洋真大呀！”

　　谁也不会对此持异议的。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她对海洋的描写是最贴切的描写。

　　兰克斯摆出好客的姿态，从我的那份鱼里挑了一块，递过去：“尝点鱼吗，姆姆？还热着呢。”他的流利的法语使我吃惊。奥斯卡也同样讲起外语来了：“别客气，姆姆。今天是星期五。”

　　尽管我暗示今天吃鱼并不违反她们严格的教规，却未能说服巧妙地藏身于修道服中的少女同我们一起共进午餐。

　　“二位一直住在此地吗？”她的好奇心想要知道。她觉得我们的地堡挺漂亮，但有点滑稽可笑。遗憾的是，院长和另外五名修女撑着黑雨伞，戴着绿墨镜，越过沙丘，进入了画面。阿格奈塔吓得匆匆离去，我从被东风修饰过的语流中听出，她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随后被夹在中间带走了。兰克斯在做梦。他把叉子倒插在嘴里，凝视着在沙丘上方随风飘去的这一群：“这不是修女，是帆船。”

　　“帆船是白的。”我提醒他。

　　“这是些黑帆船。”同兰克斯是很难争辩的。“左外侧的是旗舰。阿格奈塔，是快速科尔维特式轻型巡航舰。有利的扬帆风向，摆开楔形阵势，从艄三角帆到尾帆、前桅、第三桅和主桅，所有的帆都挂上了，朝英格兰方向的地平线驶去。你想象一下：明天清早，英国兵一觉醒来，朝窗外望去，你猜他们看到了什么？两万五千名修女，直到桅顶上都挂满了旗帜。瞧，第一艘船的甲板已来到眼前了……”

　　“一场新的宗教战争！”我帮他说下去。依我看，旗舰应叫“玛丽亚·斯图亚特”号或“德·瓦莱拉”号，叫“堂璜”号自然更妙。一支新的更灵活的“阿尔马达”①来为特拉法尔加②之役雪耻了。战斗口号是：“杀死全部清教徒！”英国人的军营里这一回可没有纳尔逊了。入侵可以开始了：英国再也不是一个海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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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阿尔马达”是1588年菲利普二世派去进攻英格兰的西班牙舰队，又名无敌舰队。

　　②1805年，英国海军将领纳尔逊在此打败西班牙和法国联合舰队。

　　兰克斯觉得这样的谈话政治性太强。“现在她们开走了，那些修女们！”他报告说。

　　“不对，应该说扬帆而去！”我更正说。

　　好吧，不管她们是扬帆而去还是由蒸汽推动而去，反正舰队是朝卡堡方向飘去了。她们手执雨伞，挡住太阳。只有一个人，落在后面，走几步，弯下腰，直起来，又倒下了。舰队的其余船只，为了留在画面上，它们缓慢地逆风游弋，朝原先的海滨饭店这一焚毁的布景驶去。

　　“那艘船也许没能把错起上来，也许桨被打坏了。”兰克斯继续操着水手的语言。“那不是快速科尔维特式船吗？不是阿格奈塔吗？”

　　不管这是科尔维特式船还是三桅快速舰，反正这是见习修女阿格奈塔。她向我们走近，拣起贝壳又扔掉。

　　“您在拣什么呢，姆姆？”她在拣什么，兰克斯其实看得清清楚楚。

　　“贝壳！”她说这个字眼时发音特别，说着又蹲下来。

　　“您拣这个行吗？这可是人间的财物啊。”

　　我支持见习修女阿格奈塔：“你胡涂了，兰克斯，贝壳从来不是什么人间财物。”

　　“那也是海滨财物，总而言之是财物，修女不得占有。修女应当贫困、贫困再贫困！我说得不对吗，姆姆？”

　　阿格奈塔姆姆露出突出的牙齿微笑：“我只拣很少几个贝壳。是替幼儿园拣的。孩子们真喜欢玩贝壳，他们还没有到海边来过呢。”

　　阿格奈塔站在地堡入口处，把修女的目光投入地堡内部。

　　“您喜欢我们的小房子吗？”我巴结她。兰克斯更加直截了当：“参观一下这幢别墅吧！看一看是不用花钱的，姆姆。”

　　在耐穿的裙子下面，她的系带尖头鞋在蹭地，甚至踢起一些沙子，被风卷走，撒到我们的鱼上。有点没把握，浅褐色的眼睛审视着我们和我们中间的桌子。“这肯定不行。”她想要引我们讲出不同意她这种说法的话来。

　　“别这么说，姆姆！”画师替她清除一切障碍，站起身来。“从地堡里往外看，景色可好啦！站在射击孔后面看去，整个海滩可以一览无余。”

