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分两头，让我们按下北大工作的是与非，先随周培源的外交使命，作一次美国之游吧。

　　同年6月23日，邓小平与方毅、蒋南翔、刘西尧等人作了一个大量派遣留学生的著名的谈话。主张增大留学生的数量，以派遣搞自然科学的学生为主，要成千上万地选派一批学生到国外。我国在建国初期曾向苏联东欧派遣留学生，“文革”十年几乎与外界断绝。之后，中美交往坚冰渐溶，而留学的道路尚未开通。

　　7月，方毅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科技代表团，商定我国派团赴美直接商谈双方互派留学生事宜。谁作团长？此人既要在美国科教界有影响，有知名度，又要熟悉国内教育情况，有丰富的外事经验和活动能力。筛选结果，堪当此重任者，非全国科协代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莫属，于是，天降大任，周培源担任了中国教育代表团团长。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出任顾问，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和国家科委、外交部、教育部等总共11人，踏上了访美的航程，去开拓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

　　10月7日，代表团抵美，先在西部的旧金山、洛杉矶地区参观访问，与当地科技、教育界人士广泛接触。第一个欢迎会在斯坦福大学举行，团长周培源以一口纯正的英语，潇洒幽默的谈吐，赢得了欢迎者长长的掌声。当代表团到达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参观时，该校钟楼特地敲起《东方红》乐曲致意。代表团到华人家中作客，气氛常常十分热烈，宾主交谈国内开放改革的大好形势，人们不由自主地热烈鼓掌、并欢呼起来。有的人涕泗横流，为中华民族的振兴激动不已。有一次屋子里挤满了人，椅子不够，周培源很随意地坐在地毯上，无拘无束，谈笑风生。他童颜鹤发，精神矍铄，无疑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他有问必答，谈教育，说科技，也谈和“四人帮”斗争的各种趣闻逸事，房间里不时爆发出阵阵欢笑。周培源所到之处，总有学生、朋友们前来拜访，他们为代表团出谋划策，提供各种信息，并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在整个访问过程中，他们会见了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陈省身、林家翘、李振翩等华裔学者、科学家200多名。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还以前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的私人身份，单独会见了周培源，叙谈校友之谊。他在美国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崇高的威望，显然给代表团带来了便利，并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有力地促进了谈判的成功。

　　进入谈判阶段，则是一场斗智斗勇、劳神费力的角逐。

　　谈判开始时，美方向中国代表团，提交了以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阿特金森博士名义，向全国科协代主席周培源出示了一份交换信件草案，提出双方成立联合审议委员会，审查和监督交流计划的执行，美方准备协助设立一个机构，“以便在中国学生的选拔，安置和特别训练方面提供方便”，并要求签订一项为期三年的协议。此时，中美两国尚未正式建交，美方如此“殷勤”“热情”，有悖国际通例。代表团当即觉察到美方的政治意图是企图把我方全国科协对美方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间的民间关系，改为双方政府间的官方关系，造成建交和不建交一个样，以推迟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同时，也企图控制中美互派留学生的工作，把它完全纳入官方渠道，限制我方同美国学校和科研机构的直接联系。因此，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就成了这次谈判斗争的焦点。

　　代表团一边继续与美方谈判，一边向国内汇报了谈判详情。国内作了三点指示：1.不能达成书面协议。2.不能同意每年举行会谈。3.不同意通过美“私人机构”安置我国留学生。代表团遵照国内指示，耐心解说，婉言谢绝，反复强调上海公报的精神，坚持保持民间关系和直接接触。

　　由于美国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独立性很强，政府想控制又控制不了。政府有关部门都想插手此项交流计划，但又怕具体工作不好办，而且工作量大，花钱太多，因而后来仍强调要设立一个所谓的“私人服务机构”，费用则由中方负担，并坚持希望双方达成一项协议的统一纪录稿。

