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国会纵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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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 年2 月27 日，德国国会大厦被人纵火焚烧。这个案件发生在希特勒政权诞生后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巨案是谁策划的？背后的指示者是谁？六十年来一直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政治大谜。

　　被推上审判席的一共有五人，他们分别是二十四岁的荷兰青年工人范·德·卢贝，此人曾经是荷兰的共产党员，后脱党到处流浪；德国共产党的议员团长恩斯特·托格勒；另外三名是保加利亚共产党书记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及二名保加利亚共产党员。

　　审判的结果是：卢贝被处死，其余被判无罪释放。但德国共产党领袖托格勒被“保护性拘留”，第二次大战时死在狱中。

　　希特勒的纳粹正权宣布纵火犯的背后指使者是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则反驳说，纵火是纳粹头子希特勒为镇压共产党而制造的阴谋。无论谁是谁非，但希特勒却利用这个机会制定了“防止共产党危害国家”的措施。

　　唯一能够说出真相的卢贝一直缄默不语，或者语无伦次，直到处死也只字未吐。

　　悬案至今未得披露。

　　1.“格拉菲理发店”的密谋

　　“起来！已经七点半了！”

　　瓦钦斯基唤醒了还在沉睡的范·德·卢贝。卢贝起床后，洗过脸，穿上衬衣，系上领带，套上西装背心，又穿上裤子、夹克，再在外面套上一件大衣，最后戴上了一顶鸭舌帽。瓦钦斯基看到卢贝那一身皱巴巴的肮脏的衣服，不由皱起了眉头。

　　“你不刮刮胡子吗？”

　　“没有刮胡刀。”

　　瓦钦斯基从箱子里摸出刮胡刀，递给了卢贝：“还是刮一下吧，今天可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还是刮一下，留作纪念。”

　　卢贝刮好胡子，跟着瓦钦斯基走出了汉宁斯道夫一间由警察管理的，专门收容无处过夜的流浪汉的简易免费旅馆。

　　旅馆的入口处，一个名叫施密斯的警察，以挑剔的目光瞅了一眼从房间里走出来的卢贝和瓦钦斯基。

　　“要出去吗？”

　　“是的。”

　　“你叫什么名字？”

　　“瓦钦斯基。弗良兹·瓦钦斯基。”

　　施密特在住宿登记册上填上了瓦钦斯基的名字。抬起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七点四十五分。”将时间填在了名字的后头。

　　“那一个叫什么名字？”

　　“玛丽努斯·范·德·卢贝。”卢贝从瓦钦斯基的身后探出头来回答道。

　　施密特填上卢贝的名字和时间后，用粗暴的语言，挥动手臂，象赶苍蝇一样说：“走吧！你们可不要在这一带惹麻烦！”

　　瓦钦斯基把卢贝带到一条胡同里的红砖房前，对卢贝说：“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把朋友领来。”

　　不一会儿，瓦钦斯基带着一男一女从房里走了出来。

　　瓦钦斯基告诉卢贝说：“他俩都是共产党，决定跟我们一块干。”但值得注意的是瓦钦斯基并未将两人的名字介绍给卢贝。

　　女人有些不放心地问：“这个人也能参加吗？那可是一件大事。”

　　“没问题，这小子信得过。”

　　“叫什么名字？”

　　“卢贝。玛丽努斯·范·德·卢贝。”

　　“不是德国人吧？”

　　“对，是从荷兰的莱登来的。”

　　瓦钦斯基提醒女人：“不要多管闲事，彼此间什么都不知道为好。”

　　女人带着三个男人来到了“格拉菲理发店”，敲开门，见一个枯瘦的青年男子从发黑的门缝里探出了头。

　　女人说道：“是我，我领着朋友们来了。让他们进去吧。”

　　房间又窄又暗，冷冰冰的，里面靠墙放着一张单人床。房中间一张木桌上放着肮脏的餐具和一堆乱糟槽的书。

　　这间房子的主人是女人的小叔子。男人们随意坐在椅子和床上。

　　“巴尔奇怎么样？”跟女人一起来的男人问她的小叔子道。

　　“还在找工作，我去把他叫来吧。”

　　不一会儿，那个名叫巴尔奇的年青人被带进了屋内，女人的小叔子和巴尔奇都是共产党员。

　　“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呀？这么多人聚会在这儿。”

　　瓦钦斯基转过身子对巴尔奇说：“3 月5 日国会搞选举。我们完全不是纳粹的对手。我们正在谈论这个问题。”

　　巴尔奇说：“我们应该给纳粹一点颜色看看，否则，将会重蹈意大利的覆辙。”

　　瓦钦斯基有力地说：“如果有人想对纳粹发难，你们都愿响应吗？”

　　“当然！如果有人出来点一把火，整个火药库就会来个大爆炸！”跟女人一起来的男人接过瓦钦斯基的话头激动地叫了起来。

　　“好！这个人已经有了！就是他”。瓦钦斯基用下巴指了指卢贝：“他今晚上就要动手去烧国会大厦。到时大家跟他一起干吧！”

　　卢贝无不得意地向在座的人环视了一眼。

　　卢贝是一个国际流浪汉。1909 年2 月13 日生于荷兰莱登市一个贫民家庭。和希特勒一样都有同父异母兄妹而且他们的父亲都是一个好吃懒做的酒鬼，不同的是卢贝的父亲在他四岁那年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卢贝十二岁时，他的母亲因劳累成疾而去世。从此，卢贝便成为流浪四乡的孤儿。卢贝十八岁时，参加了荷兰地下党的组织“德·扎伊尔”，即“革命的播种者”。当时的卢贝是一个对社会极度不满，但又希望靠冒险成功的好吃懒惰的青年。

　　从1928 年开始，二十岁的卢贝开始到处流浪，先后到比利时、德国、法国及巴尔干半岛进行流浪性旅行。这位共产党员每到一处，都要干些鸡鸣狗盗的事。其罪状是私卖明信片，非法入境，或者弄坏别人的东西，或者调戏当地妇女。总之，都是些轻微的罪过。也许是出于放荡流浪生活的冒险，其结果是欧洲各个国家警察局的登记本上都有这个共产党的名字。

　　1931 年春天，卢贝在德国被普鲁士警察逮捕，被拘留十天。从拘留所出来后，身无一文的卢贝退出了荷兰共产党，但却参加了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极左组织。这是一个仅有二十名党员、近似于流氓无产者的小团体。卢贝之所以加入这个组织，主要是不满意奉行合法路线斗争的共产党组织，他认为只有砸碎一切旧有体制，无产者和工人才有饭吃。

　　1933 年1 月，卢贝因眼伤住进了医院。2 月，当他听说德国工人因为纳粹上台而罢工时，心情无比激动，认为“工人当家的时代到了”。不久，卢贝悄悄离开了医院。

　　1933 年2 月27 日中午，卢贝离开了“格拉菲”理发店，与瓦钦斯基约好相会的时间，独自来到柏林城慕尼黑街一家名叫“海曼·舒特尔商店”的杂货铺。向老板购买了焚烧国会大厦的物品：四根炭精棒和一盒火柴。卢贝把购买的东西装入大衣口袋，离开杂货铺，来到了大街上。几个身穿褐色制服的纳粹冲锋队员，脚穿高统皮靴，昂首挺胸，神气十足地与卢贝迎面擦身而过。

　　卢贝心里恨恨地骂道：“等着瞧吧！法西斯！走狗！”

　　下午二时许，流浪汉卢贝来到了国会大厦前的国会广场。

　　卢贝走到国会大厦后面的大门前，抬头望着这座此时正被萧萧细雨淋湿了的古式建筑物耗时十年才修成的大厦。

　　“在今天晚上，我就要放火把它烧掉！”想到这里，卢贝不由得浑身一阵颤抖。

　　“等着看吧！明天！这里将变成另一个世界。而这个改变世界的人不是别人，他就是我卢贝！”

　　2.“这是信号！这是革命的烽火！”

　　2 月27 日夜九点左右，二十一岁的排字工人维尔纳·塔拉从西姆街转过国会大厦的西南角时，突然听到前方发出了一阵玻璃被撞碎的清脆的响声。塔拉抬起头，朝响声发出的方向看了一会儿，由于天黑，他什么也看不清楚。出于好奇心的驱使，塔拉大步流星地向声音响起的地方走过去，只见一个人手扶着窗框，另一个人正往里钻。

　　“有人想进入大厦！”塔拉惊慌地往回走时，看到一位警察正好从南侧走过来。

　　塔拉便向警察喊到：“喂！有人钻进国会大厦里去了！”

　　警察如若无闻，毫无表情地走开了。

　　塔拉折回身又往北面跑去，迎面碰上一位学生模样的人带着一个警察正好跑过来。

　　这位学生模样的人，名字叫汉斯福列达，是神学院的学生。

　　福列达从国会图书馆回家，经过国会大厦时，同样听到了玻璃被撞碎的声音，汉斯福列达看到一个男人手里举着燃烧物正在国会大厦的阳台上爬，汉斯福列达于是赶紧跑到西南角向一位名叫布柏特的警察作了报告。布柏特、福列达和塔拉三人来到出事地点。透过被敲掉玻璃的窗框，看到窗内有一个人正点着火在里面走动。

　　布柏特向一位正在路过的国防士兵喊道：“有人正在放火烧国会大厦，快去报告派出所，让消防队来灭火！”

　　勃兰登堡凯旋门派出所在接到这个士兵的报告前十五分种就已经接一个民间人士的报告。

　　“二十一时十七分，国会大厦火灾。请求立即支援！”拉泰特让身边的随身警察带着这个报告走出派出所。

　　布柏特在请国防军士兵去向派出所报告后，朝食堂正下方房间里的人影开了一枪，但未击中目标。

　　此时是夜九时十三分左右。

　　位于林登街的消防总署，早于拉泰特报告之前，就接到了另外的人送来的火警报告。时间是在九时十三、四分左右。

　　消防总署立即命令离国会大厦较近的利尼恩街第六消防队和莫特凯街第七消防队出动。

　　拉泰特掏出手枪，推上子弹，带上身边的两个警察，疾步来到了国会大厦的北部左边的楼道。隔着通向议会厅的门，看到厅内正在冒着火焰。议会厅的西门上并没有上锁。拉泰特推开门和随身警察进入了会议厅内。

　　厅里鸦雀无声，四周一片漆黑，拉泰特用手电筒向四周扫视了一遍，并未见到一个人影。只有正前方的议长席和议员席周围的帘布正在燃着火。

　　“厅里一定还有人！”

　　拉泰特和随身警察正跑出议会厅，跳上警车，直开勃兰登堡凯旋门派出所，给林登警察总署打电话。

　　林登警察总署接到拉泰特的电话已是九时二十五分。此时警察总署的消防车早已赶到国会大厦。

　　拉泰特走后不久，国去大厦的守卫长舒克拉维支带着巡查佩歇尔，偷偷打开了拉泰特走时随手关上的议会厅西门，然后往里窥了一眼。舒克拉诺维支和佩歇尔来到大厦东南部的“俾斯麦厅”。

