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背脊

　　常言道，失去母亲，无以取代。妈妈安葬后不久，我开始惦念我可怜的妈妈了。星期四不再去拜访西吉斯蒙德·马库斯了，再没有人带我去看护士英格的白护士服了。尤其是到了星期六，我更痛心地意识到妈妈死了：妈妈不再去忏悔了。

　　我于是失去了旧城、霍拉茨医生的诊所以及圣心教堂。我失去了对集会的兴趣。既然诱惑者的职业对于奥斯卡已失去了意义和吸引力，我怎能再去引诱橱窗前的行人上钩呢？曾经带我到市剧院去看圣诞童话剧，并且领我去看王冠或丛林马戏团表演的妈妈，如今不在了。我孤单单一个人，愁眉苦脸地准时去上课，垂头丧气地走过笔直的市郊大街，到小锤路去拜访格蕾欣·舍夫勒。她给我讲“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夜半太阳国旅行，而我则不为所动地拿歌德同拉斯普庭做比较。这种比较没有止境，忽明忽暗，循环往复，于是我逃避到历史研究中去。《罗马之战》、凯泽的《但泽城历史》和克勒的《船队年鉴》，我这些老一套的标准读物，给予我广博的半瓶醋知识。因此，我至今还能背得出所有参加斯卡格拉克海战被击沉击伤的船只的装甲厚度、装备、完工和下水日期、人员限额的精确数字。

　　我快满十四岁了，喜欢孤独，经常散步。鼓是我的伴侣，但我却难得敲两下，因为妈妈去世后，就没人及时给我供应铁皮鼓了。

　　那是在一九三七年秋季还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季呢？不管怎么说，我沿着兴登堡林阴大道往城里走去，到了离四季咖啡馆不远的地方，落叶纷飞，或者蓓蕾初绽，总而言之，大自然正在起变化；这时，我遇到了我的朋友和师傅贝布拉，这位欧仁亲王的嫡系子孙，因而也就是路易十四的直系后裔。

　　我们已有三年未见面，但是，相距二十步就已彼此认了出来。他并非了然一身，而是挽着一位美人儿，南方人，娇小可爱，大约比贝布拉矮两厘米，比我高三指。据贝布拉介绍，她叫罗丝维塔·拉古娜，是意大利最有名的梦游女。

　　贝布拉请我到四季咖啡馆喝穆哈。我们到水族馆①坐定下来，爱喝咖啡的女常客们就窃窃私语道：“瞧这些矮个儿，莉丝贝特，你瞧见了没有？是不是王冠马戏团的？可能的话，咱们也去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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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放有养鱼缸可供观赏的咖啡座。

　　贝布拉朝我微笑，挤出了上干道几乎看不见的细皱纹。给我们端穆哈来的侍者，个子非常高大。罗丝维塔太太请他来一块小蛋糕时，就像抬头望一座塔楼似的望着这个穿燕尾服的侍者。

　　贝布拉打量着我说：“看来咱们这位毁玻璃能手怏怏不乐哩！出了什么毛病，我的朋友？是玻璃不听话了，还是声音不灵了？”

　　奥斯卡少年气盛，当即要小试锋芒，显一显他那远未衰退的技艺。我环顾四周，寻找目标，目光对准水族馆里金鱼和水下植物前的大玻璃板。我刚要唱，贝布拉连忙说：“行啦，我的朋友！我们相信你是行的。别破坏，别让水泛滥，别弄死鱼！”

　　我难为情地道歉，尤其对罗丝维塔太太。她忐忑不安，拿出一把微型扇子扇着。

　　“我妈妈去世了，”我试图解释我的心境，“她本来不该死的。我怪她自己不好。人家常说，做母亲的样样事都看在眼里，都能体贴，做母亲的样样事都会宽恕。这全都是母亲节的那套废话！我在她眼里，只是个侏儒罢了。只要有可能，她就会甩掉我这个侏儒。她之所以没能甩掉我，那是因为孩子，哪怕是个侏儒，都登记在她的身份证上的，所以没法随便甩掉。还因为我是她生的侏儒，因为她甩掉我就等于甩掉她自己的骨肉，所以甩不成。她问过自己，她和侏儒不能两全，于是就结束了她自己的生命。她什么也不吃，只吃鱼，而且不吃新鲜鱼。她诀别了情人，现在，她长眠在布伦陶。无论她的情人还是我家店铺的主顾，人人都这么说：是那个侏儒敲鼓把她敲死的。因为奥斯卡的缘故，她不想再活下去了。是奥斯卡把她害死的。”