　　她还在犹豫，鞋子里肯定灌满了沙子。兰克斯把手伸向地堡入口。他的水泥图案投下了黑影。“里面也很干净！”画师的这个动作可能是邀请修女进地堡吧。“只待一会儿！”他明确地说。她身子一闪，进入地堡。兰克斯两手在裤子上擦了擦，这是画师的典型动作。他自己进去之前，威胁说：“你可不准动我的鱼！”

　　鱼？！奥斯卡已经吃够了。他从桌旁撤离，听任带沙的风和海潮这个千古力士的夸张的喧嚣声的摆布。我用脚把我的鼓移过来，开始击鼓，在这水泥原野、地堡世界和名叫隆美尔芦笋的蔬菜里寻找一条出路。

　　我先借助爱情来试试，但没有多少结果。我一度也爱过一位姆姆。说是修女，倒不如说是护士。她住在蔡德勒寓所里一扇乳白玻璃门后面。她很美，可我从未见过她。我们之间隔着一条椰子纤维地毯。蔡德勒寓所的走廊也太黑。所以，我更明显地感觉到的是椰子纤维而不是道罗泰娅姆姆的身体。

　　这个主题很快倒毙在椰子纤维地毯上。我尝试着把我早年对玛丽亚的爱分解为节奏，让像水泥一样迅速生长的攀缘植物生长出来。又是道罗泰娅姆姆，她挡住了我对玛丽亚的爱的去路。从海上吹来石炭酸味，身穿护士服的海鸥在招手，红十字颈饰般的太阳照射着我。

　　奥斯卡真高兴，他的鼓声被人打断了。院长朔拉斯蒂卡带着她的五名修女又回来了，满面倦容，斜举着雨伞，绝望地问：“您见到过一个年轻修女吗？我们的年轻见习修女？这孩子那么年轻。这孩子头一回见到海洋。她一定迷路了。您在哪儿，阿格奈塔姆姆？”

　　我还能做些什么呢？只好目送这只被背后吹来的风刮走的舰队朝奥恩河入海口、阿罗芒什和温斯顿港方向而去。当年，英国人就在那里把人工港硬加给了大海①。假如她们全都来，我们的地堡可容纳不下。我也曾闪过一个念头，让画师兰克斯接待她们的来访，但紧接着，友谊、厌烦和邪念同时吩咐我把大拇指朝奥恩河入海口指去。修女们听从了我的大拇指，在沙丘上渐渐地变成了飘忽而去的六个越来越小的黑洞眼，那伤心的“阿格奈塔姆姆，阿格奈塔姆姆！”的喊声，也使她们越来越神速如风，最后化为沙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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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采用的由舰船组成的人工港。

　　兰克斯先走出地堡。典型的画师的动作：他的两只手贴在裤子上擦了擦，懒洋洋地来到太阳底下，向我讨了一支烟，把烟塞进衬衫口袋里，向冷了的鱼扑过去。“这种事情使人饥饿。”他暗示地解释说，抢走了归我的鱼尾。

　　“她现在肯定很不幸。”我埋怨兰克斯，对用了“不幸”这个字眼颇感得意。

　　“为什么？她没有理由感到不幸。”

　　兰克斯无法想象，他同别人打交道的方式会使人不幸。

　　“她现在在干什么？”我问道，可我原来想问些别的事情的。

　　“她在缝补。”兰克斯用叉子比划着。“她的修女服撕破了一点，正在缝补。”

　　缝补女郎走出地堡。她随即撑开雨伞，顺口哼着什么，然而我相信自己听出她有些紧张：“从您的地堡往外看，那野景真美啊！整个海滩尽收眼底，还有大海。”

　　她在我们的鱼的废墟前面站住不走了。

　　“我可以吗？”

　　我们两个同时点点头。

　　“海风使人饥饿。”我给她帮腔。她点点头，用那双使人联想起修道院里的笨重劳动的又红又裂口的手抓我们的鱼，送进嘴里，严肃而紧张地吃着，思索着，仿佛她咀嚼的除了鱼之外，还有她在吃鱼前所得到的享受。

　　我瞧着修女帽下的她。她把记者用的绿色墨镜忘在地堡里了。一般大的小汗珠排列在她的白色上浆帽檐下光滑的前额上，倒颇有圣母前额的丰采。兰克斯又想向我要烟，可是方才他要去的那一支还没有抽呢。我把整包烟扔给了他。他把三支插在衬衫口袋里，第四支叼在唇间。这时，阿格奈塔姆姆转过身去，扔掉雨伞，跑——这时我才看到她赤着脚——上沙丘，消失在海涛的方向上。

　　“让她跑吧！”兰克斯像是在预言，“她也许回来，也许不回来。”

