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飞蛾与灯泡

　　一个男人，离弃一切，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发财致富。关于我的外祖父，我想，谈这些也就够了。至于他现在用的是波兰名字戈尔雅切克，还是卡舒贝名字科尔雅切克，或是美国名字乔·科尔奇克，那就不管它了。

　　敲着一面简易的、随便在哪个玩具店和商店都可以买到的铁皮鼓，询问那条被一张接一张、一直排到天边的木筏布满了的河流，真是困难重重。然而，我还是敲着鼓，问遍了木材港，问遍了在河湾里颠簸、被芦苇缠住的浮木，比较省力地询问了席哈乌船坞、克拉维特尔船坞、许多大半只修不造的小船坞的船台、车辆厂的废铁堆存场、人造黄油厂散发腐臭味的椰子果堆栈以及在这类地方凡我所知的任何阴暗角落。他准是死了，并没有回答我。他对皇帝的轮船的下水典礼，对船只从下水起往往历时数十年的兴衰过程全然不感兴趣。我这里指的是“哥伦布”号的兴衰史，它一度被称为船队的骄傲，当然是航行美国的，但后来沉没了，或者是自行凿沉的①，也许又被打捞起来，翻修一新，再度命名，也许被拆成了废铁一堆。它，“哥伦布”号，可能仅仅是潜入了水中，仿效我的外祖父，时至今日，这艘四万吨的巨轮，连同它的餐厅、大理石体育馆、游泳池和按摩室，犹在菲律宾海域或埃姆登港海底六千米深处东游西逛；这些情况，可以在《韦尔》②或《船舶年鉴》中读到——依我看，第一艘或第二艘“哥伦布”号是自己凿沉的，因为船长不愿忍受某种与战争有关的耻辱而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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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哥伦布”号于1939年12月19日在航行途中获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自沉。

　　②《韦尔》，指布鲁诺·韦尔主编的《德意志战舰手册》，自1900年编至1940年。

　　我把木筏的故事念了一段给布鲁诺听，然后提出了我的疑问，请他作客观的答复。

　　“死得绝妙！”布鲁诺如醉如痴地说，并立即动手用线绳把我那淹死的外祖父的形象编织出来。我不由得对他的答复感到满意，并放弃了去美国捞一份遗产的轻率念头。

　　我的朋友克勒普和维特拉来探望我。克勒普带来了一张两面都是金·奥利弗演唱的爵士乐唱片，维特拉忸忸怩怩地递给我一个拴在桃红色缎带上的巧克力鸡心。他们做出各种丑态，拙劣地模仿我的习作中的场面。为了使他们高兴，我就像每逢探望日那样，露出一副心情愉快的面孔，甚至对于沉闷透顶的笑话也报以微笑。就这样待了一会儿，在克勒普开始他那套老生常谈，讲什么爵士乐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之前，我抢先讲述了我的故事。事情发生在一九一三年，一个男人在别人开枪射击之前钻到一张再生不竭的木筏底下，不再浮上来，甚至连他的尸体也没有找到。

　　我随随便便地、装出厌烦的样子问他们。克勒普一听，沮丧地转动他那肥胖的脖子上的脑袋，解开钮扣，复又扣上，一边做起游泳动作，仿佛他自己正待在木筏底下。末了，他摇摇头对我的问题不予回答，推说现在刚过中午，时间尚早，来不及考虑。

　　维特拉直挺挺地坐着，翘起大腿，小心翼翼地不弄皱裤子的折缝。他像身上那条细条纹裤一样，露出那种唯独他和天堂里的天使才有的古怪的傲慢神情说：“我待在木筏上面。木筏上面真惬意。蚊子叮我真讨厌。——我待在木筏底下。木筏底下真惬意。没有蚊子叮我真舒服。我想，如果不打算待在木筏上面让蚊子咬的话，生活在木筏底下也满不错。”

　　维特拉停顿片刻——这是他屡经试验证明颇有效果的一招，同时打量着我，像往常要扮出一副猫头鹰的相貌时那样，扬起天生就很高的眉毛，像演戏似的用尖厉刺耳的声调说：“我设想，这个淹死的人，这个木筏底下的人，如果不是你的外祖父，也是你的舅公。他之所以死去，是由于他觉得身为你的舅公，对你负有义务；如果他是你的外祖父，他就更加觉得对你负有义务；因为再没有别的事情比一个活着的外祖父更使你感到他是个累赘了。所以，你不仅是你舅公的谋害者，而且是你外祖父的谋害者！可是，就像所有真正的外祖父所爱干的那样，你的外祖父也要多少惩罚你一下，不让你这个外孙心满意足，不让你高傲地指着一具淹死者肿胀的尸体说出这样的话来：看哪，我淹死的外祖父。他是一位英雄！在他们追捕之下，他宁肯跳水，也不肯落进他们的掌心。——你的外祖父把尸体隐藏起来，不留给人世和他的外孙。这样一来，后世的人和他的外孙就得天长日久地替他担忧，为他伤脑筋。”接着，他从怜悯这一方突然转向同情另一方，他微微向前俯身，装出一副狡猾的面孔，耍弄调解花招说：“美国！振作起来，奥斯卡！你有人生的目的和做人的使命。人家会宣判你无罪，把你开释的。如果你不到美国去，那你上哪儿去呢？你可以在美国重新寻获自己失去的一切，甚而至于重新找到自己下落不明的外祖父！”

　　尽管维特拉的回答带有嘲讽挖苦的意味，而且刺伤人的心，留下持久的伤痕，然而比起我的朋友克勒普和护理员布鲁诺来，他的回答要肯定得多。克勒普愁眉苦脸，拒不回答那个男人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布鲁诺则说我的外祖父死得绝妙，仅仅因为他刚死，陛下的轮船“哥伦布”号就下水破浪前进了。愿上帝保佑维特拉所讲的美国，它是保存外祖父们的地方，又是我能够赖以复元的假想目标与理想，如果我厌倦了欧洲，想要放下我的鼓和笔的话。“写下去吧，奥斯卡！为你的外祖父而继续写吧！为这个在美国布法罗做木材生意的科尔雅切克，他如今富贵荣华，但已厌倦人生，正在自己的摩天大楼里玩火柴！”

　　克勒普和维特拉终于告辞而去，布鲁诺便进来通风，用强烈的气流把朋友们扰乱性的气味统统排出室外。之后，我又拿起我的鼓，但不再击鼓召来遮掩死尸的木筏的圆木，而是敲击出那种急速的、不稳定的节奏。自一九一四年八月起①，人人都得按这种节奏运动。因此，关于被我外祖父遗弃在欧洲痛哭哀悼的那一家人，关于他们到我出世为止的生活道路，我只能作简单扼要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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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当科尔雅切克消失在木筏底下的时候，我的外祖母和她的女儿阿格内斯、文岑特·布朗斯基以及他的十七岁的儿子扬，都站在锯木厂码头上筏夫们的家属中间，哀痛欲绝。稍靠边上一点，站着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他是约瑟夫的哥哥，是被人传到城里来讯问的。那个格雷戈尔始终只用同样的话来回答警察局：“我简直不认得我的弟弟。我只晓得他名叫约瑟夫。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才十岁，或者十二岁。他给我擦皮鞋，如果母亲和我要喝啤酒的话，就派他去买啤酒。”