　　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代表团面对严峻形势，采取了坚持原则，机动灵活的谈判策略。留下了顾问李琦为首的小部分人继续同美方商谈，团长周培源则就率大部分成员去各处大学活动，希望直接通过校际交流派遣留学生。他们离开华盛顿，先后访问了俄亥俄大学ANTHENS分校、HACKING技术学院、俄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及波士顿分校、哈佛大学。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学校把最高奖章的殊荣授予了周培源，该大学的农业和技术学院在宴请代表团时，还挂起了中美两国国旗。这在中美两国尚未正式建交时，被看作是一种十分出格的礼遇。

　　代表团一分为二，一批谈判于内，一批走访于外，内突外攻，终于攻克了美方周密设障的城堡。经过双方再三协商，字斟句酌，终于达成了11项口头谅解，并各自写成文字纪录，作为执行口头谅解的论据，但不交换纪录，也不签字。20日，在周培源率领部分团员回到华盛顿以后，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

　　在这个口头谅解中，明确了“在1978年—1979学年美方接受中方500名至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学习费用由派出一方支付，但对于可能提供的奖学金，双方均可充分利用。”“派出人员应遵守接受该国的法律和规定并尊重其风俗习惯”。还议定“为了每年确定交换的学生和学者数及讨论计划的进展，双方将在必要时会晤。重要问题也可通过两车政府协商。”在口头谅解中还特别明确了“双方鼓励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进行直接接触”。关于所谓“私人机构”问题，最后未被列入。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周培源精神焕发，全神贯注。李琦后来在有关的回忆文章中说道：“他反应敏捷，完全不像古稀之年的人，又善于捕捉要点加以引导。”当时中国许多学者没有技术职称，以什么名义去美国进修留学呢，一度曾让人颇费踌躇。周培源以他高超的英语以及对中美文化的精湛了解，采用了VISITING SCHOLAR一词，中文则称作“访问学者”，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作为代表团团长，他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组织观念。他坚定地禀承国内的指示，并尊重和服从我国驻美联络处负责人柴泽民、韩叙的直接领导，经常向他们请示，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于顾问李琦和团员们不分地位高低和年龄长幼，他都与他们真诚相待，平等共处。李琦和团员们，也十分尊重和关照自己的老团长。谈判期间，白天要谈判，晚上还要给国内写报告，发电报，等待中央指示，有时直至凌晨4、5点钟，才能收到中央的回电。一般情况下，李琦都劝老头休息，不让他跟着大家一起熬夜。

　　李琦在任教育部副部长之前，曾在周恩来总理身边担任过秘书和办公厅副主任。周培源因此而感到亲切，有了许多共同语言。在闲谈之中，他们不时说起周总理，对他表示了由衷的尊敬和深切的怀念。周培源也很关照李琦，出席宴会时，为他翻译菜单，介绍美国的饮食特色。在一次谈判的间歇中，李琦要出去吃冰激凌，周培源想到他的英语不熟练，便亲自陪他一起出去。访美期间，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直至今天，李琦回忆起和周培源在一起工作生活的日子，依然十分动情。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他对我工作上帮助指导，获益匪浅，生活上给予关怀，使我感到这位前辈和蔼可亲。

　　“直到今天，那次访美之行令人难忘。”

　　中国教育代表团在胜利完成谈判任务后，10月22日，周培源率团离美返国。回到北京后，教育部立即紧锣密鼓地开展了选拔工作。第一批派赴美国的52名访问学者在12月26日即起程了，他们到达驻美使馆还赶上了参加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的庆祝活动。我国也在1979年热情地接待了美国的第一批来华的留学生、访问学者。

　　邓小平、方毅于1979年访问美国，在1月31日与美国总统卡特所签的协议中，将1978年周培源团长同美方达成的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口头谅解，未改动一个字，便作为正式协议加以签署，从而载入了史册。坚冰终于打破，中美互派留学生的航道，终于在隔绝几十年之后，又恢复了通航。

　　回顾这段历程，李琦是如此评价中国教育代表团和团长周培源此次访美活动，对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他说道：

　　“今天，中美两国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交流渠道之多，数量规模之大，影响作用之深，都是十几年前不可想象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它越益发展成为巨大的洪流。抚今追昔，不能不使人们永远记得在这方面曾辛勤努力，做出贡献的周培源同志。”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句古语也可以献给那些曾在外交路线上开拓进取的使节们。（注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