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拉斯普庭与字母

　　方才，我给我的朋友克勒普和护理员布鲁诺——他只是用一半的注意力听着——讲奥斯卡第一次同课程表打交道的故事。我谈到：摄影师给身背书包、手执纸袋的六岁孩子拍摄明信片大小的照片，而历来当做背景用的黑板上写的是：我入学第一天。

　　不言而喻，这个句子只有母亲们读得懂，她们站在摄影师背后，比自己的孩子更加激动。站在写着这个短句子的黑板前面的孩子，要到一年以后，或者在翌年复活节过后一年级新生入学那天，或者从留给他们自己的照片上，才能认出这些字的意思，才明白原来那些像画片一样美的照相，是他们入学第一天拍摄的。

　　这句铭文标志着生活里新阶段的开始，它是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那种聚特林字体①，带棱带角、恶狠狠地爬行着，凡是圆笔道都写错了，鼓鼓囊囊的。事实上，聚特林字体正是用来写引人注目、简明扼要的话，如日常标语之类。还有一些文件证书，我虽然不曾见过，但是据我猜想，也是用聚特林字体写的。我想到的有牛痘卡、体育证书和手书的死刑判决书。聚特林字体我不会念，却能凭直观去猜想。黑板上那句话开头的字母M，我当时就觉得它像一个双套结，散发着麻绳味儿，不怀好意地提醒我注意绞刑架。我倒是愿意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念，而不这样去胡乱猜测。请不要以为我已经学会了字母，所以一见施波伦豪威尔小姐就以高屋建瓴之势大造其反，击鼓抗议，唱碎玻璃。不，不是的，我深知自己只凭直观去猜测聚特林字体是远远不够的，我缺乏学校里最基础的知识。遗憾的是，奥斯卡不喜欢施波伦豪威尔小姐灌输知识的那套方法。

　　--------

　　①聚特林字体，由路德维希·聚特林（1865～1917）设计的一种圆体字，后成为标准德文字体，1915年至1945年，德国小学教这种字体。

　　因此，当我离开佩斯塔洛齐学校时，我并没有打定主意要让我的入学第一天变成我在校的末日。学校上不成了，我们回家去吧！我丝毫不存这类念头。在摄影师把我永远照进底版里去的当口，我就在想：你站在黑板前面，站在这一句或许有意义、可能预兆不祥的句子下面。你可以根据字形笔体来猜测，唤起许多联想，譬如单人囚禁、监护、看守长以及用一根绳子绞死所有的人等等，但是，你毕竟解释不出这个句子的意思。由于你对着半被浮云遮蔽的天空大喊大叫的愚昧无知，你就再也不可能踏进这所用课程表安排时间的学校了。奥斯卡呀！你上哪里，上哪里去学大写和小写字母呢？

　　对于我来说，有小写字母也就够了。但是，那些自称为成年人的大人的生存虽说不能一眼望尽，但也不能想象为无边无涯，这个事实使我推断出，有小写字母，也就有大写字母。他们不倦地用大字本和小字本的《教义问答手册》，用大字和小字的一乘一来证明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存在的理由，甚至国宾来访，也要根据佩戴勋章的外交使节和达官贵人到场的人数来选定大小车站。

　　在以后的几个月内，马策拉特和妈妈都不再为我受教育的问题操心。他们已经试过一次，我妈妈费了不少周折，最后丢脸出丑，不再想尝第二次滋味。他们也学表舅扬的样子，每当低头瞧我时，就连声叹气，搬出我三岁生日那桩旧事来：“没关活板门！是你没关上的，没错！是你在厨房里，在这之前，你下了一次地窖，没错！是你去拿什锦水果罐头准备饭后小吃的，没错！是你让地窖的活板门开着的，没错！”

　　妈妈对马策拉特的指责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关于这一点，上文已有交待。但是，他承担了责任，有时还要哭几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心肠也会软下来的。接着，妈妈和扬·布朗斯基就安慰他，说我，奥斯卡，是他们必须背负的十字架①，是不能改变的命运，是不明原因但是必须经受的考验。

　　--------

　　①意为忍受磨难。

　　因此，我不指望这几个受着严重考验、命里注定要背负十字架的人能给我什么帮助。我的表舅妈黑德维希·布朗斯基虽然经常来，带着我以及她两岁的女儿玛尔加一同到斯特芬公园去玩沙箱，可她也当不了我的教师。她脾气很好，但是笨头笨脑。霍拉茨博士的护士英格，头脑不笨，脾气可不好，我也不能指望她，因为她聪明，她可不是一般的值班护士，而是没人能顶替的助手，所以，她不可能为我腾出时间来。

　　五层楼公寓的楼梯有一百多级，白天，我要上下几次，敲着鼓，一级一级地询问有什么办法可想，闻一闻，十九家房客中午吃什么。不过，谁家的门我都不去敲，因为无论是老海兰德、钟表匠劳布沙德、肥胖的卡特太太，还是特鲁钦斯基大娘——尽管我很喜欢她——都不可能成为我未来的教师。

　　屋顶室住着音乐师和小号手迈恩。迈恩先生养着四只猫，并且老是酗酒。他在“青格勒屋顶花园”伴舞，圣诞夜他同另外五名醉鬼在积雪的街道上四处溜达，高唱众赞曲同严寒搏斗。有一次，我在屋顶室碰上他。他穿着黑裤子，白衬衣，仰面躺着，没穿鞋的脚在拨弄一只喝空了的杜松子酒瓶，吹着小号，美妙至极。他没有放下他的铜管乐器，只是转动眼珠，向站在他身边的我溜了一限。他承认我是可以给他击鼓伴奏的人。他的乐器对于他不如我的铁皮鼓对于我这么珍贵。我们的二重奏把他的四只猫都赶到屋顶上去了，并且使瓦片也轻微地震动起来。

　　我们奏完音乐，放下乐器，我就从套头毛线衫下面掏出一张过期的《最新消息报》来，打开后，蹲在小号手迈恩身边，把这份读物递到他面前，请他教我认大写和小写字母。

　　但是，迈恩先生一放下小号便昏昏睡去。只有三件东西是他的精神寄托：杜松子酒、小号和睡眠。虽然我们经常——确切地说，在他进党卫军骑兵乐队当乐师并从此戒了几年酒之前——事先不用练习就在屋顶室给烟囱、瓦片、鸽子和猫演二重奏，但是他始终成不了我的教师。

　　我也试着找过蔬菜商格雷夫，曾多次走访斜对面的地窖菜铺，因为他不爱听鼓声，我也就没背着我的鼓。看来进行基础学习的条件是有的：在两间一套的住房里，在店铺里，在柜台上下，甚至在比较干燥的土豆窖里，到处都是书，冒险故事书，歌本，《天使似的漫游者》①，瓦尔特·弗莱克斯②的著作，维歇特③的《简朴的生活》，《达夫尼斯和赫洛亚》④，关于艺术家的专论，一摞摞的体育杂志，还有图片集，上面满是半裸的男孩，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大多数是在沙丘之间追球，显示出抹油的、发亮的肌肉。

　　--------

　　①《天使似的漫游者》，安格鲁斯·西勒西乌斯（约翰内斯·舍夫勃，1624～1677）的警句集。

　　②瓦尔特·弗莱克斯（1887～1917），德国作家。他的自传体小说《两个世界间的浪游人》（1917）是一部美化战争的作品。

　　③恩斯特·维歇特（1831～1902），德国作家。

　　④《达夫尼斯和赫洛亚》，古罗马作家朗戈斯（公元前三世纪）的作品。

　　当时，格雷夫在生意上已经遇到不少麻烦。计量局的检查员查出他的磅秤和桔码有点问题。人家都在议论他搞欺骗活动。格雷夫不得不付了一笔罚金，买了新的砝码。他心事重重，烦恼不堪，唯有他的书本以及同童子军一起开晚会或者周末远足才能使他得到一点乐趣。

　　我走进店铺，他没有注意到，仍继续埋头写价格牌。我利用他写价格牌这个有利的机会，拿起三四张空白卡片和一支红铅笔，摆出热心好学的样子，想用他写好的价格牌当字帖，学写聚特林字体，并以此来引起格雷夫的注意。

　　在他眼里，奥斯卡的个子显然太小了，眼睛不够大，也没有那种然白的脸色。于是，我放下红铅笔，挑出一本旧书，里面都是能引格雷夫注目的男孩裸体照片。我敢断定，这些弯曲着或者伸展着肢体的男孩，对格雷夫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因此，我斜捧着书，使他也能看到这些照片，再次引他注意我。由于这个蔬菜商在没有顾客登门来买红菜头时总是全神贯注地涂写他的价格牌，所以我得敲敲书的硬封面，或者飞快地翻页，弄出一些声响来，使他抬起埋在价格牌堆里的脑袋，关心一下我这个文盲。

　　简而言之，格雷夫不理解我的意思。如果有童子军在他店里——下午总有两三个小队长在他身边——他压根儿也不会注意到奥斯卡。若是他独自一人在那里，他就会神经质地跳起来，由于被打扰而恼怒，板起面孔下令道：“把书放下，奥斯卡！你又看不懂。你太笨，人又太小。你会把书弄坏的。这本书值六个盾还不止呢！你要玩的话，这儿有的是土豆和卷心菜！”

　　他说着从我手里把书拿走，翻了一通，脸上毫无表情，让我独个儿站在皱叶甘蓝、抱子甘蓝、红甘蓝和卷心菜中间，真是茕茕孑立，因为奥斯卡没有把鼓带在身边。

　　虽然还有格雷夫太太在，而我在遭到蔬菜商拒斥之后，也总要到他们夫妻的卧室里去，不过那时候，莉娜·格雷夫太太卧床不起已有好几个星期，像是生病的样子，身上散发出穿烂了的睡衣的恶臭。她有什么就拿什么，唯独不碰可以教给我点东西的书本。

　　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奥斯卡看到与他同龄的孩子身上挎着的书包，书包旁晃荡着的、神气活现的擦石板用的海绵和小抹布时，心里总有那么点嫉妒。尽管如此，他回想不起来自己当时曾有过诸如此类的念头，例如：奥斯卡，这可是你自己造成的后果啊！学校的那一套你应该逆来顺受才是啊！你不该得罪施波伦豪威尔小姐，结下这么一个死冤家啊！野小子们都超过你啦！他们已经学会了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而你呢？手里拿着《最新消息报》还不知道哪一头该冲上哩！

　　嫉妒是有那么一点儿，我方才已经说了，但不过如此而已。学校的那股气味，闻那么一回就够我恶心一辈子了。用来擦那种漆皮已经剥落的黄框石板的、没有洗干净的、一半被啃碎了的海绵或小抹布的味道，您可曾闻过？它含有最便宜的学生所用皮书包里练字本的臭味，算术本的臭味，还有写起来吱吱响、有时卡住、有时打滑、沾过唾沫的石笔上的手汗味。有时候，放学回家的学生把书包撂在我的近旁，去踢足球或者玩掷球游戏，我便弯腰闻一闻这种正在阳光下蒸发的海绵。我不由得想到，如果确实存在着魔鬼撒旦的话，他的胳肢窝底下准是这么一股酸臭味。

　　因此，使用石板和海绵的学校根本不合我的口味。但是，奥斯卡并不想说，不久就要承担对我的教育的那个格蕾欣·舍夫勒，乃是我的口味的体现者。

　　小锤路舍夫勒面包房后面的寓所里的一切，我见了就要恼火。装饰性的小台布，绣有盾形纹章的垫子，潜伏在沙发角上的克特一克鲁泽设计的玩偶①，比比皆是的长毛绒做的动物，呼喊大象②的瓷器，触目皆是的旅行纪念品，刚开了头的编织物：用钩针织的、用毛线外打的、用手编的、结扣的、刺绣、花边、像耗子牙似的镶边，真是五花八门。这个地方甜蜜优雅，逗人喜爱，但天地狭小，令人透不过气来。冬天炉火太旺，室温太高，夏天开出许多花来，毒气熏人。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解释：格蕾欣·舍夫勒没有儿女，她多么想要孩子好替他们编织啊！天晓得该怪舍夫勒还是怪她自己。她要是有那么一个孩子的话，准会把他包裹起来，包上用钩针编织的毯子，镶上珠子、花边，还用十字针绣上一个小小的亲吻。

　　--------

　　①克特一克鲁泽曾当过女演员，后开作坊，设计了一种漂亮的穿衣玩偶。

　　②德语里有一句成语：“如大象闯入瓷器店一样。”意为由于举动笨拙而闻祸。这里是指这些瓷器令人讨厌，都该砸碎。

　　我来到此地，来学习大写和小写字母。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避免损坏瓷器和旅行纪念品。我把毁玻璃的嗓子留在家里了。当格蕾欣觉得我敲鼓已经敲够了，露出马齿和大金牙微笑着把我膝上的鼓拿走，放到玩具狗熊中间去时，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忍了。

　　我同两个克特一克鲁泽设计的玩偶交朋友，把这两个小乖乖搂在怀里，拨弄着这两位始终露出惊讶目光的贵夫人的睫毛，同她们俩相爱。我对玩偶的钟情是假的，但却因其假而煞似真，我想以此来讨好格蕾欣两针平计、两针倒针编织成的心。

　　我的办法不错。第二次登门，格蕾欣就把她的心打开了，或者说，拆开了，像拆长统袜一样，把整根极长的、鬈曲的、好几处已经打上结的线给我看。她打开了所有的柜子、箱子和小盒子，把全部钉珠子的废物抖搂给我看，整摞的儿童上装，儿童图嘴，儿童裤子，尺寸正好够五岁孩子穿戴，她都拿出来举在我眼前，给我穿上，又脱下来。接着，她给我看舍夫勒在军人协会荣获的神枪手奖章；之后，她给我看照片，其中有一部分同我家的完全一样；末了，她又去拿小孩衣服，天晓得还找什么逗孩子的小玩意儿，结果翻出了几本书来。从小孩衣服底下找出书来，这可是奥斯卡算计到的。奥斯卡听见过她同妈妈谈论书籍，他知道，她们两人还在订婚前以及后来几乎同时年纪轻轻就结婚的时候，便如何热中于交换书籍，从电影院旁边的流通出借图书馆借书，家里的读物琳琅满目，使殖民地商品店和面包房的婚姻增添光彩，使这两对夫妇开阔眼界。

　　格蕾欣能向我提供的书并不多。自从她埋头编织以来，就不再读书，并同我妈妈——她由于扬·布朗斯基的缘故，也不再读书——一样，把读书俱乐部（她们两个加入这个俱乐部已有年头）的许多精装本集子转给还在读书的人，因为那些人既不编织，也没有扬·布朗斯基。

　　破旧的书毕竟也是书，并因其破旧而显得神圣。我在这里找到的书，内容芜杂，毫无疑问，大部分是格蕾欣的哥哥泰奥书箱里的货色。水手泰奥已死在一艘荷兰出海渔船上。他的遗物有七八卷克勒的《船队年鉴》，所载船舶都是早已沉没了的，《帝国海军军阶》，《保罗·贝内克①，海上英雄》——这些显然都不是格蕾欣的心灵所渴求的食粮。埃里希·凯泽②的《但泽城历史》和那本《罗马之战》——那几场大战是一个名叫费利克斯·达恩的人，在托蒂拉和泰雅、贝利萨和纳赛斯的帮助下打的③——在经常出海的泰奥手里，已被磨得失去了光泽，掉了书脊。据我判断，属于格蕾欣的藏书的是一本关于借方与贷方的书④，一本歌德谈亲合力的书⑤，以及篇幅极大、插图丰富的《拉斯普庭和女人们》⑥。

　　--------

　　①保罗·贝内克，1470年前后的但泽海盗。

　　②埃里希·凯泽（1893～1968），但泽历史博物馆创建人和馆长。

　　③此为戏言。费利克斯·达恩（1834—1912），德国作家，《罗马之战》（1876）是他的长篇小说，写罗马人与东哥特人争夺罗马的故事。托蒂拉为东哥特王，公元552年与拜占廷统帅纳赛斯交战，阵亡。贝利萨是544年出征东哥特的拜占廷统帅。泰雅是末代东哥特人的王。

　　④指德国作家古斯塔夫·弗赖伊塔格（1816～1845）的小说《借方与贷方》（1855）。

　　⑤指德国作家歌德（1749～1832）的小说《亲合力》（1809）。

　　⑥此书1927年初版，作者菲利普·雅各布·缪勒（1891～1968）。

　　可供选择的书太少，我无法迅速决定，犹豫良久，才先抓了写拉斯普庭的那本，后抓了歌德的那本。我不知道自己抓的是什么，只是听从我所熟悉的内心的声音。

　　我一下子选中了这两个人，这件事确定和影响了我的生活，至少是我妄自抛开了我的鼓时所过的生活。直到今天（奥斯卡由于求知心切，已经逐步地把疗养院图书室的书籍都浏览了一遍），我对席勒之流嗤之以鼻，而摇摆在歌德与拉斯普庭之间，在万事通与祈祷治病术士之间，在乐于被女人迷惑的、光明的诗国王侯与用符咒迷惑女人的、黑暗的术士之间。我有时把自己看作是拉斯普庭那一党的，并且害怕歌德的不容异见，其原因在于我有几分怀疑：如果你，奥斯卡，生活和擂鼓在歌德那个时代，他或许会认为你是违反自然的，会宣判你是违反自然的体现者。他会用甜得发腻的蜜饯喂他的自然——尽管这自然那么“不自然”地大摆架子，你毕竟也一直在赞赏和追求着它——和他的合乎自然的东西，却拿起他的《浮士德》，要不然就拿起《颜色学》这本厚书来，置你这个可怜的糊涂虫于死地。

　　回过头来谈拉斯普庭吧！他在格蕾欣·舍夫勒的协助下，教给了我大写和小写字母，教我对女人要殷勤体贴，并且，每当歌德使我受委屈时，他就安慰我。

　　一边学习读书，一边装成无知愚人，这可真不容易。我觉得这比我多年来模仿小孩尿床要难得多。尿床无非是天天早晨证明我生理上的一种失调，而本来我是完全不需要这样的。假装愚昧无知，也就是说，要我掩藏自己飞速的进步，不断地同正在露头的智力上的自负作斗争。成年人说我是尿床的孩子，我可以容忍，心里满不在乎，可是，我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在他们面前扮作傻瓜，这却使奥斯卡和他的女教师感到委屈。

　　格蕾欣一见我从小孩衣服堆里把书籍拯救出来，就高兴得放声欢呼，并立刻意识到自己负有当教师的天职。我成功地使这个被毛线缠住了身的、没有孩子的女人从毛线中解脱出来，还使她差不多感到幸福。如果我选择《借方与贷方》作为课本，她会更加高兴的；但是我坚持要选拉斯普庭。她买了一本正正经经的《识字入门》来给我上第二课，我却还是要拉斯普庭。她一再带诸如《长鼻子矮人》①、《大拇指》之类的神话和童话故事给我，这样我就不得不最后打定主意出声讲话了。“拉普平！”我喊道，或者换成“拉舒兴！”有时我装得非常愚笨，让他们听到奥斯卡咿呀学语，“拉苏！拉苏！”地说个不停，这样一来，格蕾欣一方面懂得我喜欢那一种课本，另一方面又蒙在鼓里，没觉察到我选择字母的天才已经开始萌芽。

