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活的物资”与“营生经济学”
健康经济学捅破的窗户纸是：从整体来说，资金流通一次之所以能增值，来自商品上的文化价值——凝结在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人力。财富的增长来自人力的自消费，而不是来自物资的积累。这样，就把财富与物资脱钩，为物资消费型经济转型成人力消费型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
最近二百多年来的世界，物资消费型经济已经使资源枯竭、环境严重污染，而且风险积累呈加快趋势，所以，提出“人力消费型经济”话语，有刻不容缓的救世意义。
但这一转型有个前提，就是确保生存消费品的供应，而且要把生存消费品的价格（也就是凝固在生存消费品上的人力价格）维持在一个相对的低水平上，这样才能使凝结在观念消费品上的人力价格有足够的上升空间。观念消费品（包括服务）的人力利率是相对生存消费品的支出而言的。怎么做到这一点，靠行政力量来调节吗？
但无论如何调节，生产生存消费品的人力价格，一定不能在平均人力价格以下，要保持生存消费品的低价，只能在生存消费品的物资上动脑筋。“营生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理论突破是，要把物资分两类：死的物资与活的物资。
死的物资是自然界原来存在的矿产之类的质材。这类物资是越用越少。以物以稀为贵的法则，价格只有越来越高。而且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即使是取土造砖也会破坏耕地。而现在的工业经济就是把这类物资视为物资，离开了这类物资，工业经济就难以为继。提出观念消费品的最初动因，就是要减少对死的物资的依赖。但也许能减缓一点趋向恶化的速度，不能扭转恶化的趋势。但照此趋势，世界资源枯竭的末日为期不远。
还有一类活的物资，工业社会语境中的人虽然也一直在享用，但观念上对此视而不见。那就是农作物。由植物的天然属性，每年生长、成熟，产出的果实整体上一定比播下的种子多，人类就靠掇取果实与种子差的部分来养活自己。可以说动物是靠植物来养活的，而人能主动选取、培植植物，所以产量有一定保证。比开采矿产等所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较少，因此，从性价比说，比其它生存消费品要高。从环境角度说，有机农业几乎对环境没有负面影响。因此，农耕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中国社会几千年来靠农耕经济，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因为农耕经济提供了生存消费品的坚实基础，所以只要没有战乱，观念消费就迅速发展起来，财富快速增长，出现太平盛世。中国近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除了政策因素外，也与农业因为品种改良（如袁隆平杂交水稻）等因素使粮食连续多年大丰收密切有关。
但活的物资也可能变成死的物资。如历史上游牧民族的放牧方式对自然草场的破坏，如现在对森林的过度砍伐。所以，不用农耕的态度去对待植物资源，一样会造成资源枯竭的后果。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斧斤以时入山林”，“不时，不食”（不用不到时令的农副产品）的明确意识。而游牧民族对自然物资不管死的活的，就是多多益善的撷取。因此，经济要想向健康方向转型，首先要观念转变。现在亟需要回到农耕经济的思维方式上。
由于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巨大的剪刀差（这是靠枪炮、殖民政策与丛林法则等话语营造出来的工业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不平等贸易造成的），使农业国家、农业国家里的农村以转向工业为前途、为经济现代化，结果是邯郸学步，弄得连路也不会走。或者像赌徒，初入赌场庄家可能给你尝到些甜头，上瘾以后，就叫你输得血本无归。
中国当下最堪忧的就是这种情况，世界其实也是这种情况，因此需要从文化哲学高度进一步对经济模式本体作话语定义。这就提出了“营生经济”与“逐利经济”两种经济基本的模型。
营生经济从农耕社会里发展出来，逐利经济从游牧类型社会里发展出来。
农耕民族，世世代代在同一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农耕文化是安居的文化，居民的文化。借用生物学术语，农耕社会以家庭为社会的细胞，家族为社会的系统，是家庭型社会。因为世代共同生活，周围人多少有些亲友关系，故此，人际关系以亲情为纽带，以礼义来规范，以和为贵。农耕文化推崇圣人，圣人就是社会生活的协调者、仲裁者、管理者。农耕文化的价值评价第一是“久”，就是与个人生命一样，家庭、家族、国家、社会，尽可能的长期生存、传承下去。在这语境中产生发展的营生经济，开展经济活动的目的是改善物质生活的质量。国家抓经济是为了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条件，使生存有基本的保证，这样，民众对国家就有认同感与归属感，在外敌入侵时会义无反顾的起来保卫家园。
历史上，训练有素的游牧类型民族的武装入侵，一直是农耕民族的一大块心病。对此，孟子提出的应对方略是：“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 是何异于剌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这段话指出，国力（包括保卫家园、抵抗侵略的军事实力）的基础在民心而不在利器。这是农耕民族国家对经济的基本看法，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民生，“民以食为天”。