　　“站住！举起手来！”佩歇尔举着枪冲了过去。

　　逃跑的人站住了。

　　佩歇尔扭住了这个人的右腕，只见此人光着膀子，一身大汗淋淋。

　　这时已是九时二十七分。

　　“为什么要到大厦里放火？”守卫长舒克拉诺维支问被抓获的人道。

　　那人情绪激动地脱口高喊：“这是信号！这是革命的烽火！”

　　佩歇尔从被抓获者的身上搜出了传单和护照。

　　佩歇尔借着手电的光亮，打开了男人的护照。上面贴着一张戴冠照片，写有持照者的姓名、出生地、出生年月日：“玛丽努斯·范·德·卢贝。一九零九年一月十三日生。荷兰。莱登。”

　　由队长普列指挥的第六消防队的四辆消防车正在灭火。普列打开食堂的一扇门往大厅走去。普列从大厅走进有成廉皇帝纪念像的大厅时，碰上了第七消防队队长克罗兹。

　　克罗兹对普列说：“整个会议厅变成一片火海！”

　　除第六消防队和第七消防队的八辆消防车，先后又有另外的十多辆消防车赶来参加扑救会议厅的大火。

　　拉泰特巡查部长从勃兰登堡凯旋门派出所回来后，从二号便门进入了国会大厦。

　　拉泰特在搜寻着火的起源处。他走进二号便门左面的洗手间，在那儿，他发现了一条公用毛巾正在燃烧。

　　拉泰特来到了第一层楼房。在南门旁边的楼梯上，拉泰特发现了作案者帽子、领带、还有肥皂头。

　　这时已是九点三十分左右。

　　当第六消防队队员伏利兹·波尔晓夫和谈利比·尼斯特从餐厅进入配膳室，顺着西门口的楼梯往下走了三步时，一道手电光从下面照上来。“停住！不准往这边来！我们是警察！”波尔晓夫和尼斯特吓得转身往回走。除议会之外，其他地方的火，到九点半至九点四十五分，火势达到了最高潮。站在四十里外，也能看清从房顶上升起来的巨大烟柱。快到十一点，整座大厦的火才被扑灭。

　　在大火扑灭后，在政治警察部队鲁道夫·狄尔斯的指挥下，刑事警察们立即开始了现场侦查。

　　刑事警察向守卫的温特问道：“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是谁？”

　　温特回答：“共产党的议员托格勒和凯念”。

　　狄尔斯兴奋地对他的部下说：“纵火就是共产党暴动的开始！”

　　狄尔斯立即给纳粹冲锋队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负责人哈因里·海尔道夫写了一封信，声称共产党的暴动已迫在眉睫。

　　海尔道夫接到狄尔斯的信后，立即向冲锋队员发出了逮捕德国共产党活动家的命令。

　　海尔道夫在向冲锋队员下命令时说：“共产党要趁混乱之机搞暴动。要马上动员全体冲锋队员，防患于未然！”

　　一夜之间，共产党的大半活动家被逮捕。

　　对共产党抓捕活动，从国会纵火案发生的当夜开始，一直延续到四月末。一位历史学家曾这样写道：“其规模仅次于俄国共产党的德国共产党，一夜之间就被消灭了。”

　　卢贝这个有着幻想狂的“共产党员”断送了德国的共产党组织，为希特勒的阴谋铺平了道路。而与卢贝一起密谋的三男一女却不知去向，甚至卢贝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会不会是纳粹的冲锋队员化妆成所谓的“共产党员”煽动这个早就脱党的卢贝？这是一个悬而又悬的秘密。卢贝是一个对纵火有特殊癖好，而头脑却十分愚钝的共产党人，这个没有头脑的纵火狂是上天送给纳粹党的好礼物。其实他在小酒馆吹牛说要烧几所政府大厦，还要烧国会时，冲锋队的便衣早就暗中注意到了。而这个神经错乱的共产党人所要干的正是希特勒准备干的勾当，难道纳粹就不会暗中用钱培养一下这个一文不值的共产党流浪汉？

　　3.“光耀德国历史的伟大时刻到来了！”

　　1933 年2 月27 日夜九时十五分，威廉普鲁士内务大楼。身兼国会议长和普鲁士内务部长的赫尔曼，戈林正在加班。

　　突然，戈林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戈林接过电话，电话传来了当夜国会议长官邸值班守卫惊慌的报告声：“我是保尔·阿德曼，国会大厦被人放火了！”

　　“什么！”戈林立即惊叫起来。

　　戈林放下话筒，向副官W·雅科比发出命令：“把格劳埃尔特叫来！”

　　路特维希·格劳埃尔特在五天前刚刚被任命为内务部的警务局长。格劳埃尔特接到戈林的电话后，马上赶到了内务部办公室。

　　戈林告诉格劳埃尔特：“听说国会大厦被人放火了”。

　　“我们现在就到国会大厦去吧。”戈林接着说。

　　戈林和格劳埃尔特于九点半乘车来到了国会大厦。

　　戈林一下车，除了对消防队队长瓦尔塔·盖姆作了消防指示，还及时听取了国会事务局长莱因霍尔特·加来汇报国会大厦的有关情况。

　　“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是谁？”戈林问道。

　　“共产党的议员恩斯特·托格勒和威廉·凯念两人。”加来问答说。

　　戈林转过身对格劳埃尔特说：“这最后离开的两个人是重要的嫌疑分子，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几分钟后，政治警察部长鲁道夫·狄尔斯向戈林报告：“犯人已被抓住，是个二十四岁的荷兰工人，好象是共产党员，托格勒和凯念直到晚上十时才离开国会大厦。”

　　戈林狂叫道：“够了！那不正是起火后的时间吗？”

　　狄尔斯接着说：“据下面报告说，犯人在被抓获时，口中高喊着‘这是革命的信号’，‘是为了抗议’。”

　　戈林：“信号”他说是‘革命的信号’了吗？”

　　“是的。”

　　戈林立刻发出命令：“狄尔斯，这是共产党要通过纵火，制造混乱，乘机搞武装暴动，刻不容缓，全体警察马上进入戒备状态！”

　　“明白！”狄尔斯应命而去。

　　国会起火时，希特勒正在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家里吃晚饭。

　　希特勒和戈培尔接到国会大厦被烧的报告以后，急忙乘车赶到了国会大厦。

　　戈林向希特勒汇报说：“是纵火。犯人已经被逮捕。是荷兰人，共产党员，共产党的议员托格勒和凯念是最后离开国会的。我已下命令派人去抓捕。”

　　希特勒边点头，边对在场的人说：“这是暴动预兆！懂吗？共产党将要发生爆动！”

　　戈林和戈培尔与希特勒一起从二号门进入了国会大厦。

　　希特勒窥视着火势已消的议会厅挥动着双手，激动地说：“该给他们点厉害看看了！谁敢反对我们，就把谁统统干掉！共产党的活动家全部都要枪毙！今天夜里要把共产党的国会议员绞死！同情共产党的，要把他们关进监狱里！对社会民主党和国旗团也如法炮制！”

　　十点半，希特勒召集了政府首脑会议。希特勒在会上的讲话中断言纵火案是共产党预谋的犯罪所为。

　　希特勒情绪激昂地说：“说这是共产党干的勾当，这是天佑！光耀德国历史的伟大的时刻到来了！诸位，你们将马上会看到结果的！”

　　纳粹党人居然发现了一个神经错乱的共产党人为他们放了火，这种巧合只有天知道了。而希特勒在会上的激动无比，好像烧了国会他更兴奋，比当年夺取总理还激动。

　　事实上，放火烧国会这个主意是戈培尔提出并经元首希特勒首肯的。当时在普鲁士政府内政部供职的汉斯·吉斯维乌斯在纽伦堡作证时就说过：“最初想到放火的是戈培尔。”而纳粹秘密警察头子鲁道夫·狄尔斯则在后来的供词中说：“戈林事先完全知道火是怎样起了。因此他命令在起火之前就准备好在大火燃起之后立即逮捕一批共产党人的名单”。从这个供词中，可以完全知道，放火者的一切行动都掌握在纳粹头子们的手中。第二次大战初期，“国会纵火案”已经过去了八年，当时任总参谋长的哈尔德有这么一段日记：“在1942 年元首生日的午宴席上，话题转到了国会大厦，戈林大声打断大家说：‘真正了解国会大厦的只有我一人，因为是我放火把它烧了’”。

　　一切都非常清楚，卢贝是受纳粹党人利用的，而且主要放火的工作是由冲锋队干的。这个荷兰人不可能在两分钟就把这么大的建筑物烧掉。事实上，卢贝潜入大厦两分钟前，中央大厅就燃烧起来了。卢贝只做了一个替死鬼的角色。

　　4.天佑？还是预谋？

　　1933 年1 月30 日成立的希特勒内阁原是“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和保守的“国家人民党”的联合政权。

　　当时，纳粹党还未在议会占多数，就是和人民党联合起来也未超过半数。如果能把共产党的议席排除，政府执政党就有希望在3 月5 日的大选中超过半数，甚至就是纳粹一党也有过半数的可能。

　　根据当时德国现有的宪法规定：只要获得国会中三分之二的议员的支持，总理就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掌握全权。即所谓的授权法。希特勒最想获得授权法。

　　早在纵火案发生前的几个月的1932 年10 月29 日，希特勒在回答兴登堡总统关于对未来政权的设想的对话时，就说过这样的话：“国会应该通过授权法，我和新政府要以它作为基础。除了我而外，国会不能给其它任何人授权法，有了授权法，问题就可以解决。”

　　当时的希特勒内阁，除希特勒本人，外加弗利克和戈林外，其它的内阁成员全都属于保守派人士。总统兴登堡和保守界人士为了抑制希特勒的独裁和激进，决定先利用希特勒，一旦失去利用价值，就将希特勒踢出内阁。宪法规定：总统拥有不经国会同意就可以任免总理的特权。

　　在总统拥有的特权中，除了随时可以解除希特勒的总理职务，还有一条，就是可以拒绝在违背自己意愿的国会所制作的法案上签字，使之不能生效而成为一张废纸。

　　在3 月27 日夜国会大厦纵火案发生后，召开的政府首脑会议上，希特勒认为这是给了执政党在新议会中能获取半数以上的议票和能够使授权法通过的“天佑”良机。

　　一旦上述两点获得成功，希特勒就可以完全摆脱总统的节制，成为一个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名符其实的独裁者。

　　所以，会议一结束，希特勒便迫不及待地上了“奔驰”，在戈培尔的陪同下，直驶纳粹党的机关报《民族观察家》编辑部。

　　希特勒和戈培尔到达编辑部，已经快到零点。《民族观察家》的晨报已经排版完毕，编辑们都已回家休息。编辑部只有几个工人围着火炉在闲谈。

　　戈培尔下车后，便去敲编辑部的门，工人们对敲门之声不予理睬。当戈培尔好不容易将门敲开时，来开门的工人满肚子不高兴地说：“找谁？明天上班再来！”

　　“混蛋！”希特勒一声怒吼。

　　当排字工人看清站在自己面前的竟是希特勒和戈培尔，顿时惊呆了！希特勒派人叫来值班的副总编辑，对他发出命令：“国会大厦被共产主义者纵火烧了。《民族观察家》明天的晨报要改版！”

　　国会纵火案发生后的第二大，纳粹的新闻媒介发表了戈林起草的一份公报说：“通过已经侦查得出的结果表明，2 月27 日二十一时十五分，国会大厦内数处发生火灾系属纵火。

　　“这次纵火，从其胆量和规模来说，是共产党所为。在对冠名为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共产党总部进行查抄后..发现了共产党大量的绝密材料。其中包括有共产党已经策划好的阴谋铁证。对国会大厦纵火，本来会成为共产党发动血腥叛乱，以这次纵火为导火线，造成内乱局面。由于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这个肮脏的预谋失败了。纵火犯已当场被捕，他是荷兰共产党员范·德·卢贝..”