　　--------

　　①《长鼻子矮人》，威廉·豪夫（1802～1827）的童话。

　　我学得很快，按部就班，也不多想什么。一年以后，我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彼得堡，住在全体俄国人的专制君主的私寓里，进出虚弱多病的皇太子①的保育室，往来于阴谋家和教区牧师之间，尤其是成为拉斯普庭的神秘仪式的目击者。这种情调颇合我心意。因为这里有一个人物作为中心。散见书中的、当时的人所作的铜版画也说明了这一点。画的中央是拉斯普庭，络腮胡子，煤炭般乌黑的眼珠，四周是夫人们，只穿黑色长统袜，余下一丝不挂。拉斯普庭之死，给我印象尤深。人家给他吃已下了毒药的大蛋糕，给他喝已下了毒药的葡萄酒，他吃了，却还要蛋糕，于是人家就开枪打他，射入他胸膛里的铅弹却使他产生了跳舞的兴致，于是人家又把他绑起来，扔进涅瓦河的一个冰窟窿里。这全是男性军官们干的。大都会圣彼得堡的夫人们，从来不给她们的小父亲拉斯普庭吃有毒的蛋糕，反倒对他有求必应。女人们相信他，而军官们为了能重新相信他们自己，非得首先把他除掉不可。

　　--------

　　①皇太子阿列克西斯患血友病，据传经拉斯普庭“治疗”止血，拉斯普庭因此得到女沙皇的宠信。

　　对这个健壮如牛的祈祷治病术士的生平和死亡竟然不止我一个人感兴趣，您说这奇怪不奇怪呢？格蕾欣又在重温她结婚之初读书时的快慰。她有时高声朗读，这时她会浑身无力；她一读到“神秘仪式”这个词儿，就会颤抖，会带着异常的叹息声吐出这个具有魔力的词来；当她念“神秘仪式”这个词时，她简直准备去参加了，然而她仍想象不出神秘仪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当我妈妈一同到小锤路面包房楼上的住房来旁听我上课时，事情就变糟了。有几回，上课变成了举行神秘仪式，她把给小奥斯卡上课的事抛到九霄云外，竟像是专为自己搞仪式才来的。每念三句，便响起一阵二声部的格格痴笑，笑得嘴唇干裂。在拉斯普庭的魔力驱使下，这两个已婚妇女越凑越近，在沙发垫上再也坐不安稳，腿压着腿，开初的痴笑最后变成叹息。读了十二页关于拉斯普庭的书，所产生的效果或许是她们在日落之前根本不曾想要、不曾期待过、但又愿意此时就接受的，对此，拉斯普庭肯定不会提出异议，他甚至会永远免费供给的。

　　末了，这两个女人一边“主啊，主啊”地念着，一边窘迫万状，理着蓬乱的头发。这时，妈妈说出了她的担心：“小奥斯卡当真一点也不懂吗？”“别傻了，”格蕾欣打消她的疑虑说，“我费了那么大的劲，但是他又学又不学，我看，他是永远也学不会读书的。”

　　为了证明我的无知状态已无法变更，她还补充说：“你想想，阿格内斯，他把我们的拉斯普庭撕了一页又一页，揉成纸团，后来就不晓得他弄到哪里去了。有时我真想撂挑子不教他了。但是，当我看到他一见书本就那么高兴，我就想，算了吧，让他撕吧，毁吧！我已经同阿列克斯①说了，让他在圣诞夜送一本新的拉斯普庭给我们。”就这样，我——读者将看到——我成功了——逐渐地，在三四年之内——格蕾欣·舍夫勒教我读书的年头比这要长一些——把拉斯普庭这本书撕下了一半以上，装出任性的样子，实际上却是小心翼翼地把书页揉成团，藏在毛衣里，带回家去。到家后，在鼓手藏身的角落里取出纸团，铺平，理成一摞，不受任何女人的干扰，偷偷地独个儿阅读。对歌德那本书，我用的办法与此相仿。每隔三课，我就叫喊着“多特”，要求格蕾欣给我念。我不愿只信赖拉斯普庭一个人，因为我不久就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拉斯普庭都有一个歌德作为对立面，每个拉斯普庭后面拽着一个歌德，或者不如说，每个歌德后面拽着一个拉斯普庭，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还要创造出一个拉斯普庭来，以便接着可以对他进行谴责。

　　--------

　　①阿列克斯，亚历山大的昵称，即她的丈夫亚历山大·舍夫勒。

　　奥斯卡拿着他没有装订的书，蹲在屋顶室，或者自行车架后面海兰德老先生的货棚里，像洗牌似的，把《亲合力》和《拉斯普庭》的散页混在一起，于是合成了一本新书。他读着，微笑着，越来越惊讶地看到，奥蒂莉①端庄地挽着拉斯普庭的胳膊在中部德国的花园里散步，而歌德则同某个名叫奥尔加的放荡的女贵族坐在雪橇上，在寒冬的彼得堡市内，参加完一个神秘仪式，又驶去参加另一个。

　　--------

　　①奥蒂莉，《亲合力》里的人物。

　　好吧，让我们回到小锤路我的教室里来。虽说我表面上看来毫无进步，格蕾欣却在我身上得到了少女般的快慰。在我身旁，在那个俄国祈祷治病术士看不见的、做着祝福手势的、多毛的手底下，她青春焕发，甚至把她新获得的生命力分给了室内盆栽菩提和仙人掌。如果舍夫勒在这几年里，偶尔把手指从面团里拔出来，把面包房的小圆面包换成另一种小圆面包，如果格蕾欣愿意被他捏、揉并抹上鸡蛋清，再加烘烤的话，天晓得炉子里出来的会是什么。或许最后会烤出一个婴儿来。要是给格蕾欣这种乐趣，那有多好呢！可惜没有。

　　正因为如此，她在万分冲动地读了《拉斯普庭》之后，两眼炯炯，头发略微有点蓬乱，启动马齿和金牙，但又没有东西可咬，口里念着“主啊，主啊”，心里想的是陈年的发酵剂。由于妈妈有她的扬，不能帮格蕾欣什么忙，所以，在我的课上完这一部分之后的几分钟，要不是格蕾欣有一颗如此快活的心，恐怕是会不欢而散的。

　　她赶紧跳起来走进厨房去，拿着咖啡豆磨具回来，像是捧着一个情人似的，一边歌唱，一边把咖啡磨成粉末。她忧郁而充满感情地唱着《黑眼睛》或《红衣裳》①，我妈妈给她伴唱。她带着黑眼睛走进厨房，做上水，水在煤气上烧着的时候，她又跑到楼下的面包房去，常常不顾舍夫勒的反对，取来刚出炉的和早已烤好的糕点，把描花杯子、奶油罐、糖钵和蛋糕又摆到小桌子上，中间还散放着几朵蝴蝶花，随后倒咖啡，转而唱起《皇太子》里的曲调，端上小蛋糕和圆蛋糕，“伏尔加岸边一士兵”，撒杏仁粒的法兰克福圆蛋糕，“多少小天使在你身边”，酥皮甜饼加搅结奶油，“多甜蜜，多甜蜜”。她们一边咀嚼，一边又谈起拉斯普庭来了，不过现在谈得比较正经，保持必要的距离，接着，在饱尝了蛋糕之后，便进而大骂沙皇时代如何糟糕，简直腐化堕落到了极点，愤慨之情发自内心，毫不掺假。

　　--------

　　①《黑眼睛》或《红衣裳》，是下文所说《皇太子》中——弗兰茨·勒哈尔（1870～1948）的轻歌剧——顿河哥萨克的合唱曲。

　　在那几年里，蛋糕我可是吃得实在过多了。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奥斯卡虽然没有因此而长高，却吃胖了，身体不匀称了。在小锤路上完课，甜食吃腻了以后，回到拉贝斯路我家店铺，我经常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好乘马策拉特稍不留神，便溜到柜台后边，用线拴一块干面包，吊进腌鲱鱼的挪威小桶里去，等面包吸足了盐卤才吊出来。您是决计想不到的，蛋糕吃过头以后，这样的一块点心可以发挥催吐剂的功效。奥斯卡经常把舍夫勒面包房的蛋糕吐在我家的抽水马桶里，少说一点，每次吐出的蛋糕值一个多但泽盾，这在当时，可真是不少钱呢！

　　我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偿付格蕾欣教课的报酬。她是那么喜欢缝制和编织儿童衣物，我就给她当裁缝试服装用的假人，试穿试戴各种式样、各种颜色、各种料子的小罩衫、小帽子、小裤子以及带兜帽或不带兜帽的小大衣。

　　在我八岁生日那天，我不晓得是妈妈还是格蕾欣，把我打扮成了该枪毙的沙皇的小太子。当时，这两个女人对拉斯普庭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那天摄的一张照片上，一块生日蛋糕上插着八支不滴油的蜡烛，我站在一旁，穿着编织的俄罗斯罩衫，歪戴哥萨克帽，两条子弹带交叉在胸前，白色灯笼裤，脚穿低统皮靴。第一件幸运事是我的鼓照进了相片。再一件幸运事是格蕾欣·舍夫勒——可能是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给我剪裁、缝制了一套衣服，十足的毕德迈耶尔①和富有亲合力风格。今天，在我的照相簿上，这身衣服还召来歌德的亡灵，证明我有两个灵魂，使我有可能身背一面鼓，同时出现在彼得堡和魏玛，来到尘世的母亲们中间，同贵夫人们一起参加神秘仪式。

　　--------

　　①毕德迈耶尔，1815年到1848年间在德国的绘画与家具、服装等工艺美术方面流行的一种艺术风格，讲究小巧玲珑，舒适实用，投合规矩老实、目光短浅的小市民的口味。

　　------------------

　　-第一篇 塔楼歌声的远程效果

　　女医生霍恩施泰特博士差不多每天都到我的病房里来，并待上抽一支烟的时间。她本该给我治疗的，可是，每一回她经我治疗之后离去时，就不再像来的时候那样神经质了。她羞怯，原来只习惯于同她的香烟打交道。她老是说：我年轻时同别人接触太少，同别的孩子玩得太少。

　　不错，讲到别的孩子，她可能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当时忙于跟格蕾欣·舍夫勒上课，在歌德和拉斯普庭之间被人拽来拽去，因此，我即使有这个良好的愿望，也找不出时间去跳圆圈舞和玩“数数歌谣”的游戏。每当我像某位学者似的读厌了群书，甚至咒骂书本是埋葬语言的坟墓，于是步出书斋，去接近普通人时，我便同我们这幢公寓的顽童们遭遇，在同那些食人者稍有接触之后，倘若能够不受损伤、完完整整地回来读书，我就额手称庆了。

　　奥斯卡要离开他父母的住处，可以有几种走法：一是从店铺出门到拉贝斯路；二是从住房的门出去到楼梯井，往左一拐便上了街；如果上楼，爬四道楼梯，便到音乐家迈恩吹小号的屋顶室；再就是从楼梯井到公寓的院子里去。街道是石子路面的。在院子里夯实的沙土地上，家兔在那里繁殖，或者有人在拍地毯。在屋顶室，除去同醉醺醺的迈恩先生演二重奏外，还能近眺远望，给人以那种赏心悦目却又是虚假欺人的自由感。这正是每个登上塔楼的人所要寻求的，并且使每个住阁楼的人都沉湎于其中。

　　对于奥斯卡来说，院子是个十分危险的地方，而屋顶室却使他感到安全，直至阿克塞尔·米施克和那一伙小赤佬把他从那里赶走为止。院子横里同公寓一样宽，但是往深处走七步就到头了，隔一道上架铁丝网、涂柏油的木栅栏同另外三个院子相接。从屋顶室俯视，这个迷宫可以尽收眼底：拉贝斯路，左右两条横街——赫尔塔街和路易森街，以及同拉贝斯路遥遥相对的马利亚街，围成一个大四方形，里面有房屋和院子，还有一爿咳嗽糖厂和许多失修坍倒的修配车间。在这家或那家院子里，冒出几棵树或几丛灌木，由它们来通知人们季节的变换。院子大小不一，但都养着兔子，都有拍地毯用的木架。兔子是一年到头在那里的，拍地毯则根据住房章程的规定，只能在星期二和星期五。在这两天里，可以看清这个大四方块究竟有多大。奥斯卡从屋顶室听着，看着：一百条以上的普通地毯、甫道地毯和床前地毯，先用泡菜擦，然后刷和拍打，使它们显出原来编织的图案来。一百多个家庭主妇，把尸首似的地毯从屋里拖出来，举起赤裸的、滚圆的胳膊，扎上头巾保护头发和发型，再把地毯扔到专为扣地毯用的木架子上，抓起编织成的地毯拍子，干巴巴的拍打声炸开了院子狭小的天地。

　　奥斯卡憎恶这种单调的清洁颂歌，便用鼓声来同这种噪声抗衡。可是，尽管他站在屋顶室，同这噪声隔开一段距离，但仍敌不过这些家庭主妇，只好甘拜下风。一百多个拍地毯的妇女，可以攻占天空，可以折断乳燕的翅膀，并且几下子就能震塌奥斯卡用鼓声在四月的天空中建造的小小神殿。

　　不拍地毯的日子里，我们公寓的孩子们就把拍地毯的木架子当杠子玩。我很少到院子里去。只有海兰德老先生搭在院子里的货棚，是我觉得比较安全的地方，因为这个老头儿只让我一个走进他堆破烂的棚屋，那里面有生锈的缝纫机、残缺不全的自行车、螺旋式虎钳、一排排的瓶子以及装在雪茄烟盒子里的、弄弯又敲直的钉子，别的孩子想要看一眼他都不允许。他的工作是这样的：倘若上午他不从板条箱上起钉子的话，便是把已经起出来的钉子在铁砧上敲直。他除去收废钉子外，还帮人搬家，在节前替人宰兔，院子里、楼梯井、屋顶室，到处都是他啐的嚼烟汁。

　　有一天，孩子们在他的棚屋附近煮汤，这是孩子们的游戏，努希·艾克请老海兰德往汤汁里啐三口。老头儿从嗓子眼里清出三口痰吐去，随即又钻进他的棚屋，敲起钉子来。这时，阿克塞尔·米施克又往汤里加了一种配料，一块敲碎的砖头。奥斯卡好奇地瞧着这种烹调法，但远远地站在一边。阿克塞尔·米施克和哈里·施拉格尔用毯子和破布搭了一个帐篷似的东西，不让大人看见他们的汤。砖头粉煮开以后，小汉斯·科林从口袋里掏出两只活青蛙，这是他在股份池塘旁边抓到的，现在捐献出来做汤。苏西·卡特是帐篷里唯一的女孩子。她见到这两只青蛙，既不唱也不叫，甚至连最后挣扎着跳一下都来不及，便在汤里一命呜呼了，于是她噘起了嘴，表示又失望又辛酸。努希·艾克领头，不管苏西就在旁边，解开裤子往这大锅莱里撒尿。阿克塞尔、哈里和小汉斯·科林也跟着撒。小矮个儿要给这些十岁的孩子点颜色，但是撒不出来。于是，他们都瞧着苏西，阿克塞尔·米施克递给她一个天蓝色的搪瓷罐，罐口已经磕坏。奥斯卡本来想马上走开的。但是他还等在那里，直到苏西蹲下来——她裙子底下没穿衬裤，抱住膝盖，把罐子挪到下面，毫无表情地望着前方，随后皱了皱鼻子，这时，罐子发出响声，苏西为这锅汤作出了一点贡献。

　　这时，我跑开了。我不该跑，要是慢吞吞地走掉就好了。他们原先眼睛都盯着那只罐子，我这一跑，他们都抬起头来看我。我听见苏西·卡特在我背后说话的声音：“他干吗要跑？他准是要去告我们！”当我跌跌撞撞爬上四道楼梯，到了屋顶室刚缓过气来的时候，我还觉得这声音在刺我。

　　我当时七岁半。苏西也许九岁。小矮个儿刚满八岁。阿克塞尔、努希、小汉斯和哈里十岁或者十一岁。还有玛丽亚·特鲁钦斯基。她比我大一点，可是从来不在院子里玩，而是在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厨房里玩布娃娃，或者跟着她那在新教幼儿园帮忙的大姐姐古丝特。

　　如果我今天还不能听这种声音，听女人往尿盆里撒尿，难道这有什么奇怪吗？当时，奥斯卡到了屋顶室，轻敲着鼓来平息自己耳朵里的余音。他刚开始感到自己远离了楼下滚开的汤，却不料这一伙为这一锅汤贡献过佐料的家伙，有的光着脚，有的穿着系带鞋，竟都上楼来了，努希还端着那锅汤。他们把奥斯卡团团围住。最后一个上来的是小矮个儿。他们互相碰了碰，喁喁地说：“动手！”末了，阿克塞尔从背后将奥斯卡一把抱住，用胳膊夹紧，让他乖乖顺从。别人动手的时候，苏西不说话，只是笑，露出了湿的、整齐的牙齿和齿间的舌头。她从努希手里接过匙子，把这铁皮东西在她的大腿上擦得锃锃发亮，随后伸进冒热气的汤里，顶着糊状物慢慢搅拌，活像一个能干的主妇。她舀了一匙，把它吹凉，然后来喂奥斯卡，硬灌进我的嘴里。这样的东西我此后再也没有吃过，所以那滋味永远留在我嘴里。

　　在那几个对我的身体健康过分操心的家伙走了以后——因为锅里的东西已使努希恶心——我这才爬到晾衣间的一个角落里（当时那里只挂着几条床单），把几匙淡红色的浑汤吐了出来，在吐出的东西里没有发现里面有青蛙的残骸。我爬到打开了的屋顶窗户下一只箱子上，看着远处的院子，用牙齿把碎砖头碴咬得嘎嘎响，觉得自己迫切要求行动，瞧着远处马利亚街上房屋的窗户，玻璃在闪闪发光，于是冲着那个方向喊叫、歌唱，虽然看不到结果如何，可是我确信我的歌声有可能产生远程效果。因此从那时起，我觉得这家公寓的院子以及其他的院子都过于狭窄，如饥似渴地向往距离、空间和全景，利用一切机会，独自一人或者挽着妈妈的手走出拉贝斯路，走出近郊区，免得我们这个狭小院子里做汤的厨子们再来同我纠缠不清。

　　每逢星期四，妈妈进城买东西。她多半带我一起去。遇到有必要到煤市旁军火库巷西吉斯蒙德·马库斯那里去买一面新鼓的时候，她总要带着我。在我七周岁到十周岁那段日子里，我两个星期就敲坏一面鼓。从十到十四周岁，我不到一星期就敲坏一面鼓。后来就难说了，我可以在一天之内将一面新买的鼓变成废铁一堆，而当我心绪稳定的时候，我可以敲上三四个月之久，鼓面连一个小窟窿也没有，至多掉下几块漆皮，因为我虽然也很使劲，但却小心翼翼。

　　现在先谈谈那段日子：我每隔两星期离开我们那个院子——那里有拍地毯的木架，有敲钉子的老海兰德，还有那帮发明熬浑汤的小赤佬——同我妈妈到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玩具店去，从儿童玩的铁皮鼓存货里挑出一面新的来。有时，即使我的鼓还勉强可以用，妈妈也带我去。这样，我就整个下午欣赏这个五彩缤纷的古老城市，在那里，总有点东西迟早要进博物馆，而且不断有这座或那座教堂里传来的钟声。

　　我们要去的地方，一般很有规律，并且令人愉快。我们先到莱泽尔、施特恩菲尔德或马赫维茨那里买东西，尔后去找马库斯。他一见我妈妈就给挑选，点头哈腰地说些恭维话，这些他已经成为习惯了。毫无疑问，他总是向我妈妈献殷勤，不过，就我所知，他只不过热烈地捏住我妈妈的手，说它像黄金一样珍贵，再不出声地吻它一下，从未一时冲动做出更狂热的事情来。唯有那一次我们去他店里时，他双膝跪倒在地。下面我就要谈这件事。