　　从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的答复中可以看出，我的外曾祖母是喝啤酒的，但这对警察局却毫无帮助。科尔雅切克家还有这么一个长子，对我的外祖母安娜反倒帮了大忙。格雷戈尔先在什切青、柏林，后在施奈德米尔混了一些年头，末了定居但泽，在卡宁欣棱堡附近一家火药厂找到了工作。一年以后，在诸如同假符兰卡结婚等等麻烦事统统了结或者搁置不论之后，他娶了我的外祖母，而她则决意跟定科尔雅切克家的人了。如果格雷戈尔不姓科尔雅切克，她可能不会同他结婚，至少不会这么快就成亲。

　　格雷戈尔由于在火药厂工作，所以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接踵而来的战争时期，他都不用去当兵。他们三人仍旧住在那套曾是那个纵火犯避难所的一间半的房子里。可是，事情很明显，这个科尔雅切克不必再同前一个那样老老实实过日子。因此婚后才一年，我的外祖母不得不在特罗伊尔一所公寓租下一爿刚出空的地窖小铺，卖大头针等杂货，也卖蔬菜，赚钱贴补家用，因为格雷戈尔虽说在火药厂挣钱不少，却都花在喝酒上，带回家的钱不够日常必需的开支。我的外祖父约瑟夫只是偶尔喝上一杯烧酒，格雷戈尔可不一样，他是个酒鬼，也许是受我的曾外祖母遗传。格雷戈尔并非借酒浇愁。他天性忧郁，很少露出高兴的样子，不过，即使在高兴的时候，他也不是由于开怀而狂饮。他之所以喝酒，只因为他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要穷根究底的人，所以，他对于杯中物，当然也要到瓶底朝天方才罢休。在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的一生当中，从来没有人看到他喝剩过半杯杜松子酒。

　　我妈妈当时十五岁，是个丰满的姑娘，非常能干，除去干家务，还在店里帮忙。她把食品印花贴在分类账本上，星期六给人送货，写催账信，虽不老练，却富于想象力，提醒赊账的顾客前来还钱。遗憾的是，这些信我连一封也没有保存下来。在这里，倘若能够从一个半孤儿（因为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根本没有尽到做继父的责任）的信里，摘引几句半是稚气、半带少女特征的叹苦经的话，那该有多妙呀。我外祖母和她女儿的现款盒是用两个马口铁盘子合成的，里面通常是铜子多而银角子少。她们两人总是煞费苦心才能把这个现款盒藏起来，不让那个始终口渴的火药厂工人忧郁的目光发现。到了一九一七年，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患流行性感冒呜呼哀哉。从此以后，杂货铺的赚头才有所增加，不过也还是很有限；因为在一九一七年，能有些什么货色可卖呢？

　　火药厂工人去世后，那套一间半的房子便空在那里，因为我妈妈怕鬼，不愿搬进去，后来，扬·布朗斯基迁去居住。我妈妈的这位表兄当时二十岁左右。他离开了比绍和他父亲文岑特，在卡特豪斯中学取得成绩优良的毕业证书，又结束了在那个小县城邮局的见习时期，此时到但泽邮政总局来干中级管理人员的差事。扬来到他姑姑家里，除去他的箱子外，还带着他的洋洋大观的集邮册。他从幼年起就开始集邮，因此，他对于邮局不仅怀有职业上的兴趣，而且还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私人关系。这个体质赢弱、走路有点驼背的年轻人，有一张鹅蛋脸，相貌漂亮，也许太甜了一点，一双碧蓝的眼睛，这足以使当时年方十七的我母亲爱上了他。扬已经三次应召去做体格检查，每次检查都因他身体太糟而缓服兵役；这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扬·布朗斯基的体格状况，因为在那个时候，凡是多少能够挺直的男子，都被送到凡尔登去，让他们在法国的土地上由直立状态变为永恒的横卧状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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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16年2月至7月，德军在西线进攻凡尔登未克。7月至8月，英法军在索姆河发动战役，牵制凡尔登方面德军。双方均未取得重大进展，但伤亡惨重，仅德军就损失六十万。此喻送命。

　　他们两人相互调情，照道理讲，应当是从一起看集邮册，脑袋贴着脑袋检查特别珍贵的邮票四边孔眼是否完整时开始的。但是，实际开始或者说爆发，是扬第四次被叫去作体格检查的那天。我妈妈本来有事要进城，便陪同他到军区司令部去，站在有民军①站岗的岗亭旁边等他。她和扬都认为，这一回扬是非去法国不可了，他可以借那里含铁和铅的空气，治疗一下自己发育不健全的胸腔。我妈妈一遍又一遍地数着民军的钮扣，每遍的结果都不同。我可以想象，所有制服的扣子都是按那种尺寸钉的，无论你最后数到哪一颗，不是意味着凡尔登，就是无数哈特曼斯魏勒科普夫②中的一座，要么就是意味着某一条小河：索姆河或玛恩河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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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民军，德国国防军的一部分，由十七岁至四十五岁有服兵役义务的男子组成的后备军，1913年建立，1918年按照凡尔赛和约解散。

　　②哈特曼斯魏勒科普夫，南孚日山一山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法军在此争夺甚烈。这里用复数以喻类似的高地。

　　③1914年9月5日至10日，德、法两军在玛恩河进行大战，双方投入军力共一百五十余万人，德军战败，退据艾纳河，形成对峙局面。索姆河见前注。

　　刚过一个小时，这个作第四次体检的小伙子挤出了军区司令部大门，蹒跚着下了台阶，扑到我妈妈阿格内斯身上，搂住她的脖子，凑在她耳朵上，用当时的流行话低声说：“他们不要我的脖子，也不要我的屁股，缓役一年！”我母亲第一次拥抱扬·布朗斯基，我不知道她此后可曾更幸福地拥抱过他。

　　这一对年轻人在大战期间相爱的细节，我不得而知。我妈妈爱漂亮，好打扮，讲究穿戴，喜欢昂贵物品。为能满足她的奢求，扬卖掉了自己收集的一部分邮票。据说他当时写过一本日记，可惜后来遗失了。看来我的外祖母容忍了这两个青年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已经超出了表亲之间的关系，因为扬·布朗斯基在特罗伊尔那套一间半的房子里一直住到战争结束以后，直到一位姓马策拉特的先生的存在已不容否认，甚至已得到承认的时候，扬才迁走。我妈妈必定是在一九一八年夏天认识那位先生的，那时，她在奥利瓦附近银锤陆军医院当助理护士。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是莱茵兰人，他的大腿被子弹打穿，正在医院养伤，由于他那种莱茵兰人的乐天性格，不久就成了全体女护士的宠儿，护士阿格内斯也不例外。他的伤刚好一半，就由这个或那个护士搀扶着在过道里一瘸一拐地走动，还到厨房里给护士阿格内斯帮忙，因为她戴的护士帽同她那张小圆脸非常协调，也因为他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厨师，懂得把感情转化为浓汤的诀窍。