　　公报发出后不久，希特勒便在威廉街的总理宫邸召开了内阁会议。希特勒在会上向各到会官员介绍了国会纵火案的经过情况，然后接着说：“我要对共产党采取最坚决而严厉的手段！”

　　希特勒还宣称，按原计划举行3 月5 日的国会选举。希特勒讲话结束后，戈林说明了关于案件的侦察经过，其内容和所发公报完全一样。内阁会议结束后，希特勒直奔总统府官邸，请总统签署内务部制定的“保护人民和国家法”。

　　这项法令是以“对付共产党暴力活动的自卫措施”的理由颁布的。对此，内务部长戈林曾宣称：“这个赋于空前广泛侦察权的法令，虽主要以共产党为对象，但间接地也跟共产党一起活动或支持、帮助共产党犯罪的人为对象。”

　　这个法令的第一项废除了魏玛宪法的基本人权规定，为后来希特勒把德国变成警察国家奠定了基础。

　　希特勒从纵火案件得到的第一个好处就是按自己的全部意志制定的“保护人民和国家法”得到通过和实施。

　　3 月5 日的国会选举如期举行。纳粹党和国家人民党的票数终于超过了半数。

　　大选之后，纳粹对仍保持独立性的地方政府，直到市镇村，实行了彻底夺权。希特勒政府因此而奠定了在全国内实行独裁统治的基础。这是希特勒利用纵火案做文章捞到的第二个好处。

　　国会纵火案的侦察，由国家秘密警察负责，仍在进一步地进行。希特勤利用纵火案获得了镇压异党和反对自己的社会的特权。以及掌握了德国全境的地方自治政府，与国家人民党等保守势力相比已占了优势以后，于3 月21 日提前召开了国会议会。预定将授权法提交国会审议。会议选择在波茨坦的忠烈祠举行。

　　3 月21 日是俾斯麦在1871 年主持第二帝国第一届国会开幕的日子。忠烈祠有皇室的墓地，是帝国主义者的圣地。希特勒选择这样的日子和地点是有所用心的，目的是要唤起保守派们对帝政时代的怀念。

　　会议的开幕纪念仪式在腓德烈大帝的墓前举行。身穿旧普鲁士军队元帅服的兴登堡总统、前王太子和旧普鲁士军队的将军们应邀与新议员一起出席了纪念仪式。

　　这个使梦想复辟帝政的保守主义者们拜倒在希特勒独裁者脚下的日子。后来被人们称为“波茨坦日”。

　　纪念仪式向整个德国人表明了谁是德国的统治者。在这次国会上，由于纵火案，共产党的议员或遭监禁，或隐蔽起来，或逃往国外，没有一个人出席会议。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也因遭到同样的排挤和打击而未能出席会议。

　　3 月23 日，新国会改在柏林的克罗尔歌剧院举行。

　　整个歌剧院被纳粹冲锋队包围起来，到会的议员受到了无声的压力。下午二时十五分，希特勒发表了施政演说。希特勒演说结束，开始了长达三小时的休息。休息过后，对授权法进行投票。投票结果：出席会议的五百三十名议员中，赞成的四百四十票，反对的九十四票。授权法通过投票得以通过实施后，希特勒所梦寐的夙愿得到实现，不再是兴登堡总统的傀儡，而是一手独揽大权。授权法的实施是希特勒利用纵火案得出的第三个好处。希特勒紧接着解散了德国的工会组织，废除了政党制度，建立了纳粹一党专政的独栽制度。

　　由希特勒导演的这场“贼喊捉贼”的国会纵火案，为纳粹党的独裁统治打开了通向胜利的大门。尽管法庭屈从于希特勒的淫威，但是在后来审讯中，戈林、戈培尔，包括希特勒本人都受到了很大的怀疑。只是为时已晚，因为希特勒借此威胁兴登堡总统，不仅残杀了大批德国共产分子，还制定了许多保证纳粹党顺利夺权的法律。希特勒开始成为德国法律的象征。

　　事实上，在后来不久的莱比锡举行的审讯时，就确定卢贝这位昔日的荷兰共产党傻瓜根本没有足够的引火物，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可以把这么规模宏大的建筑烧掉。他的四根炭精棒和一盒火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起到如此大的作用。根据专家提供的证词，几处大火都是由化学物和汽油引起的，而卢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带进去。

　　那么谁是卢贝的同谋呢？

　　5.巴伐利亚饭馆的跑堂

　　3 月3 日，波茨坦街“巴伐利亚饭馆”的跑堂约汉涅斯·赫尔玛战战兢兢地来到了柏林警察局。

　　赫尔玛向警官瓦尔塔·霍尔茨豪萨报告说：“范·德·卢贝在纵火案发生以前，曾经常到我们的饭馆里来跟一个俄国人坐在饭馆的角落里嘀咕。”

　　瓦尔塔·霍尔茨豪萨对赫尔玛所提到“俄国人”的证据感到振奋。因为一提到俄国人，人们自然就会想到共产党。这不就是共产党纵火国会大厦的证据吗？

　　霍尔茨豪萨告诉赫尔玛：“如果再见到俄国人到店里来，你就马上来报告。明白吗？”

　　虽说卢贝纵火国会大厦的人根据调查的推理有“六、七个人”。但现在逮住的只有卢贝和恩斯特·托格勒。其余的至今一直找不到线索。赫尔玛的报告使霍尔茨豪萨心中充满了希望：“要是能逮住一个俄国同案犯，不是一切调查都可以打上句号了吗？”

　　3 月9 日，瑞士作家鲁道夫·赫迪加去波茨坦大街的“巴伐利饭馆”等两个保加利亚人。其中一个是他的老相识布莱戈伊·波波夫，另一位是他未曾见过的年青人。

　　为了甩掉纳粹的盯梢，赫迪加自早上走出所居住的库林卓尔大街九十六号公寓之后连续换乘了几次公共汽车和电车，兜了不少圈子后，于上午十一点钟才到达“巴伐利亚饭馆”。

　　那两个人已先于赫迪加到达了饭馆。

　　身材修长的波波夫和赫迪加打过招呼后，便把身边的青年人介绍给他。赫迪加用保加利亚语向年青人作了自我介绍：“我是鲁道夫·赫迪加”。

　　这位自称为“鲁道夫·赫迪加”的人就是正在流亡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袖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鲁道夫·赫迪加”是他使用的化名。三人的谈话还未进入正题，两个便衣警察就出现在“巴伐利亚饭馆”的门口，其中一个便是警官瓦尔塔·霍尔茨豪萨。

　　这显然是饭馆跑堂告的密。

　　两个便衣警察来到紧埃赫迪加三人的饭桌旁的桌子跟前坐了下来。赫迪加觉得气氛不对，给另外两人作了示意，借故站起来要走。霍尔茨豪萨突然站起来拦住三人的去路说：“对不起，我是警察，要看看你们的护照。”

　　鲁道夫·赫迪加很从容镇定地掏出护照递了过去，年青人也不慌不忙掏出了护照。

　　三人的护照都制作得很规范和精致。精明的霍尔茨豪萨马上便判断出它们都是假护照。正当霍尔茨豪萨要对赫迪加进行盘问的时候，没有护照的波波夫想乘机逃走，但一下子就被跟随霍尔茨豪萨一起来的另一便衣警察按倒了。

　　“跟我们走一趟！”三人被警察押上了警车。

　　在车上，赫迪加突然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塞进嘴中，未得嚼咽，就马上被霍尔茨豪萨扭住手，撬开嘴取出了纸团。这是一张由共产国际印发的一张传单。传单的标题是：“全德国的工人们，消灭法西斯！”

　　赫迪加等三人被带到国会大厦“俾斯麦厅”的侦察总部。警官布莱舒维茨问赫迪加：“你们到德国来干什么？”

　　鲁道夫·赫迪加考虑到自己的身份迟早都要暴露，干脆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是保加利亚共产党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为了免遭国内敌人的迫害，我化名为鲁道夫·赫迪加。”

　　审查的结果，没有一个是侦察当局所希望得到的俄国人。为了证实饭馆跑堂赫尔玛所作的证言，第二天德国警察便把“巴伐利亚饭馆”的工作人员和常客叫来辨认，有没有见过卢贝和季米特洛夫在一起。

　　结果除赫尔玛以外，其他人都说没有卢贝和季米特洛夫在一起的印象。由于在一年前，柏林警察局的政治警察部得到情报，有一个由共产国际派来的人，经常到柏林的有关公共场所进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活动。侦察总署把曾经目击过这个外国人的一位警察唤来辨认，季米特洛夫是不是他所见到的那个人。

　　这个警察一见季米特洛夫后便马上断言：“没错！就是他！”

　　这样，侦察总部以卢贝同案犯的嫌疑把三个保加利亚人拘留。政治警察搜查了季米特洛夫下榻的库林卓尔大街九十六号的房间，抄走了季米特洛夫的书籍，笔记本和记录之类的东西，并进行了仔细的查阅，但从中并未找到有关要在德国搞武装暴动和纵火的物证。

　　为了从政治的需要做出判断，证明三个保加利亚人是卢贝纵火的同案犯，希特勒指令政治警察必须找出一些事实作为证据。于是，侦察总部印刷了大批标明季米特洛夫三人相貌、特征的通缉令，四处张贴。

　　通辑令写道：“1933 年3 月9 日被捕的国事犯的名字、相貌和特征：一、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人。身高一米七四。体胖。头发浓金色杂以灰色。胡子刮得很干净。脸呈蛋圆形。眼睛黄中带灰。金黄色的眉毛，呈月形。宽鼻梁。耳朵长。嘴大唇厚。上下牙均有缺损。会讲保加利亚语、德语和俄语。二、瓦西里·康士坦丁·泰涅夫。保加利亚人。身高一米六二。体胖。头发呈浓褐色。胡子刮得很干净。脸呈蛋圆形。眼睛暗褐色。眉毛金黄色，且左右相连。弯钩鼻子，耳朵椭圆形。会讲保加利亚语、土耳其语、德语和俄语。三、莱戈伊·基米诺夫·波波夫。保加利亚人。身高一米八。削瘦。暗褐头发。胡子刮得很干净。长脸高额。眼睛呈暗褐色。月牙形眉毛。鼻子上翘。耳朵呈卵形。上述三人长期逗留在德国进行政治活动，与国会纵火案有关系。知其居住、隐蔽场所及活动情况者，从速报告警察部门。有发现纵火案有关的活动证据者，政府给予重奖。”