　　妈妈由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遗传而得到的是丰满的身躯和健壮的体格，还有讨人喜欢的虚荣心以及善良的心地。她对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殷勤厚待听之任之，或多或少是因为他卖给她、其实是白送给她一些女用丝袜，这类丝织品是他用极低廉的价格批发进来的。至于每隔十四天从柜台上递给我的那面铁皮鼓，价钱便宜到可笑的地步，这就更不用说了。

　　每回去西吉斯蒙德那里，一到四点半，妈妈就要求把我，奥斯卡留在他的店铺里，请他照顾一下，声称她有件重要的事得赶紧去办。马库斯听后，深深一鞠躬，叫人看了又奇怪又发笑，并满口答应，夸大其词地说，她尽可以放心去办自己的要事，他会像保护自己的眼珠那样地保护我——奥斯卡。他的话稍含嘲讽意味，虽不伤人，却让对方听得真切，有时，羞红了我妈妈的两颊，使她揣测到马库斯已经摸着了她的底细。

　　不过，我也知道妈妈急切地去办的所谓重要事情究竟是什么。有一段时间，她让我陪她去木匠胡同一处收费低廉的膳宿公寓，把我交给女房东，自己便上楼去了，一去就是三刻钟。女房东总是在喝混合酒，一声不吭，给我一瓶倒胃口的果汁汽水。我坐着，直到妈妈回来。她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向女房东打一声招呼，女房东一味喝她的混合酒，连头也不抬。妈妈来搀我的手，却忘了自己热乎乎的手会泄露她的秘密。我们热乎乎地手牵着手来到羊毛织工胡同的魏茨克咖啡馆，妈妈要了一杯穆哈①，给奥斯卡要了一份柠檬冰淇淋，坐等着。没多久，扬·布朗斯基来了，像是碰巧走过这里。他到我们的桌旁坐下，也要了一杯穆哈，放在起镇定作用的冰凉的大理石桌面上。

　　--------

　　①穆哈，一种优质咖啡。

　　他们在我面前讲话毫无顾忌，他们的谈话证实了我早已知道的事情：妈妈和表舅扬差不多每星期四都在木匠胡同那家膳宿公寓里幽会三刻钟，房间是由扬出钱租的。大概是扬表示不要再把我带到木匠胡同和魏茨克咖啡馆来。他有时非常害羞，比我妈妈害羞得多，我妈妈觉得让我参与他们幽会以后的收场戏也未尝不可。看来无论当时或往后，她对于这种幽会的合法性是深信不疑的。

　　由于扬要求的结果，我每星期四下午从四点半到六点便待在西吉斯蒙德·马库斯那里。他允许我一个个地瞧他店里的鼓，使用它们，同时敲响许多面鼓——在别处奥斯卡哪能有这种机会呢——并且默默地观察马库斯悲伤的狗脸。我虽然不知道他的念头从何而生，却能揣测到他想到哪里去了，他的思想到了木匠胡同，抓那有号码的房间门，像可怜的拉撒路①那样，蹲在魏茨克咖啡馆大理石面小桌底下。期待什么？期待面包屑吗？

　　--------

　　①拉撒路，《圣经·新约·约翰福音》中一个患病的人，死后四天，耶稣使他复活，从坟墓里走出来。

　　妈妈和扬·布朗斯基可是一点面包屑都不剩。他们样样东西都吃个精光。他们胃口极大，从不消减，甚至大到要咬自己的尾巴。他们忙着呢，最多把钻在桌子底下的马库斯的思想当作一股纠缠不清的、温柔多情的穿堂风。

　　那天下午——想必是在九月里，因为妈妈离开马库斯的店铺时穿一身锈棕色的秋装，我见马库斯在柜台后面埋头沉思，想入非非，便背着我新获得的鼓走出店铺，进了军火库巷。这条又凉又暗的通道两侧，橱窗林立，都是高级店铺：珠宝店、精美食品铺和书坊。可是，这些肯定值得购买、然而我又买不起的陈列品并不能使我流连忘返，我出了这条通道，到了煤市。我走进尘埃蒙蒙的阳光底下，面对军火库的正面。它那灰色的玄武岩墙里镶嵌着大小不一的炮弹头，都是各次围攻但泽时期的产物，这些铁疙瘩能使每一个路人回忆起但泽城的历史。对我来说，这些炮弹头是毫无意义的，尤其因为我知道，它们不是自愿留在那里的。我知道，但泽城里有一位石工，由城建局和文物保护局联合出钱雇用，让他把过去几百年间的炮弹头镶到各式各样的教堂、市议会的正面墙里，镶到军火库正面和背面的墙里。

　　我想到右边的市剧院去，它同军火库只隔一条昏暗的窄胡同。我发现圆柱门廊的剧院大门紧锁，卖夜场票的票房要七点才开。这一点我也已经想到了，便考虑往回走，却又敲着鼓，犹豫不决地向左走去，来到塔楼和长巷城门之间。穿过城门，进入长巷，再向左一拐，便是大羊毛织工胡同，但我不敢往那里去，因为妈妈和扬·布朗斯基还坐在那里的咖啡馆里，如果他们还没有坐在那儿的话，那么也许他们在木匠胡同的幽会刚刚结束，或者正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正要去大理石小桌旁喝一杯穆哈提提精神。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越过煤市的电车轨道的。电车来来往往，或向城门驶去，或铃声叮当地从城门洞里驶来，吱吱嘎嘎地拐弯进入煤市、木材市场，朝火车站方向开去。或许是某个成年人，或许是一个警察，搀着我的手，小心翼翼地穿过危险的来往车辆，把我领了过去。

　　我站在砖墙陡峭、高耸云天的塔楼前，纯属偶然地或者由于一阵无聊，将我的鼓棒插在墙壁和大门的铁框间。我顺着砖墙抬头向上望去，马上感到，要沿着正面的墙望到顶是不容易的，因为不断地有鸽子从墙的四处和窗户里飞出来，在水落管和凸肚窗上作短暂的停留，随即俯冲下来，把我的目光吸引开。

　　鸽子纷飞，使我恼怒。我的目光真叫我感到遗憾，我便收回了它。为了摆脱恼怒，我认真地把两根鼓棒当作撬棍，门开了，奥斯卡还没有把门完全撞开，就已经进入塔里，已经上了回形楼梯，已经在攀登，总是右脚先跨上一级，再把左腿提上去。到了第一层装有格栅的牢房，他继续绕梯而上，过了刑讯室和里面小心保存、并贴有说明的刑具。这时，他改用左脚先登，右脚随后。他继续往上攀登时，从一个装有格栅的窄窗户里往外瞧了一眼，估计一下离地已有多高，估摸出墙的厚度，惊起了几只鸽子。在回形楼梯上又往上爬了一圈后，又遇到了那几只鸽子。这时，他又改用先迈右脚，再提左脚。奥斯卡换了几次脚以后，终于到了顶上，虽然觉得右腿和左腿一样沉重，但是看来还可以继续作长时间的攀登。可是，楼梯已经到头了。他顿时领悟到建造塔楼是荒唐的、无用的。

　　我不知道塔楼过去有多高，现在还有多高，因为它经过战争幸存下来了。我也没有兴致请我的护理员布鲁诺找一本关于东德意志哥特式砖头建筑物的参考书来。我估计，这个塔楼从底到尖足有四十五米。

　　由于回形楼梯过早地到了尽头，我不得不在沿塔顶的环形过廊里站住了。我坐下来，把腿伸到栏杆柱中间，目光贴着右臂抱住的一根柱子向下面的煤市望去，左手抱住我的鼓，在整个攀登过程中，它同我形影不离。

　　我不想描绘但泽市的鸟瞰图来使您感到厌烦。塔顶林立，钟声四起，古色古香，还始终弥漫着中世纪的气息，这样一幅市容全景，您可以在成千张出色的版画上见到。我也不想浪费时间去写鸽子，虽然老是有人说，鸽子是最有写头的。我觉得鸽子毫无意义，海鸥倒还有那么点意思。“和平鸽”这个名称，我听了只觉得荒谬背理。我宁可把传递和平信息的差使委托给一只苍鹰或者食腐尸的秃鹫，也不愿委托给一只鸽子，因为它是天底下最爱寻衅吵嘴的女房客。总而言之，塔楼上有鸽子。不过，凡是像样的塔楼上都有鸽子，都是靠那些文物保管员喂养的。

　　我的目光所及不是鸽子，而是别的，是我走出军火库巷时只见大门紧闭的市剧院的建筑。这座带圆顶的方箱，活像一个放大到荒唐程度的、拟古典主义的咖啡磨具，尽管在那圆顶上只缺一个必需的曲柄，用以把天天晚上客满的诗神和教育神庙里上演的五幕戏剧，连同布景、演员、提词员、道具和所有的帷幕，统统碾成惨不忍睹的粉末。这种建筑叫我看了生气，尤其是前厅里两侧为圆柱的窗户，被渐次西沉却抹上越来越多红色的午后太阳缠住不放。

　　那时刻，在煤市、电车轨道和从办公室下班回家的职员头顶上大约三十米的高处，在散发出甜香味的马库斯的次货店上空，高踞于冰凉的大理石桌子、两杯穆哈、妈妈和扬·布朗斯基之上，远离我们的公寓、院子、许许多多的院子、弯曲的和敲直的钉子、邻居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砖头浑汤，迄今为止只是在被人逼得无可奈何时才高喊的我，无缘无故地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大吼了一声。如果说在我攀登塔楼之前，只是当有人要夺走我的鼓时，我那有渗透力的声音才用来粉碎玻璃、电灯泡和啤酒瓶，那么现在我从塔顶上大声叫喊，则与我的鼓完全无关。

　　没有人要夺走奥斯卡的鼓，尽管如此，他叫喊了。也不是由于哪只鸽子把屎拉在他的鼓上，惹得他叫喊起来。我附近虽有铜片上的绿锈，但不是玻璃；尽管如此，奥斯卡叫喊了。鸽子的眼睛红光闪闪，然而瞅着他的并非玻璃眼珠；尽管如此，他叫喊了。他朝着哪儿叫喊？朝着多远的距离？上次在屋顶室，他尝了砖头粉汤以后，曾漫无目的地朝远处院子的上空大喊过一声。这一回，难道他要有的放矢地证明一下嗓子的威力？奥斯卡这次实验的对象——因为除了玻璃不能有别的——是什么玻璃呢？

　　不是旁的，是市剧院，是那只戏剧性的咖啡磨具，它那被落日映照着的窗玻璃吸引了我的新式声音，我首先试验此种声音是在我们的屋顶室，并已形成了我个人的惯用手法。我喊了几分钟，发出装有不同弹药的声音，可是不见任何效果。随后，我发出了一声近乎无声的声音，这样，奥斯卡可以怀着喜悦和流露内心情感的骄傲口吻报道说：左边门廊的窗户上，有两块玻璃不再能反射落日的余晖，留下了两个黑洞洞的四方形，需要马上配玻璃。

　　效果已经得到证实，犹如一个现代派画家，我画了一系列自己那种个人惯用手法的习作，它们同样了不起，同样大胆，有同样的价值，往往是同一模式的。我把它们拿出来敬献给惊异不已的世人，最后豁然贯通，寻获了探索多年的风格，并臻于完美，我就是这样地进入了自己创造性的时期。

　　在刚够一刻钟的时间内，我把门廊的全部窗户和一部分门上的玻璃全都干掉了。剧院前面聚集了一群人，从上往下看去，他们显得激动不安。何时何地都有看热闹的人。因此，对于我的艺术的观赏者们，我并不特别在意。他们至多使奥斯卡在从事自己的艺术工作时更严格，更讲究形式上的炉火纯青。我打算做一次更大胆的实验来揭示一切事物的内在本质，也就是说，通过没有了玻璃的门廊，穿过一扇包厢门的钥匙孔，往此时还漆黑一团的剧场里送进一声特殊的叫喊，击中订长票的看客们的傲气，即剧场里那盏校形吊灯以及所有磨光的、反光的、折光的碎细物儿。这时，我见到剧院前人群中有一套锈棕色服装：妈妈从魏茨克咖啡馆回来了，品尝完了穆哈，离开了扬·布朗斯基。

　　必须承认，奥斯卡仍然朝校形吊灯送去了一声叫喊。不过，看来这一声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因为第二天的报纸仅仅报道剧院门廊和门上的玻璃由于谜一般的原因震碎了。一连几个星期，日报小品栏里连篇累牍地刊载科学和半科学的调查报告，众说纷经，想入非非，荒谬绝伦。《最新消息报》解释为宇宙射线，天文台的人，也就是那些高水平的脑力劳动者，则谈到了太阳黑子。

　　当时，我竭尽两条短腿之所能，赶快下了塔楼的回形楼梯，或多或少地屏住了呼吸，挤到剧院门口的人群中去。妈妈的锈棕色秋装已无处可寻，她准是到马库斯的店里去了，也许把我的声音所造成的灾祸告诉了他。至于那个马库斯，听她讲了我的所谓的不长个儿以及我的钻石声音后，便把这当做最自然不过的事情通盘接受，吐出舌尖摇晃着——奥斯卡是这样想象的——搓着他那双白里泛黄的手。

　　我一进店门，就见到一幅景象，使我当即忘却了远程摧毁玻璃的歌声所取得的全部成功。西吉斯蒙德·马库斯跪在我妈妈面前，而所有的玩具动物——狗熊、猴子、狗、眼睛会合上又张开的布娃娃、救火车、摇动木马以及全体守卫他的店铺的木偶，仿佛正要随他一齐跪倒在地。他的两只手捏住了我妈妈的两只手，露出了手背上毛茸茸的、浅棕色的斑点，在那里哭泣。

　　我妈妈严肃地看着他，由于这种场面，注意力也很集中。“别这样，马库斯。”她说，“求求你，马库斯，别在店里这么干！”

　　马库斯则没完没了，缠住不放。他讲起话来，指天誓日，语调夸张，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您同布朗斯基断了关系吧，他在波兰邮政局里工作，我觉得，这样下去不好，因为他同波兰人搞在一起。您可别押宝押在波兰人身上，您要押宝的话，就押在德国人身上，因为德国人正在恢复元气，或迟或早要上来的。要是他们始终还没有恢复元气，还没有上来，阿格内斯太太，您就还靠着布朗斯基好了。要是您想靠马策拉特，那您已经靠上了。您最好还是把宝押在我马库斯身上，跟我马库斯走，我新近受了洗礼①。阿格内斯太太，要是您肯跟我走的话，我们就到伦敦去，我在那儿有朋友，有不少股票债券。要是您不愿跟我马库斯的话，那您就是瞧不起我，那就是因为您瞧不起我。不过，我是真心实意地哀求您，别再把宝押在布朗斯基身上了。他疯了，到波兰邮政局去做事。德国人一到，波兰人马上就全完蛋了！”

　　--------

　　①马库斯是犹太人，此处指他改宗信了基督教。

　　他讲了那么一大堆可能发生的事和不该做的事，弄得我妈妈七颠八例。她正要掉眼泪，马库斯看见我站在门口，便松开妈妈的一只手，张开五指指着我说：“请进来，我们把他也带到伦敦去。他会像一个小王子那样生活，像一个小王子！”

　　这时妈妈也瞧见了我，并露出了少许笑容。她或许想起市剧院门廊的窗户玻璃全没了，或许是由于去大都会伦敦的前景叫她开心。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她摇了摇头，就像谢绝别人请她跳舞似的随随便便地说：“谢谢您，马库斯，不过，那是不行的，真的不行——由于布朗斯基的缘故。”

　　马库斯一听到我表舅的姓名，就像听到了舞台上的提示，蓦地站了起来，弯腰一鞠躬，活像一把大折刀，随后说：“请您原谅我马库斯。我一直就是这么想的。为了他的缘故，您是不肯答应的。”

　　我们离开了军火库巷的店铺，虽然没到打烊的时候，那位店主却从外面关上门，陪我们到五路车站。市剧院前面还站着过路的人和几名警察。我并不害怕，摧毁玻璃的胜利，我差不多已经丢在脑后了。马库斯弯下身子凑近我，与其说是自言自语，不如说是悄声对我们说：“小奥斯卡真是样样都行，又能敲鼓，又能使市剧院出足洋相。”

　　妈妈一见碎玻璃就心慌起来，马库斯摇摇手安慰她。电车来了，我们上了拖车。他再次小声说，生怕被人听见：“好吧，那您最好还是跟着马策拉特吧，您已经把他弄到手了，千万别把赌注押在那个波兰人身上！”

　　今天，当奥斯卡在金属床上或坐或躺，不论何种姿势仍然敲着鼓，探访军火库巷，塔楼地窖墙上乱涂的字迹，塔楼本身及其加了油的刑具，市剧院圆柱后面三扇门廊窗户，重又回到军火库巷，走访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店铺，以便追述九月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时，他还在寻找波兰。他如何寻找呢？用他的鼓棒。他也用自己的灵魂去寻找波兰吗？他用全身的器官去寻找，但是，灵魂不是器官。

　　我在寻找波兰，它丢失了，它还没有丢失。另一些人说，它不久就要丢失，它已经丢失了，它又丢失了。今天，德国人又在寻找波兰，他们用的是信贷、莱卡照相机、罗盘、雷达、魔杖①、代表团、人文主义、反对党领袖以及蛀坏了的地方团体的服装。当这里的人们用灵魂——一半用肖邦②，一半用心中的复仇情绪——寻找波兰的时候，当他们谴责第一次至第四次瓜分波兰，并策划第五次瓜分波兰③的时候，当他们搭乘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华沙，并在过去是隔离区的地方，深表遗憾地放上一个小花圈的时候，当他们从这里用导弹寻找波兰的时候，我则在自己的鼓上寻找波兰，并敲出了这样的声音：丢失了，还没有丢失，已经又丢失了，丢失给了谁，很快就丢失了，已经丢失了，波兰丢失了，一切都丢失了，波兰还没有丢失④。

　　--------

　　①魔杖，一种用迷信方法探寻矿脉、水源等所用的木叉式探矿杖。

　　②肖邦（1810～1849），波兰著名钢琴家和作曲家。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波兰民族意识觉醒的时期，1830年爆发了反对沙俄奴役的起义，这在肖邦的作品里都有强烈的反映。

　　③第四次瓜分波兰，指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附加协议书，和德苏双方分别于9月1日和17日出兵分占波兰。策划第五次瓜分波兰，指当时联邦德国政府以恢复1937年德国疆界为条件签署和约的政策。

　　④这最后一句引自波兰国歌副歌歌词。

　　------------------

　　豆豆小说阅读网

　　我唱碎了市剧院门廊的窗玻璃，寻找并第一次找到了同舞台艺术的联系。那天下午，尽管玩具商马库斯大献殷勤，妈妈想必还是发现了我同剧院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她在相继到来的圣诞节期间买了四张戏票，一张给她自己，两张给斯特凡·布朗斯基和玛尔加·布朗斯基，另外一张给了奥斯卡，在基督降临节①最后一个星期日，带着我们去看圣诞夜童话剧。我们的座位在二楼边上第一排。枝形吊灯照旧吊在正厅前座上空，非常讨人喜欢。我也很高兴，幸亏我没有从塔楼上唱碎它。