　　我只安稳地待了片刻，盯着画师的香烟，随后登上地堡，远眺海潮以及被吞没了大半的海滩。

　　“怎么样？”兰克斯想从我这儿知道点什么。

　　“她脱掉了衣服。”除此之外，他从我这儿再也打听不到什么了。

　　“她可能想去游泳，清凉一下。”

　　我认为涨潮时游泳是危险的，而且刚吃完东西。海水已经没及她的膝盖，她渐渐被淹没，只剩下滚圆的后背。八月底的海水肯定不太暖，看来她并没有被吓住。她游起来了，灵巧地游着，练习着各种姿势，潜水破浪而去。

　　“让她游吧！你给我从地堡上下来！”我回头看去，只见兰克斯伸开四肢在抽烟。太阳下，鳕鱼的骨架泛着白光，独霸餐桌。

　　我从水泥上跳下来时，兰克斯睁开画师的眼睛，说：“这真是幅绝妙的画：下潜的修女。或者：涨潮时的修女。”

　　“你这个残忍的家伙！”我嚷道，“她要是淹死了呢？”

　　兰克斯闭上眼睛：“那么，这幅画就取名为：淹死的修女。”

　　“假如她回来了，倒在你的脚下呢？”

　　画师睁开眼睛谈了他的看法：“那么，就可以把她和这幅画叫做：倒下的修女。”

　　他只懂得非此即被，不是头即是尾，不是淹死即是倒毙。他夺走我的香烟，他把中尉扔下沙丘，他吃我的那份鱼，让一个本来是被奉献给天国的女孩去看地堡内部，当她还在向公海游去的时候，他用粗糙的、块茎状的脚在空中作画，随即标好尺寸，加上标题：下潜的修女。涨潮时的修女。淹死的修女。倒下的修女。两万五千个修女。横幅画：修女在特拉法尔加。条幅画：修女战胜纳尔逊爵士。逆风时的修女。顺风时的修女。修女逆风游七。抹上黑色，许多黑色，溶化的白色和冷蓝色：进犯，或者：神秘，野蛮，无聊——战时他的水泥上的旧标题。我们回到莱茵兰后，画师兰克斯才把所有这些画真正画下来，有横幅的，有条幅的。他完成了全部修女组画，找到了一个强烈渴望得到修女画的艺术商。此人展出了四十三幅修女画，卖了十七幅，买主有收藏家、企业家、艺术博物馆以及一个美国人，使得评论家们把他这个兰克斯同毕加索相比较。兰克斯用他的成就说服了我，奥斯卡，把那个音乐会经纪人丢施博士的名片找出来，因为不仅兰克斯的艺术，我的艺术也在叫喊着要吃面包：是时候了，该把三岁鼓手奥斯卡在战前和战争时期的经验，通过铁皮鼓变成战后时期丁当响的纯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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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蔡德勒说，“二位看来是不想再工作了。”他挺恼火，因为克勒普和奥斯卡不是待在克勒普的房间里，便是待在奥斯卡的房间里，无所事事。安葬施穆那天，丢施博士在城南公墓预支给我的那笔钱的余款，我替我们两个交了十月份的房租，但是，十一月从经济方面着眼，大有变成灰暗的十一月的危险。

　　不过，确有许多地方来请我们。我们可以在这家或那家舞厅以及夜总会里演奏爵士音乐。可是，奥斯卡不愿再演奏爵士乐。克勒普和我，我们在争吵。他说，我处理铁皮鼓的新方式同爵士乐不是一回事。我不予反驳。他因此说我是爵士音乐思想的叛徒。

　　十一月初，克勒普找到了一名新的打击乐手，“独角兽”的博比，一个能干人，并同这位打击乐手一起在旧城应聘。这样一来，我们两个又能像朋友似的交谈了，虽说此时克勒普已开始与其说在思想上还不如说是在言谈上与德国共产党一致了。

　　现在向我敞开的，只有丢施博士的音乐会经纪处的那扇小门了。我不可能也不愿意回到玛丽亚那里去，尤其因为她的追求者施丹策尔打算离婚，并在离婚之后把我的玛丽亚变成玛丽亚·施丹策尔。有时我到比特路科涅夫那里去刻碑文，也去艺术学院，让那些勤奋的艺术学徒们把我抹成黑色或者抽象化，还经常毫无目的地去拜访缪斯乌拉。我们去大西洋壁垒旅行后不久，她同兰克斯解除了婚约，因为兰克斯只想画珍贵的修女画，不想再揍缪斯乌拉了。