　　通缉令提出，为了得奖，大量的“目击者”提供的情报象雪花样飞往侦察总部。

　　虽然侦察总部发现这些情报统统都是假的，但为了证明三名保加利亚人是卢贝的同伙。侦察部部仍凭“目击者”们提供的证言，将三名保加利亚人判成了是国会纵火案的同犯。

　　季米特洛夫拒绝在审讯录上签字。他一直申明国会纵火时自己并不在柏林。季米特洛夫坚决否定赫尔玛证明的他曾在“巴伐利亚饭馆”与卢贝见面的事实。因为跑堂赫尔玛证词中所说的日期，季米特洛夫正在生病卧床，从未离开过库林卓大街九十六号公寓。

　　三名保加利亚共产党人真的是卢贝的同伙吗？巴伐利亚饭馆的跑堂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普通人。希特勒的秘密警察正在日夜不停地为他们的主子寻找各国共产党在德国的蛛丝马迹。其用意昭然若揭。

　　6.季米特洛夫的推理

　　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于1882 年6 月18 日生于保加利亚多米尔乡一个农民家庭。十全岁的，因父亲逝世，不得不中断学业，当了排字工人。

　　同希特勒一样，季米特洛夫也在未接受过系统的正式教育的情况下，就开始了人生的旅途。二十岁加入保加利亚民主党。

　　1904 年，十五岁的希特勒因成绩太差在奥地利的林吕匀中学被校方勒令退学时，二十二岁的季米特洛夫却由印刷厂工人工会负责人当选为保加利亚总工会书记。

　　1932 年9 月下旬，季米特洛夫作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领导了保加利亚共产党进行武装起义。起义失败，保加利亚昌科夫政府下令逮捕所有保加利亚共产党员，彻底取缔共产党的活动。共产党的起义领袖先后逃往南斯拉夫和维也纳城，建立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保共流亡委员会。由于共产国际发现季米特洛夫是一个能坚持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到最后，为最忠实的执行者，只要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即使是错误的，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执行。所以，1924 年春，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将季米特洛夫从维也纳召去，让他专门从事共产国际的工作。

　　在1926 年以前，季米特洛夫作为一个忠实的共产国际的办事员，勤勤恳恳地在莫斯科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而这期间，他至于做了哪些具体事情，却是不为外人所知。

　　1926 年起，季米特洛夫被任命为巴尔干共产党联合事务局的负责人，以各种化名，在维也纳从事了三年的秘密活动。

　　1929 年秋，共产国际调季米特洛夫在柏林从事宣传和搜集情报的工作。这时的季米特洛夫，其头衔是共产国际西欧负责人。不过，他并不与德共直接发生任何关系。

　　从1929 年秋带着共产国际的国际统治委员会伪造的身份证和护照潜入柏林，到1933 年春被德国希特勒手下的警察逮捕，三年多时间里，季米特洛夫以柏林为据点，频繁地来往于巴黎、维也纳、阿姆斯特丹和莫斯科之间。为了甩掉盯稍者，季米特洛夫在往返往地，到达秘密会客点和跨国活动时，总是不断进行巧妙的化装或多次换乘不同车辆。虽然柏林警察早发现有个频繁活动的外国人“是共产国际活动家”，但总是抓不到这个人。直到被逮捕前，季米特洛夫自信自己的秘密活动干得很漂亮。从被拘留后受审的情况看，季米特洛夫发现，德国警察并不知道自己在柏林活动的具体内容。

　　“我被拘留，主要是持假护照和随身带有共产党的传单的缘故。即使被判有罪，大致在拘留几个月后驱逐出境吧？”季米特洛夫显得很乐观。至于国会纵火案发生的当天，他和另外两个保加利亚人都不在现场。相信纵火案对他怀疑不久将会因调查清楚而消除。

　　4 月3 日预审开始，德国警车把三个保加利亚人从莫阿比特送到了柏林地方检察厅。从预审时的警戒森严的气氛中，季米特洛夫感觉到了不详之兆，事情并不会象他预先想到的那样结束。

　　不出季米特洛夫所料，在第二天的审讯中，预审员申明了拘留他们三人的理由是：“一、企图以暴力颠覆德意志共和国政府。二、与卢贝共同策划向国会纵火，并企图在这以后发起暴动。”

　　预审官向季米特洛夫等三位保加利亚人出示逮捕证。“你们搞错了吧？”季米特洛夫见到逮捕证后，先是目瞪口呆，但马上镇静下来，向预审员反问道，“‘巴伐利亚饭馆’的跑堂一定把奥地利作家雅科布·罗斯纳错当成卢贝了。我常跟罗斯纳在“巴伐利亚烦馆’见面。”

　　“罗纳斯住在什么地方？”

　　“..”季米特洛夫不愿给朋友带来危险。

　　“2 月26 日，我还在慕尼黑，我是28 日早晨才回到柏林的”。

　　“..”季米特洛夫在慕尼黑会见的是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员，甭说公开他们的名字，就是请他提供证词都不行。

　　季米特洛夫虽然坚信自己无辜，但却找不出证明自己无辜的证据。他坚信，自己不仅与国会纵火案无关，而且与德国共产党也毫无关系。季米特洛夫在被捕前从报纸上看到有关纵火案的消息时，首先得出的第一判断是：“只有疯子才干这种事情！”

　　而其后当共产党的活动家遭到大逮捕，他自己也被当作国会纵火案的嫌疑而被捕时，他不得不重新做出了这样的推理：“也许是共产主义的仇敌搞的，他们企图以纵火来制造有利破坏工人运动和德国共产党的空气。”

　　“这些家伙，明知我与纵火案无关，却硬要把我搞成同犯，这是一个圈套！”季米特洛夫在作进一步的推理。

　　“法西斯政府为便其对共产党的镇压合法化，必须从共产主义者阵营中制造出‘犯人’来，于是，我被他们选中了。”季米特洛夫这样想到。“国会纵火案与其说它是共产党要暴动的信号，还不如说它是纳粹预造的阴谋！未来的法庭审判目的并不是为了辨清真相，而是一场向世界表明共产党有罪的政治表演！”

　　“这样表演的结果，将是十分拙劣的，但它表演的脚本现在却已经写好了。”季米特洛夫想。

　　7.“这是贪婪的豺狼和它啃不动的羊的斗争！”

　　1933 年9 月21 日上午九时十五分，德国莱比锡市最高法院刑事法庭宣布：开庭审判国会纵火案犯。

　　担任这次刑事审判的法庭庭长，是魏玛共和国时代就曾审判过许多政治案件的老手威廉·宾格尔。有趣的是：十年前，因“慕尼黑起义”失败而被逮捕的希特勒，也曾经被送上莱比锡法庭的被告席，当时能言善辩的希特勒以他特有的演讲天才征服了所有的旁听者，使法庭的被告席成为了宣传政治主张的讲坛，赢得了众多人的同情和支持。

　　十年后的今天，希特勒却把自己的持不同政见者，送上了莱比锡法庭，而这被希特勒送上法庭的人当中，却有人创造出了胜过希特勒当年法庭论辩更加轰动的宣传效应

　　“千百万工人知道了他，他们同他一起体验了莱比锡法庭的整个阶段。他在莱比锡审讯时所说的每一句话，在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里都得到了回声。他成了从来不认识他的那些人们的亲人。他们为了他的命运而痛苦，为他所受的镣铐创伤而耽心，为他的不眠之夜而苦恼。他们像为宣传劳动人民潜伏的思想和希望的革命讲坛而斗争一样，来为他而斗争。..”（马努伊斯基这个使“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里都得到了回声”的人就是季米特洛夫。为阻隔旁听人和被告，警察在旁听席前列成一行。

　　从保加利亚远道而来的季米特洛夫的母亲和妹妹、泰涅夫的妻子，还有托格勒的妻子也坐在旁听席上。

　　五名被告中的卢贝和托格勒被排在律师席的下面，三个保加利亚人在他们的背后排成一列。被告每个人的左右两侧教有警察监视，不准他们相互交头接耳。第一个被审讯的是卢贝。

　　卢贝全部肯定了起诉书上写的内容。此时卢贝头发蓬乱，弓着腰坐在被告席上，目光呆滞，无神地望着前方，面对庭长的审讯，露出茫然若失的表情，说适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甚至支离破碎，矛盾百出。使得庭长不得不一再进行重复的发问。

　　旁听者们得到的第一印象是：卢贝象一个痴呆症患者。当记者们如实地报导了卢贝的奇异情态后，便出现了这样的传闻：纳粹为了不让卢贝说出纵火案的真相，让他喝了渗有促使神经麻木的酒或吸了鸦片。关于这一点，最有力的证据是，大约半年后，季米特洛夫对一家法国的报纸的记者作了这样披露：范·德·卢贝是被监禁者中唯一吃特餐的人。送食品时，卢贝的一份用纸包着，特注上卢贝的姓名，由此而论，在卢贝的食物中渗上麻醉剂是不无可能的。

　　9 月23 日，轮到季米特洛夫作陈述。

　　季米特洛夫从容地打开笔记本，用德语简略地陈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柏林的活动情况。他说：他之所以用伪造的身份证在德国非法逗留，是为了逃避保加利亚政府的追捕；在德国的活动主要是从事救援保加利亚流亡共产党。他重申：国会起火的当晚，他在慕尼黑开往柏林的列车上。与纵火案毫无关系。

　　开庭时，庭长宾格尔一再宣称“公正审判”，面对其自欺欺人的一场令人嗤之以鼻的闹剧，季米特洛夫不无幽默地形容“这是贪婪的豺狼和它啃不动的羊的斗争”。

　　从审判一开始，季米特洛夫便把这场审判视为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冲突上的斗争。因此，作为共产国际政策的忠实执行着手米特洛夫早已抱定决心：即使被判处死刑，也要在审判席上斗争到底！这确实是纳粹审判当局事先始料不及的。

　　因此，季米特洛夫一开始就采取了挑战态度。他站在被告席上，俯身面向在场的听众声明：“是的，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是的，以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资格来说，我是一个负责的和领导的工作者。因为如此，我不是一个采取恐怖主义的冒险家，不是阴谋家，也不是纵火犯..”

　　“当我从报纸上得知国会失火时，便马上想到，此举的煽动者不是可卑的煽动者，就是精神或政治疯子..”