　　我是故意夸大其词，想尽可能打动罗丝维塔太太的心。其实，大多数人把妈妈的死归罪于马策拉特，尤其是扬·布朗斯基。贝布拉看透了我的心思。

　　“您言过其实了，我的好友。您纯粹出于嫉炉才怨恨您死去的妈妈。她不是因为您的缘故，而是因为那些令人厌烦的情人的缘故才进了坟墓。所以，您觉得自己被冷落了。您既爱虚荣又调皮捣蛋，这两者，大凡天才，都兼而有之的！”

　　他接着叹了一口气，斜视了罗丝维塔太太一眼，又说：“像我们这样身材的人捱过这一生，可真不容易啊！虽然是个人，身体却长不起来，多难做到的事情啊！多艰巨的使命啊！”

　　罗丝维塔·拉古娜，那不勒斯的梦游女，她的皮肤既光滑又多皱纹，我估计她只有十八岁，但是转瞬间，她又变成了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妇。罗丝维塔太太抚摩着贝布拉先生那身英国裁缝做的时髦服装，她那双樱桃黑的地中海眼睛送我一道秋波，并用阴沉的声音——像给子女许诺言似的，不仅打动了我，还使我周身麻木——说道：“我最亲爱的小奥斯卡①！我十分了解您的痛苦！跟随我们一起走吧：去米兰、巴黎、托莱多、危地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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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此处原文为意大利语。

　　我一阵头晕。我抓住拉古娜的苍老的手。地中海拍打着我的海岸，橄榄树向我低声耳语：“罗丝维塔会像您的妈妈一样，罗丝维塔会理解的。她，伟大的梦游女，看得透任何人的心思，了解任何人的内心，唯独不了解她自己，妈妈呀，唯独不了解她自己。天哪！”

　　奇怪的是，拉古娜刚开始用梦游女的目光像照Ｘ光似的透视我，就突然胆怯地缩回了被我捏住的手。难道我这颗十四岁少年的饥渴的心吓着了她吗？难道她已经明白，不论罗丝维塔是少女还是老太婆，对于我来说，无非是罗丝维塔罢了？她用那不勒斯话低声说着，颤抖着，一次又一次地画十字，似乎她在我身上所观察到的使她产生了无穷的恐惧，随后，一声不吭地把脸藏到扇子后面去了。我不知所措，极想听个究竟，便请贝布拉先生讲一讲。可是，贝布拉尽管是欧仁亲王的直系，却也惊慌失措，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我好不容易才听懂了他讲的话：“您的天才，年轻的朋友，是天赐神授的，但也肯定有魔鬼授予的成份。这使我的善良的罗丝维塔困惑不解，而我也不得不承认，您身上有一种突然发作的无节制的因素，这是我感到陌生的，虽说并非完全不能理解。不过，”口布拉打起精神说下去，“不论您有怎样的性格，那都无所谓。您加入到我们中间来吧，参加贝布拉的魔术团吧！只要自己多少约束一点，纵使在今天的政治条件下，您还是能找到观众的。”

　　我当即明白了。曾经劝过我要永远在台上不要站在台前的贝布拉，自己也混到陆军里去了，尽管他继续在马戏团里登台表演。因此，当我客气地表示遗憾，并拒绝了他的提议时，他丝毫也不觉得失望。我能听到罗丝维塔太太在扇子后面的呼吸声，看到她又朝我露出了那双地中海眼睛。

　　我们还聊了一小时光景。我让侍者拿来一个空水杯，用歌声在玻璃上刻了一颗心，上面加了漩涡形花饰，下面是一行题词——“奥斯卡为罗丝维塔而作”，并把杯子送给她，让她高兴一下。贝布拉付了账，留下不少小费，我们起身离去。

