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屈辱

　　葛红兵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批评呢？是洋腔批评、官腔批评、金钱批评、炒作批评等等功利主义批评？是唯唯诺诺、谨小慎微、老生常谈、含糊其辞的好人主义批评？还是直言不讳、无所顾忌、敞开心扉的批评？尼采似的狂想，巴赫金似的睿智，本雅明似的悟性，福科似的偏执……我渴望看到这样的文字，它深深地刺痛了我，像锋利的斧锯，它深深地感染了我，像艺术作品本身一样神采飞扬，它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主见，它无法克服自己的感动，它冲动地一遍又一遍地向世人推荐它认定的好作品，诅咒那些它所认定的坏的，让人邪恶的作品……批评应当是什么样的呢？批评应当源于对语言（文学）、色彩（绘画）、造型（雕塑）等艺术媒介的天生的敏感，源于对这个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热爱，源于内心深处的理想和这个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永恒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它深深地扎根在批评家本人的生活体验以及他对艺术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活内涵的感悟之上。

　　但是，这样的批评文字我们真是太少见到了。我们读了太多的梦游型批评、评委式批评、牧师型批评、哨兵型批评，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已经败坏了我们的味觉呢？想一想，当我们读到真正的真知灼见的时候，我们常常却是没有感觉的，甚至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由此我们回答上述问题就不太难。

　　从汉语词源学上讲，“批”是“用手掌打”的意思，《左传·庄公十二年》中有：“（宋万）遇仇牧于门，批而杀之”之句。从汉语词源学角度讲，“评”则是“评议”、“评定”的意思，“评”作为一种文体的名称始见于《三国志》，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辩·评》中讲“古者史官各有论著，……司马迁《史记》称’太史公曰’。而班固《西汉书》则谓之’赞’，而范晔《东汉书》又谓之’论’，其实皆评也。而评之名则始见于《三国志》。”由此，我们说，批评作为一种文体，在汉语语境中天生地包含着“出击”、“劈杀”的动机，它应当像斧锯一样砍削在读者的身体上，让人感到头皮发麻，四肢痛楚。然而，我们现在的批评呢？大学读书的时候，老师和我们讲周立波的《财主底儿女们》，《财主底儿女们》的思想特点一、二、三，艺术特点一、二、三，临了还要我们讨论，要我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我们听了非常感动，纷纷到图书馆找了《财主底儿女们》来看，准备感动一回。那时，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是，我捧着《财主底儿女们》看了50来页就看不下去了，好不容易支撑着将小说看完，仿佛经历了一场劫难，小说里大段大段的议论，脱离了小说的情节发展，并不像老师所分析的那样加强了什么小说的主观战斗性，而是让人感到厌烦，小说中的人物缺乏个性魅力，大多数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化”了，作者描写人物心理的时候主观性太强，到了不顾人物的真实性的地步，人物心理显得没有个性，雷同倒是不少。读《财主底儿女们》期待的那种“暴风骤雨”式的感动，并没有出现。于是我偷偷地问一个课堂上特别积极的同学：“你说这部小说如何地感到了你，我为什么就感动不起来呢？”他侧身在我的耳边，悄声说道：“这是文学史上有了定论的经典作品，我们的老师也说好得不得了，如果我说不好，那不等于说我没有欣赏力？我得说好，这才显得我水准高吗。其实，我也是硬着头皮才看完了这部小说的。读完了也是云山雾罩，不知所以。”

　　以前，我以为我的这位同学的评论方法――我称它为附和型批评――实在是大学本科生的游戏而已，但是，我错了。现在，批评界的问题是太多的权威定论，一方面是某些权威人士，他们的确是认真地读了作品，也的确是有他们的真知灼见向批评界贡献，然而，一旦他们的意见公布之后，就似乎成了定论，他们自己在大多数的时候倒是谦虚的，并不认为自己就是真理，问题是，那里有太多的人自觉地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当成归臬来奉守，不仅自己不敢越雷池一步，同时也不允许别人逾越，谁敢冒犯，他们必群起而攻之。

　　有的时候，他们尊从活着的权威，有的时候，他们是尊从死去的威权。他们匍匐在死人的脚下，添着死人的脚趾头写作他们的批评文字，从他们的文字中我常常可以读出腐尸的气息来。然而，他们并不总是奴颜屈膝的，他们在对他们的学术主子卑躬屈膝之后，转过身来，面对别人，马上就是另外一幅嘴脸，有谁侵犯了主子的定论，他们就会立即涨红了脸，和别人理论起来，理论不过，大多数时候他们是不吝啬使用一点儿学术暴力的，例如谩骂、诬蔑，常常在这个时候就成了他们制服别人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