　　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腿伤痊愈后便留在但泽，并且立即找到了工作。战前他在莱茵兰纸张加工业一家较大的公司任职，如今成为该公司驻但泽的代理人。战争渐渐消耗尽了。人们含糊其辞地签订了和约，替日后的战争制造了新的起因，魏克塞尔河入海口周围地区被宣布为自由邦，由国际联盟管辖。这个地区大致从海岬上的福格尔桑起，沿诺加特河到皮埃克尔，再顺魏克塞尔河到查特考，向左到舍恩弗利斯构成一个直角，随后绕萨斯科申森林抵奥托明湖形成一个凸出部，把马特恩、拉姆考和我外祖母的比绍划在界外。这条界线到克莱茵一卡茨附近的波罗的海结束。在原来的市区内，波兰得到一个自由港、包括军火库在内的韦斯特普拉特、铁路管理局和设在黑维利乌斯广场的波兰邮局。

　　这个自由邦的邮票，用汉萨同盟红金色的纹章徽记；波兰邮票则是些丧气的紫色图案，画的是卡西米尔和巴托里①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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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卡西米尔三世（1310～1370），波兰国王（1333年起）；巴托里王室的斯特凡四世（1533～1586），波兰国王（1576年起）。

　　扬·布朗斯基进了波兰邮政局。他改换工作机构，选择了波兰国籍，看来都是一时冲动的决定。许多人认为，他选择波兰国籍的原因，在于我母亲对他的不忠。一九二○年，马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①在华沙城下击退红军。魏克塞尔河畔的这次奇迹，到了像文岑特·布朗斯基这样的人嘴里，都说是得了圣母马利亚的保佑，军事专家们则不是归功于西考尔斯基将军②，便是称颂魏刚将军③。就在这个波兰年里，我母亲同德意志帝国的公民马策拉特订了婚。我比较相信这种说法：我外祖母安娜同扬一样不同意他们订婚。她把这段时期内生意略有起色的特罗伊尔地窖小铺留给她的女儿去经营，自己搬回比绍，也就是说搬到波兰境内她哥哥文岑特那里，像未嫁给科尔雅切克以前那样，接管了庄院、萝卜地和土豆地，让她那个日益被神恩迷了心窍的哥哥去同圣母兼波兰女王打交道和对话。她自己穿着四条裙子，秋天里蹲在土豆秧火堆后面，遥望始终还被电线杆分割成条条块块的地平线，倒也自得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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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马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1867～1935），1918年起为波兰元首。

　　②西考尔斯基（1881～1945），1922年至1923年任波兰总理。

　　③魏刚（1867～1965），1920年法国派驻波兰毕尔苏德斯基处的正式代表。

　　扬·布朗斯基同我妈妈之间言归于好，是在扬找到了他的黑德维希并同她结婚以后。黑德维希是卡舒贝人，住在城里，但在拉姆考还有农田。在伏依克咖啡馆的一次舞会上，他们碰巧相遇，据说我妈妈向马策拉特介绍了扬。虽说这两位先生对我妈妈的感情是一致的，然而他们性格各异，却又一见如故，非常投机，尽管马策拉特直言不讳地用莱茵腔大声说，扬转到波兰邮局去工作，这个想法未免荒唐。扬和我妈妈跳舞，马策拉特同骨骼大、个子高的黑德维希做伴。她的目光像母牛似的难以捉摸，周围的人见了，一直以为她是个孕妇。大家还经常温跳，你请我，我邀他，一场舞未酣，念头已转到下一场，跳波尔卡舞时抢了先，跳英国华尔兹时落了后，终于在跳查尔斯顿舞时自信心十足，跳慢狐步舞时起了近似宗教信仰的欲念。一九二三年，裱糊一间卧室只相当于买一盒火柴，几乎等于不花钱。在这一年，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娶了我母亲，证婚人之一是扬，另一位是姓米伦的殖民地商品店老板。关于那位米伦，可写的不多。他之所以值得一提，仅仅因为我妈妈和马策拉特在采用地产抵押马克①的当口，盘下了他的殖民地商品店。该店开设在朗富尔郊区，因顾客赊欠而破产。我妈妈在经营特罗伊尔的地窖小铺时，学会了同各种各样赊账顾客打交道的巧妙手腕。此外，她天生是个做生意的料子，脑筋灵活，能言善辩，巧去如簧。因此，她在短时间内又把这凋敝的买卖做得兴隆起来。连马策拉特也辞掉了代理人的职务，到店里来帮忙，反正当时的纸张市场也是供过于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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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通货膨胀时期为稳定币值而于1923年10月至1924年8月发行的临时通货。

　　夫妇两人，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可谓绝妙。我妈妈有坐在柜台后面同顾客应酬的窍门，马策拉特则有同零售商、批发商周旋的本领。此外，马策拉特爱穿上厨娘的围裙，爱到厨房去干活，包括洗涤在内，正好减轻了我妈妈的负担，因为她本无烹调的才能。

　　与店铺相连的住房虽然狭小，盖得很糟，但是同特罗伊尔的居住条件（我仅仅是听人讲才知道的）相比，已经够小资产阶级气派的了。因此，至少在婚后头几年，我妈妈在拉贝斯路想必住得挺满意。

　　除去往往堆放着成包的口西尔洗衣粉、有点曲折的长过道外，有一间宽敞的厨房，但多一半的地方，同样堆着货物，如罐头、面粉口袋、燕麦片小包等。起居室是底层最好的一间，有两扇窗，朝着夏天铺波罗的海贝壳的小花园和大街。葡萄红的糊墙纸，近于紫色的长沙发套，一张可以拉开的、四个圆角的餐桌，四把黑色皮面椅子，一张放烟灰缸的小圆桌，经常要挪动，地上铺着蓝色的地毯。两扇窗户之间是黑、金两色的挂钟。紫色沙发榻旁是一架黑色钢琴，先是租借的，后来慢慢偿付，买了下来，还有一张旋转琴凳，下面铺一块黄白色的长毛兽皮。钢琴对面是餐具柜。黑色的餐具柜有磨光玻璃拉门，围以黑色蛋形纹饰，下面的门里锁着餐具和桌布，门上有深黑色的果实浮雕，黑色的柜腿呈爪状，黑色的雕花柜顶上有盛假水果的水晶碗和一次中彩得来的绿色奖杯。这两件物品中间的空档后来用一台浅咖啡色的收音机填补，这应归功于我妈妈做生意精明能干，懂得生财之道。

　　卧室是黄色的，可俯视四层楼公寓的院子。请诸君相信我的话，那座合卺城堡，即那张结婚喜床的华盖是天蓝色的。床头一幅画，镶在玻璃镜框里，沐浴在天蓝色的光线下。画上是一个呈肉色的正在忏悔的从良妓女。她躺在岩洞里，眼望画的右上角连声叹息。她胸前的手指真多，让人看了总以为不止十个，于是禁不住一遍又一遍地去数。喜床对面是白漆衣柜，柜门镶有镜子，衣柜左边是梳妆台，右边是大理石面小屉柜，从天花板上吊下一盏卧室用灯。它同起居室里的不同，并非用缎子罩蒙着，而是挂在两根黄铜吊杆上一个浅玫瑰色的圆形瓷罩下。两个灯泡突出在外，光线四射。