　　--------

　　①基督降临节，圣诞节前第四个星期日起至圣诞节止的这一段日子。

　　当时已经有许多许多孩子。在几个楼座上，孩子比母亲多，在正厅前座，孩子和母亲差不多一半对一半，因为坐在那里的都是有钱人，比较注意节制生育。瞧那些孩子，没一个能安安静静坐在那儿的！玛尔加坐在我和比较守规矩的斯特凡中间。她从座位上滑下去，又要爬上来，马上又觉得在楼座的栏杆前做体操更有趣味，结果夹在软椅垫和靠背之间，叫喊起来；但与我们周围其他爱吵闹的孩子相比，她的喊声还能让人忍受，而且时间不长，因为妈妈在她那张傻乎乎的嘴里塞了好几块糖。她一边嘬糖块，一边不停地从软垫上滑下来，弄得自己疲倦了，演出开始后不多一会儿，斯特凡的小妹妹便睡着了。每演完一幕，掌声把她惊醒，她又使劲地跟着拍手。

　　演的是大拇指的童话，从第一幕开始就把我吸引住了，并且显然特别迎合我的口味。这出戏编得很巧妙，但是大拇指在舞台上只能闻其声，不能见其人，戏里的成年人都跟在这个虽然看不见、但却相当活跃的主角后面转。他一会儿坐在马的耳朵里，一会儿被他父亲用高价卖给了两个流氓，一会儿在流氓的草帽檐上散步，从那上面向下讲话，后来又爬进了一个老鼠洞，钻进一个蜗牛窝，同小偷们一起行窃，掉进干草堆里，连同干草一起被母牛吞进胃里。母牛被人宰了，因为它会讲话，其实是大拇指的声音。母牛的胃连同困在里面的小家伙被扔在垃圾堆里，给一只狼吃了。大拇指花言巧语说服了那只狼，把它引到他父亲家的贮藏室里，狼正要开始攫取食物，他便大声喊叫。结尾和童话一样，父亲打死了恶狼，母亲用剪刀绞开这个饭桶的腹腔和胃，大拇指从里面出来了，这就是说，观众听到了他的叫声：“爸爸啊，我在老鼠洞里呆过，在母牛肚皮里、在狼的胃里待过，现在，我回到你们身边来了。”

　　这个结局使我感动，当我抬头看我妈妈时，只见她用手绢捂住鼻子，因为她同我一样，把戏里的情节当成自己的经历了。妈妈多愁善感，在此后的几星期内，首先是在圣诞节这段日子里，她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搂在怀里，把奥斯卡叫作大拇指，时而开玩笑地叫着：我的小大拇指哟！时而悲哀地叫着：我的可怜、可怜的大拇指啊！

　　直到一九三三年夏天，我才重新有机会去看戏。由于我的误解，最后事情弄糟了，但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直到今天，那雷鸣似的声响还在我耳边回荡。事情发生在索波特的林中歌剧院。从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夏天，在那里的夜空下，瓦格纳①的音乐向着大自然倾注。

　　--------

　　①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德国著名作曲家、指挥家，以创作歌剧闻名。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任德国总理。他自命为瓦格纳的推崇者。此处喻纳粹势力已在但泽抬头。

　　对于歌剧，只有妈妈一个人还略感兴趣。马策拉特连轻歌剧都欣赏不了。扬学妈妈的样，醉心地大谈其咏叹调，尽管他摆出爱好音乐的样子，其实他根本没有音乐的耳朵。不过，他认识福梅拉兄弟，他们同他是卡特豪斯中学的同学，住在索波特，掌管湖边小路和疗养院及游乐场门口喷泉的照明设备，又在林中歌剧院演出季节负责舞台灯光。

　　在去索波特的途中，经过奥利瓦，我们到宫殿花园消磨了一个上午。那里有金鱼和天鹅，妈妈和扬·布朗斯基待在著名的“窃窃私语”假山洞中，随后又是金鱼和天鹅，手挽手让一位摄影师照相。在拍照时，马策拉特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我把鼓放在他的头顶上，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后来这张小照片贴到了照相簿上，看到的人也无不捧腹。再见，金鱼和天鹅，再见，“窃窃私语”假山洞。到处是度星期日的人群，不仅在宫殿花园里，而且在花园铁栅栏门外，在去格莱特考的电车上，在格莱特考疗养院里，都是如此。我们在那里吃午饭。波罗的海在邀请大家去洗澡，仿佛它除此以外别的没有什么可做。当我们沿着海滨散步林阴道往索波特走去时，迎面而来的又是度星期日的游客。马策拉特掏钱为我们买了疗养地的入场券。

　　我们在南浴场洗澡，因为据说那里比北浴场人少一些。男人到男更衣室换衣服，妈妈领着我到女更衣室一个小间里。她要我光着身子到家庭浴场去亮相，而她自己——当时她已经像溢过岸的河水似的丰满了——则把她的肉体塞进了干草黄的游泳衣里。我不能这样赤裸裸的，让家庭浴场里成干只眼睛都盯着我，便把鼓挡住生殖器，随后又肚皮朝下趴在海滨沙滩上。我不愿下海水，尽管它在招手邀请，而是用沙土来遮羞，搞了一手鸵鸟政策。马策拉特，还有扬·布朗斯基，他们的肚皮刚开始积脂肪，那样子很可笑，又很可怜，几乎到了令人同情的程度，因此，到了傍晚之前，又要去更衣室时，我高兴极了。在更衣室里，人人都在身上被太阳灼伤处抹了油膏，又钻进星期日穿的文明服装。

　　我们在“海星”喝咖啡，吃点心。妈妈想要第三份五层蛋糕。马策拉特反对，扬既同意又反对。妈妈还是要了一份，给了马策拉特一口，喂了扬一口，使她的两个男人都感到满意，于是，把这块楔形蛋糕一匙一匙地填到胃里去。

　　啊，神圣的奶油，你啊，撒上白糖的由晴转阴的星期日下午！波兰贵族老爷正襟危坐，戴着蓝色太阳镜，面前摆着浓果汁汽水，他们却连碰都不碰。贵族太太们摆弄指甲染成紫色的手指，她们身上披的专为休假季节租来的毛皮披肩的防蛀粉味，随着海风朝我们飘来。马策拉特认为租毛皮披肩虚荣透顶。妈妈却很想租一件，哪怕租一个下午也好。扬声称，眼下，波兰贵族的无聊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尽管他们债台高筑，却不再讲法语，由于十足的势利，竟讲起最地道的波兰话来了。

　　我们不能永远坐在“海星”咖啡馆，老瞅着波兰贵族的蓝色太阳镜和紫色指甲。我妈妈塞了一肚子蛋糕，也要求活动活动。我们站起身来，到疗养地的公园去。他们让我骑在毛驴上，又给我照了一张相。金鱼，天鹅——大自然什么想不到呢？——又是金鱼和天鹅，使淡水显得珍贵。

　　在修剪过的紫杉林中——大家总是说，这种树是不会沙沙作响的——我们遇到了福梅拉兄弟，掌管游乐场照明和林中歌剧院舞台灯光的福梅拉兄弟。小福梅拉一见面就滔滔不绝地讲笑话，全部是他于照明员工作时听来的。这些笑话大福梅拉无一不知，但出于兄弟间的友爱，仍在该乐的地方很有诱惑力地咧嘴一笑，露出四只金牙，比他弟弟多一只。我们到喷泉旁边去喝杜松子酒。妈妈宁可喝矿泉水。之后，还不停地从肚子里把笑话往外搬的小福梅拉慷慨地请大家到“鹦鹉”饭店进晚餐。在那里遇见图舍尔，半个索波特是属于他的，外加林中歌剧院的一部分地皮和五个电影院。他也是福梅拉兄弟的老板。他很高兴认识我们，我们也很高兴认识他。图舍尔一直在转动着他手指上的一枚戒指，不过，看来这并非神仙戒指或魔法戒指，因为他转了半天也转不出什么名堂来，仅仅是他自己开了腔，讲起笑话来，而且都是我们方才听福梅拉讲过的那些，只不过他讲得更琐细，因为他嘴里金牙不如人家多。尽管如此，全桌的人都笑了，因为这是图舍尔在讲笑话。唯独我一个人板着面孔，在他大卖噱头的时候，我却做出呆板的脸部表情来杀他的风景。唉，听这阵阵突然爆发的笑声，虽说都是装出来的，却像我们进餐的那个角落里窗上的牛眼形玻璃一样，增添了愉快的气氛。图舍尔表示感谢，接着又讲了一则笑话，让人端来“金水”酒①，被笑声和“金水”酒弄得飘飘然，突然间，改变了戒指转动的方向，这一回，果真有了结果。图舍尔请我们大家去林中歌剧院，因为林中歌剧院有一小块地皮是属于他的，遗憾的是他本人去不了，因为有约会，如此等等。不过，我们却喜欢坐他的座位，那是装上软垫的包厢，小孩要是困了，还可以睡觉。他掏出银的自动铅笔，用图舍尔的笔迹写了几行字在图舍尔的名片上。他说，有了它，处处可以通行——事实也是如此。

　　--------

　　①“金水”酒，又名但泽利口酒，含金箔细末的露酒。

　　至于后来发生的那件事，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完：那是一个温热的夏晚，林中歌剧院坐满了外国人。尚未开演，蚊子却已经到场。待到最末一只蚊子——它总是姗姗来迟，以示潇洒——嗜血成性地发出警报声宣告来临时，才真正启幕。演的是《漂泊的荷兰人》①。从和这个林中歌剧院同名的森林里驶出一艘船来，说它是海盗的，还不如说是绿林好汉的。水手们开始对着树木歌唱。我在图舍尔的软垫椅上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水手们还在唱，也许换了一批水手在唱：舵工呀，留神哪……但是，奥斯卡又睡着了，在昏昏沉沉中为他妈妈而高兴，因为她对荷兰人深表同情，好似自己也在海上航行，一呼一吸都符合瓦格纳的真正精神。她没有察觉，马策拉特和她的扬都用手捂着脸在打呼喀，声音像在锯粗细不同的树干。我也一次又一次地从瓦格纳的手指间溜走。末了，奥斯卡终于醒来，因为这时在林地正中央，孤单单地站着一个女人在喊叫。这个黄头发的女人之所以喊叫，是因为一个照明员，可能是那个小福梅拉用一架聚光灯照着她，调戏她。“不！”她喊道，“我痛苦哟！”接着又是一声，“谁使我痛苦？”可是，那个使她痛苦的福梅拉却不把聚光灯转向别处。这个孤单单的女人（后来妈妈把她叫做女高音），由喊叫变为呜咽，时而喷出银光闪闪的唾沫。这声声呜咽虽然使得索波特森林中树上的叶子过早地枯萎，但对福梅拉的聚光灯却不起任何作用。她的声音虽有天赋，但无实效。这时，奥斯卡不得不挺身而出，对准那没有教养的光源，送去一声音高比蚊子的嗡嗡声还低的、有远程效果的喊声，使那盏聚光灯一命呜呼。

　　--------

　　①《漂泊的荷兰人》，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写一个荷兰船长被罚永远在海上航行，除非他每隔数年上陆一次时能得到爱情，才能解脱。下文的“女高音”指剧中女主角、爱上荷兰船长的苏塔。

　　结果，造成了短路，林中顿时漆黑一片，爆出的火花使森林起火，虽被扑灭，却引起了一场混乱。这些，都不是我的本意。在乱作一团的人群中，我不仅丢了妈妈和那两个被人粗暴地摇醒的男人，连我的鼓也给丢了。

　　这是我第三次同剧院打交道。回家后，妈妈便把瓦格纳歌剧里的歌配上简单的伴奏，在钢琴上弹奏。这还使她生出一个念头来，要带我去见识见识马戏团表演的气氛。到了一九三四年春，这件事果真实现了。

　　奥斯卡不想谈那些像道道银光破空而过的荡高秋千的女人、马戏团丛林里的老虎以及灵巧的海豹。没有人从帐篷圆顶上摔下来。没有驯兽者被咬坏。海豹耍的无非是它们学到的那些玩艺儿：顶彩球，接住别人作为犒赏扔过来的活鲱鱼。我感谢马戏团使我开心地度过了几个小时，还结识了贝布拉，那个站在瓶子上演奏《老虎吉米》①并指挥一队矮子的音乐小丑。同他结交，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

　　①《老虎吉米》源自美国甫卡罗来纳州港市查尔斯顿的一种狐步舞曲曲名。

　　我们是在马戏团四野兽的笼子前相遇的。妈妈和她的两位先生站在猴子笼前让它们胡闹取笑。这次破例一同来的黑德维希·布朗斯基，领着她的两个孩子在看矮种马。我看罢狮子打呵欠，轻率地同一只猫头鹰冲突起来。我想盯得它不敢再看我，结果反倒被它盯得垂下了目光。奥斯卡垂头丧气地溜走了，耳朵红得发烫，内心受了伤害，躺到可用汽车拖的蓝白色活动房屋之间，那里除去几头拴住的矮种羊以外，没有别的动物。

　　他穿着背带裤和拖鞋，拎着一桶水，从我身旁走过。我们的目光刚一接触，便都认出了对方。他放下水桶，歪着大脑袋，朝我走来。我估计，他比我高大约九厘米。

　　“瞧，瞧！”他粗声粗气地怀着妒意冲着我说，“现在才三岁的孩子就不愿再长大了。”由于我没有回答，他便接着说下去，“我的名字叫贝布拉，我是欧仁亲王的嫡系子孙，他的父亲是路易十四，而不是人家所说的某个萨沃耶人。”我还是沉默不语，他又说，“我是十岁生日那天不再长个儿的，晚了点儿，但毕竟是不长了嘛！”

　　由于他这样开诚相见，我便作了自我介绍，但没有胡诌什么家谱世系，只说我叫奥斯卡。“请告诉我，亲爱的奥斯卡，您有十四岁或者十五岁了吧！也许十六岁了。什么，才九岁半？不可能的事！”现在轮到我来猜他的年纪。我故意说得很小。

　　“您真会奉承人，我的年轻朋友。三十五岁，那是过去的事了。今年八月，我就要过五十八岁生日了。我可以当您的爷爷！”

　　奥斯卡对他的小丑技艺恭维了几句，说他音乐才能高超，随后，在虚荣心的驱使下，稍稍露了一手。马戏场上三个电灯泡碎了。贝布拉先生大声叫好，好极了，他当即表示要聘请奥斯卡入伙。

　　我拒绝了。这件事我今天有时还感到遗憾。我心中劝自己不要干，并说：“贝布拉先生，不瞒您说，我宁愿当观众，宁愿私下里磨练我这点微不足道的技艺，而不愿去博得别人的掌声，但我是少不了要为您的表演热烈鼓掌的。”贝布拉先生竖起皱皮的食指，劝我说：“亲爱的奥斯卡，请您相信一个有经验的同行。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观众中是没有容身之地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登台，必须上场。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表演，必须主持演出，否则就会被那些人所摆布。那些人主演，是不会让我们好受的！”

　　他的眼睛一下子变得十分苍老，几乎凑到了我的耳边，悄悄说道：“他们来了！他们将占据节庆场所！他们将举行火炬游行！他们将建造演讲台，坐满演讲台，从演讲台上说教，宣扬我们的毁灭①。留神哪，年轻朋友，留神演讲台上将要发生的事情，您要想方设法坐到演讲台上去，千万不要站在演讲台前面！”

　　--------

　　①此处指纳粹党将上台掌权。

　　这时，有人在喊我的名字，贝布拉先生便拎起水桶。“他们在找您，亲爱的朋友。后会有期。我们太矮小了，不会失之交臂的。贝布拉有一句老话：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甚至在挤得没有插足之地的演讲台上，也总能找到立身处的。如果演讲台上找不到地方，演讲台底下总能找到的，只是干万别在演讲台前面。这是贝布拉讲的话，欧仁亲王的嫡系后裔贝布拉。”

　　妈妈喊着奥斯卡，从一座活动房屋后面转出来，正好看见贝布拉先生吻我的额头，然后他提着水桶，肩膀一扭一歪地向一座活动房屋走去。

　　“你们不想想，”妈妈事后对着马策拉特和布朗斯基一家大发脾气说，“他跑到矮人堆里去了。一个侏儒亲了他的前额。但愿没有任何含意！”

　　贝布拉亲我的额头，对我来说，含意很多。此后几年的政治事件证实了他的话：在演讲台前举行火炬游行和阅兵式的时期开始了①。

　　--------

　　①指纳粹时期。

　　我听取了贝布拉先生的劝告，妈妈也部分地听取了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劝告；那天他在军火库巷向我妈妈进言，此后，每逢星期四我们到他的店里去时，他又一再提出。虽说她没有跟马库斯一同赴伦敦——倘若迁居，我也不会有多少异议——然而她仍同马策拉特待在一起，和扬·布朗斯基见面的次数则较少，这就是说，她偶尔去木匠胡同扬出钱租的房间，要么就在我家玩施卡特牌，这对扬来说代价更高，因为他总是输牌。妈妈虽然仍将赌注押在马策拉特身上，但根据马库斯的劝告，并没有把赌注加倍。马策拉特呢，他比较早地认识到秩序的力量，一九三四年就入了纳粹党，不过并没有因此而青云直上，只混上了一个支部领导人。这次提升，同其他不寻常的事情一样，又使他们三人聚在我家玩施卡特牌。对于扬·布朗斯基在波兰邮局任职一事，马策拉特一再提出劝告，但这一回，他第一次用了比较严厉却又比较忧虑的语调。

　　除此而外，变化不大。唯有钢琴上方目光忧郁的贝多芬像——这是格雷夫送的礼物——被马策拉特从钉子上取了下来，在同一颗钉子上挂上了同样目光忧郁的希特勒像。对于严肃音乐丝毫不感兴趣的马策拉特，要把这个几乎聋了的音乐家的画像彻底烧掉。可是妈妈却非常喜欢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里的慢乐章，她练过那么两三个，有时也在琴上拨弄，但速度比规定的要慢得多。她坚持要把贝多芬像挂在长沙发或者碗橱上方，结果造成了那种最最阴森可怕的对抗局面：希特勒和这位天才的像相向挂着，他们对视着，互相看透了对方的用心，因此不能愉快地相处。

　　马策拉特逐渐把制服一件件地买齐全了。如果我记忆无误，他先戴上了“党帽”，即使在晴朗的日子里，他也爱把冲锋帽带勒在下巴底下。有一段时间，他身穿白衬衫，系着黑领带，来配这顶帽子，或者穿一件皮茄克，戴着臂章。接着他买了第一件褐色衬衫，一星期以后，他又要添置屎褐色的马裤和皮靴。由于妈妈反对，又拖了几个礼拜，马策拉特终于穿戴上了全套制服。

　　一周之内，穿这种制服的机会有好几次，但是马策拉特每周只穿一次就满足了，那是在星期日去体育馆旁边的五月草场参加集会的时候。参加这一集会，他是风雨无阻的，而且不肯带雨伞。“任务是任务，喝酒是喝酒！”马策拉特说。这句话很快就成了他的口头禅。每星期天早晨，他准备好午餐烤肉，就离开我妈妈，使我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因为扬·布朗斯基利用这种新的政治局势，抓住星期天这个好机会，一色平民服装，来看我的被遗弃在家的妈妈，而这时，马策拉特正站在队伍里。

　　三十六计走为上。我只好悄悄溜走。我不想打扰和观察沙发榻上的这两个人。因此，等我穿制服的父亲一走，在穿平民服的扬——我当时已经认为，他可能是我的生身之父——踏进门之前，我便敲起鼓，离开家门，朝五月草场走去。