　　丢施博士的名片放在洗澡盆旁边的桌上，静悄悄却又咄咄逼人。一天，我把名片撕碎，扔掉，不想再同丢施博士有任何瓜葛。可我吃惊地断定，我已经能够像背诗似的背出音乐会经纪处的电话号码和详细地址。有三天之久，由于念念不忘这电话号码而不能入睡，因此，到了第四天，我便走进一个电话亭，拨了号码，听到了丢施的声音，他那口气仿佛每时每刻都在等候我的电话。他请我当天下午就去经纪处，他要把我介绍给他的老板：老板正恭候着马策拉特先生。

　　“西方”音乐会经纪处在一幢新建的办公大楼的九楼。我上电梯前，暗自问道，经纪处这个名义背后会不会隐藏着什么讨厌的有政治内容的勾当。有了一个“西方”音乐会经纪处，在某一幢类似的办公大楼里肯定也会有一个“东方”经纪处。选用这个名字倒也不笨，因为我马上选择了“西方”经纪处。我到了九楼下电梯时，我确实感觉到自己踏上了通向右边经纪处的路。壁毯，许多黄铜，间按照明，全部隔音，门挨着门互不干扰，长腿女秘书，匆匆忙忙，带着她们的上司的香烟气味从我身边走过，我险些从“西方”经纪处办公室门口回头逃跑。

　　丢施博士张开双臂迎接我。奥斯卡高兴的是，他没有拥抱我。我进去时，一位穿绿毛衣的姑娘的打字机突然沉默无语，随后又把由于我的光临而被耽误的工作补上。丢施到老板那里去报告我已经到了。奥斯卡在一张英国软垫圈手椅的左前侧六分之一的地盘上就坐。接着，双扇门洞开，打字机屏住呼吸，一股吸力把我从软垫上吸起。门在我身后关上，一条地毯流经一个明亮的大厅，地毯携我流向前去，直到一件钢管家具告诉我：现在奥斯卡站在了老板的写字台前面。猜一猜，他体重多少公斤？我抬起我的蓝眼睛，在空荡荡的橡木桌面后方寻找老板，并且在一把像牙医用的椅子那样可以升高和转动的轮椅里找到了我的朋友和师傅贝布拉。他瘫痪了，仅仅眼睛和手指尖才表明他还活着。没错，他还有声音！贝布拉的声音说：“就这样重新见面了，马策拉特先生。几年前，当您宁愿要当个三岁孩子来对付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不会彼此失散的？！只有一点，我深感惋惜地指出，您的身材起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一点也没有好处。想当年，您刚够九十四公分吧？”

　　我点点头，快要哭出来了。我的师傅的轮椅由电动机带动，均匀地嗡嗡作响。轮椅后面的墙上，悬挂着唯一一幅画，巴罗克画框，真人一般大的半身像，那是我的罗丝维塔，伟大的拉古娜。贝布拉没有随着我的目光看去，但为了知道我的目光投向哪个目标，他的嘴几乎一动也不动地说：“啊，善良的罗丝维塔！她是否喜欢这位新奥斯卡呢？当然不会。迷住她的是另一个奥斯卡，三岁的奥斯卡，面颊丰满红润，相当惹人喜爱。她崇拜他，她向我宣告这一点，而不是承认了这一点。可是，有一天，他不愿替她去取咖啡，于是她自己去取，结果就此丧命。就我所知，这不是那个面颊丰满红润的奥斯卡所干的唯一的谋杀案。他还敲鼓把他可怜的妈妈送进了坟墓，事情不是这样的吗？”

　　我点点头，感谢上帝，终于能哭了，我让眼睛对着罗丝维塔。这时，贝布拉已经准备好进行下一次打击了：“三岁的奥斯卡爱称之为他的假想父亲的邮局职员扬·布朗斯基，他的情形又怎样呢？奥斯卡把他交给了刽子手。他们把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您既然敢改头换面出现，那么，您也许可以告诉我，三岁铁皮鼓手的第二个假想父亲、殖民地商品店老板马策拉特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也供认这是谋杀，是我为了摆脱马策拉特而干的，叙述了我如何造成了他窒息而死，不再拿俄国兵的机枪来给自己做掩护，而是说：“是我，贝布拉师傅。这是我干的，那也是我干的，这次死亡是我造成的，那次死亡我也不是无罪。宽恕我吧！”

　　贝布拉笑了。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发出笑声来的。他的轮椅震颤，在构成他的脸的数以万计的小皱纹上方他的侏儒的白发间，风在扇动。

　　我再次苦苦哀求他宽恕我，给我的声音带上一种甜蜜的腔调，我知道这腔调会起作用的。我用双手捂住脸，我心里有底，这双手很美，同样会产生效果：“宽恕我吧，贝布拉师傅！宽恕吧！”

