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5日电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有一篇关于台湾的报道，题目是“台湾的‘思想特务’”。节译其中两段：

　　年代也对——正是1984年；用的词语也是很奥威尔的味道。去年10月，台北的几个高级人员在军官俱乐部讨论“不法言论的泛滥”。一个官员说：文化战斗务必加强。”另一个说：“污蔑元首的一定要重惩！”这些高阶政府官员所计划进行的，正是奥威尔的“思想特务”所擅长的，那就是以钳制言论来压抑反对者的力量。……

　　根据国际人权组织的统计，台湾政府的言论控制有转紧的趋向。三年以前平均每年的个案是31，1984年却有187件取缔言论事件……

　　要了解这篇报道的意义，我们必须先记得奥威尔在《1984》那本书里所写的“思想特务”是怎么回事。1984年的伦敦，人民的思想与行为百分之百的受政府控制。满街满墙都贴着巨幅的领袖的照片，到处都是警告的标语：“老大哥监视着你。”私人家里都装了电眼与麦克风，个人的一声咳嗽，一个眼神，都逃不过“思想特务”的观察。连写日记，把个人的思想记录下来，都有被抓去判死刑的危险。人民只能够发表政府认可的言论。

　　《新闻周刊》的记者把台湾与《1984》相提并论会使许多人觉得过分；今日的台湾绝对不是奥威尔笔下的恐怖世界，可是不管这两位记者的比喻是否过火，他们的报道中举证历历，有名有姓，而且不失公正：一方面列出台湾政府查封杂志的个案，一方面也解释许多党外刊物确实缺乏专业道德。该篇报道以一位反对人士的话做结论：“我们期望不高，但我们会奋斗到底。”

　　与这篇文章并排刊出的，是关于李先念访美的消息。  里根与李说两国之间“彼此尊重”，李提醒美国：台湾仍旧是北京与华府之间的分歧点。左页台湾的报道上刊出警察压制示威者的照片；照片下面一行字——“台北警察与示威者冲突；奥威尔式的行动来打击舆论自由。”右页中共的报道上择优两张照片显现李先念一行在风景区微笑招呼的镜头。

　　这两篇报道与照片并排出现对于一个英文读者有非常强烈的暗示作用：台湾游一个高压政权在钳制思想自由，而中国共产党则正在往西方逐渐开放之中。对于本来就对台湾不具好感的人来说，这样的报道更加加深了他的偏见。之余原来支持台湾的朋友，就可能陷入一个困境：本来我反共亲台，因为台湾是“自由中国”我支持民主与自由；如果所谓“自由中国”其实在用“奥威尔”的手段治国，我还有什么理由亲台？难道“自由中国”只是幌子？

　　《新闻周刊》 有世界性的影响力，这样一篇报道直接的就塑造了千百万人对台湾的印象。所以，我们该怎么办？最简单的，我们可以不理不睬，假装没事。但这太危险了，台湾的政治处境已经够困难了，再自绝于世界舆论，等于自我流放。或者，我们也可以对《新闻周刊》提出抗议，甚至找这个记者的麻烦，采取一些报复的措施。这，不仅愚蠢而且也办不到。对方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请你指出报道中有哪一件不属实？既是事实还有什么“抗议”或“报复”的余地？

　　第三个可能的应对办法，是从今以后我们努力地“作秀”，保持一个开放民主的“形象”。也就是说，政府一切控制言论的作为——查禁报纸杂志或检查没收书籍等等——都在暗中进行，不让外人发现，外人也就无从报道。在教育水准这样高的台湾，这个保密办法大概是行不通的。更何况，懂得中文、了解台湾的外国人也很多。为民主“作秀”，是骗不了人的。

　　最后一个办法，就是诚心实意的自我检讨了。我们的言论够不够自由？许多人会马上回答：啊！那比起从前好太多了；台湾一年比一年开放、进步。这我也同意；许多学者能见诸文字的言论是10年前不敢想象的。但是，比“从前”好并不代表“够”了。言论“够不够”自由这个问题其实完全要看人民的“需求”有多少。对自由的需求高于它的现有供给，就是不够；反之，就是够。那么台湾的言论自由“够不够”呢？

　　显然不够。如果世界人权组织的估计是正确的，那么每一年平均政府要用各种方式取缔“非法言论”30次，今年则暴增到近200次。这种政府与民间冲突的原因，讲白了，就是一个要说话，一个硬不准他说；也就是说，政府所限的言论尺度不令人满意。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我写了几篇批判性的文章，学生会关心地问“老师，你不怕被送到绿岛去吗？”这是我的家乡，我对受聘治理的人提出批评与建议，难道不是我的权利？我为什么要到绿岛去？而事实证明，从来也没有任何政府机构骚扰过我，但问题的重点是：为什么要有这种恐惧？给我来信的读者，在发表完意见之后，总是要加上这么一句：我不能用真名，因为“曝光”会带来灾祸。甚至于15岁的中学生也会说：请为我的身份保密，泄露了不得了。有这种恐惧，表示一个人心里有话想说，但不敢说；说课，怕有后果。换句话说，在现有的言论尺度里他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思。