　　您会问，非去五月草场不可吗？请您相信我的话，星期天港口码头歇工，我也不会拿定主意到森林里去散步，而圣心教堂的内景当时对我还没有吸引力。当然还有格雷夫先生的童子军，但是，在童子军集会上那种受压抑的性爱和五月草场上那种喧闹的场面这两者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尽管您现在会把我说成是他们政治上的同路人。

　　在那里讲话的，不是格赖泽尔①就是区训导主任勒布扎克。格赖泽尔从未特别引起过我的注意。他过于温和，后来他的区长之职被一个巴伐利亚人取而代之，此人名叫福斯特尔②，大胆泼辣得多。照理应当由勒布扎克来取代福斯特尔。是啊，如果勒布扎克不是驼背，那个菲尔特③就很难在我们这个港口城市称王称霸。纳粹党看出勒布扎克的驼背里蕴藏着高度的智慧，因此量材录用，任他为区训导主任。勒布扎克精通他所干的那一行。福斯特尔只会用他那种令人作呕的巴伐利亚腔大喊大叫“回归帝国”，勒布扎克却能详加发挥。他会讲各种但泽方言，谈关于博勒曼和武尔苏茨基④的笑话，懂得如何同席哈乌的码头工人，奥拉的市民，埃马乌斯、席德利茨、比格尔维森和普劳斯特的市民讲话。他身上的褐色制服使他的驼背显得更加突出。逢到他对付过分认真的共产党人和答复几个社会党人有气无力的洁同时，听这个矮小子讲话，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乐趣。

　　--------

　　①阿图尔·格赖泽尔（1897～1946），自1934年起为但泽市参议院议长。他曾与纳粹签订条约，调整波兰与但泽的关系，战后被作为战犯在波兰处死。

　　②阿尔贝特·福斯特尔（1902～1948），1930年起为纳粹党但泽区长。1939年9月1日，他宣布关于但泽是自由市的条约无效、但泽并入德国以及他本人为唯一的行政长官。

　　③菲尔特，德国巴伐利亚州一城市。此处指福斯特尔。

　　④博勒曼和武尔苏茨基，但泽笑话中的人物，分别象征德国人和波兰人。

　　勒布扎克很机智，会讲俏皮话，这他可以从驼背里信手拈来。他自称驼背勒布扎克，群众一听就乐。勒布扎克说，他宁肯失去驼背，也不能让共产党上台。显而易见，他不会失去驼背，隆肉是不可动摇的。因此，驼背是正确的，纳粹党也是正确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一种思想的理想的基础就是隆肉。

　　无论格赖泽尔和勒布扎克还是后来的福斯特尔，都是站在演讲台上向大家讲话的。这是小贝布拉先生倍加赞扬的那些演讲台中的一个。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把站在演讲台上、显得很有天才的驼背勒布扎克当成了贝布拉派来的使者。他身穿褐色制服，站在演讲台上，捍卫贝布拉的事业，从根本上说，也等于捍卫我的事业。

　　演讲台是干什么用的？建造演讲台的时候，根本不考虑将来登台的是谁，站在台前面的又是谁，但是不管怎么说，它必须是对称的。体育馆旁五月草场上的演讲台，也是以对称为显著特点的。且让我们由上往下看：六面“于”字旗一字儿排开。下面是大旗、小旗、锦旗。台底下是一排党卫军，黑制服、冲锋帽，帽带勒在下巴底下。接着是一排冲锋队，在唱歌和讲演时，他们用手捏着腰带扣。随后坐着几排一身制服的党员同志。在小讲坛后面，坐着的又是党员同志，一副慈母面容的妇女同盟领袖，穿平民服的市参议院代表，来自德国的宾客，警察局长或他的副手。

　　演讲台台基前，站着希特勒青年团①，确切地说，是本地少年队的军号队和本地希特勒青年团的军鼓队，使前台显得青春焕发。在某几次集会时，还有队伍左右对称的混声合唱队，或者喊口号，或者唱深受欢迎的《东风之歌》，据歌词中说，旗帜招展，需借东风，至于其他风向，统统不及东风能使旗帜充分展开。

　　--------

　　①希特勒上台后，实行国家“一体化”，即纳粹化，成立各种组织，如劳工阵线、妇女同盟、农民同盟等，此外还控制和毒化青少年。男孩子从六岁到十岁为“学龄团员”，满十岁升入“少年队”，十四岁正式参加“希特勒青年团”（按照与冲锋队相似的准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团体）；女孩子十岁到十四岁加入“少女队”，满十四岁转为“德国女青年团”团员。

　　吻过我额头的贝布拉还说过：“奥斯卡，切莫站在演讲台前。像我们这样的人，应当站在演讲台上！”

　　我多半能在妇女同盟领袖中间找到一个座位。遗憾的是，这些太太在集会期间出于宣传的目的，不停地抚摩我。由于军鼓队不要我的鼓，所以我不得加入到台基前定音鼓、小鼓和军号的队伍里去。我想同区训导主任勒布扎克搭讪，可惜没成功。我完全把他搞错了。他既非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是贝布拉的使者，对我身材真正的大小也一无所知，尽管他自己的隆肉大有见长的希望。

　　一次星期天集会时，我在演讲台上走到台前，对勒布扎克行了纳粹党的举手礼，先是目光炯炯地望着他，随后眨巴着眼睛低声向他说：“贝布拉是我们的元首！”勒布扎克并没有恍然大悟，而是像纳粹党妇女同盟的领袖们一样地抚摩我，末了，他让人把奥斯卡从演讲台上领走，因为他得继续演讲。德国女青年团的两个领导人把我夹在中间，在整个集会过程中，一直问我“爹娘”的情况。

　　因此，毫不足怪，我在一九三四年夏还没有受到勒姆①政变影响之前，就已经开始对党感到失望。我越是长久地从正面去观察演讲台，越是怀疑那种对称——虽有勒布扎克的驼背，但未能充分将它衬托出来。我的批评首先针对那些鼓手和军号手，这是不难理解的。一九三五年八月一个闷热的星期天，我在集会时同演讲台台基前的青年鼓手和军号手进行了一番较量。

　　--------

　　①勒姆（188～1934；旧译罗姆），冲锋队参谋长。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后，勒姆提出“第二次革命”的口号，企图控制军队。希特勒于1934年6月30日对勒姆一派进行了血腥清洗，从而把德国陆军拉到他那一边。

　　马策拉特九点离家。为让他准时出门，我还帮他擦亮褐色皮绑腿。尽管时间这么早，天气已经热得难以忍受，马策拉特还没到户外，他的汗水已把党衫袖子下面都渍成深褐色了，汗迹越来越大。准九点半，扬·布朗斯基身穿透风的浅色夏装，脚登穿孔的浅口便鞋，头戴草帽跨进门来。扬同我玩了一会儿，眼睛却一刻也不离开我妈妈，她昨晚刚洗过头发。我马上察觉，待在此地有碍他们两人谈话，不仅妈妈举止僵硬，扬的动作也受拘束。他显然觉得身上那条夏天穿的轻薄裤子太紧了。于是，我溜走了，跟着马策拉特的足迹，可是并不把他看做自己的榜样。我不走大街，因为那里满是向五月草场蜂拥而去的穿制服的人群。我第一次穿过体育馆旁边的网球场到集会地点去。这样一绕，使我看到了演讲台背面的全貌。

　　您可曾从背面看过演讲台吗？我想提个建议，所有的人在他们聚集于演讲台正面之前，应当先了解一下演讲台背面是什么模样。不论是谁，只要从背面看过演讲台，而且看个仔细的话，他就立刻被画上了护身符，从此不会再受演讲台上任何形式的魔术的诱惑。从背面看教堂的祭坛，其结果也类似。这个，下文再叙。

　　早已具备穷根究底的性格的奥斯卡，并不满足于只看到毫无修饰、丑陋毕露的支架。他想起了自己的老师贝布拉的话。演讲台本来只是供人从正面看的，他却朝它的背面走去。他抱着出门必带的鼓，穿过立柱，脑袋撞上一根凸出的横木，膝盖被一枚恶狠狠地穿透木头的钉子划破，头顶上先是党员同志的皮靴咯咯声，随后是妇女同盟成员小皮鞋的擦地声，终于来到了八月的天气使人闷热得透不过气来的地方。他在台基内部一块胶合板后找到一个藏身之处，既能安安稳稳地享受一次政治集会的音响魅力，又不会被旗帜惹得分心，或者被制服刺伤眼睛。

　　我蹲在演讲台底下。在我的左、右、上方，站着少年队年纪较小的鼓手和希特勒青年团年纪较大的鼓手。他们叉开着腿，在阳光照射下眯缝着眼睛。再就是群众。我从演讲台木板缝里闻到了他们的气味。他们摩肩接踵，身穿假日盛装；有的步行而来，有的搭乘电车；部分人望完早弥撒，感到在那里不能令人满意；有的挽着未婚妻，带她来见见世面；有的想在创造历史①的时刻亲临现场，尽管这一来整个上午就泡汤了。

　　--------

　　①这是希特勒的话，指纳粹上台将“创造历史”。

　　不，奥斯卡对自己说，不能让他们白跑。他把眼睛贴在木板节孔上，发现从兴登堡林阴大道传来了喧闹声。他们来了！乐队队长高喊口令，挥动指挥棒，队员们举起军号，嘴唇对准吹口，用糟糕透顶的军乐吹奏技法，吹响了他们擦得锃亮的铜管乐器，使奥斯卡听了感到悲痛，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可怜的冲锋队员布兰德，可怜的希特勒青年团员克韦克斯①，你们白白地倒了下去！”

　　--------

　　①这是纳粹时期通俗读物和宣传性影片里的主角，表现希特勒青年团和冲锋队中为纳粹运动卖命的所谓“理想”队员。譬如克韦克斯，在故事中被共产党所杀，他的父亲（一个共产党员）在他死后就转而加入纳粹党。

　　紧接着，在小牛皮蒙的鼓上敲出了密集的咚咚声，仿佛他们要证实奥斯卡为运动的牺牲者发出的这道讣告。从人群中央留出的通道望去，我隐约见到穿制服的人们向演讲台走来。于是，奥斯卡大声喊道：“现在，我的人民，注意了，我的人民！”

　　我的鼓已经放端正，两手松弛地拿着鼓棒，运用柔软的手腕，巧妙地敲出了欢快的圆舞曲节奏，使人联想起维也纳和多瑙河。我越敲越响，先把第一和第二小鼓手吸引到我的圆舞曲上来，又让年纪大一点的定音鼓手也灵巧程度不一地跟着我给的节奏敲起来。其中当然也不乏死脑筋的，他们毫无审音力，继续“砰砰”地敲着，而我心中想的却是“砰砰砰”，是普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四三拍子。奥斯卡已经绝望了，正在这当口，军号手们开了点窍，横笛手们吹出了：“啊，多瑙河，蓝色的河。”只有军号队队长以及军鼓队队长不肯向圆舞曲之王①低头，高喊讨厌的口令。但是，我已经把他们两个给罢免了。现在奏我的音乐，老百姓感谢我。演讲台前响起了笑声，一些人跟着唱了起来：“啊，多瑙河，蓝色的河。”歌声越过整个广场，传到兴登堡林阴大道，传到斯特芬公园。“啊，多瑙河，蓝色的河。”我的节奏跳跃着传开了，我头顶上的麦克风用最大的音量把它传出去。我一边使劲地击鼓，一边从木板的节孔向外窥视，只见群众正在欣赏我的圆舞曲，欢快地跳着，他们都有这种腿上功夫。已经有九对男女在那儿跳舞，又增加一对，圆舞曲之王把他们撮合在一起。勒布扎克来了，带着县长和冲锋队旗官，带着福斯特尔、格赖泽尔和劳施宁②，后面还有一条褐色长尾巴——市党部人员。群众堵住了通往演讲台的通道。勒布扎克站在人群中，七窍生烟，火冒三丈。令人惊异的是圆舞曲节拍并不适合他。他习惯于前呼后拥之下，合着一板一眼的进行曲笔直向演讲台走去。这种轻快的乐音使他失去了对人民的信任。我由木板上的节孔看到了他的烦恼。一股气流穿过节孔，差点儿使我的眼睛发炎，然而我仍看着他，替他惋惜。接着，我改奏一首查尔斯顿舞曲《老虎吉米》，敲出了小丑贝布拉在马戏场里站在喝空了的塞尔查矿泉水瓶上敲击的那种节奏。可是，演讲台前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查尔斯顿舞。他们是另一代人了。他们自然对查尔斯顿舞和《老虎吉米》一无所知。啊，好友贝布拉，他们敲响的不是吉米和老虎的节奏，而是乱砸一气，军号吹的也不成个调子。横笛手则认为怎么吹都一样。军号队队长暴跳如雷，大声骂娘。可是，军号队和军鼓队的孩子们照旧拼命地擂鼓，吹横笛，吹军号。在秋老虎的炎热下，演奏吉米其乐无穷。在演讲台前，数以千计的人民同志③你推我挤，他们终于听出来了：这是《老虎吉米》，它召唤人民，跳起查尔斯顿舞来吧！

　　--------

　　①此处指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及其圆舞曲《蓝色的多瑙河》。

　　②赫尔曼·劳施宁，1933～1934年任但泽参议会主席，后与福斯特尔有矛盾，1936年逃到英国。

　　③纳粹用语。凡属德意志民族者，方称“人民同志”。

　　在五月草场上，那些还没有跳舞的男人都争先恐后地去抓还能找到的女舞伴。唯有勒布扎克只好驮着他的隆肉跳舞，因为他周围都是穿男上装的人，而且都有了舞伴。至于妇女同盟的那些太太，本来可以帮他摆脱困境，却一个个从演讲台硬邦邦的木板凳上溜了下来，跑得远远的，扔下勒布扎克一个人，孤零零的。但他还是跳起舞来了，这是那块隆肉给他出的主意。吉米音乐尽管可恶，他脸上却装出了喜欢的样子。能挽回他还是要尽力挽回嘛。

　　但是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人民跳着舞离开了，五月草场撤空了，虽然被踩得一团糟，但仍旧是葱绿一片。人民连同老虎吉米进入毗邻的斯特芬公园，逐渐消失在这广阔的园林里。那里有吉米曾经许诺过的热带丛林，天鹅绒爪子的老虎在爬行，还有人造原始森林，可供方才在草场上你拥我挤的人民藏身。法律与秩序的观念烟消云散。比较热爱文明的人，可以到兴登堡林阴大道的街心公园去，那些树木是在十八世纪首次栽种的，一八○七年拿破仑的大军围城期间被砍伐了，一八一○年为向拿破仑表示敬意又重新栽上。在这片有历史意义的土地上，跳舞的人可以听到我的音乐，因为在我头顶上的麦克风并没有关掉，因为我的鼓声一直传到了奥利瓦城门，因为演讲台下的我，这个勇敢正直的孩子，毫不松劲，他借助吉米那只解脱了锁链的老虎，撤空了五月草场的人群，只留下丛丛雏菊。

　　甚至在我给予自己的鼓早该得到的安宁之后，那些年轻鼓手还敲个没完。我的音乐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消失。

　　还需提一笔的是，奥斯卡未能立即从演讲台底下离开，因为冲锋队和党卫军人员还在台上待了一个多小时，皮靴把木板踩得咯咯响。他们钻到一个个角落里，挂破了身上的褐色和黑色制服。他们好像在台上寻找什么，可能在寻找某个社会党人或者某个共产党破坏小组。我不想详述自己使用了哪些妙计来迷惑他们，总而言之，他们没有找到奥斯卡，他们不是奥斯卡的对手。

　　这个木板搭的迷宫终于安静下来。这个迷宫同先知约拿在它腹内待过并弄了一身油脂的鲸鱼一般大①。不，不，奥斯卡可不是先知，他觉得肚子饿了。此地没有上帝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这里也没有上帝为我安排一棵蓖麻，使其生长得高过我，尔后，却又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我既不为《圣经》上的蓖麻，也不为尼尼微大城（即使它叫做但泽也罢）悲泣。我将自己那面不是《圣经》上所载的鼓藏在毛衣里，集中注意力，从台底钻了出去，既没有撞了脑袋，也没有再被钉子划破。我离开了这个演讲台，它是为举行各种集会搭起来的，大小碰巧相当于吞过先知的那条鲸鱼。

　　--------

　　①据《圣经·旧约全书·约拿书》载，耶和华派约拿去尼尼微，约拿违命，逃往他施。船上遇海风，舟人将约拿投于海。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巨鱼吐约拿上岸后，他又奉命去尼尼微，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心倾覆。该城的王和人民求告上帝，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于是，上帝转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约拿因此不悦，上帝便以蓖麻为喻，责约拿借物过于借人。

　　有谁会注意到这个似三岁孩子的少年，他吹着口哨，沿着五月草场的边缘，慢吞吞地朝体育馆的方向走去呢？在网球场背后，我的孩儿们背着军鼓和定音鼓，拿着横笛和军号，在那里蹦蹦跳。我敢断定，他们在进行惩罚性操练。对于这些按着地区领导人的哨声蹦蹦跳的人们，我只感到有那么点儿歉意。勒布扎克离开了他的大批党部人员，独个儿驮着那块隆肉踱来踱去。走到一定的距离，他便用靴子后跟着地向后转，把那儿的草和雏菊统统踩死。

　　奥斯卡回到家里，午餐已经端上桌子：烤肉饼、盐水土豆、红甘蓝，餐后小吃有巧克力布丁加香草调味汁。马策拉特一声不吭。奥斯卡的妈妈吃着饭思想却开了小差。下午，家庭争吵，因为嫉妒和波兰邮局，闹得不可开交。傍晚时分，凉爽的阵风，突如其来的暴雨，擂鼓似的冰雹，出色地表演了好一阵子。奥斯卡的精疲力竭的鼓边休息，边欣赏。

　　------------------

　　您的域名因未备案或站点内含有非法内容已被防火墙拦截。

　　-第一篇 没有出现奇迹

　　今天，我躺在疗养院的病床上，时常惦念当年我得心应手的那种能力。它将我的声音送进寒夜，融化冰花，割开橱窗，给小偷打开方便之门。

　　比方说，我现在多么想把病房房门上方三分之一处那个窥视孔的玻璃除掉，好让我的护理员布鲁诺直接观察我。

　　在我被强制送入疗养院前的那一年里，我的声音失灵了，我可真是苦恼。夜间在街上，我喊出一声，急切地期待它产生效果，但却徒然。这时，厌恶暴力的我，竟捡起一块石头，向杜塞尔多夫市郊一条寒伧的街上某家厨房的窗子扔去，这种事情在当时完全有可能发生。尤其在见到那个装饰师维特拉的时候，我多么想做点示范动作给他看看呀！我见到他时，往往已经过了午夜。他站在国王林阴道上一家男用时髦物品店或者以前的音乐厅附近一爿化妆品店的橱窗玻璃后面。他的上身被帷帘遮着，但我根据那双红绿相间的短统羊毛袜认出了他。虽然他是或者可能是我的信徒，但我仍旧想唱碎玻璃给他瞧瞧，因为我始终难以断定，究竟是叫他犹大好，还是叫他约翰①好。维特拉是贵族出身，他的名字叫戈特弗里德。我唱了几声，毫无效果，好不丢脸，只是轻轻地敲敲那扇完好无损的橱窗玻璃，引那位装饰师注意我。于是，他便走到街上，同我闲扯一刻钟光景，并嘲笑他自己的装饰艺术。这时，我不得不叫他戈特弗里德，因为我的声音已经不能产生奇迹，而我也就没有资格叫他约翰或者犹大了。