　　今天，我敲了一上午的鼓，向我的鼓提出种种问题，而且还想知道，我家卧室里的灯泡是四十瓦还是六十瓦。我并不是第一次对自己和我的鼓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它对于我来说非同小可。我往往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回想起那两只灯泡。因为我进出过许多住宅，开过关过数以千计的电灯，所以首先必须把它们忘个一干二净，必须不带任何花腔地敲着我的鼓，穿过这片统一规格的照明体的森林，才能重新回忆起拉贝斯路我家卧室的两只灯泡。

　　我妈妈是在家分娩的。临产的阵痛袭来时，她还在店铺里，把糖盛到一磅和半磅装的蓝色口袋里，结果误了时间，来不及送她进妇产医院。于是，从赫尔塔街请来一位上了年岁、已经很少提着小箱子干她这行当的助产士。在我家卧室里，她帮我出了娘胎。

　　我最初见到的这个世界的光，是由两只六十瓦灯泡放射出来的。因此，《圣经》上的那句话“要有光，就有了光”①，时至今日，我还觉得像奥斯拉姆公司最成功的广告用语。直到正常的会阴破裂为止，分娩过程都很顺利。我毫不费力地从头部朝下的位置中解放出来，这种正常的位置，无论对母亲们、胎儿们以及助产士们都有利，因此谁都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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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一章上帝创造天地时说的话。

　　我接着可以这样讲：我属于那种有超人听力的婴儿，他们的智力在娘胎里已经发育完全，仅仅有待于日后证实。我在娘胎里只听到我自己的动静，只注意我自己在羊水里嬉戏，不受任何外来的影响。因此我一生下来，就以批判的态度仔细听我的父母亲在电灯泡下讲他们出自本能的意见。我的耳朵很尖。这是一对往下搭拉的小耳朵，黏黏糊糊，但不管怎么说还是讨人喜欢的。然而，他们讲的每句话我都听得真切，而这些话说出了他们最初的印象，因此对我来说至为重要。我的脑子虽小，却同我的耳朵一样灵。我把听到的一切细细考虑了一通，然后拿定主意干哪些事情，以及把哪些事情坚决弃之不顾。

　　“一个男孩，”那位毫无根据地自以为是我的父亲的马策拉特先生说，“他长大后将继承这爿店铺。现在我们终于明白自己辛辛苦苦工作为的是什么了。”

　　妈妈想的倒不是店铺，而是她儿子的装备：“嘿，我早知道是个小子，尽管有那么几次，我讲过可能生个丫头。”

　　就这样，我过早地懂得了女人的逻辑，接着，又听她说：“等小奥斯卡到了三岁，就给他买个铁皮鼓。”

　　我久久地权衡比较我母亲和父亲的诺言，观察并倾听着一只误入室内的飞蛾。这只飞蛾中等大小，毛状，正在追逐那两只六十瓦的灯泡，投下了比它展开的两翅大不知多少倍的阴影，一颤一颤地移动着，遮住了房间，遮住了室内的家具。令我难忘的倒不是忽明忽暗的投影游戏，而是飞蛾同灯泡之间对话时发出的噪音。飞蛾喋喋不休，仿佛它要赶紧把自己知道的事情统统从肚里倒出来，仿佛它今后不会再有时间同光源交谈，仿佛飞蛾与灯泡之间的这场对话是飞蛾最后的忏悔，而根据灯泡赦罪的方式来看，是不允许它再作孽和放荡了。

　　今天，奥斯卡可以简单明了地讲，飞蛾在击鼓。我听到过兔子、狐狸和睡鼠击鼓。青蛙们能击鼓召来一场暴风骤雨。人家说啄木鸟击鼓把虫子从洞里敲出来。人则敲盘子、铁锅、定音鼓和小鼓。我们说，鼓形弹仓左轮手枪像擂鼓似的连续轰击，人们擂鼓起床，擂鼓集合，擂鼓进入坟墓。这是鼓手和鼓手长的行当。还有为弦乐队和打击乐器谱写协奏曲的作曲家。我甚至联想起长和短的归营号，还要提一提奥斯卡本人迄今为止在击鼓上花的工夫；这一切同飞蛾在我诞生之际举行的敲击仪式并非不相干，它敲击的不是什么乐器，而是两只普通的六十瓦灯泡。也许在最黑暗的非洲的黑人中间，在美洲的尚未忘却非洲的黑人中间，会有这样一些人，能够以他们天赋的节奏感，相同地或类似地模仿我的飞蛾或者非洲的飞蛾——众所周知，它们比东欧的飞蛾更大，也更花哨，既一本正经又放荡不羁地擂鼓；但我要遵循我的东欧的标准，因此我也要向我出世时飞来的那只中等大小的棕色粉蛾讨教，并称它为奥斯卡的师傅。

　　时当九月初。太阳位处室女宫。夜间，一场夏末的暴风雨由远而近，狂风阵阵，刮得箱笼家具挪动了位置。水星使我具有批判精神，天王星使我富于奇想，金星让我相信自己有小小的福分，火星则要我相信自己的抱负与雄心。在命宫里升起天秤星，它决定我天性敏感，并且好夸张。海王星进入第十宫——这一宫代表中年的命运——将我置于介乎坚信奇迹与受骗上当之间。土星位居第三宫，与木星冲，使我的出身问题成为疑案。但是，是谁派来的飞蛾，是谁允许它同那好似中学校长大发雷霆的夏末雷雨声一道，使我心中升起了对母亲许诺的铁皮鼓越来越浓的兴趣，使我越来越急于想得到这一件乐器呢？

　　我表面上装成一个肉色鲜嫩的婴儿，大哭大叫，内心里则打定主意，拒绝我父亲的建议，对于同殖民地商品店有关的一切，统统撒手不管，同时从善意出发，也考验我妈妈到了那一天，也就是到了我三岁生日时，是否把她许下的愿兑现。

　　除去上述种种有关我未来的推测以外，我了解到，妈妈和那个父亲马策拉特都不具备这样的器官，能够了解我反对什么和赞成什么，从而尽可能地尊重我的决定。奥斯卡躺在电灯泡下，既孤独又无人理解。他估计事情将这样继续下去，直到六七十年以后，一次一劳永逸的短路使所有的光源断了电。因此，他开始在电灯泡下过这种生活之前，就已经失掉了对这种生活的乐趣；当时，唯有那面遥遥在望的铁皮鼓才使我没有更强烈地表达出重返娘胎头朝下的位置的愿望。

　　加之，助产士已经剪断了我的脐带；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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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守护着一件宝贝。我守护它经过了糟糕的、仅仅由日历上的日子组成的漫长岁月，时而藏起来，时而取出来；在我乘着货运列车旅行期间，我把它珍藏在胸口；当我睡觉时，奥斯卡枕着他的宝贝：一本照相簿。

　　这是一座露天家庭坟墓，它使一切往事变得一目了然。如果没有它，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这本照相簿总共一百二十页。每一页上下左右方方正正地贴着四张或六张照片，有时只有两张，照片的地位安排得十分精细，有的对称，有的不对称。封面是皮的，越是年深月久，皮子的气味越大。有时我的照相簿还受风吹雨淋。一些照片脱落下来，可怜巴巴的，于是，我只得寻找安静的时候和机会，用胶水将差一点遗失的照片重新粘回原处。

