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洪臣逢人总说自己是个革命二代。

　　当然，他确实是。父亲安延忠打过日本鬼子，上过辽沈战场。解放后，赶上第一次大裁军，觉悟高的安延忠主动复员，被分配到东平县平宽镇信用社工作，后来还当上了主任。过了几年，上面分下几个调去省城工作的名额，按理说安延忠出身好贡献大，应该是毫无争议的人选，可由于名额不多，觉悟很高的安延忠不想让组织为难，毅然决定留守，将机会让给了其他同志。

　　父亲的这些行为，安洪臣当然看在眼里。在他的心里，父亲就是偶像，是精神支柱，是一座雄伟的大山。

　　可在一九七一年的秋天，这座大山，塌了。

　　外人看来，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母亲梁玉霜却早有预感。

　　梁玉霜比安延忠小九岁，年龄上的差距让安延忠倍加疼惜自己的妻子。婚后，二人一共有九个孩子，因为粮食不够，有两个被偷偷地扔在野地里。剩下的三男四女，长子安洪臣，长女安洪凤，次子安洪能，次女安洪雁，三子安洪利，三女安洪芳，四女安洪霞。人口多，劳动力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读小学的时候，为了贴补家用，安洪臣就经常逃课去生产队干活挣工分。久而久之，原本优异的成绩一落千丈。安洪臣干脆就辍学回家。可无论生活多苦多难，安延忠都会想方设法营造出温馨的家庭氛围。

　　梁玉霜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安延忠开始喝大酒。家里本就捉襟见肘，由此变得更加窘迫。梁玉霜也劝过他，可父亲安延忠始终一言不发，有时还会叹气。

　　梁玉霜明白，安延忠喜欢把事压在心里。他宁可自己承担所有，也不愿意在老婆孩子面前表现出脆弱的一面。梁玉霜也知道，自己的丈夫性子耿直，曾经公开处理过几个在信用社的账目上搞小动作的人，难免有人对他怀恨在心。上面发动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安延忠由于出身好，没有把柄落在别人手里，都有惊无险地躲过去了，可那些人始终没有放弃。也许在他们看来，安延忠只要在信用社主任这个位置上，就永远是他们的心腹大患。终于，机会来了。对于安延忠来说，平宽镇，从此不会再太平。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很快，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反对林彪的运动。

　　几天后，一群人闯进了安延忠的办公室，一口咬定他就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余孽，原因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安延忠是四野的排长。安延忠刚想分辩几句，就招来了一顿暴打。这些人将准备好的纸糊尖帽子和写有“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套到安延忠的身上，押着他就开始在镇上游街。安延忠不知道的是，在自己出事的同时，另一群人闯到了家里，想要找出他这个“反革命”搞破坏的证据，还有他贪污的赃款。这群人翻遍了安延忠那个瓮牖绳枢的家，除了一本家谱之外都是一些不值钱的破烂，他们一气之下烧了家谱泄愤。

　　平宽镇其实一点也不宽，只有一条主要街道。安延忠被人架着胳膊走在这条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的街道上，他从未发现，这条熟悉的街道竟是如此漫长。

　　东北的秋天非常短暂，“早上立了秋，晚上凉飕飕”，夏季的炎热刚过，没几天人们就得穿上厚衣服御寒了。今年也不例外。秋分时节，西北风卷着落叶扫过平宽镇的每一个角落，把丝丝寒意塞到人身上露出的每一个缝隙里。

　　队伍中，前面几个人鸣锣开道；两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用力地掰着安延忠的胳膊，生怕他跑掉似的；后面跟着一些义愤填膺的青年，高喊着“毛主席万岁”“打到叛徒林彪”一类的口号；路旁站着许多熟悉的乡亲们，他们都用陌生的目光在打量这安延忠。这目光，就好像一把把刀子戳在了安延忠的心上。

　　这时，天空下起了小雨。一场秋雨一场寒，围观的人冻得直哆嗦，游街的队伍却还是热情高涨。他们押着安延忠，沿着大街走了几趟之后，又把他押到供销合作社，拿出刚写好的大字报，向群众痛陈着安延忠的一条条“罪状”。安延忠的胳膊被掰得很疼，可更疼的伤不在身上，而在心上。那群平时见了自己满脸堆笑的年轻人，此刻正念着一条条莫须有的“罪状”：“反革命分子安延忠，罪大恶极！是人民的敌人！他曾经在林彪手下当兵，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一员……在担任信用社主任期间，滥用职权，贪污国家财产……平时经常喝酒，典型的资本主义享乐作风……”直到太阳落山，安延忠才被这些要赶去吃饭的人放走。

　　父亲游街的时候，安洪臣正在生产队干活。同村小伙于有德急急忙忙地跑来，偷偷地把消息告诉了安洪臣。安洪臣一把推开他：“开什么玩笑！我爸是老革命，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分子呢！”于有德急了：“不信你跟我去街上看看！”安洪臣死活不去。虽然嘴硬，但安洪臣的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一下了工，他便风风火火地往家跑。看到被砸得一片狼藉的家和眼神呆滞、一身伤痕的父亲，安洪臣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