　　--------

　　①犹太和约翰，都是耶稣的门徒。后来犹大出卖耶稣。

　　我在珠宝店前那次歌唱，使杨·布朗斯基成了窃贼，使妈妈成为红宝石项链的主人。此后，我便暂告一个段落，不再在陈列令人垂涎的物品的橱窗前耍弄歌唱术了。妈妈变得虔诚了。是什么使她虔诚的呢？同扬·布朗斯基的关系，偷来的项链，过私通生活的女人甜蜜的痛苦，使她变虔诚了，使她在圣礼之后变得欲念更旺。要背一本所犯罪孽的流水账是轻而易举的。礼拜四，在城里会面，把小奥斯卡留在马库斯处，到木匠胡同幽会，多半曲尽其趣，再去魏茨克咖啡馆喝穆哈，吃糕点，到那个犹太人那里去接小儿子，领受马库斯献的一番殷勤，买走一小袋丝线，价钱之廉几乎等于白送。回到五路电车站，我妈妈微笑着享受兜风之乐，脑子却不知想到哪里去了。她乘着电车经过奥利瓦门，穿过兴登堡林阴大道，对体育馆旁边马策拉特每星期日在那里度过午前时光的五月草场，她几乎连一眼都不瞧。电车绕体育馆拐弯时，她咬牙忍受着——方才一场欢喜，见了这方箱形的建筑，能不恶心吗？电车又往左边拐弯，沾满尘土的树木背后，显现出康拉德学校以及戴红帽子的小学生——要是见到小奥斯卡也戴着一顶绣金色“C”字的小红帽站在那里，那会是多么可爱啊！他十二岁半了，要上学的话，也高小三年级了，现在正开始学拉丁文，他准是个名副其实的康拉德学校的小学生，勤奋用功，还有那么点狂妄自大的劲儿。

　　过了铁路旱桥下的通道，电车朝帝国殖民区和海伦·朗格学校的方向驶去时，阿格内斯·马策拉特太太仍一个劲儿想着康拉德学校，仍一个劲儿想着她的小儿子奥斯卡错失了的机会。电车又往左拐，经过有葱头状尖顶的基督教堂和马克斯·哈尔贝广场，我们在皇帝食品杂货店门口下车。妈妈瞧了一眼她的竟争者的橱窗，步履艰辛地走进拉贝斯路，就好像向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走去：又开始冒头的坏脾气，手里搀着的畸形孩子，内疚，恢复疲劳的要求，既不满足又觉厌烦，对马策拉特既厌恶又钟爱。在这种复杂感情的折磨下，妈妈手搀背着新鼓的我，拿着几乎等于白送的一小包丝线，艰难地穿过拉贝斯路，朝店铺走去，走向麦片，鲱鱼小桶旁的煤油，无核小葡萄干，葡萄干，杏仁，姜味烘饼香料，厄特克尔博士发明的发酵粉，贝西尔牌（今天仍叫贝西尔牌）和乌尔宾牌洗衣粉，马吉牌和克瑙尔牌浓汤料，卡特赖纳牌和哈格牌咖啡，维特洛牌和帕尔明牌人造黄油，屈内牌醋以及什锦果酱，走向那两条蜜甜的粘蝇纸，粘在上面的苍蝇发出音区不同的嗡嗡声。那是我妈妈挂在柜台上方的，夏天每两日换一回。而她自己也怀着一颗同样甜蜜的心，一年三百六十天，无论寒暑，诱发出或高或低的嗡嗡声的罪孽，每礼拜六去一次圣心教堂，向维恩克圣下①忏悔。

　　--------

　　①对神甫的尊称。

　　正如妈妈每星期四带我进城，并使我成为所谓的共犯一样，她每星期六也带我走进教堂大门，踏上冰凉的、天主教的方砖地。她事先把鼓塞在我的套头毛衣或小大衣里，因为不带鼓我是不干的，肚皮前要是没有铁皮，我决不会用手触前额、前胸和两肩，画天主教的十字，并像穿鞋似的单膝跪在地下，我决不会太太平平地坐在磨得锃亮的教堂木板凳上，让鼻梁上的圣水慢慢地干掉。

　　关于圣心教堂，自我受洗礼那一天起的事情，我都还记得起来。由于他们给我起了一个非基督教的名字，因此遇到了麻烦。在教堂大门口，我的父母坚持用奥斯卡这个名字，我的教父扬也唱同一个调子。于是，维恩克圣下便朝我的脸上吹了三口气，据说这样可以赶走我心中的撒旦①，随后画了十字，用手抚顶，撒了盐，又采取了若干对付撒旦的措施。进了教堂，我们又站定在真正的洗礼唱诗班前。在向我念信经和主祷文时，我一直很安静。之后，维恩克圣下又念了一遍“撒旦离去”。他摸了摸奥斯卡的鼻子和耳朵，以为这样就使我开窍了，其实我是一生下来就懂事的。接着，他想听我清楚而大声地说话，于是问道：“你抛弃撒旦吗？你抛弃它的一切行为吗？你抛弃它所炫耀的一切吗？”

　　--------

　　①即魔鬼。

　　我还来不及摇头——因为我并不想抛弃——扬就代表我说了三声“我抛弃”。我并没有讲任何同撒旦断绝关系的话，维恩克圣下便在我的胸口和两肩之间涂了圣油。到了施洗池前，他们再度念了信经，终于将我在水里浸了三次，在我的头皮上涂了圣油，给我穿上一件白袍，准备将来在那上面沾上污点，又给了一支准备在黑暗的日子里点的蜡烛，最后遣散①。马策拉特付了钱。扬抱着我走出圣心教堂大门时，一辆出租汽车在晴转多云的天气下等候着。我问附在体内的撒旦说：“全都顶住了吗？”

　　--------

　　①天主教用语，指仪式完毕。

　　撒旦蹦了几下，低声说道：“你看见教堂的窗户了吗，奥斯卡？全是玻璃的，全是玻璃的！”

　　圣心教堂是在公司滥设时期①建造的，因此在风格上属于新哥特式。由于它是用色泽很快就变暗的砖头砌的，尖顶上包的铜也很快长了一层铜绿，显得年代很悠久。因此，在哥特式和晚近的哥特式砖砌教堂之间的区别，只有行家才能识别并因此而感到不悦。但是，无论新老教堂，听忏悔的方式却是相同的。同维恩克圣下一样，数以百计的圣下们，在星期六机关下班、商店打烊之后，便坐在仟侮室里，把毛茸茸的神甫耳朵贴在一个因磨损而发亮的、微黑的栅格上，教区信徒们便设法把那条罪孽线——罪孽像廉价珍珠似的一颗接一颗地串在线上——穿过铁丝网，穿到神父的耳朵里去。

　　--------

　　①指德法战争后1871至1873年德国经济的虚假繁荣时期。

　　我妈妈通过维恩克圣下的收听渠道，根据《告解箴言》上开列的问题，向这个唯一能救世的教会的主事报告她做了的和只想而没有做的事，还有她的思想、言论和行为。这时，我由于无可忏悔，便从过于光滑的教堂木凳上溜下来，站在方砖地上。

　　我承认，天主教堂里的方砖地，天主教堂里的气味，以及整个天主教教义，直到今天还莫名其妙地吸引着我，好似一个红发姑娘使我迷恋，虽然我很想将她的红头发染成别种颜色；我也承认，天主教教义一直向我灌输亵渎神明的灵感，这些读神的灵感一再表明，我无可变更地已经受了天主教的洗礼，尽管毫无用处。往往在一些毫无意义的过程中，譬如在刷牙的时候，甚至在大便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在编弥撒的解说词：在大弥撒时，基督重新流血，于是血就流出来洗涤你，这是盛他的血的圣杯，基督的血一流出，葡萄酒就变成真正的血，基督的真正的血就在眼前，见到这神圣的血，灵魂也就洒上了基督的血，珍贵的血，用血清洗，在化体时血流出来，血迹斑斑的圣巾，基督的血的声音渗透到诸天，在上帝面前，基督的血散发出芳香。

　　我得承认，我多少还保留着天主教的腔调。以前，我可没有耐心等有轨电车，除非一边心中想着童贞女马利亚。我称她为深情的、有福的、受祝福的、童贞女中的童贞女，大慈大悲的母亲。你，受称颂的，你，应受一切尊敬的，你，生育了他的，甜蜜的母亲，童贞女母亲，荣耀的童贞女，让我尝一尝耶稣这个名字的甜蜜，一如你在你这位母亲的心里尝到过的那样，这是真正值得的和正当的，应得的和有益的，女王啊，有福的，受祝福的……

　　有时，尤其在妈妈带着我每星期六去圣心教堂的时候，“受祝福”这个词使我心中感到万分甜蜜，却又使我中了毒。因此，我要感谢经过洗礼后尚附在我体内的撒旦，感激他给我提供了一种抗毒剂，使我一边亵渎神明，一边挺直身子走过圣心教堂的方砖地。耶稣——这个教堂就是以他的心命名的——不仅在圣礼上显现，而且多次在十字形回廊的彩色小画上显现，另有三次是以五彩塑像的形式，姿势还各不相同。

　　其中有一尊染色石膏像。耶稣站在金色基座上，长发披肩，身穿普鲁士蓝的长袍，脚踏便鞋。他解开长袍，袒露前胸，违反自然地从胸腔中央掏出一颗西红柿那样红的、美化了的、鲜血淋漓的心。这样一来，这所教堂就可以用这个器官来命名了。

　　我初次见到这位剖胸掏心的耶稣，当即断定，这位救世主酷肖我的教父、表舅与假想之父扬·布朗斯基。瞧这双流露出天真的自信和想入非非神情的蓝眼睛！这张随时准备号啕痛哭、似盛开玫瑰的接吻的嘴！这种使双眉紧蹙的男性的痛苦！等着挨揍的丰满而通红的面颊！简直一模一样！他们两个都有那种引诱女人抚摩的挨耳光的嘴以及一双疲倦的、女人似的娇嫩的手，不做手工，精心保养，它像展示为亲王宫廷做活的珠宝匠的杰作一般展示基督的创伤。布朗斯基的眼睛使我误以为他是我的父亲，现在这双眼睛又画到了基督脸上，使我见后伤透脑筋。因为我也有那么一对蓝眼睛，那目光只能鼓舞人的热情，但不能使人产生信心。奥斯卡转身离开中堂右侧的耶稣的心，从十字回廊的第一站即耶稣背起十字架这一站起，快步走到第七站即他不堪重负第二次摔倒在地的那一站①，然后走到主祭坛前，那上面挂着另一尊耶稣全身塑像。这个耶稣闭上了眼睛，或许由于过度疲乏，或许是为了使出最后的力气。瞧这个人的一身肌肉！一见这个十项运动员的身材，我顿时把圣心布朗斯基忘了个一干二净。每当妈妈向维恩克圣下忏悔时，我便站在祭坛前，凝神观看这个运动员。您见了准会以为我在祈祷。我称他为可亲的运动员，运动员中的运动员，是被人用规定尺寸的钉子钉在十字架上的这项运动的世界冠军。他不抽搐，不抖动。永恒的光尚且抖动，但他却以最高分完成了这个项目。跑表滴答作响。人们在计算他的时间。在圣器室里，辅弥撒者不干不净的手已经在擦那面准备奖给他的金牌。但是耶稣搞体育运动不是为了争荣誉。我顿时想到了信仰。只要我的膝盖允许，我就屈膝跪下，在我的鼓上画十字，并设法把“受祝福的”或“痛苦万分的”这类词同杰西·欧文斯和鲁道夫·哈比希②联系在一起，同前一年在柏林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联系在一起；不过，这一点我并不能每次都做得到，因为我不得不指出，耶稣同那两个盗贼③的比赛并不光明正大，因此只好取消他的比赛资格。我向左边转过脸去，见到圣心教堂内堂里这位天国运动员的第三个塑像，于是产生了新的希望。

　　--------

　　①此处指耶稣背负十字架到受难地的组画，一般称作“十四幅耶稣受难像”。

　　②欧文斯是美国黑人运动员，在第三十六届奥运会上获跳远、一百米、二百米和四百米接力四块金牌；哈比希为德国运动员，获四百米、八百米和一千米世界冠军。

　　③指同耶稣一起被钉上十字架的两名罪犯。

　　“我第三次见到你时，我就先祈祷。”我结结巴巴地说着，又用鞋底找到了方砖地，按照这个棋盘的方格朝左侧祭坛走去。我每走一步都感觉到，他在目送你，圣徒们在目送你。有彼得，人家把他头冲下钉在十字架上；还有安得烈①，人家把他钉在歪斜的十字架上，它因此而得名，称圣安得烈十字架。此外，在拉丁十字架或称受难十字架旁有一个希腊十字架。描摹在衣料、图画和书籍上的，有双十字架、条顿十字架、基督受难地十字架。我在浮雕上见到爪形十字架、锚形十字架和苜蓿叶十字架。格雷芬十字架真美，马耳他十字架使人垂涎，带钩十字架②已被禁止，还有戴高乐十字架，洛林十字架，在海战上则叫做圣安东尼十字架，“T”字形十字架，挂在链条上的刽子手十字架，难看的盗贼十字架，教皇气派的教皇十字架，又名拉撒路十字架的俄国十字架。此外还有红十字。不掺酒精的标志是蓝十字。黄十字毒气毒死你，巡洋舰自己凿沉，十字军使我改宗，十字纹蜘蛛互相吞食，在十字路口我与你失之交臂，纵横交叉，诉讼双方对证人发问，纵横填字字谜在说：解开我吧！我累得腰酸背疼③，转身，背对十字架，也背对十字架上的运动，冒着被他踢腰背的危险，因为我是向童贞女马利亚走去，她一手扶着童子耶稣坐在她的右大腿上。

　　--------

　　①彼得，原名西门，同安得烈是兄弟，都是基督门徒。

　　②指纳粹党标志。

　　③自“巡洋舰”以下，德语原词中均含“Kreuz”（“十字”），系文字游戏，但都是当时经常出现并与军事、政治有关的词汇。

　　奥斯卡站在左耳堂左侧祭坛前。马利亚的脸部表情，他的妈妈过去肯定有过，那是她十七岁在特罗伊尔当店员的时候，因为没钱买电影票，只好对着阿斯塔·尼尔森演的电影的招贴画望梅止渴，感同身受。

　　她对耶稣并无兴趣，而是瞧着右膝前的另一个男孩，为了避免误会，还是让我赶紧说出他的名字来吧！他是施洗者约翰①。这两个男孩同我一样高矮。可是耶稣看上去要高两公分，尽管根据《圣经》所载，他比施洗者年轻。把这个三岁的救世主塑造成一个一丝不挂的、粉红色的形象，必定使雕塑匠感到挺有趣的。约翰由于后来要进沙漠，所以他身披一块巧克力色的蓬乱的毛皮，盖住了半个胸脯、肚皮和“洒水壶”。

　　--------

　　①施洗者约翰，《圣经》人物，在沙漠讲道的先知，在约旦河给耶稣施洗，后被希律王所杀。

　　奥斯卡真不该接近这两个孩子，倒不如站在主祭坛前或者自由自在地待在忏悔室旁边为好。这两个孩子的目光同奥斯卡的目光相像得吓人，而且也相当早熟。他们自然也是蓝色的眼睛，也是他那种栗色的头发。所缺的就是雕塑匠没把他们蠢乎乎的螺旋形卷发剪掉，让他们同奥斯卡一样留一个平头。

　　我不想同那个施洗童子多纠缠。他用左手的食指指着童子耶稣，仿佛正要开口念点数游戏的急口令：“我和你，缪勒的牛……”我不理这一套，而是仔细打量耶稣，并且断定，他简直同我长得一模一样。他可能是我的孪生兄弟。他不仅体态与我相仿，就连当时只用来撒尿的“洒水壶”也同我的毫无区别。他用来看世界的也是我那双钻蓝色的布朗斯基的眼睛，而最使我生气的是他打着我的手势语。

　　这个耶稣，我的写照，举起双臂，两手松松地握成拳，正好能把什么东西，譬如说，我的鼓棒塞进去。如果雕塑匠在他粉红色的大腿上也用石膏塑造一面红白相间的鼓，那他不就成了我吗？成了完美无缺的奥斯卡，坐在童贞女的膝上，击鼓召集教会的会众。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尽管如此神圣——人家却偏偏不让它任其自然地发展！

　　走上铺着一条地毯的三级阶梯，便是穿银绿色衣服的童贞女、披巧克力毛皮的约翰以及肤色似煮熟的火腿的童子耶稣。那里有一个圣母祭坛，上面插着像患了贫血症一般的白蜡烛和价钱不一的鲜花。绿色童贞女、棕色约翰和粉红色耶稣的后脑勺上都粘着盘子大小的灵光圈。上面贴的金箔使这三个盘子更显得昂贵。

　　要是祭坛前没有阶梯，我就休想上去。当时，阶梯、门把和橱窗对奥斯卡都具有诱惑力，甚而至于今天，在他除了病床之外别无所求的时候，对他也不是无所谓的。他被一级一级地引诱上去，脚下踩的始终是同一条地毯。奥斯卡走近圣母小祭坛上这尊三人像，半是蔑视、半是尊敬地用指关节敲了敲他们。他用手指甲刮了一道，露出了石膏像的本色。童贞女的衣服褶裥合着她的形体，曲曲弯弯地一直延伸到踩着云带的脚趾上。隐约显出的童贞女胫骨的线条，使人推测到，雕塑匠是先塑肉身，然后再接形体的线条，加出衣服的褶裥来。童子耶稣的“洒水壶”没有割除包皮，这可是大错特错。奥斯卡伸手去摸了摸，小心翼翼地按了按，想使它动弹，却感觉到自己的“洒水壶”有一种半是舒适半是新奇的骚扰感，于是我就缩回手不再摸他的，也希望耶稣别再碰我的。

　　至于耶稣究竟有没有割除包皮，我也不再深究。我从套头毛线衫下掏出鼓，从脖子上取下，挂到耶稣的脖子上，同时又注意不碰坏他的灵光圈。这真叫我费了点劲，因为我个头太矮，我不得不爬上塑像，踩在作为基座的云带上，让耶稣有鼓可敲。

　　奥斯卡干这件事，不是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他受洗礼后第一次上教堂的日子，而是在同年复活节前的一周。整整一个冬天，他的妈妈一直借忏悔来维持同扬·布朗斯基的关系。因此，奥斯卡有充裕的时间反复推敲他的计划，否定又肯定，斥之为无理又申辩为有理，拟新的计划，从各个角度阐明它，末了，抛弃全部旧计划，改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一，借在十四幅耶稣受难像前默祷之机，实行我的预谋。由于妈妈在复活节的生意达到高峰之前就急于要去忏悔，她便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一晚上挽着我的手出了门，沿拉贝斯路拐过新市场人埃尔森街，再到马利亚街，经过沃尔格穆特肉店，沿小锤公园向左拐弯，穿过总有恶心的黄汤滴下来的铁路旱桥桥洞，到了铁路路堤对面的圣心教堂，走进大门。

　　我们来晚了。只剩下两位老太太和一个受了惊吓的小伙子等在忏悔室前。当妈妈检查良心的时候——她舔湿了大拇指，像翻账本似的翻阅《告解箴言》，仿佛在编造税收申报书——我溜下橡木凳子，避而不看耶稣的心和那个运动员，径直朝左侧祭坛走去。