　　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一部长篇小说或别的什么，能具有一本照相簿的那种叙事诗般的宽广度呢？我们亲爱的上帝，作为勤奋的业余爱好者，每个星期日，都居高临下地把我们拍摄下来，也就是说，把我们缩得十分渺小，也不管曝光好坏，把照片统统贴到他的照相簿上去。这位上帝也许可以引领我漫游这本照相簿，不让我由于饶有兴味而在某一处不适当地逗留过久，也不鼓励奥斯卡对迷宫一般曲折离奇的事情固有的偏爱；可是，我多么希望能给这些照片提供真实的原型啊！那就泛泛地提一笔吧！在这本照相簿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制服，看到时装与发型的更换，看到我的妈妈越来越胖，扬越来越萎靡不振，还可以看到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还可以猜出照片是谁拍摄的，并且看到摄影术每况愈下，从一九○○年左右的艺术摄影退化成为我们当代的实用照相。我们就以我的外祖父科尔雅切克的那座纪念碑和我的朋友克勒普的护照照片为例吧！只需把我的外祖父那张染成棕色的肖像照片同克勒普那张光滑的、大喊大叫的、让人加盖公章的护照照片并排放在一起，就能使我清楚地看到，摄影术领域里的进步已经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了。单是同快速摄影术有关的一切设备就已经说明了问题。在这件事上，我应该更多地责备我自己而不是责备克勒普，因为我是这本照相簿的所有者，我有义务保持照片的摄影水平。如果有朝一日地狱也繁荣发达了，那么，精选出来的折磨办法之一将会是：把赤条条的灵魂同他活着时拍的照片配上镜框一起关在一个房间里。赶紧添上一点宗教激情吧！啊，夹在快照、特写快照和护照照片之间的人哪，闪光灯下的人哪，直挺挺地站在比萨斜塔前的人哪，坐在摄影房里让人照亮右耳朵才配上护照的人哪！如果不带激情的话，我会说：这样的地狱还可以忍受，因为最糟糕的照片是梦见的，不是拍摄的，即使是拍摄的，也显不出影来。

　　克勒普和我是一边吃面条一边认识的，交了朋友，发展了友谊。我们住在于利希街的最初那段日子里①，我们常去拍照。我当时有几个旅行计划。这就是说，我当时非常伤心，只好去旅行，因此想申请护照。我想去罗马、那不勒斯，至少还要去巴黎，但我当时没有足够的钱去作这样一次像样的旅行。所以，对缺少现钱，我反而很高兴，因为再没有别的事情能比在经济桔据的情况下外出旅行更使人伤心的了。不过，我们两个还有足够的钱去看电影，于是，在那段时间里，克勒普和我常进电影院，有时按照克勒普的口味去看美国西部片，有时根据我的需要去看这样一类影片，例如玛丽亚·谢尔扮演女护士，痛哭流涕，博尔舍扮演主任医师，在做完一次十分困难的手术之后，他打开阳台门，奏贝多芬的奏鸣曲给她听，向她表白自己的责任心。影片通常只有两个小时，这使我们两个大伤脑筋。有些片子我们本来想再接着看第二遍的。我们经常在散场以后又到售票处去买同一影片的票子。但是，我们一走出放映厅，看见卖当天票的售票处前排着或长或短的队伍，于是我们就丧失了勇气。我们害羞得很，不仅怕见女售票员，而且怕见那些素不相识的、但却厚着脸皮从头到脚打量我们的外貌的人，便不敢再去加长售票队前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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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本书主人公奥斯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杜塞尔多夫的经历。

　　就这样，我们每看完一场电影几乎总要到阿道夫伯爵广场附近的一爿照相馆去，让人给我们拍摄护照用的照片。照相馆的人已经认识我们了，我们一进门，他们便堆着笑脸客气地请我们坐下；我们是顾客，所以受到尊敬。摄影房里的顾客刚出来，一位我只知道用“可爱”二字来形容的小姐，把我们一前一后地推了进去，先把我，后把克勒普拉拉扯扯地摆布端正，吩咐我们看着一个固定的点，直到见了闪光，听到同闪光一起响的铃声，而我们已经连续六次被摄进了底片。

　　刚照完，咧开的嘴角还有点收不拢的当儿，这位小姐就把我们按到舒适的藤椅上，可爱地（唯有用“可爱”二字来形容，连衣着也可爱）请我们耐心等待五分钟。我们心甘情愿地等着。我们终于有所期待了，那就是我们的护照用相片，我们是多么好奇地想看个究竟啊！短短七分钟之后，这位始终还是那么可爱的、除此以外别无形容的小姐递给我们两个纸口袋，我们付了钱。

　　瞧克勒普稍稍鼓出的眼睛里那种得意洋洋的神情！我们一拿到口袋，便有理由去就近的啤酒馆了，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光天化日之下，站在尘土飞扬、嘈杂喧闹的大街上看自己的护照相片，那样势必会成了绊脚石，妨碍熙熙攘攘的行人。正如我们是那爿照相馆的老主顾一样，我们也是弗里德里希大街上那家小酒店的常客。我们要了啤酒、血肠①加洋葱和黑面包。酒菜还没端上来，我们已经把略微有点潮湿的照片拿了出来，在木头的圆桌面上摆了一圈。啤酒和血肠很快送来了。我们一边吃喝，一边端详自己费了好大的劲才摆出来的面部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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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血肠，用猪肉、猪油和猪血制成的香肠。

　　我们身上总带着在上一回看电影那天拍摄的照片。因此，我们就有可能进行比较；而只要有机会进行比较，我们也就可以再要第二杯、第三杯、第四杯啤酒，这样一来，兴头就上来了，或者像莱茵兰人所说的，有了情绪。

　　然而，万万不可断言，一个悲伤的人有可能借助他本人的一张护照照片使他自己的悲伤变得不具体；因为真正的悲伤本身就是不具体的，至少我的悲伤和克勒普的悲伤就是追溯不出任何缘由的，并且恰恰由于我们的悲伤不具体到了近乎随意的地步，才证明它具有一种不需要任何缘由来引发的强烈程度。如果存在着某种可以接近我们的悲伤的途径，那么，唯有通过照片，因为在一次连拍六张的快照上，我们所看到的自己虽然并不清晰，但重要的是，我们所看到的自己是被动的、被中立化了的。我们两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同自己打交道，一边喝啤酒，大嚼血肠，增加情绪和做游戏。我们把照片折叠起来，用剪刀剪成碎片；为了这种用途，我们身上总带着剪刀。我们把剪碎的老的和新的照片碎片拼凑起来，使我们变成独眼龙或三只眼，把鼻子放在耳朵的位置上，把右耳朵放在嘴巴的部位，让它说话或沉默，还把下巴换成额头。我们不仅用各自的头像作这种剪辑，克勒普还把我的某些部位借去拼在他的上面，我也把他的某些特征变成我的。就这样，我们创造了新的、如我们所希望的更幸福的创造物。有时，我们互赠一帧照片。