　　安延忠一言不发，擦了擦流出的鼻血，起身就往外走。安洪臣急忙跟了上去，却被厉声喝止，“别跟着我！回家照顾好你妈和弟弟妹妹！”安洪臣点了点头，目送着父亲的背影一点点消失在夕阳的余晖中。

　　摸出身上最后一点钱，来到熟悉的供销社。售货员没有了往日同志间春风般的温暖，取而代之的是白眼和不屑。她重重地把白酒拍在柜台上，嘴里小声嘟哝着什么。回到办公室，安延忠开始大口大口地喝白酒。他想麻醉自己，这样痛苦还能减轻一点儿。有好多事他不明白，有好多事堵在他的心里。他不明白，自己一心为公，怎么会落得这般下场？他不明白，那些平时见面都堆起笑脸的人，怎么就突然变得如此狰狞，恨不得将他食肉寝皮？他不明白，自己那么热爱的组织，就这样把自己抛弃了？他不明白，本来太太平平的日子，怎么就突然冒出了那么多“阶级敌人”？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些高喊革命口号的人，都在干着和革命背道而驰的事……他想不明白，越想越痛苦，越痛苦就越是大口大口地喝酒……

　　这天夜里，安洪臣辗转反侧，脑子里总是浮现出父亲游街时呆滞的眼神和家里被砸时哭成一团的弟弟妹妹们，想到这里，心就一阵阵地难受。虽然事发时，自己正在生产队干活，没有亲眼目睹。但越是这样，反而越觉得心痛。

　　父亲一直是安洪臣心中的大英雄。他记得，父亲曾经和他说过，抗日战争的时候，父亲参加了游击队。父亲说，当时咱们的队伍人少，装备差，不能和日本鬼子硬碰硬地干，得按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敌人打游击战。安洪臣就问父亲什么是游击战，父亲举例子说，有一次，在赶集的时候，看到两个背着枪的日本兵，几个游击队员就悄悄靠过去，趁他们不备用刀捅死了这两个日本兵，然后抢了枪支弹药就跑。等其他日本人发现的时候，游击队员们早就跑进山里了。类似的故事，父亲给安洪臣讲了很多很多，每次他都听得津津有味。这么英雄、这么革命的父亲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分子呢？从前的日子多好啊！可是后来，各种吓人的运动一个接一个来，动不动就有人被拉出去游街，还有被打死的。外号“二老嘎”的邻居贾二叔，因为一次喝多了，在雪地上写了“革命有罪，造反无理”的话，被人举报，最终判了蹲14年牢……想到这里，安洪臣更加担心起父亲来。

　　这时，母亲梁玉霜突然觉得心慌头晕，胸口也开始疼痛，急忙叫安洪臣给自己倒了点水。弟弟妹妹们经过一天的折腾，大都很累，都睡得很熟，只有安洪凤还醒着。安洪凤问：“妈，我爸是坏人吗？他真的是反革命分子吗？”梁玉霜正色说道：“别胡说八道！你爸是老革命，是大好人！”“那为啥白天我爸被人推出去游街？不都是坏分子才被游街吗？”梁玉霜欲言又止，她抚摸着大女儿的头，慢慢地说：“洪凤啊，你得记住，不管咋样，他都是你爸，都是咱家的人。有的事，你长大了就明白了。”安洪凤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清晨，安洪臣早早地起来烧火做饭。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平时还要上班。挑水、劈柴、烧火、做饭这些家务活，安洪臣在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干了。正当他要去生产队上工的时候，于有德风风火火地跑来。他脸色苍白，拽着安洪臣的胳膊说：“不好了，出大事了！你快跟我来！”安洪臣隐约感到事情不妙，急忙套上衣服就冲了出去。他跟着于有德，一路跑到了信用社。等他赶到信用社的时候，眼前的一幕让他差点瘫倒在地：父亲双目紧闭，面无血色，一动不动，身子僵直地歪在地上，手边一个空酒瓶……人早就没了气息。

　　大夫验尸的结果是，安延忠死于突发性脑出血。简陋的镇卫生院没有停尸房，更没有防腐措施，何况安延忠还是个反革命分子。大夫催着赶快把人抬走。此时，安洪臣家里实在出不起买棺材的钱，而且父亲还是反革命的身份，公家也不可能给报销。母亲想用家里的炕席把尸首裹起来下葬，安洪臣坚决不同意。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比安洪臣年长几岁的马志国出了个主意，他让安洪臣把家里换下的门板等废木料收集一下，木匠出身的李连金帮忙，几个哥们儿一起动手，做了个简易的棺材，把安延忠下葬了。

　　送走了来帮忙的乡亲们，安洪臣几乎是挪着步子回到了家。看着体弱多病、一夜之间头发变白的母亲和年幼的兄弟姐妹，安洪臣把将要流出的眼泪生生憋了回去。他知道，现在，他是家里唯一的老爷们儿；从此以后，自己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那一年，他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