　　他扮作我的审判官，演得还真出色，他的双膝和双手之间有一块象牙色按钮板。他按了上面的一个小钮。

　　我背后的地毯带来了穿绿毛衣的姑娘。她拿着一个夹子，把它摊平在橡木桌面上。桌面安在钢管架上，高度大约及于我的锁骨，使我看不清楚毛衣女郎摊开的究竟是什么。她递给我一支钢笔：签个字才能买来贝布拉的宽恕。

　　然而，我不敢向轮椅的方向提问。在涂指甲油的手指指点处，盲目地签上我的大名，这真叫我为难。

　　“这是一份工作合同。”贝布拉发话了。“需要签上您的全名。请您签上奥斯卡·马策拉特。这样一来，我们也就知道我们是同谁在打交道了。”

　　我刚签完字，电动机的嗡嗡声增强了五倍，我让目光离开钢笔，正好还能看到，疾驶的轮椅在行进中如何缩小，如何折叠到一起，又如何滚过镶木地板，穿过一扇旁门，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人会以为，那份合同是一式两份，我得签两次字才买回我的灵魂或者让奥斯卡承担义务去干可怕的罪恶勾当。满不是那么回事！当我回到会客室，在丢施博士的帮助下研读合同时，我毫不费力地很快就明白了：奥斯卡的任务在于单独一人携带他的铁皮鼓在观众前露面，而我必须像三岁奥斯卡当年那样敲鼓，或者像后来在施穆的洋葱地窖里那一回似的敲鼓。音乐会经纪处负责筹备我的旅行演出，在我以“鼓手奥斯卡”的名义携带铁皮鼓登场之前，先要做一番广告宣传。

　　在做广告宣传的时期里，“西方”音乐会经纪处第二次预支给我一大笔钱，我就靠它过日子。我有时走访那幢办公大楼，接见记者，让人给我照相。有一次，我在这幢方盒状大楼里迷了路，这里到处外观一样，气味一样，摸上去就像极下流的玩意儿，外面套上一个可以无限延展、隔绝一切的避孕套似的。丢施博士和毛衣女郎对我彬彬有礼，只是我再也没有见过贝布拉师傅露面。

　　在首次旅行演出之前，我本来就可以租一套比较像样的公寓。可是，由于克勒普的缘故，我仍旧留在蔡德勒家。克勒普埋怨我同经理们往来，我设法跟这位朋友和解，但在具体问题上不让步，也不再同他一起去旧城，不再喝啤酒，不再吃新鲜血肠加洋葱。为准备火车旅行，我到火车站高级餐厅去用餐。

　　奥斯卡找不到篇幅详细描述他的种种成就。出发旅行演出前一周，第一批广告宣传画出现了，为我取得成功鸣锣开道，宣告一位魔法师、祈祷治疗师、一位救世主即将登场，如此宣传，手段卑劣，然而效果非凡。我先走访鲁尔区诸城市。我登场的大厅，都能容纳一千五百到两千人。我蹲在舞台上一道黑天鹅绒幕布前，独自一人。一盏聚光灯照射着我。我身穿一件吸烟服①。虽说我也敲鼓，然而没有一个年轻爵士迷成为我的追随者。四十五岁以上的成年人来听我演奏，给我捧场。讲得精确一点，我的听众的四分之一是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的人。他们构成我的追随者中较年轻的一个层次。五十五岁到六十岁的人组成另一个四分之一。六十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太占我的听众的一半，他们最有欣赏能力。我跟这些高龄听众攀谈，他们都回答我。我让三岁孩子的鼓讲话时，他们也不沉默无语。每当我在鼓上奏出神奇的拉斯普庭的神奇的生活片断时，他们兴高采烈，但不是用老人的语言，而是像三岁小孩那样口齿不清，咿咿呀呀地乱叫：“拉舒，拉舒，拉舒！”演奏拉斯普庭，对于大多数听众的要求实在太高了，所以，演奏另外一些主题时所取得的成功就更了不起，譬如：头几个乳齿——糟糕的百日咳——长统羊毛袜刺痒——梦见大火就尿床。这些主题，老小孩儿们都喜欢。他们全都身入其境。乳齿钻出来时，他们疼痛。我让百日咳发作时，两千位上了年岁的听众咳个死去活来。我给他们穿上长统羊毛袜时，他们赶忙挠痒。有些老年女士们和先生们尿湿了内裤和椅垫，因为我让这些老孩子梦见了一场大火。我记不清究竟是在乌用塔尔还是在波鸿，噢，不对，是在雷克林豪森，我为老年矿工演奏，工会支持这场演出。我心想，这些老年矿工一辈子同黑色煤块打交道，总能经受得住一次小小的黑色惊吓吧。于是奥斯卡敲出了《黑厨娘》，没料到一千五百名矿工，经历过矿井瓦斯、水淹坑道、罢工失业，一听黑厨娘，都大惊失色，乱喊乱嚷，礼堂里厚窗帘后面许多块玻璃成了牺牲品。这正是我要提及这段插曲的原因。就这样，我又间接地恢复了我的毁玻璃嗓子。不过，我很少使用它，因为我不想毁了我的生意经。我的旅行演出就是做生意。我回到杜塞尔多夫，跟丢施博士一算账，证明我的铁皮鼓简直就是个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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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在家吸烟时套在衣服外面的茄克衫。