　　他们两人一直陪我到体育馆。我用鼓棒指着五月广场另一头光秃秃的演讲台，并且——现在我记起来了，那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天①——把我在演讲台下那段鼓手生涯叙述给我的师傅贝布拉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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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38年3月，在希特勒的威胁下，奥地利与德国合并。

　　贝布拉尴尬地微笑着，拉古娜则板着面孔。趁这位太太离我们有几步远的时候，贝布拉同我低声话别：“我不行啦，亲爱的朋友，我怎能再当您的老师呢？哦，这种肮脏政治！”

　　随后，他像几年前在马戏团活动房子中间与我相遇时那样吻了我的前额，罗丝维塔太太向我伸出了瓷器般的手，我做作地躬身吻了这个梦游女的手指——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这样做，似乎显得太老练了。

　　“我们会再次见面的，我的儿子！”贝布拉先生挥手说，“不论时局怎样，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不会失去联系的。”

　　“要原谅您的父亲们！”这位太太告诫我说，“要习惯您自己的生活，这样心灵就得到安宁，撒旦就不能得逞！”

　　我觉得，仿佛这位太太给我施了第二次洗礼，不过照样徒劳。撒旦，滚开——但是撒旦不走。我心中空虚，悲伤地望着他们两个的背影。当他们登上一辆出租车，完全消失在里面时，我还在挥手；福特牌汽车是为大人们造的，所以，马达一响，汽车开走时，车里不见乘客，却像是开出去寻找主顾似的。

　　我想法说服马策拉特去看王冠马戏团的表演，但是他不为所动。我可怜的妈妈死后，他完全沉浸在悲痛之中，其实他从来也没有完全支配过她。那么，有谁完全支配了我妈妈呢？扬·布朗斯基也算不上。如果有那么一个人的话，那就是我，因为妈妈去世后，最受苦的是奥斯卡，日常生活被打乱了姑且不说，连活下去都成问题了。妈妈扔下我不管了。对于我的父亲们也没有什么可指望的。贝布拉师傅已经把宣传部长戈培尔当成了他的师傅。格蕾欣·舍夫勒一心一意干她的冬赈①工作。据说是为了不让一个人挨饿，不让一个人受冻。我坚持敲鼓，在原来是白漆的、现在敲薄了的铁皮上，擂出我的孤独来。晚上，马策拉特同我面对面坐着。他看他的烹调书，我则用鼓哀诉。有时，马策拉特哭了，用烹调书挡住脸。扬·布朗斯基成了稀客。鉴于政治局势，这两个男人都认为小心为妙，谁也摸不准风向。玩施卡特牌——如今在他们两人之外，另加了一个男的，而且经常换人——次数也越来越少，即使玩的话，也很晚才开始，在我家起居室的吊灯下，并且避而不谈政治。我的外祖母安娜，看来连从比绍到拉贝斯路我家里的路该怎么走都忘了。她怨恨马策拉特，也许还怨恨我，我可听她说过：“我的阿格内斯是因为受不了鼓声才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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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冬赈，纳粹的一项慈善事业，名曰“向饥饿和寒冷开战”。德国人都得被迫为“冬赈”捐款捐物。

　　尽管我可怜的妈妈的死，我可能要负一份责任，然而我却更加死抱住受诽谤的鼓不放。妈妈会死的，鼓却不会死，鼓可以买新的，也可以让老海兰德或者钟表匠劳布沙德修理。鼓理解我，始终给我正确的答复，鼓和我相依为命。

　　我觉得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来说，房间的天地未免过于狭小，街道则不是太短便是太长，白天没有机会去当橱窗前的诱惑者，而晚上又不是有什么紧急的情况非要我到黑魆魆的门洞里去扮演十拿九稳的诱惑者角色不可，这时，我便跺着脚走上四道楼梯，踩出节拍来，一边数着这一百十六级楼梯，每到一层停留片刻，闻一间各层住家门缝里透出来的气味，因为气味也同我一样，觉得这两间一套的住房太狭窄了。