　　虽然事不宜迟，必须从速进行，但我还得按照弥撒仪式先唱登坛经，走上三个阶梯，“登上主的祭坛”①，朝从小就给我欢乐的主走去。我将鼓从脖子上取下，一边拖长声调唱着“求主怜悯”，一边登上作为基座的云带，不再去摸“洒水壶”免得耽搁，而是在唱“荣耀归在天之主”前，把鼓挂到耶稣的脖子上，小心翼翼地不碰坏灵光圈，下了云带，唱“减罪、赦罪和宽恕”。但在此之前，我把鼓棒插入耶稣大小正合适的拳头缝里，一、二、三，下了阶梯，“我仰望群山”，再走过一段地毯，踏上方砖地，那儿有一张为奥斯卡祈祷用的小矮凳。他跪在小软垫上，将鼓手的双手举到面前，合十礼拜——“荣耀归在天之主”——目光从合掌的双手旁投向耶稣和他的鼓，期待着奇迹出现：他敲起鼓来。他不会敲呢还是不准他敲呢？他要么敲起鼓来，否则他就不是真耶稣。如果他还不敲鼓，那么，他就是假的，而奥斯卡便是真耶稣了。

　　--------

　　①这里的引号中均为弥撒经文。

　　谁想要看到奇迹，谁就得善于等待。好吧，我等着，开始时，我还耐心，或许已经不够耐心了，因为我越是长久地重复“众人的眼睛都期待着你，主啊”这句经文——一边在必要的时候还用“耳朵”替换“眼睛”这个词——跪在小软垫上的奥斯卡就越发感到失望。虽然他给主提供了种种机会，闭上了眼睛，这样，耶稣就不必害怕自己开始时手法不熟练，而是在没有人看的情况下，下定决心敲起来，可是最后，唱完第三遍信经，天父，造物主，能看见的和不能看的，独生子，出自天父，真正的父的真正的子，他由父所生而非父所造，与父为一体，通过他，为我们世人和我们的拯救从天而降，被接纳，排出，化为肉身，为我们，他生活在我们之中，被埋葬，复活，升天，坐在天父右边，归于天父，死者，不死，我信，他与天父同在，天父通过他讲话，我信唯一的、神圣的、天主教的……

　　不，天主教信条只留存在我的味觉中。再也谈不上有什么信仰了。就算是它那股味道吧，我也不感兴趣了。我需要点别的东西。我需要听我的铁皮作响。耶稣应当敲出点名堂来给我听。哪怕声音很小，也终究是个小小奇迹嘛！我又不要求他敲出雷鸣般的巨响，吓得副神甫拉斯切亚冲到出事地点，连维恩克圣下也拖着他那一身肥肉吃力地来目睹奇迹，随后将一份份报告送到奥利瓦主教管区，主教又将验证书呈报梵蒂冈。不，我可没有这份野心。奥斯卡并不想被称为圣徒，名列《圣经》正经之中。他只要求耶稣私下里显一下小小的奇迹，让他听到或看到点什么，从而一劳永逸地确定奥斯卡究竟是击鼓赞成呢还是击鼓反对，并且就此揭晓：这两个身材体形一模一样又都是蓝眼睛的孩子，今后究竟谁该称自己为耶稣。

　　我坐等着，但不由得担起心来，因为妈妈已经进了忏悔室，可能背完第六诫了①。那个总是在教堂里摇摇晃晃来回走动的老头儿，拖着无力而不稳的脚步走过主祭坛，末了经过左侧祭坛，向童贞女和两个男孩敬礼。他也许看到了鼓，可是不晓得是怎么回事。他拖着脚步走了过去，越走越显得苍老。

　　--------

　　①基督教的十诫，第六诫为不可奸淫。

　　时间在流逝，耶稣却不敲鼓。我听到传来了唱诗班的声音。我不禁担起心来，但愿没人奏管风琴。如果他们开始为复活节排练的话，那么，管风琴的喧闹声就会盖住耶稣低得像呵气似的鼓声，假如他当真敲起来的话。

　　幸好没人奏管风琴。但是耶稣也不敲鼓。没有出现奇迹。我便从软垫上站起来，膝盖咯咯地响，心烦意乱、垂头丧气地踏上地毯，一级一级地走上去，顾不得再念我熟悉的那一套套的祈祷文，爬上石膏制的云带，把一些中等价钱的花扔在地上，一心只想从那个愚蠢的赤膊童子身上取回我的鼓。

　　我不仅今天这么讲，而且还要经常讲，反复讲：想要教他点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出这个念头来的。我把鼓棒取下来，鼓还留在他身上，先是轻轻地敲着，给这个假耶稣做点示范，随后就像一个不耐烦的老师似的敲了起来，接着，又把鼓棒塞进耶稣手里，给他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已从奥斯卡身上学到了一点本领。

　　我正要不顾那个灵光圈从天底下最冥顽不灵的学生身上取下铁皮鼓，从他手中取鼓棒的当口，维恩克圣下已经站在我的背后——因为我的鼓声已经传遍了教堂的每一个角落——副神甫拉斯切亚也站在我背后，妈妈也站在我背后，那个老头儿也站在我背后。副神甫一把将我拉下来，神甫给了我一巴掌，妈妈对着我放声痛哭。维恩克圣下对我耳语，副神甫先屈膝行礼，随后爬上去，将鼓棒从耶稣手里拿下来。他手拿鼓棒，再次屈膝行礼，又爬上去，从耶稣身上把鼓取下来，折断了灵光圈，撞上了他的“洒水壶”，把云带也踩坏了一块，下跪，走下阶梯，又下跪。他不想把鼓还给我，这就使我比方才更加恼火了，逼得我用脚踢神甫，又让妈妈丢了脸。她自己羞得脸都没处搁，因为我又踢、又咬、又抓，随后挣脱了神甫、副神甫、老头儿和妈妈的手，奔到主祭坛前。这时，我觉得撒旦在我身上蹦跳，听到它又像在我受洗礼那天低声对我说：“奥斯卡，快瞧啊，周围都是窗户，全是玻璃的，全是玻璃的！”

　　我唱了一声，歌声越过十字架上那个既不抽搐又默默无语的运动员的头顶，传向教堂半圆形后殿高处的三扇窗户，蓝的底色上用红、黄、绿三种颜色画着十二个使徒。我的目标既不是马可，也不是马太，而是他们头顶上那只鸽子，它头冲下，庆贺圣灵的降临。我对准圣灵，发出颤音，用我的金刚钻对付那只鸟。是我的失误吗？是那个运动员由于不抽搐而提出抗议的缘故吗？这是谁也不理解的奇迹吗？他们看着我浑身颤抖，对着后殿无声地呵气，除了妈妈以外，都以为我在祷告，而我却是要唱碎玻璃。但是奥斯卡没有成功，这不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我躺倒在方砖地上，辛酸地哭泣，因为耶稣不灵了，奥斯卡也不灵了，因为圣下和拉斯切亚误解了我，一见我这个样子，就瞎扯什么我后悔了。只有妈妈没有使我失望。她知道我为什么流泪，尽管她必定暗自高兴，因为玻璃没有碎掉。

　　妈妈把我抱了起来，请副神甫归还鼓和鼓棒，答应圣下赔偿损失，并请他补给一份赦罪文，因为我打断了忏悔；甚至奥斯卡也受到了祝福。可是这对我毫无影响。

　　妈妈抱着我走出圣心教堂的路上，我扳着指头计算：今天是复活节前的星期一，明天是星期二，星期三，洗足星期四，耶稣受难日①，那个家伙完蛋了，他不会敲鼓，也不给我享用唱碎玻璃的乐趣。他同我一模一样，不过是个假的。他非进坟墓不可，而我则继续敲鼓，继续敲鼓，但不再要求显示什么奇迹了。

　　--------

　　①复活节前的星期五。

　　------------------

　　-第一篇 耶稣受难日的菜谱

　　两相矛盾，这个字眼或许可以用来形容我从复活节前的星期一到耶稣受难日之间的心情。一方面，我为那个石膏做的童子耶稣不愿敲鼓而生气，另一方面，我又为这面鼓如今归我一人所有而高兴。一方面，我的声音失灵了，未能唱碎教堂的玻璃窗，另一方面，鉴于这神圣的彩色玻璃，奥斯卡保留下了对天主教的残存信仰，而正是那点残存的信仰，还将给他灌输许多令人绝望的亵渎神明的灵感。

　　可是，两相矛盾这个字眼的含义还不止这些。一方面，从圣心教堂回家途中，我试验性地唱碎了一个顶楼上的玻璃，另一方面，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我的声音对世俗的目标能够奏效，可是在教会的范围内却失灵了。两相矛盾，我自言自语道。这道裂痕一直存在，无法弥合，至今犹与我同在，尽管我既不是住在教会范围内，也不是住在世俗的地区内，而是住在离开这两处的一家疗养与护理院里。

　　妈妈赔偿了左侧祭坛的损失。复活节生意兴隆，尽管店铺在耶稣受难日没有开门，因为马策拉特是新教徒，他坚持不开门营业。平时妈妈一贯独断专行，但是每逢耶稣受难日她就让步，店铺关门，停止营业。不过，她又反过来根据天主教的理由，要求在基督圣体节①殖民地商品店歇业一天，并把橱窗里的贝西尔肥皂粉的盒子和哈格牌咖啡的样品，换成电灯照明的彩色小圣母像，还参加在奥利瓦举行的天主教士与教徒的列队游行。

　　--------

　　①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日是降灵节，降灵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是三一节（复活主日），三一节后的星期四是基督圣体节。

　　我们有一块硬纸板。一面写着：耶稣受难日，歇业一天。另一面写着：基督圣体节，歇业一天。过了那个既无鼓声也无唱碎玻璃声的星期一，耶稣受难日接着来临，马策拉特把硬纸板挂进橱窗，写着“耶稣受难日，歇业一天”的那一面朝外。吃完早饭，我们就乘电车去布勒森。两相矛盾这个字眼也适用于拉贝斯路的景象。新教徒都上教堂去了，天主教徒在家擦玻璃窗，在后院拍打所有的毯子一类的东西。他们拍打的劲头真大，回声四起，让人听了真以为在每幢公寓的院子里，都有《圣经》上的兵了把有分身法的救世主钉到十字架上去。

　　受难节的地毯拍打声远远地落在我们背后了。妈妈、马策拉特、扬·布朗斯基和奥斯卡，这久经考验的一组人乘上九路电车，穿过布勒森路，经飞机场、旧练兵场、新练兵场，在萨斯佩公墓附近的道岔旁下车，等候从新航道驶往布勒森的电车。妈妈利用等车的机会，微笑着发表了厌倦生活的观感。在那个废弃的教会小坟场上，畸形的沙滩矮松下，上世纪的墓碑歪歪斜斜，杂草丛生，妈妈却说那儿很美，浪漫而又迷人。

　　“如果那个公墓还有人管理的话，我真想将来在那儿安息。”她怀着爱慕之情这样说着。但是，马策拉特却认为那儿的土沙性太大，还挑剔说那儿到处长满了飞廉草和野燕麦。扬·布朗斯基讲了他的顾虑，这个地方本来倒真是一块乐土，可是，从飞机场传来的噪声以及在公墓附近调头的电车都会破坏那儿的宁静。

　　开来的电车在我们身边调头，售票员按了两次铃，我们上车。电车离开萨斯佩和它的公墓，朝布勒森驶去。布勒森是个浴场所在地，那时节，将近四月底，景象却相当荒凉。饮食铺钉上板条，疗养院大门紧闭，海滨散步小道上不见三角旗，游泳场上，二百五十个帐篷空空荡荡地一字儿排开。写天气预报的黑板上，还留着去年写的粉笔字痕迹——气温：二十度；水温：十七度；风向：东北；天气形势：晴转多云。

　　起先，我们要徒步去格莱特考，后来，大家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上了相反的方向，朝防浪堤走去。辽阔的波罗的海懒洋洋地舔着沙滩。直到夹在白色灯塔和有航标的防浪堤之间的入港航道为止，一路上不见人影。昨天下的一场雨，在沙土上留下了规则的印痕；踩掉它们，换上自己的脚印，真是件开心事。妈妈和我都脱掉了鞋袜在沙上走着。马策拉特拣起银币大小的砖头碎片，轻轻撤出去，让它贴着绿色水面接二连三地跳跃，想逞一逞能。扬·布朗斯基手法不灵巧，在扔砖头片的间歇中，寻找琥珀，而且也真的找到了一些小碎片，其中一块，有樱桃核那样大小，便拿来送给了我妈妈。这时，妈妈正同我一样，光着脚在奔跑，她不时地回头看看，像是爱上了自己的脚印。太阳谨小慎微地照射着。阴凉，无风，清爽；遥望天边，可见一条灰带，那是赫拉半岛。还有两三道逐渐消失的黑烟以及时而跃出地平线的一艘商船的上层建筑。

　　我们四人，有前有后，间隔的距离不等，相继来到宽阔的防浪堤基部的花岗岩石上。妈妈和我又穿上鞋袜。她帮我系鞋带时，马策拉特和扬已经在高低不平的防浪堤顶上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向空荡荡的大海蹦去。坝基隙缝里散乱地长着一丛丛蓬乱的海草。奥斯卡真想用梳子给它们梳理一下。但是妈妈搀着我的手，我们跟在那两个像小学生似的乱蹦乱跳的男人后面走去。每走一步，鼓就撞一下我的膝头，然而我不愿把它取下来。妈妈穿一件带覆盆子色翻边的天蓝色春大衣。花岗岩凹凸不平，她穿着高跟鞋走起来非常吃力。我身穿金锚钮扣的水手大衣，这是我的星期日和节日服装。水手帽上的飘带，绣着“皇家海轮赛德利茨”号字样，那是格蕾欣·舍夫勒的纪念品。如果有风的话，它会飘舞的。马策拉特解开了棕色长大衣的钮扣。扬一向很讲究，穿一件闪亮的天鹅绒领双排钮扣大衣。我们蹦蹦跳跳地来到防浪堤尽头的航标处。航标下坐着一个年岁较大的男人，头戴装船工帽子，身穿棉上装。他身边有一条装土豆的口袋，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抽搐，在不停地掀动。这个男人——我请他的家不是在布勒森就是新航道——手拿着晾衣绳的一头。这根缠上海草的绳子，另一头隐没在莫特劳河入海口咸淡相混的水里。这里的河水依旧浑浊，虽无公海推波助澜，却不停地拍打防浪堤的石块。

　　我们都想知道，这个戴装船工帽子的人为什么用普通的晾衣服绳子钓鱼，而且显然没有浮标。妈妈亲切地开着玩笑问他，并叫他“大叔”。这位大叔咧嘴一笑，露出了被烟草染成褐色的残缺的牙齿，也不作解释，却从嘴里吐出一长条嚼碎了的烟草渣儿，在空中翻了几个筋斗，落在下面涂了沥青和油漆的花岗岩石间的烂泥地上。吐出的烟草渣儿还在那里摇晃，最后飞来一只海鸥，灵巧地绕过石块，在飞翔中把它叼走，招来了另一些海鸥，尖叫着在它后面追逐。

　　我们都想走了，因为防浪堤上很凉，太阳的照射也不能增添暖意。这时，那个戴装船工帽子的人开始一把一把地往回收绳子。尽管如此，妈妈还是想走。但是马策拉特不愿动弹。扬往常是不违背我妈妈意愿的，这一回也不支持她。奥斯卡反正走与不走都无所谓。由于大家都站着不走，我就注意地看着。装船工均匀地一把一把拽着，每拉一把，便把绳上的海草持掉，并将绳子聚拢在两腿间。与此同时，我注意到，那艘商船，在差不多半小时以前，上层建筑刚露出地平线，现在已经改变了航向；它吃水很深，正朝港口驶去。奥斯卡心中估计着：吃水这样深，准是一条运铁矿砂的瑞典船。

　　当装船工慢吞吞地站起身来时，我也将目光从那条瑞典船上转移过来。“好吧，现在咱们来瞧瞧是怎么回事。”他对马策拉特这样说。马策拉特根本就莫名其妙，但却对他频频点头。“现在咱们来瞧瞧……”装船工一边拽绳子，一边不断地重复说着。这时，他更使劲了，并拉着绳子，从石堆上走下去，伸出双臂，探进花岗岩石间咕噜古噜冒泡的小湾子里，摸着，抓到了什么东西（妈妈没有及时地背过脸去）。他使劲抓住，拉上来，大声叫我们闪开，接着把一个水淋淋的沉重家伙，一团活生生地扭动着的东西，扔在我们中间：一匹马的头，一匹刚宰的真马的脑袋，一匹黑马的头，一匹黑鬃马的头。这匹马昨天或前天肯定还在嘶鸣，因为它的头没有腐烂，也没发臭，至多带一点莫特劳河水的气味，但是接着，防浪堤上的一切都染上了这股气味。

　　那个戴装船工帽子的人——此刻，帽子已经滑到后脑勺上了——叉开两腿站在马头旁，浅绿色的小鳗鱼像发狂似的从上面游下来。那个人费劲地抓它们；因为那些石块又湿又滑，鳗鱼游动得又快又机灵。随即飞来了海鸥，在我们头顶上乱叫。它们冲下来，三四只海鸥争抢一条小的或者不大不小的鳗鱼，表也表不走，因为防浪堤是它们的天下。尽管如此，那个装船工一边挥拳轰海鸥，一边抓鳗鱼，大约有二十四五条较小的鳗鱼被他塞进了口袋里；马策拉特帮他张着口袋，他一向乐于助人。因此，他也就没有看见妈妈脸色变白，先是把手后来又把脑袋靠在扬的肩头和天鹅绒大衣领上。

　　小的和不大不小的鳗鱼统统被塞进口袋里去以后，那个装船工——在忙碌中头上的帽子已经掉了——动手从马嘴里把更粗的黑鳗鱼抠出来。这时，妈妈站不住了，只好坐下来。扬要她转过脸去，但她不听，而是瞪大了牛眼睛直愣愣地看装船工抠鳗鱼。

　　“瞧瞧吧！”他问或哼出那么一句半句，“现在让咱们来瞧瞧吧！”他用胶靴帮着掰开马嘴，在上下颚之间撑进一根短棍，露出了完整无缺的黄马齿，仿佛马在咧嘴发笑。装船工——现在我才看清，他的秃脑瓜活像一只鸡蛋——用两只手伸到马的喉咙里去抓，每次都拽出两条至少有胳膊那么粗、胳膊那么长的鳗鱼来。这时，我妈妈的上牙和下牙也分开了，把吃下的早饭全部吐了出来，结成块的蛋白，夹在泡过牛奶咖啡的白面包团里拉丝的蛋黄，统统喷在防浪堤的石块上。她还在呕，但已经吐不出东西来了，因为她早餐时吃的就是这些。因为她体重超过正常标准，非要减轻不可，于是试了各式各样节制饮食的方法，不过难得坚持到底——她偷偷地吃——唯独星期二妇女同盟的体操她是非去不可的，谁也改变不了她的主意，尽管当她提着运动包出门时，扬甚而至于马策拉特都讥笑她。她穿着发亮的蓝色运动服，同那些滑稽可笑的女人们一起做棍棒操，然而体重仍不见减轻。

　　那天，妈妈吐在石头上的东西充其量也不过半磅。她想尽量地呕吐，但再也减轻不了分量了，除绿色的黏液外，吐不出别的来——海鸥却飞来了。她刚开始呕吐，它们就来了，盘旋着，越飞越低，肥壮而光滑的身躯直冲下来，争食我妈妈的早餐。它们不怕自己变胖，也不怕别人驱赶——何况又有谁去驱赶它们呢？——因为扬·布朗斯基害怕海鸥，双手护住了自己那双漂亮的蓝眼睛。