　　我已经放弃了同贝布拉师傅再见一面的希望，也不再问起他，丢施博士却通知我，贝布拉正等着要见我。

　　我第二次拜访贝布拉师傅的情形跟第一次不同。奥斯卡不必再站在钢管桌子前面，他在师傅的轮椅对面找到了一把按他的身材设计的电动可转轮椅。我们久久坐着，沉默无语，听着有关奥斯卡的鼓艺的消息和报道。这些都是丢施博士录在磁带上，现在放给我们听的。贝布拉看来颇感满意。听了新闻界的胡说八道，我反而觉得难堪。他们在搞对我的个人崇拜，宣称我和我的鼓有治疗效果，说我的鼓可以消除记忆力衰退。“奥斯卡主义”这个字眼也冒出来了，据说不久就变成了流行字眼。

　　听罢录音，毛衣女郎端茶给我。她又把两片药放到贝布拉的舌头上。我们闲聊。他不再数我的罪状。这情景就像多年前我们坐在四季咖啡馆里那样，只缺那位夫人，我们的罗丝维塔。我发现，在我噜噜苏苏地讲述奥斯卡的往事时，贝布拉师傅睡着了。于是我先玩了一刻钟我的电动轮椅，让它嗡嗡叫，在镶木地板上呼啸，让它左右旋转，让它上升、收缩。我真舍不得离开这件万能家具，它简直像一种给人提供无穷尽机会的无害的恶习。

　　我的第二次旅行演出恰逢基督降临节。我也制定了相应的节目，天主教和新教的报纸同声为我唱赞歌。说我成功地把那些被熬煎成坚硬如石的年迈罪人①变成了幼儿，使他们用单薄但感人的声音唱起了基督降临节圣歌。两千五百人齐声唱起“耶稣，我为你而生，耶稣，我为你而死”。这些人，年纪这么大，原先谁都不相信他们竟会具备儿童的信仰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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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基督教会用语，指必死的凡人。

　　第三次旅行演出又遇上狂欢节，我的节目同样有的放矢。我的几场演出，使任何一个颤巍巍的老奶奶和老爷爷都变成了幼稚可笑的强盗婆和砰砰放枪的强盗王，任何所谓的儿童狂欢节都从来没有这样欢天喜地，无拘无束。

　　狂欢节过后，我同唱片公司签了几份合同。我在隔音工作室里录音，起先困难重重，因为那种气氛扼杀任何创造力。后来，我让他们在工作室墙上挂起养老院或公园长凳上那些老天真的巨幅照片，而我也就能像在热气腾腾的礼堂里演出时那样富有效果地敲鼓了。

　　唱片像热乎乎的小圆面包那样畅销。奥斯卡发财了。我因此就放弃了蔡德勒寓所原先是洗澡间的我那个可怜巴巴的住房了吗？我没有放弃。为什么呢？为了我的朋友克勒普的缘故，也为了乳白玻璃门背后道罗泰娅姆姆曾经呼吸过而如今则空着的小间，我没有放弃我的房间。这么多的钱奥斯卡派什么用场呢？他向玛丽亚，他的玛丽亚，提出了一个建议。

　　我对玛丽亚说：如果你把解雇证书发给施丹策尔①，不仅不嫁给他，而且干脆把他赶走，我就给你在最佳营业地段买下一爿现代设备的美食店，亲爱的玛丽亚，因为你毕竟生下来就是为了做生意的，而不是为了某个叫施丹策尔先生的野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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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即撵走之意。

　　我没有看错玛丽亚。她同施丹策尔一刀两断，用我的资金在弗里德里希街盖起了一家第一流的美食店。昨天，玛丽亚兴高采烈但毫无感激之意地告诉我，三年前建的那爿店于一个星期之前已在上卡塞尔开设了一处分店。我又一次旅行演出回来。是第七次还是第八次呢？反正是在最炎热的七月间。在火车站，我招手叫来一辆出租汽车，直奔办公大楼。同在火车站一样，大楼前面也等着一群讨厌的要我签名的人。有退休老人，也有老祖母，她们回家去照顾孙儿孙女不更好吗？我立即让人向老板通报，也见到了洞开的双扇门和通往钢管家具的地毯。可是，桌子后面坐着的不是贝布拉师傅，等候我的不是轮椅，而是丢施博士的微笑。