　　“我确实是苏联共产党的一个热烈的拥护者和崇拜者，因为这个党正在管理着世界上最大的、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国家，并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斯大林领导下，这样英勇地和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引证了马克思的名言：“‘他们（共产党）公开声言：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社会制度才可以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党宣言》）

　　整个审判过程中，庭长先后多次阻止季米特洛夫讲话，但季米特洛夫，决定完全无视法庭手续和日程，他要表达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强调自己的遭逮捕的无理，暗示纵火犯发生的真正背景。

　　庭长提醒季米特洛夫：“我不允许你在法庭上任意作共产主义宣传。你总是这样干。倘若你再这样放肆。我就不得不阻止你的发言。”

　　季米特洛夫毫不理会庭长的警告，仍滔滔不绝地辩论道：“我必须绝对否认那种认为我是追求宣传目的的说法，或许，我在法庭中的辩护已经产生某种的宣传效果。或许，我在法庭中的行为可以作为其他被控的共产党人的榜样。但是那些都不是我的辩护的目的。我的目的是：反驳这个说托尔格列尔·波波尔·汤尼夫和我自己与国会纵火有关的起诉书和控诉。..一定要提到宣传问题，那么我不妨公平地说，在这个法庭里有很多发言是具有宣传性质的。戈培尔和戈林在这里出庭，起了对共产主义有利的间接宣传作用，但是没有人能以他们的行为产生了这样的结果而责备他们。”

　　季米特洛夫说：“不仅我自己被报纸肆意攻击我对这种事是完全漠然视之的而且我的民族也因我而被指控为残忍的、野蛮的。我被叫做巴尔干的可疑分子，一个野蛮的保加利亚人。我对这类事不能默而不言。是的，保加利亚法西斯主义是残忍的、野蛮的。但是保加利亚的工人阶级、农民和文化是既不残忍、也不野蛮的。是的，巴尔干的物质生活水平还不能同欧洲其它部分一样高，但是要说保加利亚民族在政治上或精神上比其它民族低，那就错了，我们的政治斗争，我们的政治愿望与其它民族的斗争和愿望是同样的崇高。在外国奴役下生存了五百年而没有丧失其语言及其民族性的一个民族，已经并正在与保加利亚法西斯作斗争的工人和农民构成的一个民族这样的一个民族不会是残忍的、野蛮的”。

　　“挑拨和疯狂有人对卢贝进行挑拨，驱使狂人卢贝去纵火”。季米特洛夫的强有力的雄辩打动的了在座的记者和一切旁听的人的心。

　　美国记者埃德加·甘萨后来写道：“谁也没有料到季米特洛夫会采取那般令人佩服的大气态度。岂止如此，这位保加利亚人是聪明绝顶的。”（《欧洲内幕》）

　　季米特洛夫的锋利辩护，使法庭和纳粹党人狼狈不堪。谁是卢贝的主子显然已经大白天下。然而，希特勒是一个不要法律的人。他自然希望季米特洛夫是放火的指使者。即使不是，只要这个保加利亚的共产党领导人被推到被告席上，就对纳粹党有利。至于审判的结果如何，希特勒是并不关心的，他关心的是这场大火总算烧起来了。

　　8.整个审判的最大之谜

　　在莱比锡法庭审判前半年的3 月3 日对卢贝的预审中，谈到关于纵火焚烧国会大厦的动机时，卢贝当时曾有这样的供词：“我认为，为了表示对现体制的抗议，必须得做点什么。如工人阶级按兵不动，我一个人也应采取行动。考虑的结果，认为纵火是最好的办法。但因我不想伤害普通的人，所以就选择了象征体制本身的国会大厦。”

　　当时，不管怎样审讯，卢贝都矢口否认有同犯存在。3 月3 日预审记录中写道：“关于是不是我一个人犯罪的问题！我可以明确地说：是的！我未曾借助于任何人的帮助，在国会大厦里纵火是我一个人干的。”

　　事过半年，卢贝在审判庭上的表现和言词又是如何呢？9 月24 日至26日三天内，莱比锡法庭对卢贝离开荷兰莱登到柏林来的过程及其在柏林的活动重新作了审议。

　　当庭长按照卢贝预审时的自供书对卢贝进行提问时，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卢贝一律不再做出肯定的答复，只是作了“记不清”或“也许是那样”的模棱两可的回答。

　　从回答的方式和卢贝的痴呆状，使人们不由得产生了“所谓卢贝的自供是检察方面的捏造的”的印象。

　　为此，法院决定于27 日对卢贝进行公审。就卢贝的作证能力进行审议。27 日下午，法庭审议卢贝在国会大厦里纵火过程时，卢贝对此的陈述含混不清。

　　庭长问卢贝：“你往会议厅西口放了三处火，准备干什么？”

　　卢贝：“不知道，什么没有想就放了火。”

　　庭长：“不说放火是信号？‘是革命的烽火’？是为了表示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吗？”

　　卢贝沉默不语。

　　季米特洛夫未经许可，突然站起来说：“据说卢贝在预审时作了详细供述。可是他在这里却保持沉默，这实在令人费解。”

　　庭长举起手制止季米特洛夫再说下去。

　　季米特洛夫不理会庭长的制止，转身质问卢贝：“你以前是否听说过我的名字？”

　　卢贝沉默不语。

　　宾格尔庭长喝斥道：“不许提这个问题”！

　　季米特洛夫无视庭长的警告，提高嗓门向卢贝喊道：“哪怕是听到过一次也好，你说！纵火案的真情如何？你说！！”

　　卢贝仍不做声。

　　庭长再一次制止季米特洛夫：“你没有提问的权利！”

　　季米特洛夫并未收敛：“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范·德·卢贝。”

　　庭长问：“什么问题？”

　　季米特洛夫：“卢贝为什么在这里采取含糊其辞的态度？他先是肯定，接着又否定，后来又是肯定了再否定，然后，又沉默起来，这是为什么？卢贝对所提的问题到底理不理解！？”

　　庭长：“季米特洛夫！不许你对审讯插嘴！审判必须按规则进行，你无视规则，并肆意扰乱审议程序，我驳回你所提的问题！”

　　季米特洛夫仍然无视这一警告说：“第三个问题，关于纵火一事，卢贝事前与什么人商量过吗？”

　　庭长：“你提这样的问题，想干什么？”

　　季米特洛夫：“我想问的是：卢贝事前是否跟人策划过。”

　　庭长：“这个问题也驳回。”

　　季米特洛夫：“最后一个问题，卢贝为什么采取这样大的活动？又是跟谁干的？”

　　庭长：“这个问题也驳回，关于这个问题，卢贝的自述你应该已听说过，他说是单独放火。”

　　卢贝的沉默，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始终是最大的谜。卢贝为什么沉默寡言？是觉得自己了不得，是个英雄？还是有人从中指使，或者利用特殊手段使他不能开口，这一切都是尚等揭开的谜。

　　9.一个等揭的谜

　　10月10 日，法庭移至柏林，开始了证据审理的第一次公审。

　　守卫长舒克拉诺维支就当晚的警备情况作证说：国会大厦二号门六点上锁，五号门在托格勒和凯念两位议员离开国会大厦之后，于晚八点四十分已经锁上。这个证言十分重要。因为在九点十八分五号门重新打开之前，国会大厦的进出口全部锁上了，除非有万能钥匙，是不能从国会大厦里出去的。拉泰特巡查部长说：当他接到警察布柏特委托从现场经过的国防军战士的报警之前，就从一个民间人士那里接到了火警报告。

　　庭长：“那个民间人士叫什么名字？”

　　拉泰特：“..”

　　庭长：“你接到民间人士的报告马上赶到了现场了吗？”

　　拉泰特：“是的”。

　　法庭庭长关于第一个报警的“民间人士”是谁的问题，只是晴蜓点水似的一问就过去了，那么，这个人的名字是谁呢？这是一揭不开的谜。一直专心静听审讯的季米特洛夫发现当拉泰特提到不明姓名的民间人士时，却没有任何一个律师对此提出疑问？这是疏忽，还是默契？报警人为什么不出来作证？这难道不是当局有意隐瞒吗？

　　“庭长，我要提个问题。”把柄终于被季米特洛夫抓住了！季米特洛夫指出：假设是不知姓名的“民间人士”唆使卢贝纵火后，并向警方报告的话。那么欲嫁祸于共产党，就不必非要将国会烧光而只要轻轻地放上一把火后，便立即将卢贝抓捕起来就行了。因为一去报告，卢贝不容易跑掉了。

　　庭长听了季米特洛夫的推论立即制止：“不要再讲下去！我已说过多次，此时你没有发言权！”

　　季米特洛夫还要辩论：“可是庭长..”

　　“不准你再浪费时间了！”

　　“请让我把话讲完。..”

　　“不行，禁止你再讲，再不听就要惩处！”

　　季米特洛夫：“我不是作为被告季米特洛夫讲话，我是要作为律师季米特洛夫讲话。”

　　庭长宾格尔和其他法官商量后宣布了惩处季米特洛夫的决定：“现令其退庭，并加以监禁。”

　　“这是剥夺我的辩护权！”季米特洛夫在两个警察的押送下出了法庭。季米特洛夫终于第一次得出最圆满的结论：卢贝背后还有后台！而这人就是最早报答的“民间人士”！范·德·卢贝只不过是个可怜的浮士德，而唆使浮士德纵火的靡菲斯特“民间人士”却溜掉了。靡菲斯特的目的并不在于烧掉国会大厦，而是要把卢贝作为纵火狂逮捕起来。他的任务是在确认卢贝纵火后，向警方及时做出报告。为了嫁祸于共产党，必须要有“证据”逮捕卢贝。而假如那不明姓名的报警者的任务是要确认卢贝已经带着火种钻进国会大厦并开始放火的话，那么他就应当置身于国会大厦的附近。这样，他就有可能被人看见。但是为什么所有的目击国会大厦起火者都没有见到这个最选跑去报警的“民间人士”？

　　“这完全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季米特洛夫几乎惊叫起来。

　　道理很简单：“民间人士”之所在现场没有人看见过他，是因为国会大厦失火时，他已经离开了现场。而一个没有在现场看见失火的人所报的警情又是如此的准确，不就因为是事先他已得到了纵火的准确信息吗？而这位第一报警者，不正是唆使卢贝纵火的恶魔靡菲斯特吗？

　　季米特洛夫兴奋得用两只拳头使劲地敲打囚牢的墙壁。

　　案情的轮廓终于清楚了！

　　可是清楚了又怎么样，希特勒早先声夺人，把他要做的事全部干了。不管是谁放的火，希特勒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10.永远解不开的谜

　　判庭于10 月12 日晚间对国会大厦进行了现场检证。

　　10 月13 日，法庭传唤纵火的当晚负责守卫五号便门的守卫阿尔贝特·温特出庭作证。

　　庭长：“被告托格勒和凯念是2 月27 日晚八点半走出五号便门的吗？”

　　温特：“是的。”

　　庭长：“他俩当时是什么样子？”

　　温特：“两人手里都提着沉甸甸的包，神情十分紧张。”

　　庭长：“他俩是最后离开大厦的吗？”

　　温特：“不，庭长。”

　　法庭顿时哗然！因为在这以前的所有审讯的证词中，都是说托格勒和凯念两人最后离开大厦。

　　季米特洛夫集中精力听着。

　　庭长：“就是说，还有另外的人在最后离开？”

　　温特：“是的，晚上十点多，一个没有戴帽子的也未围围巾的人走来，要求放他过去，我一问，知道他是议员，就让他通过了。”

　　庭长：“记得那个议员是谁吗？”

　　温特：“不知名字，只知他是民族社会主义党（纳粹）的议员。”

　　法庭内又是一片哗然..这个证员说明怀疑托格勒和凯念是纵火犯的一部分根据已不成立了。

　　检察官问温特：“你不是对侦查员玛劳斯基说过，托格勒和凯念是晚上十点离开的吗？”

　　温特：“我没有那么说，因为他问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人是九点，我告诉他是十点。”