　　起初，我有时还能侥幸碰上小号手迈恩。他烂醉如泥，躺在挂着晾干的床单中间未被水滴湿的地板上，以罕有的音乐感吹着小号，使我的鼓获得快感。一九三八年五月，他戒掉了杜松子酒，逢人便说：“我现在开始新生活啦！”他当上了冲锋队骑兵队乐队队员。我看到他脚登皮靴，穿着臀部包着皮子的马裤，上楼时一步跨五级。那四只猫——其中一只叫俾斯麦——他还养着，因为可以预料，有的时候杜松子酒还会占上风，并使他乐兴大作。

　　我很少敲钟表匠劳布沙德的房门。他是一个生活在一百只坏钟中间的沉默的人。这样过分地耗费时光的情况，我每月至少能目睹一回。

　　老海兰德的小作坊始终还是在公寓的院子里。他始终还是干敲直弯钉子的活。同过去一样，院子里有兔子和兔子的子子孙孙。但是，院子里的孩子却换了人。他们都系黑领带，穿制服，不再煮砖头粉浑汤。那些正在长个儿并超过我的孩子，我一个也叫不出名字来。这是另一代人，而我那一代孩子已经从学校毕业，都在当学徒了。努希·艾克成了理发师，阿克塞尔·米施克想在席哈乌当焊接工。苏西·卡特在施特恩费尔德百货公司当见习售货员，已经有了男朋友，关系相当确定了。变化真大啊！不过三四年间的事。拍打地毯用的旧架子始终还屹立在院子里，住房须知的规定也未变：星期四、五拍打地毯，但是每逢这两天，拍打声不多了，拍得羞羞答答，不敢让人听见似的，因为自从希特勒掌权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家使用吸尘器；拍地毯架子日渐被人冷落，只为麻雀服务了。

　　因此，我总是孤单单一人待在楼梯间和屋顶室。我在房顶的波浪形瓦下读我保存的读物。当我需要有人做伴时，便到三楼去敲左边第一个房门。特鲁钦斯基大娘总会开门的。在布伦陶公墓，是她搀着我的手，领我到可怜的妈妈墓旁去的。自那以后，每当奥斯卡用鼓棒敲她家房门时，她总会开门的。

　　“别敲得这么响，小奥斯卡，赫伯特还要睡一会儿。他昨天夜里又遭罪了，人家用汽车送他回家的。”说完，她拉我进屋，给我倒麦芽咖啡和牛奶，还给我一块用线拴着的褐色冰糖，可以浸到咖啡里去，也可以用舌头舔。我喝咖啡，嘬冰糖，让鼓休息。

　　特鲁钦斯基大娘的脑袋小而圆，稀疏的灰白头发像薄纱似的蒙着，粉红色的头皮透出微光。有限的头发丝在枕骨最突出的地方扎成一个面包形发卷，尽管很小——比台球还小，不论她怎样转身，别人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发卷是用织针别住的。每天早晨，特鲁钦斯基大娘都用代用咖啡的包装纸——红的，退色的——擦她那笑起来就像是粘上去似的圆脸颊。她的脸形像耗子。她有四个孩子：赫伯特、古丝特、弗里茨和玛丽亚。

　　玛丽亚和我同年，刚念完国民小学，住在席德利茨一个职员家里学习料理家务。弗里茨在铁路车辆厂工作，别人难得见到他。他有两三个姑娘轮流陪他过夜，他带她们到“奥拉跑马场”去跳舞。公寓院子里的那些兔子，“蓝色维也纳人”，也是他养的，但实际上是特鲁钦斯基大娘在喂养，因为弗里茨忙着应付女友们，根本不得分身。古丝特，三十岁左右，沉默寡言，在火车总站附近的埃登饭店当女招待。她始终还没有结婚，同住一流饭店的人物一样，住在埃登大厦最高一层上。赫伯特是老大，是唯一同母亲一起居住的——如果不算装配工弗里茨也偶尔回家过夜的话。他在新航道港口区当侍者。这里要谈的正是他。因为赫伯特·特鲁钦斯基成为我努力探究的目标，在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后，他给我带来了一段短暂的愉快时光；我至今仍把他称作我的朋友。