　　那么我们要不要言论自由？这个问题本身大概就是一个忌讳——我们对外称“自由”当然本来就有言论自由，而且是宪法保障的；问“要不要”简直是自打耳光。可是自打耳光总比等着让别人来打要好得多；《新闻周刊》的报道就是一记别人的耳光，清脆而且难堪。在承认我们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之后，许多人又会说：自由开放是个危险的东西；咱们大陆就是这样丢掉的。你看，有些政见发表会上，候选人黑白乱讲，选民偏偏要上当。你看，多少留学生，不是一出去就变了吗？思想言论一开放，台湾的安定稳定就要受到破坏。所以控制言论是必要的。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其实是没有深思的结果。选民“为什么”受哗众取宠的人的迷惑？留学生“为什么”一出去就“变”？因为在一个言论受到操纵控制的社会里，选民的知识就像饲料管只能够灌输下来的猪食，是强喂的，而且就那么一种。既然没有多种思想饲料让他自己作选择，他就从来没有机会学子如何去辨别品味，识别良劣。留学生在台湾时由教科书与报纸中对事情形成一种看法，到了海外，突然发现了未经封锁的消息与资料对事情提出完全相反的诠释，他怎么能不惊吓？怎么能不觉得受骗？他的“变”也理所当然。

　　那么还没有出去的学生呢？有一次我问一位来台教政治学的美籍教授：“你是否觉得台湾的大学生对政治太天真，太容易接受宣传？”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刚好相反！我的研究生非常的cynical——疑世。凡是政府的消息，他们就拒绝相信，凡是政府说是真的，他们就认定是假的。因为对宣传与报道极度不信任，他们反灌输、反宣传的心理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

　　我不知道这位外籍教授所描述的情况有多普遍，但是不论是否普遍，问题严重的症结还是很清楚地暴露出来：在民智大开、教育普及的今日台湾，封锁消息、控制言论的作法不但达不到安定稳定的目的，而且正收到恶劣的反效果。

　　如果有人认为思想言论的控制只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影响社会其它层面，那他就太天真了。让我们看看培养社会中坚的大学教育。一方面，我们说要作育英才：读社会科学的要学会慎思明辨；对人文艺术的，要格物致知；读自然科学的，更要有锲而不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所谓“慎思明辨”、“格物致知”、“打破沙锅”指的都是同一个原则：对真相、真理全心全意地追求；学问由此而来。

　　好，这似乎是高等教育一个最基本的精神。问题是，另一个方面，学生到图书馆里翻开英文百科全书，找到“中华民国”或“蒋介石”那几页，发觉“有关单位”已经把一些文字用黑墨一行一行画掉，只留下几行他本来就知道的。他读中国文学史，学到五四运动，想看那个时代的小说，老师却说：是禁书，不能看，没有。他逛书店，抽下一本台湾盗印的英文旅游指南，发觉有一页空白参差不齐，原来指南里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简介没有印出。在课堂上，他可以偶尔问一个存疑已久的问题，老师却说：我们还是不要碰这个题目，不方便。他可以为校刊写篇文章，发表一点意见，训导处去把稿子退回，说：不能登，不能说，你思想有问题。

　　一方面鼓励学生去努力追求真理真相，一方面又用各种手段防止学生得到某种知识——学生难道是智能不足？我们希冀他不会发现这两种态度间的严重冲突？这种掩藏式的做法不仅暴露出执政者及教育者的虚伪，而且更可笑的，它根本行不通！思考是追求真理的工具，学生一旦获得这个工具，我们就不可能对他说：你去治学问，但不要碰政治。比如说一个有能力深思经济问题，文学问题的人，他一定也有能力分析政治问题。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执意不让这个学生在政治问题上刨根挖柢，惟一的办法就是根本不教他追求真理的原则和方法，不给他“思考”那个刨根挖柢的工具——但是这样一来，我们还谈什么教育？

　　在一个百般禁忌的社会里，我也怀疑会有真正伟大艺术作品的产生。艺术创作，是一种竞技。在自由的环境中，每一个人都能竭尽所能地去发展他的才智；作家们没有他不敢写的题材，画家没有他不敢画的意象，评家没有他不能攻击的对象，剧作者没有他不可表现的理念。只有在这种尽情发挥、全面竞技的情况下，才可能创造出真正尖端、真正伟大的作品来。而台湾的艺术家则是在层层束缚中创作，像一圈困在窄池里的青蛙。有太多太多的书禁读，太多太多的题材作家不敢写、歌手不敢唱、画家不敢画；写了成禁书，唱了成禁歌，画了成禁画。于是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在一个许可的小范围里发挥有限的想象。我曾经问一位电视编剧：“为什么这么多历史剧？”他的答案很简单：“为了安全。”这种情况就像运动员绑着一条腿，单足赛跑。我们如何期待伟大的中国作品？

　　10年来，台湾在言论尺度上的放宽大概是每个公民都能感觉到的。党外刊物有些言论虽然很缺专业水准，却正可以用来证明台湾的民主在不断地茁长中。也因为这种很明显的进步，《新闻周刊》把台湾比作奥威尔的警察统治世界就显得过分。但是过分归过分，有许多事实是我们所无法否认的。与其作情绪上的反应，不如利用这个“清脆的耳光”来作一番如何？最重要的，究竟有没有控制的必要？控制思想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合不合台湾现状与未来的需求？

　　在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中，不容许“莫须有”的白色恐惧存在。我们要用理性，还有面对事实的勇气，去取代恐惧。是深省的时候了。

　　一九八五年九月廿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