　　庭内一片糟杂声。

　　两天后，终于调查清楚，当晚最后一个离开大厦的纳粹议员，名叫赫伯特·阿尔普列希特。

　　“原来还有第二个库菲斯特！”季米特洛夫不由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共产党的托格勒和凯念之所以最先被当作嫌疑犯通缉，是因为有人证言说，他俩是在纵火案发生那天晚上十点钟才从国会大厦出来。而现在，除了托格勒和凯念的涉嫌开始减轻，而又冒出了一个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纳粹议员。

　　阿尔普列希特议员与国会纵火案有联系吗？这又是一个等揭的谜。这个纳粹议员赫伯特·阿尔普列希特为什么会最后一个离开当天的国会大厦？他是不是受到元首的指示？或者趁人去楼空之时做了些手脚？这都是极有可能的。

　　纳粹本来是准备向最后离开国会的两个德国共产党议员开刀，结果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法庭的否决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希特勒并不关心国会是怎样起火的，他所要做的是借“大火”将德国的第二大党派德国共产党消灭掉，从而达到德国纳粹党一党专政的目的，因此，不管谁放的火，都对希特勒有利可图。

　　11.其他犯人是怎样逃出去的呢？

　　火案中的纵火者是如警方所言的只是卢贝一人呢？还是如季米特洛夫推论的那样是多人作案？结论得等待专门委员会科学调查的结果来证明。

　　12 月23 日上午的证人是专门调查委员会委员长埃米尔·约瑟教授。约瑟教授首先在法庭上就议会厅里发生的火灾情况，向法庭和听众作了报告，约瑟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议会厅的火灾与其他场所相比，火势蔓延快，火灾规模大，不使用燃料是不可能的，而卢贝的炭精棒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燃烧效果的，（事实上，在前面的调查中已发现了使用燃料的痕迹）季米特洛夫问：“有人作证说范·德·卢贝从‘侵入’到被舒克拉诺维支等发现，前后十五分钟内能否向那么多的地方放火？”

　　约瑟：“关于这一点，我作过反复推论，认为是不可能的。联想到食堂的玻璃是被某种硬东西打碎和卢贝被捕时浑身大汗淋漓这一情况看，我认为，对这次纵火是作了必要的准备的。且不论他是否只是用炭精棒放的火。”

　　庭长：“你所说的‘必要的准备’是什么意思？”

　　约瑟：“我也说不清那是什么？但如果说是一个人纵的火，时间上显然是不够的。”

　　庭长：“那么，你认为如果有必要的准备，卢贝把引火物点着，在十五分钟内向那么多地方是有可能的，是吗？”

　　约瑟：“这纯粹是技术上的问题，请你问消防队长。”

　　约瑟教授的证词否定了纵火只是一个人干的，他在证言中指出，这或许是几个人干的，或许是有人事先已向议会厅内撒了燃料，然后由卢贝一个人去点火。而究竟是属于哪一种情况，专门委员会对此是不能做出具体的回答。

　　约瑟教授还作证说：“犯人纵火的目的并不是要把整个国会大厦烧掉，而仅仅只是想烧掉议会厅。向其他地方放火，是施用声东击西术，分散别的注意力，以延误人们扑灭议会厅里火的时间。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一点上：是几个人同时“侵入”国会大厦，同时放火呢？还是卢贝的同犯事先向议会厅撒了燃料，然后由卢贝一人去分别点火？”

　　如果是后者，当晚最后离开大厦人涉嫌的可能性就大了。

　　究竟属哪种情况，知情人卢贝在法庭上听人们辩来辩去而始终不谈。当人们反复问他，他都回答说：“是我一个人干的。”

　　季米特洛夫：“..有一次我说到我同意起诉书的某一点，现在我必须再肯定我的同意，我指的是这个问题：对国会放火是卢贝一个人干的呢？还是他有同谋？..我自己的推论是，卢贝不是一个人单独放火烧国会的。依据专家的意见及所提供的证据，我断定议会厅的放火是与饭厅、展层楼等处放火有性质上差别，议会厅是由其他人用其他方法放的火。虽然在时间上，与卢贝的放火偶合，但是议会厅的火根本是有所不同的。卢贝从未在法庭上说出实话，现在他依然坚不开口。卢贝确有同谋，然而这一事实并不决定其他被告人的命运。是的，卢贝不是单独一个人，但是季米特洛夫、托尔格列夫、波彼尔、汤尼夫并不是他的同伙。”

　　季米特洛夫的推理是：议会厅的火是别人放的，卢贝并不知道。当卢贝在食堂、盥洗室和大厅放火时，别的犯人向议会厅撒了燃料后点起了火。这个犯人知道卢贝“侵入”国会大厦放火的时间，而卢贝并不知道这个人已先于他而存在。

　　但卢贝以外的犯人是怎样逃离现场的呢？因为根据当时的情况，是无法从国会的门口逃出的。

　　“其他犯人是怎样逃出去的呢？季米特洛夫在苦苦思索着

　　12.戈林在地庭上哑口无言

　　11 月4 日进行第三十一次公审时，侦破此案的最高负责人纳粹党的第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亲自出庭作证。使纵火一案的审判达到了最高潮。

　　在审判之中，季米特洛夫和戈林针锋相对，唇枪舌战..激烈的法庭辩论，最后惨败的戈林恼羞成怒..除希特勒外，戈林是德国当时最有权力的人。

　　在卫队的护卫下，戈林步入了法庭。

　　戈林带着藐视一切的笑容，摇着魁梧的身子，走到证人席。在戈林冗长的控诉词结束后，法庭让季米特洛夫对于戈林的证词进行答辩。

　　季米特洛夫一开始便反问戈林：“作为内政部长，戈林在2 月2 8 日和29 日两天采取了什么办法来查明火是怎样起的和卢贝是怎样潜入国会的情形。因为在这以前的一系列调查和审讯中已确定：起火前夕，卢贝曾在亨尼斯多夫的警察简易旅馆过夜。并在那里认识了一些不知姓名的人。”季米特洛夫用这种问题来强调自己控诉戈林曾直接操纵纵火案，因为亨尼斯多夫作为警察控制区，可以在那里从警察和警察有关的人中间去寻找纵火犯的原始踪迹。

　　季米特洛夫还质问戈林：“2 月28 日就国会纵火案发表了一份公报，其中说卢贝身上除了带护照外，还带着荷兰共产党党证，你当时是从何处知道卢贝身上有党证的？”

　　戈林：“老实说，我并没有把审判放在心上。送到我身边的报告，根本就没有看过。只有一份报告说，你是一个十分狡猾的人，这份报告我倒看了。因此，我猜想你刚才所提出的问题，你一定早就搞清楚了。我已经说过，我只能从我的部下的口袋里掏出成问题的东西，假如你不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有警察，警察会侦察一切。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我还可以告诉你，警察会把他们查到的一切东西都全部报告给我。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

　　季米特洛夫：“是这样吗？部长先生？”

　　季米特洛夫和戈林经长时间论辩，在季米特洛夫无懈可击的逼问下，戈林只有招架之功，且答词时常强词夺理，漏洞百出。

　　戈林很快失去控制力，紧握拳头，当着所有的听众向被告季米特洛夫大肆咆哮：“共产党就是罪犯，要把共产党消灭掉！”

　　当季米特洛夫以严密的逻辑论证驳斥戈林时，戈林高声暴喊：“季米特洛夫，你在我的眼里，只不过是个无赖，是一个早该上绞架的流氓！”

　　季米特洛夫：“好极了！我非常满意部长先生的这种回答！”

　　戈林不顾自己是部长，到法庭的身份是证人，开口大声斥骂季米特洛夫：“滚出去，骗子！”

　　季米特洛夫用沉着的、意味深长的语调一字一字地说：“你害怕我的质问，部长先生！”

　　戈林：“你是骗子，我不怕你，但是你要小心，你离开这个法庭，还会落到我的手中！等着吧！流氓！”

　　庭长宣布：“三天之内不准季米特洛夫出庭。把他带出法庭。”

　　季米特洛夫被强行拉出法庭。

　　作为一国之部长的戈林，以证人的身份在法庭上理屈词穷，公然横蛮不讲理地辱骂和威吓被告，并把被告撵出法庭，这种场面，引起了全世界的公愤。

　　全世界的报纸，除了共产党许多资产阶级的报纸也都从公正的角度对德国法西斯的野蛮行动做出了否定的评价。

　　英国《观察家报》：“必须指出，戈林先生，即第三帝国的将军和普鲁士的总理，在这个时候作了一次不体面的表演..戈林是一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集中注意力以求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人。戈林将军丝毫不能说出反驳褐色书，的论证来。他不能提出任何一种反被告的论据，也不能提出任何一种足以消除对国社党人怀疑的论据”

　　伦敦《每日电讯》：

　　“当戈林侮辱被告季米特洛夫时，法官没有勇气把戈林撵出法庭，这就等于切腹自杀。在审讯中总是出现无法弥补的破绽。我们现在还是想知道：国会纵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瑞士《新苏黎世新闻》则发表了更加尖锐的评论：“戈林在其荒谬的狂怒中，对季米特洛夫所施的种种威胁，立刻就使整个法庭的审讯变得毫无价值了。”

　　美国记者埃德加·甘萨旁听后发往国内的消息中写道：“季米特洛夫使戈林大发雷庭，面红耳赤，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载入史册了。”

　　季米特洛夫与戈林的交锋，虽然将国会纵火案中的审判推向了高峰，但对于查明纵火案的真相依然未起到什么作用？那么纵火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3. 纳粹议员的证词

　　进行国会纵火案的第三十七次公审时，当天下午，在季米特洛夫强烈的要求下，纵火当晚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纳粹议员赫特·阿尔普列希特被传唤出庭对证。

　　阿尔普列希特是晚上十点左右从国会来到五号便门，当时大厦的议会厅火烧得正是猛烈的时候，那么，在这以前阿尔普列希特是否会往会议厅中撒了燃料？这是季米特洛夫希望搞清的问题。

　　阿尔普列希特被传唤到庭后，在陈述他当晚在国会大厦的理由时说到：“那天晚上，我因患感冒，提前回家休息了。晚上九点二十分左右，家里的女佣喊叫：‘国会起火啦！’我使吃惊地跳下床，跑到国会去。因为议员团房间里的保险柜里有文件，我想把它们抢出来。”

　　阿尔普列希特的家离国会大厦只有大约五十码左右，他急忙地赶到五号便门口向守卫温特说明了情况，便进大厦内把文件拿了出来。季米特洛夫对纵火案发生后的一系列审讯中，不对阿尔普列希特进行调查的做法抱有怀疑，便进行如下的反问：“证人到过国会内的什么地方？请明确地说出到什么地方？”

　　庭长：“证人在案件预审时，由福库特法官对此已作过调查，证人当时已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时进过会议厅了，是吗？”

　　季米特洛夫：“那么，你目击厅内起火了？当纵火发生后，调查专门委员会作关于案情的大规模调查时，你为什么不去报告？这是为什么？是认为没有必要吗？”

　　庭长：“你这不成其为质询，温特的供词是另一回事，警方已掌握了所有当时有关阿尔普列希特的情况。”