　　我们——我指的只是克勒普和我，并不包括从游戏中产生出来的剪辑人物——至少每周去啤酒馆喝一回，每一回都要送给我们叫作鲁迪的酒馆侍者一张照片，这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鲁迪是本来应该有十二个孩子另外还收养八个的那种类型的人，他了解我们的苦恼。他已经有了一打我们的侧面照和更多的正面小照。可是，每当我们商量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挑出一张照片递给他时，他总露出一副深表同情的面孔，还满口称谢。至于站酒柜的女招待和端香烟盘的红头发姑娘，奥斯卡从来不把照片送给她们，因为照片是不应该送给女人的——她们只会滥用。克勒普则不然，他心广体胖，在女人面前总是没完没了，爱同她们攀谈，而且愚蠢到了把心里话统统掏给她们的地步。有一天，他背着我送给了卖香烟的姑娘一张照片，事情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他同这个年轻莽撞的姑娘订了婚，后来又结了婚，因为他想把自己的那张照片要回来。

　　我把日后才发生的事情提前讲了出来，而且关于我的照相簿的最后一页，我的话也讲得太多了。这些傻头傻脑的快照，本来就不值得多谈，要谈也只是拿它们作为一种对照，用以说明照相簿第一页上我外祖父科尔雅切克的肖像照是多么伟大和无与伦比，又多么有艺术性，直到今天还使我产生这种感觉。

　　他又矮又宽，站在一张精致的小桌子旁。遗憾的是，照片上的他不是纵火犯，而是志愿消防队员符兰卡。所以，他没有留小胡子。但是，紧身的消防队制服，胸前的营救奖章以及使小桌子变成祭坛的消防队防护帽，差不多可以顶替纵火犯的小胡子。他多么严肃地注视着，多么了解两个世纪交替的岁月里的一切苦恼啊。他那种尽管悲观但却高傲的目光，看来在第二帝国时代是受人喜爱的和流行的，因为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也是这样的目光，这个醉醺醺的火药厂工人，在照片上倒是挺清醒的。文岑特·布朗斯基的相片是在琴斯托霍瓦照的，他手执一支献祭的蜡烛，神秘得很。瘦弱多病的扬·布朗斯基少年时的照片，是早期摄影术记录下来的一个故意显得忧郁伤感的男性。

　　那个时代的妇女中，能摆出与她们的个性相应的神态姿势来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我的外祖母安娜（上帝明鉴，她可是个人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拍摄的照片上，也做作地抿着嘴傻笑，丝毫也没有暗示出她那四条套穿着的却又守口如瓶的裙子底下有着可以给人提供避难所的大空间。

　　在战争年代里，她仍然对着蒙在黑布下面、弹着指头、一边跳着舞的摄影师微笑。我有一张这个时期的照片，两枚邮票那么大，贴在硬纸片上，上面有二十三个护士，其中包括在银锤陆军医院当助理护士的我的妈妈，羞怯地挤在一个像根支柱似的军医四周。还有一张照片，照的是陆军医院一次化装舞会的场面，即将痊愈的伤兵也参加了，护士们显得比较轻松自在，不那么拘谨腼腆。妈妈大胆地眨眼睛，嘴巴做出接吻的姿势，尽管她身上饰有天使的翅膀，头发上有金银丝条，她还是想说：天使也有欲念的。跑在她面前的马策拉特所选的装束，大概是他非常愿意天天穿的服装：他扮成一个厨师，戴一顶浆硬的厨师帽子，挥舞着长把勺子。与此相反，当他身穿制服、佩戴着二级铁十字勋章时，他也是直视前方，目光同科尔雅切克兄弟和布朗斯基父子一样故意显得悲观。在所有的相片上，他都显得比妇女们更强。

　　战后，人们都换了一副面孔。男人们都露出复员后轻松的目光，现在轮到妇女了。她们懂得了在照片上占据特殊地位，她们有理由严肃地凝视前方，即使她们在微笑时，也不想去否认，作为底色的是她们已经领教到的痛苦。二十年代的妇女的悒郁，配在她们的脸上实在太合适了。她们，不论坐着、站着还是半躺着，蛾眉月般的一缕黑发贴在太阳穴上，难道她们不是已经成功地在圣母和娼妓之间结起了一条和解修好的纽带吗？

　　我妈妈二十三岁时的照片（这必定是她怀孕前不久拍摄的）让人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妇女，她微斜着皮肉结实的脖子上那颗线条平稳的圆脑袋，可是目光却直视看照片的人，肉感的轮廓被上面提到过的悒郁的微笑和一双眼睛冲淡了。这双眼睛，与其说是蓝色，倒不如说是灰色。它们已经惯于像观察诸如咖啡杯和香烟嘴之类不变的物体那样去观察周围人们的灵魂以及她自己的灵魂。“深情的”这个词尽管还嫌不足，但我仍用它作为我妈妈的目光的形容词。

　　那个时期的合影没有多大意思，但易于评论，因此富有启发作用。在签订拉巴洛条约①的年代里，结婚礼服竟如此美丽，如此有婚礼气派，真令人吃惊。在结婚照上，马策拉特还系着硬领。他的外表看来挺好，时髦，几乎可以说有知识分子风度。他右脚前伸，也许想模仿当时的电影明星哈里·利特克。那个时候的服装尺寸都短。我妈妈的婚礼服是一条白色百把裙，刚刚过膝，露出了匀称的小腿，跳起舞来十分灵巧的小脚穿一双有扣白色鞋。在另外几张照片上出现的是参加婚礼的全体宾客。在穿着城里人服装、摆出城里人姿势的来宾当中，惹人注目的始终是我的外祖母安娜和她那个得到神的恩宠的哥哥文岑特。他们土里土气而又一本正经，自己缺乏自信却把信心灌输给别人。扬·布朗斯基同他的姑妈安娜和献身给天国圣母的父亲一样，是在同一块土豆地里长大的，但他却同我母亲一样，也善于用波兰邮政局秘书的讲究礼服来掩盖自己的出身——卡舒贝乡下佬。尽管他在照片上那些健康的人们中间显得瘦小而虚弱，尽管他是在照片的角上，然而他那双特别的、使他的面孔像女性一样匀称的眼睛，却总是使他成为照片的中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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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拉巴洛条约，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德国之间1922年在意大利拉巴洛签订的条约。当时德国国内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外交上也十分孤立。

　　在举行婚礼后不久拍摄的这一张合影，我已经观看良久了。我不得不在这无光泽的棕色四边形前拿起我的鼓和鼓棒，试着在我的上漆的铁皮上再现出那硬纸片上尚可辨认的三星座。

　　为拍摄这张合影提供机会的是扬·布朗斯基的寓所。它坐落在马格德堡街拐角上，波兰大学生宿舍附近的陆军操场一侧，因为照片上的背景是阳光照耀下一半爬满了扁豆藤的阳台，这种阳台只有波兰人聚居区的住宅才有。妈妈坐着，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站着。但是，瞧瞧她坐的位置和他们站的位置吧！有一段时间，我愚蠢透顶，用一个想必是布鲁诺替我买来的学生圆规以及一把直尺和一块三角板，想要测量出这罗马三执政（因为我妈妈的价值足以顶替一个男人）的位置。先画出脖子的倾斜角，一个不等边三角形，再进行平行移位，硬性得出三个全等三角形，又画三个圆，意义重大的是，它们在外面，在扁豆藤的绿叶丛中相交，产生一个点，因为我正在寻找一个点，信仰点，渴望点，要得到一个支撑点，一个出发点，如果不是一个立足点的话。