　　它们也不理会奥斯卡，虽说他已拿出鼓来对付这些海鸥，用鼓棒急速敲击白漆皮来对付这些白东西。可是这也无补于事，至多只是使海鸥变得更白。马策拉特则全然不顾我妈妈。他笑着，模仿那个装船工，装出一副神经坚强、毫不在乎的样子。装船工快抓完了。末了，他从马耳朵里拽出一条又粗又长的鳗鱼，并把麦糊似的脑浆也全部带了出来。马策拉特顿时脸色煞白，但是仍旧假装若无其事。他用很少的钱向装船工买了两条不大不小的两条粗的鳗鱼，鳗鱼到手后，他还要杀价。

　　我不由得称赞扬·布朗斯基。他自己那副面孔简直就要哭出来了，尽管如此，还是把我妈妈搀扶起来，一条胳臂搂着她的腰，另一条胳膊横在她前面，领着她离去，那样子十分滑稽。妈妈穿着高跟鞋踉跄地在乱石间向海滩走去，一步一屈膝，但总算没有扭伤脚踝骨。

　　奥斯卡还留在马策拉特和装船工身边。装船工重新把帽子戴上，指着那个盛土豆的口袋向我们解释为什么要放半口袋的粗盐粒。他说，鳗鱼钻进盐里就死了，盐还能去掉鳗鱼皮上和体内的黏液。鳗鱼钻进盐里后，仍不停地游动，直到死了为止，这样，就把黏液都留在盐里了。如果要做熏鳗鱼的话，就得用这个办法。虽然警察局和动物保护协会禁止这样干，但也管不了。要去掉鳗鱼上和体内的黏液，除去用盐没有别的办法。去掉了黏液，再用干煤泥细心地把死鳗鱼擦干净，放进熏罐，挂在山毛榉火堆上熏制。

　　马策拉特认为让鳗鱼在盐里游动是有道理的。他说，鳗鱼不是也钻到马头里去了吗！装船工说，它们还钻到人的尸体里去哩！据说，尤其在斯卡格拉克海战①以后，鳗鱼变得又肥又粗。几天前，疗养和护理院的一位医生还对我说，有一个已婚妇女用一条活的鳗鱼来搞肉体享乐。结果鳗鱼咬住不放，她被人送进了医院。据说，从此以后她再也不会生育了。

　　--------

　　①斯卡格拉克是丹麦与挪威之间的海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英两国海军于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此大战。

　　装船工扎上装盐和鳗鱼的口袋，熟练地扛上肩，把卷起的晾衣服绳子套在脖子上，踏着沉重的步子朝新航道走去。这时，那艘商船也往那个方向停靠。这条轮船大约一千八百吨，不是瑞典的而是芬兰的，也不是运铁矿砂而是运木材的。扛口袋的装船工可能认识那条芬兰船上的一些人，因为他在向那条生锈的船挥手并喊话。芬兰船上的人们也向他挥手并喊话。可是，马策拉特干吗也挥手，也喊着毫无意义的“船上的，啊嗬咿！①”呢？我真是捉摸不透。他是个土生土长的莱茵兰人，对航海一窍不通，至于那些芬兰人，他一个也不认识。只能说，这是他的一种陋习，别人挥手，他也挥手，别人喊叫、大笑、鼓掌，他也喊叫、大笑、鼓掌。正因为如此，他入党比较早，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也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仅仅浪费了他星期日上午的时光。

　　--------

　　①“啊嗬咿！”是船员招呼船只或人的喊声。

　　奥斯卡跟在马策拉特、那个新航道人和那艘超载的芬兰船后面慢慢走着。我不时地回转身去，因为装船工把那个马头留在了航标下，不过，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一群海鸥把它遮住了，像酒瓶绿的大海中一个闪闪发光的白窟窿，又像一片新洗干净的云，随时可以整洁地升到空中去。它们尖叫着遮掩了那只马头，那只不再嘶鸣而在尖叫的马头。

　　我看够了以后，便跑步离开了海鸥和马策拉特。我连蹦带跳地跑着，一边用拳头捶铁皮鼓，赶过了现在正抽着短烟斗的装船工，来到防浪堤起点旁扬·布朗斯基和妈妈身边。扬还像方才那样扶着我妈妈，只是另一只手伸到她的大衣领子下面。妈妈的一只手也插在扬的裤兜里。可是马策拉特看不见这些，他离我们还远，并且正在用一张在防浪堤乱石间捡到的报纸，包那四条被装船工用石头砸晕了的鳗鱼。

　　马策拉特赶上来了，挥动着那一捆鳗鱼，夸口说：“他要一个半，我给他一个盾就买下来了。”妈妈的脸色又见好了，两只手搁在一起。她说：“你休想我会吃你的鳗鱼。我今后不吃鱼了，鳗鱼更不吃了。”马策拉特笑着说：“别装模作样，亲爱的。人家怎么抓鳗鱼，你可是知道的，过去你还不是照样吃，甚至吃新鲜的。等我做好了，加上有花色的配菜，再来点色拉，看你吃不吃。”

　　扬·布朗斯基没吭声，他已经及时地把手从我妈妈大衣里抽了出来。我敲起鼓，让他们别再谈鳗鱼，就这样一直到了布勒森。在电车站上以及上了拖车以后，我还敲鼓，阻止这三个成年人谈话。鳗鱼也没怎么动，比较安稳。到了萨斯佩，我们没有逗留，因为电车已经停在站上。刚过飞机场，尽管我还在敲鼓，马策拉特却开了腔，说他现在饿得慌。妈妈没有答理，她的目光避开我们三人，望着别处。末了，扬递给她一支“雷加塔”牌，她才转过脸来。扬给她点火，她把金色烟嘴塞进嘴唇中间去时，朝马策拉特莞尔一笑，因为她知道，马策拉特不愿看她在公共场合吸烟。

　　我们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下车，不管怎么说，妈妈挽起马策拉特而不是扬的胳臂，这个我已经料到了。扬同我并排走，搀着我的手，把妈妈抽剩的香烟吸完。

　　进了拉贝斯路，信天主教的家庭主妇们还在那里拍地毯。马策拉特开寓所门时，我见到住在五楼的小号手迈恩隔壁的卡特太太正上楼梯。她右肩上扛着一条卷起的浅棕色地毯，用鲜肉色的粗壮胳膊扶着。两个胳肢窝里被汗水腌成并粘结在一起的金色腋毛在闪光。地毯的两头，一前一后地搭拉下来。要是她的丈夫喝醉了酒，她也会这样扛他的；但是她的男人已不在人世了。她一身肥肉，穿着波纹绸罩衫，从我们身边走过，难闻的气味直冲我的鼻子：阿摩尼亚味，泡菜味，碳化钙味——日子不同，味道也不同。

　　接着，我听到从院子里传来那种均匀的拍打地毯的声音。它把我赶进屋里，仍紧追不舍，末了，我只好躲到卧室的衣柜里去，因为柜子里挂着的冬季大衣能起隔音作用，挡住复活节前那种噪音中最厉害的一部分。

　　我躺进衣柜里，不仅由于拍地毯的卡特太太的缘故。妈妈、扬和马策拉特还没脱掉大衣，就已经为耶稣受难节的菜谱争吵起来。但是争吵的内容已不限于鳗鱼，同往常一样，又把我给搬了出来，当然是我从地窖阶梯上摔下去那个著名事件：全怪你，全怪你！——我现在去做鳗鱼汤，别那样装腔作势的！——你做什么都行，就是别做鳗鱼。地窖里罐头有的是。去拿个鸡油菌罐头上来！把活板门关上，可别再出什么事。——别再念这本经啦！这里有鳗鱼，就是它了，加上牛奶、芥末、香菜和盐水土豆，再来一片月桂叶，加点丁香。——不要！——阿尔弗雷德，她不要吃，你就别做啦！——你别管，鳗鱼买来不是为扔的，我会收拾干净，洗干净的。——不要，不要！——咱们走着瞧吧！东西端上桌再看究竟谁吃谁不吃。

　　马策拉特砰的一声关上起居室的门，到厨房里收拾去了。他存心把声音弄得很响。他在鳗鱼头部下面交叉划了两刀。妈妈的想像力也太丰富了，一听这声响就站不住，不得不坐到沙发榻上，扬·布朗斯基马上跟着坐下去。不一会儿，他们两人就手握着手，用卡舒贝话在那里窃窃私语开了。

　　当这三个大人分成两处的时候，我还没有躲进衣柜，而是待在起居室里。瓷砖面火炉旁有一张儿童椅子。我坐在那上面摆动两腿，扬凝视着我，我知道自己妨碍他们，虽说他们也搞不出更多的名堂来。因为马策拉特同他们只有一墙之隔，虽说看不见，但他像挥舞皮鞭一样地挥舞着半死不活的鳗鱼，显然在威胁他们。所以，他们只能互相握着对方的手，捏着，一个接一个地拉那二十个手指头，弄得嘎巴直响，终于使我再也忍受不住了。从院子里传来的卡特太太拍地毯的声响难道还不够吗？这种声响不是已经透过了一道道的墙壁，虽然没有增加音量，却越发逼近了吗？

　　奥斯卡从小椅子上滑下来。他不想突然离去，免得惹人注目，便在火炉旁边蹲了片刻，随后，专心致志地敲着他的鼓，跨过门槛，溜进卧室。

　　我避免发出声响，便半掩了卧室的门，并断定没人会喊我回去，因而很满意。我还考虑了一下，奥斯卡究竟是钻到床底下去好呢，还是藏进衣柜里去。我宁愿藏进衣柜，因为钻在床底下会弄脏我这件过分讲究的、海军蓝的水手大衣。柜子的钥匙我刚好能够着，转了一下，打开镶镜子的门，用木棒把一件件套在衣架上再挂在横木上的大衣和冬装推到一边去。为了够着衣架，挪动这些沉重的服装，我只好踩到鼓上去。柜子中央终于有了一道空隙，虽然不大，但是奥斯卡要爬进去，蹲在里面，那地方是足够了。我费了一点力气，甚至把镶镜子的柜门也拉上了，我在柜底找到一条女用围巾，用它卡住柜门，留出一指宽的缝，既能透气，又能在必要的时候当瞭望孔用。我把鼓放在腿上，不再敲，连极轻的敲击都停止了。我坐在里面，木然地听任冬大衣的气味熏我，渗透到我的身上。

　　多妙啊！有这么一个柜子，又有这些沉重的、几乎使人透不过气来的衣服，让我差不多把所有的念头都集中在一起，扎成一捆，馈赠给想象中的某个人物，而他十分富有，庄重地接受了我的礼物，心中的快活却几乎没流露出一丝一毫。

　　同往常一样，每当我聚精会神发挥我的想像力的时候，我就神游布鲁恩斯赫弗尔路那位霍拉茨医生的诊所，重温每星期三就诊时对于我最为重要的那部分内容。我所想的，不是那个医生——他给我做的检查，越来越繁琐了——而是他的助手。护士英格。给我脱衣服、穿衣服的是她，给我量身高、体重以及做试验的也是她，总而言之，霍拉茨医生给我做的试验，均由护士英格实际操作。她做得正确无误，但总有点粗暴生硬，每次都不无嘲讽地报告说：失败。但霍拉茨却称之为部分成功。我难得瞧一眼护士英格的脸，我的目光以及那颗时而被挑动的鼓手的心，仅安于领略她那身由于干净而显得更白的护士服，她当做帽子戴的轻飘飘的织物，以及一枚简朴无华、镶有红十字的胸针。注视她那身护士服一再更新的褶裥可真有意思。她的衣服里面有肉体吗？她那张脸越来越老，她那双手虽然千方百计地保养，却还是瘦骨磷峋，这都暗示，不管怎么说护士英格还是一个女人。当扬甚至马策拉特掀起我妈妈的衣服时，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护士英格是没有的，因此这证明她的体格与我妈妈的不同。她身上有一股肥皂味和令人困倦的药味。在她给我这小小的、据说是有病的身体听诊的时候，睡意就向我袭来，这种情形经常发生。那是从她白衣裳的褶裥里产生出来的轻微的睡意，石碳酸味笼罩下的睡眠，无梦的睡眠，但有时候，她的胸针远远地变大了，变成了天晓得是些什么东西：旗帜的海洋，阿尔卑斯山的红光，虞美人盛开的田野，准备起义，反抗谁呢？真是天晓得：反抗印第安人，樱桃，鼻血，公鸡的鸡冠，大量的红血球，直到占据了我的全部视野的一片红色，构成一种热情的背景。这种热情无论当时或现在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无以名状，因为“红”这个小小的字眼不表达任何意思。鼻血同它无关，旗帜也会褪色，我尽管如此还是称之为“红”，红色便唾弃我，把它的大衣里外翻了个个儿：黑色，厨娘来了，黑色，吓得我脸色发黄，她骗我，说天上的蓝色掉下来了①，我不信蓝色，她骗不了我，也不能使我变绿，绿色是棺材，我躺在里面吃草②，绿色盖住了我，使我不见日光变成白色，白色又染黑，黑色吓得我脸色发黄，黄色骗我说是蓝色。我不相信蓝色是绿色，绿草地里开红花，红色是护士英格的胸针，她别着一个红十字，确切地说，别在她的护士服的衣领上；不过，无论在衣柜里还是在别的地方，我的想象很少能停留在这种一切象征中最单纯的颜色上。

　　--------

　　①意为：弥天大谎。

　　②这里是回文，一种文字游戏，“棺材”（Sarg）倒读就是“草”（Gras）。

　　各式各样的喧闹声从起居室里传来，冲击我藏身的衣柜，把我从刚刚开始、奉献给护士英格的半睡状态中唤醒过来。我头脑清醒、张口结舌地坐在各种大小式样的冬大衣中间，铁皮鼓搁在膝上，闻着马策拉特的纳粹党制服的气味，边上是皮腰带。带弹簧钩的皮背带。但是，护士服的白褶裥我却再也想象不出来了，我两旁挂着的是毛料、精纺毛料和灯心绒，头顶上是前四年各种式样的帽子，脚边上是大人鞋，小孩鞋，上蜡的皮靴绑腿，钉和没钉平头钉的鞋后跟。门缝里射进一道亮光，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奥斯卡悔不该在镶镜子的门中间留一道缝。

　　起居室里的那几个，能给我看什么戏呢？也许马策拉特撞见了沙发榻上那两个，不过这不大可能，因为扬一直小心提防，而且不仅是在玩施卡特牌的时候。很可能是，结果也当真是，马策拉特杀完鳗鱼，剖腹，洗净，煮熟，加佐料，尝过味道，把加盐水土豆的鳗鱼汤盛在大汤碗里，端到起居室的桌上，而由于那两个毫无就座的意思，便自夸鳗鱼汤如何鲜美，又把加的佐料从头到尾数了一遍，像吟诵祈祷文似的背他的烹调法。妈妈大叫大嚷。她用的是卡舒贝话。马策拉特既听不懂又难以忍受，但还得听着，可能听出一点她的意思；反正说是鳗鱼，不会有别的；还有呢，就是我从地窖阶梯上摔下去的事，妈妈每次喊叫，无非是这些。马策拉特回敬了几句。他们各自的台词，都背得滚瓜烂熟。扬插进来指责。缺了他，就没戏了。接着是第二幕：砰地掀开琴盖，没有乐谱，背着弹，两只脚各踩一只踏板，三个人前后不一地吼起《神弹射手》①里的《猎人合唱》来：“世上何物相类似……”哼哼哈哈唱到半中腰，砰的一声琴盖盖上，脚从踏板上抬起，琴罩罩上。妈妈来了，已经走进卧室，还瞧了一眼衣柜镶镜子的门。我从门缝中看去，见她横躺到蓝色华盖下的结婚床上，放声哭泣，十指朝天，一如结婚城堡床头挂的那幅金框彩色画上祈祷的从良妓女。

　　--------

　　①《神弹射手》是德国作曲家韦伯（1786～1826）的歌剧。一译《魔弹射手》。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只听见妈妈的哭声、床发出的轻微的嘎吱声以及起居室里传来的含糊的嘟哝声。扬安慰马策拉特，马策拉特请扬去安慰我妈妈。嘟哝声逐渐消失，扬进了卧室。第三幕：他站在床前，看看妈妈，又看看祈祷的从良妓女，小心翼翼地坐到床沿上，抚摩脸冲下趴着的妈妈的背部和臀部，用卡舒贝话抚慰她，末了，由于光说好话已无补于事，便把手伸到她的裙子下面去，直到她停止啜泣。这时，扬的目光也可以从十指纤纤的从良妓女身上挪开了。这一场是非看不可的。扬干完差事，站起身来，掏出手帕，擦擦手指，随后大声地对妈妈说话。这时，他不再讲卡舒贝话，而且一字一句地，好让留在起居室或厨房里的马策拉特听明白：“来吧，阿格内斯，忘了这件事吧！阿尔弗雷德早就把鳗鱼端走了，已经扔进厕所了。让我们开开心心地去玩施卡特牌吧！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赌四分之一芬尼一点怎么样？忘掉这些事情，恢复了和气，阿尔弗雷德会给你做蘑菇炒鸡蛋和油煎土豆吃的。”

　　妈妈没有搭话，翻身下床，重新扯平了黄色床单，对着衣柜门上的镜子理了理头发，跟在扬后面离开了卧室。我的眼睛从窥视缝前移开去，随即听到他们在洗牌。谨慎而轻微的笑声，马策拉特签牌，扬分牌，随后大家叫牌。我想，现在是扬叫牌，马策拉特是下一家，扬喊到二十三点他就不要了。妈妈接着，一直喊到三十六点，这时扬也不得不让步了。妈妈总算打满了三十六点，真险，差一点她就输了。第二盘打红方块，扬稳稳当当地赢了。第三盘，妈妈打红心三十点，侥幸赢了。

　　不用说，这场家庭牌戏一直玩到深夜，中间短暂地间断过一次，吃炒鸡蛋、蘑菇和油煎土豆。可是，接下去的牌局，我几乎听不见了。我又重新设法寻到护士英格和她的催人入眠的白色护士服。可是，在霍拉茨医生诊所里的情景却仍旧相当模糊。不仅绿色、蓝色、黄色和黑色一再来破坏红十字胸针的红色，而且今天上午发生的事情也掺了进来：通往听诊室和护士英格的门刚打开，呈现在我眼前的总不是洁净而轻盈的护士服，而是新航道防浪堤上航标灯下那个装船工，他正从水淋淋的马头上把爬满的鳗鱼抓下来。至于呈现为白色的东西，我本想把它同护士英格联系起来，却不料都是海鸥的翅膀，片刻之间，遮盖了马头和马头里的鳗鱼，直到伤口又迸裂，但流出的血不是红色的，而是黑色的，像那匹黑马。酒瓶一般绿的大海，给幻景增添一点锈红色的是那艘运木材的芬兰船，那些海鸥——可别再同我提起鸽子——像云一样遮盖了那个献祭品，用它们的翅膀尖伸进去，拽出鳗鱼来，扔给护士英格。她接着了，赞颂它，并且把自己变成了海鸥，不是鸽子，即使变成了圣灵，也不以鸽子的形骸显现而以海鸥的形骸显现，像云一样，降落在肉上。庆祝圣灵降临节。

　　我不再白费劲了，而要离开衣柜。我怒气冲冲地踢开镶镜子的柜门，爬出柜子，在镜子前照了照，依然故我，但毕竟很高兴，因为卡特太太不再拍打地毯了。虽然耶稣受难日对于奥斯卡来说已经结束，但是他自己的受难日则要到复活节过后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