而游牧类型（包括商旅、殖民、海盗）民族，以迁徙为常态，是逐利的文化，武士的文化。游牧类型文化社会以团队为细胞，以集团为系统，是团队型社会。自法国大革命以来，“阶级”概念被明确提出，阶级就是最大的团队，阶级社会就是团队型社会的现代表述（话语）。（因此，不从团队型社会的话语中超脱出来，即使在政治、经济上宣布消灭了阶级，“阶级”与“阶级社会”还是长期存在，甚至可以说是永久存在。说话语魔力也好，话语窠臼也好，话语陷阱也好，话语惯性也好，新话语的太阳不从云层里出来，旧话语的烛火不会暗淡无光。）团队是以功利目标为核心建成的组织，因此，人际关系以利益为纽带，以契约来规范。游牧类型民族崇拜英雄，英雄是团队的指挥官，要求他足智多谋，身先士卒，带领团队迅速完成目标任务。游牧类型文化的价值评价第一是“强”，强就是最快的实现功利目标。“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在这语境中产生发展的逐利经济，开展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获取最可能多的利益。“无礼不起早”，“利润挂帅”。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财是供人消费的，但现在到了人可以为财去死地步，说明话语中的“经济”的“异化”到了何等程度。但今天的大众在意识层面上似乎对此还是接受的。“人为财死”换成一种委婉、“机智”的说法：“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就堂而皇之的进入现代话语的殿堂。
日前看到一段电视采访，一个医生承认所在医院存在“过度医疗”的现象（如给一个下肢感到不舒服的病人做静脉曲张手术，同时装个心脏起搏器“保驾护航”），但他理直气壮的说，其它医院更严重，为什么不去查他们？这等于一个被抓的小偷说，其他小偷比我偷得更多，为什么不去抓他们。屈指算来，从听到“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到身为知识分子的医生大言不惭的说出小偷也不至于说的逻辑荒谬的话，也不过二十多年时间，而这二十多年是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医生的这种观念，使患者去医院就诊变成挨宰甚至被谋财害命的危途，失去了生命安全感，使医疗变成当下中国人头上新三座大山之一，逐利经济的负能量与严重后果真是不可等闲视之。
人类社会整体的生产能力早就大大超过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的水平。而经济活动要健康，最基本的要求是平衡。营生经济最关心的是保持经济的平衡，包括供需的平衡，分配的平衡，收支的平衡，权利义务的平衡，行业、地区的平衡等。而逐利经济本质上是制造不平衡、扩大不平衡，有不平衡才能从中赚取差价，越不平衡赚钱越多。赚钱总是富人赚穷人的钱，富国赚穷国的钱，有权（包括发言权、话语权）的赚没权的钱，赚钱的结果总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差距更扩大，矛盾更加深，直到全面危机爆发，世界性经济大地震，似乎只能徒叹奈何。
但话语的问题可以用话语来解决，也只有以话语为手段来解决。观念一变，世界就变，看上去积重难返、错综复杂的现实困境，在正确话语（真理）的阳光照耀下，就会冰消雪融。现在提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这是搭准了时代脉搏后开出的良方。文化自信来自文化自觉，而文化自觉的核心是话语自觉。中国有农耕文化的悠久传统，崇德文化话语的深厚积淀，只要想明白了，转身也快，因为骨子里的东西，不是一百年多年的时间能消耗殆尽的。而只要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的观念转变了，迷途知返了，何愁世界不走上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毕竟这是逻辑推理能够证明其正确可靠性的经济模型，是建立在生生不息的物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型。在真理面前，所谓“工业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的谎言终将穿绷。托尔斯泰、舍伍德·安德森、卓别林都天才的预感到工业文化是个大问题，因此抵制工业文化（实际是“工业游牧文化”）。今天，工业文化的症结揭晓了。工业文化以它给经济带来高速发展、使财富迅速增长为立身之本。从经济发展的逻辑、规律上揭出了它的致命伤，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日子也就不远了。今天亟需搞营生经济来安邦救世，而搞营生经济的第一步，就是要旗帜鲜明的提出：“回到农耕！”
人类终究要和平的好好过日子，而不是与人斗争，逞强争胜，因此，营生经济一定会淘汰逐利经济，使经济活动回归改善生活物质条件的本来目的，就像使人类劳动回归到人的本质能力的体现，价值的基础与生存的第一需要。正确的观念，一经被发现、被提出，就不可逆转，因为人是文化动物。人可能犯错误，甚至犯严重的错误，但人类一定能在克服错误中探索前景，人类社会前途无量。我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