　　这种业余爱好者的测量自然不会弄出什么结果来，反倒在这张珍贵的照片上的几个最重要的地方，被我用圆规尖扎出了几个小洞，洞虽小，然而起了扰乱作用。在这张照片上有什么特别的东酉呢？是什么让我到这个四边形上去寻找，如果愿意的话，甚至真能找出数学关系以及——简直可笑之极——宇宙关系来呢？三个人：一个坐着的女人，两个站着的男人。她是烫过的黑发，马策拉特是鬈曲的金发，扬是平平地往后梳的栗色头发。三个人都在微笑：马策拉特笑得比扬·布朗斯基更明显，两人都露出了上排门牙，他们两个的微笑加在一起要比我妈妈的强五倍，因为她只在嘴角露出一丝笑痕，眼睛里则毫无笑意。马策拉特的左手搭在我妈妈的右肩上；扬则满足于让右手轻轻地扶着椅子背。她的膝盖向左，髋部以下的其余部位都往前冲，膝上放着一个本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这是布朗斯基的一本集邮册，后来又以为是一本时装杂志，最后，我认为这是一本收集香烟盒里著名电影明星照片的册子。我妈妈的双手似乎正要去翻它，就在这一瞬间，底片曝光，照片拍成。看来这三个人都很幸福，互相祝贺避免了意想不到的事情，这样一类事情只有当三人团中的某一个伙伴需要过保险的私生活，或者从一开始就偷偷摸摸时才有可能发生。他们三人休戚相关，但还是依赖于第四个人，那就是扬的妻子，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她娘家姓莱姆克，当时正怀孕，可能怀着日后出世的斯特凡。他们有赖于她的仅仅是让她拿着照相机，对准他们三个以及这三人团的幸福，至少借助摄影工具把这三重幸福固定下来。我从照相簿上撕下另外几张四边形，贴到这张照片旁。在这些画面上，或者是妈妈同马策拉特在一起，或者是妈妈同扬·布朗斯基在一起。这些照片中间没有一张能像那帧阳台照片那样让人一清二楚地看到那种不可变更的事实，那种最后的可行的解决办法。其中一张，照的是扬和妈妈，它散发着悲剧、淘金狂和失常的气味，失常变成厌烦，失常的厌烦。另一张，马策拉特待在妈妈身边：正下着周末夫妻生活前的毛毛雨，维也纳煎肉排咝咝有声，饭前挑刺儿发牢骚，饭后连打几个呵欠，上床前讲点笑话或者把纳税账国记到墙上，这样一来，夫妻生活也就有了一个精神背景。这些镜头尽管无聊，但我觉得总比往后几年有伤风化的快照要好。妈妈躺在扬·布朗斯基的怀里，背景是欢乐谷附近的奥利瓦森林。扬的一只手消失在妈妈的衣裳底下。这种卑俗举动只能被理解为：从跟马策拉特结婚的第一天起就通奸的这不幸的一对，他们的激情已经到了狂躁的地步，而在这里给这一对人充当麻木不仁的摄影师的，我猜想，就是马策拉特。那张阳台照片上那种不动声色的表情，那种还懂得应当放谨慎些的姿势，已经荡然无存。这种表情和姿势只有在另外一些场合，也就是当两个男人同时站在妈妈身后或身边，或同时躺在她的脚下时，才能让人看到，例如在霍伊布德海滨浴场沙滩上那一张。它就在这儿，请看吧！

　　这里还有一张照片，显示出我幼年时那三个最重要的人物，他们构成了一个三角形。它虽说不像那张阳台照片上那么集中，但仍然播送出同样的信息：同样的剑拔弩张的和平，这种和平条约只能在三个人之间才能缔结乃至签署。读者可以破口大骂剧院里受人欢迎的三角主题戏；舞台上只有两个人，他们要么没完没了地讨论，要么暗中思念着第三者，除此以外就做不出什么戏来了。可是，在我的照片上，他们三人在一起。他们在玩施卡特牌①。这就是说，他们各自手里捏着一把牌，展开呈扇形，正要叫牌，但都不看自己手里的王牌，而是看着照相机。扬把手平摊在一堆铜板旁边，翘起食指；马策拉特用指甲掐桌布；妈妈开了一个小小的、我认为是成功的玩笑：她抽出一张牌，但不是给她的两个牌友看，而是给照相机的镜头看。仅仅用一个手势，仅仅亮出了一张牌——红心皇后，就轻松地变出了一个偏偏不算令人讨厌的象征来，因为有谁不愿对红心皇后起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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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施卡特牌，德国纸牌戏，共三十二张牌（无两点到六点），三人玩。

　　施卡特牌戏——谁都知道，只能三个人玩——对于妈妈以及那两个男人来说，不仅是最合适的游戏，而且是他们的避难所，他们的避风港，每当生活想要引诱他们以这种或者那种搭配构成两人生存，玩两人玩的六十六点或下连珠棋这类愚蠢游戏时，他们就躲到那里去。

　　关于这三个人就谈到这里吧！把我弄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正是他们，虽说他们什么也不缺。在谈我自己之前，先要提几笔格蕾欣·舍夫勒，妈妈的女友，还有她的丈夫，面包师亚历山大·舍夫勒。他，秃顶，她，露出一副马牙（一多半镶着金牙）哈哈大笑。他，短腿，坐在椅子上从来够不着地毯，她身穿自己编结的衣裳，花样翻新没完没了。后来，我的照相簿里又增添了舍夫勒夫妇的照片：在“力量来自欢乐”①的游艇“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躺椅上或救生艇前，在东普鲁士航运公司的“坦能贝格”号的散步甲板上。他们年年去旅游，从皮拉乌、瑞典、亚速尔群岛和意大利把纪念品完好无损地带回小锤路他们的家里。到了家，男的烤小圆面包，女的给枕头套加耗子牙齿花边。亚历山大·舍夫勒不讲话时，就不知疲倦地用舌尖舔湿他的上嘴唇，而马策拉特的朋友、住在我家斜对面的蔬菜商格雷夫因此很讨厌他，说这是不体面的庸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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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力量来自欢乐”，纳粹劳工阵线为工人安排业余或休假活动的组织，成立于1933年11月。

　　格雷夫虽已结婚，但不像是个有妇之夫，倒颇像是个童子军指导。有一张他的照片：肩宽，强壮，健康，短裤制服，童子军绳，童子军帽。他身边站着一个少年，一样的装束，金发，眼睛大得有点过头，大约十三岁，格雷夫左手按住他的肩膀，让他紧挨着自己，表示疼爱。我不认识这个少年，但日后通过格雷夫的妻子莉娜认识了格雷夫，并且对他有所了解。