　　贝布拉死了。世界上没有贝布拉师傅已经有几个星期了。遵照贝布拉的愿望，他们没有告诉我，他已经病危。他不让任何事情打断我的旅行演出，即使是他的噩耗。紧接着遗嘱启封，我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和罗丝维塔的半身画像，却遭受了可观的经济损失，因为我原先要去南德和瑞士作两次旅行演出，已经签了合同，这时突然毁约，人家要求赔偿。

　　除了这几千马克的损失外，贝布拉之死给我沉重的打击，使我较长时间内恢复不过来。我锁起我的铁皮鼓，几乎足不出户。加之，我的朋友克勒普恰好在那几周内结婚，一个抽烟的红发女郎成了他的妻子，因为他曾经把自己的一张相片送给了她。他没有邀请我去参加婚礼。婚礼前不久，他退掉了他的房子，搬到施托库姆去了。奥斯卡留下成了蔡德勒的唯一房客。

　　我同刺猬的关系稍有变化。自从几乎每家报纸都把我的姓名印在大字标题中以来，他怀着敬意对待我。他把道罗泰娅姆姆住过的小间钥匙也给了我，相应地得到了一小笔钱。后来，我租下了这个小间，不让他租给别人。

　　我的悲哀于是也就有了它的行程。我打开两扇房门，从我的房间里的浴缸出发，踏过走廊里的椰子纤维地毯，走进道罗泰娅的小间，呆望着空衣柜，让五斗橱上的镜子嘲弄我，在笨重的没有被褥的床前陷入绝境，又救出自己来到走廊里，为逃避椰子纤维而躲进我的房间，在那里仍旧不得安宁。

　　有一个东普鲁士人，失去了他在马祖里的一份产业，但他善于做买卖，在于利希街附近开了一爿店，起了个简单而贴切的名字——“租狗店”，可能是他考虑到了孤独的人的需要吧。

　　我去那里租了卢克斯，一条黑色罗特魏尔牧羊犬，健壮，太肥了一点，亮油油的。我同它一起去散步。这样一来，我就不必再在蔡德勒寓所里我的浴缸和道罗泰娅姆姆的空衣柜之间来回奔波了。

　　卢克斯经常带我去莱茵河边。在那里，它对着船舶吠叫。卢克斯经常带我去拉特，去伯爵山森林。在那里，它对着情侣吠叫。一九五一年七月底，卢克斯领我去格雷斯海姆，杜塞尔多夫的郊区之一，靠着几家工厂，包括一座较大的玻璃厂，但并没有完全改变这个地方原本的农村风貌。刚过格雷斯海姆就有许多小菜果园，小菜果园之间、旁边或后面便是牧场，谷浪起伏，我想，那是黑麦田。

　　卢克斯领我去格雷斯海姆，又走出格雷斯海姆来到小菜果园和田地之间的那一天，是炎热的一天。这个我讲过了没有呢？郊区最后一排房屋留在我们身后的时候，我才替卢克斯解掉了皮带。它仍旧走在我的身边，它是条忠实的狗，特别忠实的狗。作为一家租狗店的狗，它必须易主而从，对众多的主人都得忠实。

　　换句话说，罗特魏尔牧羊犬卢克斯服从我，跟猎獾犬大不相同。我觉得一条狗这样顺从是夸张的，我宁愿看到它蹦蹦跳跳，踢它，让它跳。但它到处乱跑时仍心怀内疚，一再掉转它的光滑的黑脖子，绝对忠实的狗眼睛始终望着我。

　　“走开，卢克斯！”我要求它，“走开！”

　　卢克斯每次都服从，可是走开的时间都很短。所以，我满意地注意到，它这一回走开的时间比较长，隐没在庄稼地里了。这里长的是黑麦，随风起伏。我在说些什么呀！一点风也没有，雷雨前的闷热。