　　季米特洛夫：“如此重大的细节，警察却不对之做出系统的调查，这作何解释？”

　　检查员帕利修斯：“大概在2 月27 日、8 日我们已传讯了女佣。这一点，我们可以告诉季米特洛夫，警察对此是做过调查的。”

　　季米特洛夫：“过人回答说警察未做过调查，检查员竞还要硬说调查过吗？”

　　检察员帕利修斯：“证人因在纵火的当晚进入大厦时已向守卫报过名字，情况属实，就没有再做进一步调查，不过，在当天夜里，警察已经搜查过阿尔普列希特的住所。”

　　从对纳粹议员阿尔普列希特的传讯证词和负责这一情况调查的检察员的证词中，找不出说谎的破绽。

　　“阿尔普列希特的证词真实的吗？”季米特洛夫的心头上，仍然还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

　　阿尔普列希特的证词几乎是凭空捏造的，因为他在家里听到“起火”的消息才回国会取文件。国会离他住处虽然不远，但既然女佣都知道了，这个议员还能冲进熊熊燃烧的国会吗？

　　14.“地球仍在转动”

　　12 月23 日，季米特洛夫作了最后的辩论。

　　在法庭辩论中，季米特洛夫嬉笑怒骂，雄辩滔滔。

　　在这之前，检察官维尔纳已经提议：“三个保加利亚人，因证据不足，应宣告无罪予以释放。”

　　季米特洛夫抓住最后辩论的机会说：“不仅包括托格勒在内的四名被告与国会纵火案毫无关系，而且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都与之毫无关系。”季米特洛夫还声称：“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三个保加利亚人，不是因证据不足而无罪，而是本来就无罪。”

　　季米特洛夫按照自己的推理指出了纵火案的真相：不是卢贝一人放火，而是还有同伙。

　　季米特洛夫推理说：卢贝在向市参事会、柏林城堡和福利局大楼放火后，在亨尼斯多夫的简易免费旅馆里，正好碰上弗朗兹·瓦钦斯基。卢贝向瓦钦斯基披露了自己的纵火计划，瓦钦斯基便按纳粹预先交给他的任务，煽动纵火者在国会大选前去烧国会大厦，破坏国会的按时选举。而单纯的卢贝并不知道这是纳粹精心策划的阴谋，而上当了，充当了浮士德。

　　瓦钦斯基在“格拉菲理发店”与卢贝分手后，便及时向纳粹上层人物报告了卢贝将纵火国会大厦的情况。纳粹按预谋决定利用这一“天佑”的时机制造出一个彻底消灭德国共产党的借口。于是一个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纵火阴谋便在卢贝到达国会大厦之前作了精心的策划。对此，季米特洛夫在辩词中讲到：“卢贝于2 月26 日在汉宁斯道夫遇到某一个人，于是告诉他说：打算去烧市政厅和皇宫，这不是可能的吗？这个人这样答复他：像这样的事简直是儿戏，在选举中烧了国会不是更有意义吗？经过政治煽动者和政治疯人之间的勾结，放火烧国会就设计出来了，这不是可能有的做法吗？政治疯人今天坐在被告席上，而煽动者倒反而不见了！当这个傻子卢贝正在笨拙地企图烧毁走廊和储衣室的时候，另有一些不知姓名的人不是正在放火烧议会厅，并使用如夏兹博士在这里说到的那种秘密的易燃的液体吗？”

　　卢贝这时抿着嘴笑。由于一阵一阵的发笑而周身颤动起来了。所有的人，包括法官和被告在内的注意都集中在他身上。

　　季米特洛夫指着卢贝继续说：“这些知名的同谋者作了放火的一切准备后就躲得无影无踪了。这个愚蠢的工具，可怜的浮士德，现在在被告席上而魔鬼却不见了。卢贝与政治煽动者的代表，工人队级的敌人是在汉林斯道夫形成起来的。”（《在国会纵火案审讯的演说》《中外演说词大观》）

　　对于卢贝的笑声，人们一时难于做出判断，是被季米特洛夫击中了要害而发出的悲叹的自嘲？还是认为季米特洛夫推理的荒唐可笑？季米特洛夫加重语气，指着卢贝继续说：“虽不知具体是什么人，但可以说，挑畔者是做了周密的纵火准备的。这个‘靡菲斯特’不留踪迹地消失了，只是愚蠢的工具可怜的‘浮士德’留了下来。”

　　检查官声称：“卢贝是个共产党员，即使不是共产党员，他也是为着共产党和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勾当。”

　　季米特洛夫立即驳斥道：“这种说法是绝对荒谬的！卢贝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共产党？不可想象！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不是的！他是一个不齿于本阶级的工人、一个不可救药的社会渣滓！他是一个被滥用的畜生，人们使他反对工人阶级，以及渔人之利的。世界上任何地方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或是无政府主义者在法庭上的作为会像卢贝那个样子。无政府主义常常做些无聊的事，但是当他们被拖到法院时，他们总是勇敢地站起来，说明他们的目的。倘若一个共产党员做了这类的事，明知四个无辜者与他在被告席上并肩而立，他不会默默无语的。卢贝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是法西斯滥用的工具！”

　　“与他一同被控的共产党国会议员团团长和我们三个保加利亚人，同他这个畜生、这个无聊的被滥用的替死鬼毫无共同之点，也没有任何联系。”

　　“让我提醒法庭，戈林于2 月28 日对纵火案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托尔格列尔和凯恩在昨夜十时从国会一块逃走。这个声明广播到全国。戈林在同一声明中宣称： 共产党人放火烧了国会。但是从来没有人打算调查卢贝在汉宁斯道夫的行动。也没有人搜寻与卢贝在那里一块过夜的人。”

　　庭长：“季米特洛夫！你打算到什么时候才结束你的发言呢？”

　　“我还要再说半个钟头！”

　　“你不能永远说下去。”

　　季米特洛夫不慌不忙的说： “庭长先生：在这个审讯所经历的三个月期间，你曾有很多次不让我开口，对我保证说，在审讯结束时，我在答辩中将能畅所欲言。现在这个审讯即将结束时，但是恰与你的诺言相反，你又限制我对法庭的发言了。在汉宁斯道夫发生了什么事，实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同卢贝在那里过夜的人，瓦钦斯基还没有被发现，我请警察局搜寻他的建议，也被认为无用而遭到拒绝。倘若卢贝在汉宁斯道夫遇到共产党员，这个问题很早就要详加研究了，庭长先生！但是谁也没有兴趣去寻找瓦钦斯基，送起火的第一个消息给布兰登堡门警察局的那个青年也没有去搜寻；他的身份依然不明，他依然是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初步调查就错了方向。阿布雷希特博士，国社党议员，在刚起火后即逃出国会，也未受到讯问。在搜查不出来的地方，在共产党的队伍中搜查放火犯，而不在可以早就搜查出来的地方搜查放火犯。这样，就让真的罪犯们隐藏起来了。由于不能也不敢找出真的放火犯，就把别人捉来当替身。”

　　庭长：“我不允许你说这样的话。我再给你十分钟。”

　　从国会纵火案发生的形势看，需要纵火的，与其说是共产党，不如说是纳粹。这一点已早就众所明了。

　　纳粹策划纵火案的目的是：

　　一、转移人们关注的纳粹同国家民主党联合夺取国会领导权的视线。

　　二、粉碎正在形成的工人队级的统一阵线。

　　三、为镇压德国共产党制造借口。

　　四、证明纳粹是使德国摆脱共产主义危险的救世主。

　　为此，纳粹策划了纵火案是个大阴谋。

　　戈林在案发的第二天早晨发表声明，规定了警察侦查的方向。警察不去侦察有犯人的地方，倒是去侦查没有犯人的地方。因此，卢贝在汉宁斯道夫的同宿者瓦钦斯基；火警的第一个报告者一“民间人士”；纳粹议员阿尔普列希特，都被排除在侦察之外，而与案件无关的三个保加利亚人却被置身于没完没了的审讯之中。

　　“这就给了真正的罪犯以隐遁的机会。于是侦查当局决定：如果不逮捕真正的犯人或者明知是谁而不能逮捕，那就必须抓到另外的人，也就是抓个替身。”季米特洛夫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检察方面在这场审判中是如何使证人作了许多伪证。

　　季米特洛夫从被告席上向审讯的组织者提出了一篇可怕的账单。

　　“控告我们共产党人犯了像纵火焚烧国会那样卑劣案件的人，应支付法庭来审判！”

　　法庭一片喧闹。旁听席上的纳粹人员开始喝倒彩。

　　庭长多次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制止他讲有关涉及到攻击纳粹和宣传共产党的言论。

　　季米特洛夫以傲岸的态度，无所畏惧的地继续说：“当然，至于德国资产阶级法庭所不可能完成的，这只有在无产队级胜利后才能完成。”

　　法庭又一次喧闹起来，出现了嘘声和怒骂声。

　　庭长：“我禁止你说这样恶意的话。”

　　季米特洛夫：“警官海勒在法庭里宣读1925 年出版的一本书上的一首共产党员所作的诗，来证明共产党于1933 年放火烧国会。请允许我也来引证一首诗，德国最伟大的诗人的一首诗：要及早学得聪明些，在命运的伟大天平上，天平很少不动，或者是上升，或者是下降，不是统治，便是屈服。不是庆幸，便是苦痛，或者抡起沉重的铁锤，不然就处于铁砧的地位。的确，谁不愿做铁砧，就必须做铁锤！”

　　庭长：“无疑问他！你现在应该提出你最后的建议了。”

　　季米特洛夫：“我建议作如下的判决：一、托格勒、波波夫、汤尼夫和我自己应予宣判无罪，起诉由于无根无据应予取消；二、卢贝应予宣布为工人队级的敌人所滥用的工具；三、对我们负诬告责任的人应受刑事处分；四、我们在审讯中所受到的损失，我们浪费了的时间，我们被损害的了健康，以及所遭遇着的一切苦难应予赔偿。加上利息，来清算这笔帐的时间终会到来”！

　　“十七世纪，科学物理学的莫基者伽利略曾受过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宗教裁判所认为他是一个异教徒，判处他死刑；而他却满怀信心和决心地叫道：‘地球仍在转动！’后来这个科学原理成了全人类的财产今天，具有与伽利略同样决心的我们共产党人，今天宣布：‘它仍然在转动！’历史的车轮正在向前转动，现在在转动，将来还要转动向着共产主义这个不可避免的、不可压倒的最终目标转动..”

