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在村塾里还是回到家中，塾师蟾蜍王与父母等师长辈总是警告他什么不能做，必须做什么，从来不会问他喜欢做什么，想做什么，他对此尽管有许多的不乐意，但也必须适应。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不公平使刚刚步入少年时代的孙帝象不断思考许多问题，有些想法尽管是幼稚的，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毫无理由和根据的，但这毕竟也是他思想的萌动，这种萌动是在顺从与判逆的交替冲突中向前延伸的。

　　旧时民间确有一些陋习是会使人感到痛苦的，比如女人的缠脚，这种自隋唐以来即在汉族上流社会女子中流行的习俗到了明清以后更在民间根深蒂固以来，所以，孙帝象生活的时代，即使是穷乡僻壤，不管贫富之家，女子一般都有缠脚的习惯。他在童年时看见过奶奶和妈妈洗晒着长长的裹脚布，并不明白任何意义，可是，比他略大几岁的姐姐的缠脚却是让他很不以为是，特别是上山砍柴或者看到姐姐背着妹妹出行时，那双被缠着的小脚走起路来实在不方便，小脚给姐姐带来的身心不便让他印象深刻。有一次，他看到五岁的妹妹孙秋绮表情痛苦地坐在地上撕扯小脚上的缠脚布，他干脆走来去帮她全解了下来，姐姐孙妙茜过去阻拦已是来不及了，母亲杨氏闻讯从厨房里拿了一条扫把赶了出来，对着他的屁股狠狠地打了下去，姐姐立即把他推走，让他飞也似地逃走了。孙帝象远远地看妹妹满眼含泪地忍受母亲帮忙把缠脚布重新裹好。见母亲似乎不再那么生气了，他壮着胆走上前说：“母妈，妹妹这么小，您就别给她缠脚了，您看姐姐的脚缠得那么小，走路、做事多不方便！” 　杨氏瞪了他一眼说：“现在不缠，等长大了，成了大脚婆，那还怎么缠啊？女人不怕屁股大，就怕脚大，屁股大会生崽，人家抢着要，大脚婆没教养，没人要，难不成将来让我养老女啊？”

　　孙帝象知道大人的权威是不可以挑战的，对此他早已是有深深的体会，他只得很不服气地走开。

　　在孙帝象虚龄十二岁的时候，村塾里原来的塾师蟾蜍王因病去世，来了一位新的塾师。这位塾师与蟾蜍王的刻版老成外表相比，简值就有天壤之别。新的塾师姓程，叫程君海，二十七八岁的年纪，而看上去却是一个很帅气的青年，是邻乡南朗人，秀才出身，曾在县学获得“补博士弟子员”的生员身份。旧时民间流传这样一句话：秀才把得米，官在荷包里。意思是只要考上秀才，乡、村两级都会提供一些钱粮，而且只要继续发奋努力，将来遇到贵人帮助或者考上举人，再进一步考个进士，获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那是很有可能的。所以秀才在乡村里是很有地位的，一般村塾的学童最高也只能见到秀才这一级别获得功名的人，秀才往往就成了村塾学童学习的榜样。

　　塾师程君海的到来给村塾带来了新的气象，不仅他青春而有活力的外表让学童们感到没有那么压抑，他的讲课方式与对学童的态度也比原来的蟾蜍王要亲和得多。尽管村塾的规矩是不能更改的，书照读，字照写，《上谕十六条》照样要诵读，学童违反了规矩照样要受惩罚，但孙帝象和许多同村学童一样，不再对塾师有抗拒心理了。由于程君海到过州府和省城，见识很多，思想相对开明一些，有时候也会向学童们谈些在外的见闻，甚至还偶尔与学童们讨论一些时政要闻，这对孙帝象来说是非常欣喜的事情。我们不时说人与人之间相处要讲“人缘”，尽管都是塾师这个身份，孙帝象对程君海的感觉就比对蟾蜍王的感觉要好得多。

　　在村学的蒙学教育中，塾师常常会用对对子的方法来考察学童对相关知识的反应和胸怀与志趣，这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教育中是常常可以听闻得到的，比如民间流传当年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少年时，在与先生题联时写过：“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的诗，所以，后来果然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朝中宰相。又有关于后人郭沫若的一个传说，说的是他在塾中读书时，曾与一班小学童进隔壁人家偷摘桃子吃，塾师以对课责罚他们，出上联曰：“昨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郭沫若很快对出：“他年折桂步蟾宫，必定有我。”博得老师刮目相看。说到孙帝象与程君海的事，也有一个类似的传说。有一次程君海出了一个上联：虎豹诚能格。意思是说，即使如虎豹这样凶猛的动物，只要有胆识，也是可以搏击的。学童们最喜欢这种斗智斗勇的对联课了，一时间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人对“鱼虾易坐钓”，有人对“人鬼难相容”，有人对“圣贤总能学”，有人对“男女好相处”。孙帝象坐在那里不出声，程君海走到他身边问题：“帝象，你能对上来吗？”孙帝象站起身说：“我早想好！”程君海说：“说来听听。”其他学童的目光也都聚集过来。孙帝象说：“龙蛇未可知。”程君海一听，觉得有点意思。因为平时村民们都称孙帝象为“石头仔”，是个淘气孩子的绰号，加上原来塾师蟾蜍王也认为孙帝象只是一个普通学童，最多读几年村塾将来如他的兄长孙眉一样，出去帮人做长工或出洋打工，因而从来没有对孙帝象有过多期待，自然也没有更多的关注。本来因为孙帝象有喜欢与人争辩的习惯，加上村民们给他的那个“石头仔”的浑号，程君海也只是把他当作一个淘气的普通学生而已，但一听他此联语，心头似乎有所触动，不仅联语对得相对工整，而且以“龙蛇”对“虎豹”非常贴切，“未可知”体现的警示与哲理意味浓厚。尤其是“龙”在传统的文化心理是很神圣的东西，只有最高地位的皇帝才堪配“龙”的称谓，但一个十二岁的农家子能吟出此语，尽管是成“龙”成“蛇”尚未预知，这至少反映孩子心中还有希望。从此以后，程君海对孙帝象有了更多关注，程君海与孙帝象的关系与情感变得密切起来。

　　程君海一直留在翠亨村教书，因为旧时有师生连坐的制度，孙帝象改名为孙中山成为职业革命家后，程君海也受到牵连，特别是广州的黄花岗起义暴发后，程君海不得不离开就职多年的村塾，北上天津。孙帝象终其一生也没有忘记程君海，中华民国成立后，他还以孙中山的名义托人请程君海出来做官，但程君海没有这个意愿，仍回到教书的岗位，不过，只要孙中山有来函求教，他总是能及时给予答复，故而，在孙中山后来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府时，程君海被尊为“帅师”，并由孙中山亲自签署命令，由设于广州的民国政府每月发给程君海一百元生活补助。当然，程君海即使是在民国时期，对孙中山也是有很大帮助的，比如孙中山在广州举起护法运动时，就是程君海动员当时的海军司令程璧光率舰到广州支持孙中山的。虽然这是后话，但这里一并作个交待。

　　程君海对孙帝象的肯定与关注，使孙帝象的自信心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