　　卢克斯追小兔子去了，我想。它或许也需要独自待着，当一条狗，正如奥斯卡也想摆脱狗，当一段时间的人。

　　我没去注意周围的环境。小菜果园、格雷斯海姆以及这个郊区后面水汽笼罩的低平城市都引不起我的注意。我坐到一个生锈的空缆盘上，可是我得把它叫作缆盘鼓，因为奥斯卡刚坐下来，就开始用手节骨敲这面生锈的缆盘鼓了。天热。我的衣服压在身上，不是适宜夏天穿的那种薄衣服。卢克斯走开了，没回来。缆盘鼓肯定不能代替我的铁皮鼓，但我毕竟渐渐地滑回到往事中去。当回忆不愿继续下去的时候，当前几年医院环境的图像一再重现的时候，我抓到了两根干瘪的小圆棍儿，暗自说：等等，奥斯卡。现在我们要看看，你是谁，你从何而来。它们已经点亮了我出生时的两只六十瓦电灯泡。飞蛾在灯泡之间扑腾，远处，一道闪电照亮了笨重的家具。我听到马策拉特在说话，紧接着说话的是我的妈妈。他答应给我店铺，妈妈答应给我玩具，到三岁时，我将得到一面铁皮鼓。奥斯卡想法子尽快度过这三个年头。我吃，喝，排泄，增加休息，让他们给我称体重，用褪褓包裹，洗澡，梳刷，扑粉，种牛痘，让他们观赏，叫我的名字。我按他们的心愿微笑，按他们的要求欢叫，到时候就睡觉，准时醒来，在睡眠中我扮起那种面孔，大人们都称之为天使的脸。我多次腹泻，经常感冒。我取来百日咳，让它在我身边留了一段日子，在我明白了它的复杂节奏、永远留在我的手腕里之后，我才让它离开。如我们所知，《百日咳》这首小曲属于我的保留节目。当奥斯卡向两千听众敲响百日咳时，两千名男女老天真一齐咳嗽。

　　卢克斯在我跟前哀号，用身体蹭我的膝盖。唉，我在孤独时从租狗店借来的这条狗呀！他四条腿站着，摇着尾巴。真是一条狗，有狗的目光，流口涎的嘴里叼着什么东西：一根棍儿，一块石头，反正是狗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我的意义如此重大的童年慢慢地溜走了。最初的乳齿引起的颚间的疼痛渐渐消失。我困倦地往后仰去：一个长大了的、细心地穿得太暖了些的驼背，戴着手表，皮夹里有身份证和一把钞票。我已经把一支香烟塞到了唇间，用火柴点燃，让烟草味来顶替我嘴巴里那种单一的童年的口味。

　　卢克斯呢？卢克斯还在用身子蹭我。我把它推开，用烟喷它。它不爱闻烟味，但它仍旧不走，还在用身子蹭我。它用目光舔我。我在附近的电线杆之间的电话线上寻找燕子，想用燕子作为对付这条烦人的狗的工具。但是没有燕子，卢克斯又赶不走。它的嘴伸到我的两腿中间来，正巧撞到那个地方，仿佛是那个出租狗的东普鲁士人事先训练好的。

　　我用鞋跟踢它两下。它退后，四条腿站着，在颤抖，叼着小棍儿或石头的嘴目标明确地对准我。它叼着的好像不是小棍儿或石头，而是我的钱包，可我感觉出钱包仍在我的上装口袋里。或许是我的手表，但手表在我的手腕上滴滴答答地走着。

　　它叼着的究竟是什么呢？有那么重要、那么值得给人看的东西吗？

　　我已经把手伸到了它的冒热气的牙齿中间，接着又把那件东西捏在手里。我已经认清了我捏着的东西，却装着在寻找一个词汇，来给卢克斯在黑麦田里找到并带给我的那件东西起个名称。

　　人体有那么一些部分，当它们同人体分开，远离了中心时，反倒让人可以更容易、更确切地观察。这是一个手指。一个女人的手指。一个无名指。一个女人的无名指。一个美观地戴着戒指的女人的手指。这个手指是在掌骨和第一指节之间，在戒指下方大约两厘米处被砍断的。截面干净，清晰可辨，还留有手指伸展肌的腱。

　　这是一个美的、可活动的手指。戒指的宝石由六个金爪固定，我马上确切地说出了它的名称——海蓝宝石，后来也证明无误。戒指本身有一处很薄，系戴久磨损，已经到了快断裂的地步。我由此推断，这是一件继承下来的遗物。指甲下有脏物，确切地说是泥土，看来这手指曾经抓过或抠过泥土，但从指甲盖和指甲修剪的切口看，给人以爱整洁的印象。我从冒热气的狗嘴里拿到这个手指时，它给我的感觉是冰凉的，从它所特有的白里泛黄的颜色看，也证明它是冰凉的。几个月来，奥斯卡在他的左前胸小袋里总插着一块露出三角的绅士小手绢。他取出这块丝手绢，摊开，把无名指放在上面，于是看到，手指里侧直到第三指节有许多纹路，让人推断出，这个手指是勤劳的、有上进心的、意志坚定的。

　　我用手绢包好手指，从电缆盘上站起身来，拍拍卢克斯的狗脖子，右手捏着手绢和手绢里的手指，正要动身回格雷斯海姆去，回家去，心里已经有了这样或那样处理这件拾来之物的打算，而且也走到了就近一个小菜果园的篱笆前。这时，维特拉叫住了我，他方才躺在一棵苹果树的树杈上，观察着我以及那条叼来东西的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