　　法警将季米特洛夫按坐到被告席的坐位上。法庭里的纳粹党纷纷站起来，朝季米特洛夫挥动着拳头，怒骂起来。

　　宾格尔庭长宣布：“被告的发言超出了最后辩论的范围，他利用法庭进行共产主义的政治宣传，所以，禁止他再作发言。”

　　季米特洛夫面带揶揄的微笑站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坐回原位。法庭在十天后的12 月23 日做出最后一次开庭，庭长宾格尔宣布判决结果：“被告托格勒、季米特洛夫、波波夫、汤尼夫无罪。被告范·德·卢贝因犯叛逆罪和纵火罪，处以死刑。”

　　接着，宾格尔庭长宣读了冗长的判决书。

　　判决书中未提及的有下述诸多的重要问题：

　　一、液体燃料是谁在何时、如何带进会议厅的？

　　二、议会厅的纵火犯是如何逃离的？

　　三、卢贝跟准备了燃料的人和其他纵火犯是何时何地认识，并制定纵火计划的？

　　四、打开二号便门将议会厅的纵火犯放进去的人，是如何弄到二号门钥匙的？

　　五、第一个报警的是谁？

　　六、卢贝同宿于汉宁道夫的瓦钦斯基到底是什么人？

　　预审花了五个月，公审花了三个月的国会纵火案审判案最后留下了许多难解的谜..

　　15.“奥柏福伦备忘录”

　　国会纵火案发生后不久，在奥地利的杜尔希霍尔岑附近的森林里，发现了一具德国男尸。

　　据奥地利警方调查后得出结论；被害者是家住慕尼黑的戈奥尔格·贝尔。杀害戈奥尔格·贝尔的凶犯是约瑟夫·狄特利希和米卡埃尔·利佩年特，二人被捕受审，当时都是慕尼黑管区的冲锋队员。他们是奉冲锋从总警备长尤利乌斯·乌尔之命杀死见尔的。在贝尔被杀后，案子一出来，当时流亡巴黎和伦敦的德国人中间盛传，贝尔是因为他口头和写信给朋友时暴露了国会纵火案的真相而被干掉。

　　在贝尔被杀后一、二个星斯以后，在柏林的巫师艾利克·扬·哈奴森被枪杀。哈奴森是柏林勃兰登堡地区冲锋队员负责人海尔道夫的知音。经海尔道夫的介绍，博得了迷信神灵的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信任。

　　据说哈奴森在发生纵火案那天中午，曾在由慕尼黑来柏林的希姆莱面前施降灵术，预言会发生国会纵火案。

　　纵火案发生后，海因里希·希姆莱曾洋洋得意地声称“案子发生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而预知这一案件会产生是因为哈奴森施了降灵术。这就说明哈努森在纵火案未发生之前就从海尔道夫的口中得知了纵火案的预谋。从纵火案发生后不久，狄尔斯写信给海尔道夫，海尔道夫未向任何上级请示，便出动冲锋队连夜抓捕共产党来看，说明纳粹当时设计了纵火案阴谋是站得住脚的。

　　而杀死哈奴森的是因露了机密而怕遭受追查的海尔道夫。杀了哈奴森，切断了追查线索，同时还起到一石击鸟的敲山镇虎的作用。

　　在哈奴森被杀的不久的5 月7日，德北部的基尔市的警察署接到国家人民党议员团前团长恩斯特·奥柏福伦夫人的电话，说她的丈夫已经自杀了。第二天，《汉诺威江报》迅速地报导他死亡的消息中说到：“自杀的原因似乎是由于他与他的党之间冲突”。

　　第三天，德国国家通信社发表了奥柏福伦4 月12 日写给国家人民党党魁胡根伯的一封信。信中写道：“近几周来，我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在这以前，政治潮流就会吞没了我”。从中得知奥柏福伦似乎预感到他将会遭到不测。

　　而在奥柏福伦自杀前的几天，即4 月27 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国会纵火案真相》的文章。

　　文中断言：国会纵火案的策划者是戈林和戈培尔。而纵火的队员是从纳粹的冲锋队和党卫军中挑选出来的，负责执行纵火任务的是埃德蒙特·海涅斯。

　　文中还指出：卢贝原来是为嫁祸于共产党而弄来的一个牺牲品。真正的罪犯们则把共产党的传单塞进了卢贝的裤兜里。

　　文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揭露了国会大厦与国会议长官邸之间横隔着一条西姆逊大街。前者在街西，后者在街东。地面下有一条运送取暖用煤的地道贯穿东西。纵火队就是从这条地道由国会官邸钻进国会大厦。作案后又顺着地道回到了国会官邸的。

　　奥柏福伦死后不久，有消息传说《曼彻斯特卫报》的这篇文章的投稿者就是奥柏福伦。于是人们便把《国会纵火案真相》称之为《奥柏福伦备忘录》在奥柏福伦自杀不久，纵火案发生时任柏林消防局局长的瓦尔塔·盖姆普被人谋杀。盖姆普在纵火案发生后一个月之后被解除了消防队的职务。解雇的公开理由是：一是放任了共产党在消除防局内部的地下活动；二是说他从社会民主党人手中买了一辆小轿车。但真正的要害恐怕还在于，纵火案发生后不久，瓦尔培·盖姆普在对记者谈话中，暗示了纵火犯不只是一个人。盖姆普谈话的要点：

　　一、国会议会厅里扔有点火竿和炭精棒。有几处起火点，地板下撒上了汽油。

　　二、从竖立着威廉皇帝纪念像的大厦的沙发下面发现了燃烧过的火把。

　　三、燃料通过议长官邸的地下通道，运到了议会厅的速记员席。

　　四、消防员在国会大厦里碰到了一个冲锋队员。

　　五、起火后，盖姆普欲命令柏林消防队全体出动时，戈林马上制止。

　　瓦尔塔·盖姆后来被以行贿案抓捕入狱，入狱后不久便死去了。当局发表声明，属于自杀。而外界则传说他是因知道了纵火案的真相后被抓捕而遭杀害。

　　把地下通道这个事实公诸于众。是奥柏福伦的一大功劳。

　　1969 年5 月，即纵人案发生三十六年后，国会大厦锅炉工海因里希·格留瓦尔特主动露面作证说：在纵火案发生前，他就在国会大厦工作过十三年，纵火案发生前接到向接见厅供暖还是第一次。

　　当时格留瓦尔特和他在一起工作的维托柯夫斯基，都认为接见厅里有人居住。但并没有看到里面住的是什么人。

　　当时格留瓦尔特为里面的人烧暖气，维托柯夫斯基则去接见厅看里面是否住人。纵火案发生的第二天早晨，维托柯夫斯基以是共产党为由而被纳粹逮捕。从此沓无音讯。格留瓦尔特在纵火案发生后，受到盖世太保的审问，由于自己始终坚持说什么也不知道而免遭逮捕。

　　从纵火案发生三十六年后格留瓦尔特的证词中得知纵火案发生前夕国会大厦的接见厅第一次住了人，而这是些什么人呢？

　　由于盖世太保逮捕了维托柯夫斯基，使得议长官邸的职员们大受震惊，对纵火一事从来不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几个职员作证说：他们当时看见有几个冲锋队员和党卫军军人出入议长官邸。职员们称他们为“警备队。”

　　据格留瓦尔特的证饲说，案发后，议长官邸的职员们曾交头接耳地说：“火是警备队从地下通道进去放的。”

　　2 月26 日和27 日两天住在接见厅里的人，可以说就是自26 日后到官邸接班的“警备队”。他们显然是带有明确的目的，住进接见厅的，就是说，他们要通过地下通道，“侵人”国会大厦，向议会厅放火，然后再从地下通道返回议长官邸。

　　梅因里希·格留瓦尔特的出现揭出了另一个重要事实：在纵火案发生的几天前，警卫保尔·阿德曼发现地下室和地下通道里有可疑的声音。

　　阿德曼以为是小偷，当时向上司作了报告。

　　1971 年，戈特弗利特·特列维拉努斯作证说：“1933 年2 月25 日或26日，舒克拉诺维支曾向我说过他听到地下通道里有声音一事。并说，当时舒克拉维支曾斩钉截铁地对特列维拉努斯说：地下一定有事！”

　　特列维拉努斯的证词证实了格留瓦尔特的证言。

　　经过几天的准备后，几个冲锋队员和党卫军人在案发的前天，以警备队来接班的名义，进入的接见厅并住了下来。

　　关于他们的举动，直到1969 年7 月7 白，事隔三十六年后，当时曾在冲锋队参谋部政治科任职的知情人赫尔姆侍·斯坦戈出来作证才让人真相大白！

　　一个历史上的大谜终于水落石出，但是这除了能对历史研究的增加一些趣闻，给后来的给凭添一些笑话外，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希特勒已经通过“国会纵火案”这个大阴谋而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国会纵火案”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是勿须赘言的，因为希特勒政府正是根据这个案件任意钳制和逮捕他的反对者，特别是希特勒当时捏造的共产党放火得到政府的“公认”，这样，千百万德国农民，无产者和一些中产阶级都陷入了恐惧之中。

　　希特勒靠“国会纵火案”加强了独裁统治，很快就走上了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因此有很多史学家把“国会纵火案”视二战的开端，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6.谁是纵火犯的真正指挥者？

　　1933 年2 月25 日夜，一辆卡车满载着折叠床、被褥、衣服和食品开进了通向国会议长官邸庭园的大门。

　　车上的东西卸下后，随即便被送进了国会大厦的接见厅。一切做得十分的神速和保密。

　　第二天，另一辆带篷的卡车运来了十五至二十五名冲锋队员和党卫军人，他们下车后，便进入了接见厅。

　　当时看到他们的人都认为这是警备队在换班，根据当时的目击者的证言，这些人进去后，原来在官邸里的冲锋队员和党卫军人都上车走了。

　　在这之前的2 月25 日早晨，普鲁士内务部新闻局宣布：前些日子，搜查共产党总部时查出了共产党策划武装起义的文件。同时，在这之前，还以政府的各种渠道传出了“共产党正在策划武装起义”的消息，这些都使人感到，“警备队”换班加人只不过是为了“加强议长官邸的警备”。

　　因此谁也不知道，这是由柏林勃兰登堡地区冲锋队负责人海尔道夫精心挑选的纵火队。

　　纵火案发后，“奥伯福伦备忘录”认为这次带领冲锋队负责执行任务的是埃德蒙特·海涅斯。

　　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直接负责人不是海涅斯，而是柏林地区冲锋队负责人卡尔·恩特斯。

　　而恩特斯和海涅斯都在希特勒清洗冲锋队时杀掉了。

　　那么，指挥国会纵火案的直接负责人到底是谁呢？这一直是个难解的谜。

　　1969 年7 月7 日，国会纵火案发生时任职冲锋队参谋部政治科的赫尔姆特·斯垣戈出来作证。才使人们知道真正的直接指挥冲锋队纵火国会大厦的不是海涅斯，也不是恩特斯，而是埃尔文·维拉因。

　　维拉因是冲锋队队员，在1934 年5 月4 日，因“暴力伤害罪”被判八个月徒刑。维拉因后来又以叛变罪而被纳粹枪杀。斯坦戈当时在名岑法院里，是专门负责拟写审查维拉因案的材料之人。因此在纳粹清洗冲锋队之前，斯垣戈曾有机会跟维拉因直接面谈。并看过维拉因被判刑的有关材料。结果，斯但戈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纵火案当中，维拉因就是率领冲锋队员钻进议长官邸的地下通道，并且是国会大厦纵火案的直接指挥者！

　　维拉因的上司是冲锋队长卡尔·恩斯特，恩斯特的直接上司是戈林，戈林只对元首负责。把这些人物的社会关系串连起来，“国会纵火案”的真相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世上没有解不开的谜，不过是时间长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