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力自消费”与“健康经济学”

　　一个健康的人，首先要血液流通顺畅。一个健康的经济系统，首先要资金流通顺畅。因此，“文化经济”是从经济活动的本体（生存消费还是观念消费）上来定义的；“健康经济”是从经济运行、发展模式上定义的，是对比了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与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后建立的概念。

　　如同文化经济学的基础概念是“观念消费”，健康经济学的基础概念是商品的“文化价值”。

　　在以《国富论》为开端的西方经济学中，商品的价值一直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两分。使用价值是使产品成为商品的必要条件，但西方经济学对此只作为一个抽象符号，不加研究。价值是凝结在产品上的劳动（以时间为计量单位），这才是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健康经济学在文化经济学、观念消费的基础上，提出商品价值的三分：使用价值、价值与文化价值。价值是凝结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人力消费），文化价值是凝结在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劳动（人力消费）。

　　之所以要把产品生产与商品流通中凝结的劳动（人力消费）加以区分，源于西方经济学对此认识的先天不足造成的经济发展的严重隐患。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是生存消费为主的时代，换言之，只要生产出来，就能卖得出去，因此，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就是财富，货币只是标志物质财富的一般等价物。哪怕在经济危机时代，仓库里的产品卖不出去，牛奶倒在海里，也不是因为供应真的超过了需求，穷人迫切需要牛奶、面包，只是他们的购买力降低，买不起。故而，形成一个不言而喻的观念，生产创造财富，而流通不创造财富。所以，要获得高利润，就要尽量压缩在流通中耗费的劳动。从这一观念出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也追求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等形式的垄断，而所有垄断无不以减少流通的劳动耗费为目的，可以说都是为压缩流通而设计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则做得更加彻底，实行计划经济，把经市场流通的商品尽可能的改成由计划分配的产品。依据的理论是，这样可以尽量减少靠市场调节的盲目生产造成的物质浪费，做到物尽其用。

　　殊不知这样的经济体制造成了更大的浪费，就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这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凝结在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人力消费也创造财富，而且在观念消费中是更重要的财富。

　　人力资源还具有物质资源所没有的特性：一是不可储存，如果不消费，就像多发的电一样放空。二是迅速增值，如果消费，则越消费总量越多，从总体来说，资金转一次就增值一次，奥秘就在这里，因为流通过程中消费了人力。人力创造的财富用货币来标志。我的劳动卖得出去，我就有钱去买别人的劳动。生存消费主要是物资的消费，而观念消费则主要是“人力自消费”。我们批评计划经济体制下吃大锅饭的弊端是“出工不出力”，但因“不出力”而节省下来的人力又到哪里去了？在那个年代，干私活是要受批判的，投机倒把（贩运货物）、“星期天工程师”是要判刑的，多余人力只能放空，结果造成资金严重短缺。

　　观念消费很早就开始了，良渚文化中就有玉的装饰品等。这可以说来自人的本性。人的劳动只要满足了生产生存消费品的需要，就会用多余的人力去生产观念消费品。因为在进入私有制社会后，观念消费品被用来作为贵贱、贫富的等级差别的标志物，因此，“不患贫患不均”的圣贤对观念消费采取文化上抑制的态度，“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在中国这是形成“重农抑商”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尽管抑商，中国古代的商业的发达程度，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读《史记·货殖志》，就可以知道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就参透了商业的秘诀，积累了观念消费的丰富经验。

　　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是市场经济，经商无可厚非，甚至光荣，但在话语中还是有经商赚钱是不合理、不光彩的“潜意识”。因此，他们强调资本是用于投资生产的，资本的增值是因为不断的扩大再生产。再加上西方崇力文化的制造哲学思维方式，故而，他们一边在观念消费品的营销中赚了大钱，一边又遵照生存消费品生产的追求规模效益、扩大市场份额的思路去发展生产，结果使企业由盛转衰的周期越来越短。而更严格压缩流通领域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则造成了人力自消费的极度萎缩，资金严重短缺，结果成为政治解体的重要的经济原因。苏联在与美国的竞争中，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败给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计划经济败给了市场经济。也可见中国改革开放，将社会主义所有制与计划经济脱钩，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多么及时，多么重要，多么英明。

　　观念消费还有一大好处，因为是人力自消费，所以相对生存消费，对物资的需要与依赖相对要低得多，有利于保护地球有限物质资源与自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