　　我在“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者的快照与童子军温柔性爱的物证之间迷失了方向。我赶紧一连翻过几页，翻到了我的第一张被摄下的肖像。我是个俊美的婴孩。照片摄于一九三五年圣灵降临节①。当时我才八个月，比斯特凡·布朗斯基小两个月。下一页便是他的照片，尺寸同我的那张一样，相貌粗俗，非笔墨所能形容。一张明信片，四边切成波浪形，美观大方，背面有横格可写地址，印数较大，是专为家庭用的。在这张长方形的明信片上，贴着我的照片，剪成过分对称的蛋形。我，赤身裸体，象征着蛋黄，肚皮朝下，趴在一张白毛皮上，这必定是某一头北极熊捐赠给东欧某位专拍儿童照的职业摄影师的。同那时的许多照片一样，人家也为我的第一张照片选择了那种暖色，不易混淆的棕色，我想称之为合乎人性的，因为它跟当代不合人性的、光滑的黑白照片截然不同。黯淡模糊的、可能是画好的枝叶，构成了被若干光斑冲淡了的昏黑背景。我的光滑、健康的躯体以平稳的姿势呈对角线卧在毛皮上，感受着北极熊家乡特产的效果。同时，我使劲高高抬起滚圆的婴儿脑袋，用明亮的眼睛盯着来看我的裸体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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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圣灵降临节，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日。

　　读者会说，同所有的婴儿照片一样，不过是一张婴儿照片罢了。且慢，请看看这双手吧！诸君就会不得不承认，我的第一张照片同各式各样的照相簿上多不胜数的、始终表明为低级生命的花朵有明显的区别。可以看到我捏着拳头。没有一个香肠手指忘了自己，服从某种模糊的、由触觉反应产生的冲动，去玩弄北极熊皮上的毛。认真地握紧的小拳头在脑袋一侧晃动，时刻准备落下去，发出音响。什么音响？鼓的音响！

　　还没有鼓，当我在电灯泡下诞生时，曾有人答应我三岁生日时给我鼓；对于一个老练的照片剪辑师来说，相应地加上一面缩小尺寸的儿童鼓，本来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而且不必修版来改动我的身体的位置。只需要把那头蠢极了的剥制动物的皮拿走就行了，它本来就引不起我的注意。拿走了这个毫不相干的躯壳，这张照片就是成功的创作。它的主题便是头一批乳齿正要长出来时感觉灵敏、目光锐利的年岁。后来，他们不再把我放在北极熊毛皮上了。我大约一岁半时，坐在一辆高轮子儿童车里。他们推着我走在一道木板栅栏前，栅栏的尖齿和横档被一层积雪清楚地勾勒出来。我可以据此推断，这张照片摄于一九二六年。栅栏式样粗笨，木板散发着沥青味。这使我在较长时间观察时联想到了郊区霍赫施特里斯，那里有个占地面积很大的营房，以前驻扎着马肯森轻骑兵，到了我的时代，成了自由邦保安警察的驻地。但我回忆不起有哪个熟人住在这个郊区，照片可能是我的父母去那里拜访什么人时拍摄的，但这些人后来再没有见过面，或者只是匆匆露过面。

　　妈妈和马策拉特把儿童车夹在中间，尽管在寒冬季节，他们却没有穿冬季大衣。妈妈穿一件俄罗斯式长袖短上装，上装的刺绣图案是一幅冬景图。它唤起这样的想象：在俄罗斯腹地，沙皇全家在照相，拉斯普庭①拿着照相机，我是小沙皇，栅栏后面埋伏着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制造了炸弹，决心消灭我这个专制君主家庭。不过，马策拉特所穿的地道的、中欧式的、孕育着未来的（这一点日后将会看到）小资产阶级服饰，缓和了隐伏在这张照片里的惨案的腾腾杀气。我们是在太平无事的霍赫施特里斯区，只是暂时离开主人的寓所，没有穿大衣，让主人给他们两个和按照别人的愿望做出滑稽样子瞧着的小奥斯卡拍一张照，接着马上回到屋里去享用又热又甜的咖啡、蛋糕和掼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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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拉斯普庭（1872～1916），沙皇尼古拉二世宫廷里臭名昭著的所谓“圣人”和“神医”。本是一个半文盲的农民，鼓吹一种宗教狂热与性欲放纵相结合的所谓救世教义，得到女沙皇的宠信并影响沙皇。1916年被包括尤苏波夫亲王在内的保皇党军官所杀。

　　还有十几张快照，有躺着的、坐着的、爬着的、跑着的、一岁的、两岁的、两岁半的奥斯卡。照片有好有差，合起来构成了人家在我三岁生日时给我拍摄的那张全身照的准备阶段。

　　在这张全身照上，我得到了它，鼓。它刚刚挂到我的肚皮前头，崭新的，红白两色锯齿图案。我面部表情严肃、坚定，自信地把两根木头鼓棒交叉在铁皮上。我身穿条纹毛线衣，脚登锃亮漆皮鞋。头发直竖在脑袋上，像一把蠢蠢欲动的刷子。我的蓝眼睛里反映出不需要追随者便能夺得权力的意志①。当时我已经成功地处在一种我没有理由放弃的地位之上。我说了，我下了决心，我决定了无论如何不当政客②，不当殖民地商品店老板，而是画上一个句号，就这样保持不变，保持现有的身高，保持这副装束，就这样许多年内不予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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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影射尼采的《权力意志》，此书由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弗斯特尔—尼采根据遗稿所编，出版于1901年。

　　②套用希特勒在德国十一月革命后说的一句话：“我决心当政客。”

　　小人和大人，小贝尔特海峡和大贝尔特海峡，小写字母和大写字母，小汉斯和卡尔大帝，大卫和歌利亚，能击败强手的小人和巨人；而我呢，我是三岁孩子，神话里的侏儒，童话里的大拇指①，再也不长个儿的大人气的小孩，这样一来，就无需读完小孩的教义问答手册再去读成年人的了。那个对着镜子刮胡子、自称是我父亲的人，也就得不到一个身高一米七二的所谓的成年人去接管他的店铺了。根据马策拉特的愿望，这爿殖民地商品店，对于年满二十一岁的奥斯卡来说将意味着成年人的世界。为了不去摆弄现金收入记录器，我抱住了这面鼓。从我三岁生日那天起，我连一指宽的高度都不再长，保持三岁孩子的状态，却又是个三倍聪明的人。所有的成年人身材都比他高，而他在智慧方面却远胜过所有的成年人。他不想去同他们比谁的影子长。他无论内部外部均已完善，而那些人直到老态龙钟时还在胡思乱想什么发育成长。那些人历尽艰辛，常常还要饱尝辛酸痛苦方能取得经验，而他已经证明自己统统掌握。他没有必要逐年更换大一号的鞋子和裤子，仅仅为了证实自己长了那么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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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大拇指，《格林童话》中的人物。

　　在这里，奥斯卡必须承认有那么一种发展，有什么东西在成长——但并不总是对我有利的——并且最终获得了救世主式的伟大意义；但是，在我那个时代，有哪个成年人有眼力和听力认得出总是保持三岁孩子模样的鼓手奥斯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