　　赫伯特在施塔布施那里当侍者。施塔布施是“瑞典人”酒店的老板。酒店在新教的海员教堂对面，来客多半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这点从“瑞典人”这块招牌上就可以猜到。不过，也有从这个自由港来的俄国人和波兰人、霍尔姆的装船工以及刚开进港口停泊的德国军舰上的水兵。在这个真正可谓国际性的酒店里当侍者，是不无危险的。赫伯特在去新航道之前，在“奥拉跑马场”当过侍者，仅仅由于在那个三流舞场里积累的经验，才使他能够用郊区方言掺上一句半句英语和波兰语，镇住“瑞典人”酒店里各种语言的喧闹声。然而事与愿违，每月总有那么一两回，人家免费用救护车送他回家。

　　遇到这样的情况，赫伯特就不得不俯卧在床，呼吸困难，因为他体重一百公斤，而且还得一连躺上数天。在这样的日子里，特鲁钦斯基大娘一个劲儿地骂他，却又不顾疲劳地照料他。每逢她重新扎好发卷之后，总要拔出一根织针来，敲他的床对面挂着的一个玻璃镜框。镜框里是一幅修过的男人照片，这个男人目光严肃而呆滞，长着小胡子，有点像我的照相簿第一页上那个蓄小胡子的人。

　　不过，特鲁钦斯基大娘用织针指着的这位先生，不是我家的人，而是赫伯特、古丝特、弗里茨和玛丽亚的父亲。

　　“总有一天你会像你父亲一样完蛋。”她挖苦呼吸困难、痛苦呻吟着的赫伯特。可是，她从来也不明说，黑漆镜框里的那个男人到哪儿去找死的，后来又怎么完蛋的。

　　“这次是怎么回事？”两臂互抱的灰白头发的耗子脸要知道个究竟。

　　“同以前一样，瑞典人和挪威人呗！”赫伯特侧转身子，床嘎嘎地响。

　　“同以前一样，同以前一样！别装得好像永远只会是他们干的。最后一次，不是训练舰上那些家伙干的吗？叫什么来着？说呀！对，‘施拉格特’号的。我不是说了吗，这次是怎么回事？你偏说是瑞典人和挪威人！”

　　赫伯特的耳朵——我看不见他的脸——一直红到耳根：“这些该死的水兵，老是瞎吹牛皮，仗势欺人！”

　　“你让他们去好了，都是些娃娃。关你什么屁事。他们下船休假时，我在内城见到过，看样子都很规矩的嘛！你准是又同他们谈自己对列宁的看法了。人家谈西班牙内战，你准是又插嘴了，是不是？”

　　赫伯特不再回答，特鲁钦斯基大娘拖着脚步走进厨房喝她的麦芽咖啡去了。

　　赫伯特背脊上的伤愈合后，是允许我看的。他坐在厨房里的椅子上，背带搭在大腿上的蓝餐巾上，慢慢地脱下羊毛衫，好像有什么难办的想法使他犹豫不决似的。

　　脊背圆滚滚的，肌肉不停地上下移动。就像是一片粉红色的田地，播满了雀斑。肩胛骨以下，埋在肥肉里的脊骨两边，长满红狐色浓毛，鬈曲地往下爬，最后消失在他夏天也穿的衬裤里。从衬裤裤腰往上直到脖子的肌肉，整个脊背满是一道道的伤疤，切断了浓毛，灭除了雀斑，鼓起的、皱皱巴巴的、天气转变时发痒的、各种颜色的伤痕，从蓝黑色直到白中带绿。他允许我摸这些伤疤。今天，我躺在病床上，几个月来，眺望窗外，观察着疗养与护理院的外楼①和楼后的奥伯拉特森林，并且一览无遗。我想知道，在这些日子里，我可以摸的究竟是什么，那种同赫伯特的伤疤一样坚硬、一样敏感、一样使人糊涂的究竟是什么？这是某些姑娘和妇女的那个部位，是我自己的那个部位，童子耶稣的石膏“洒水壶”，以及两年前那条狗从黑麦地里叼来给我的那截无名指。一年以前，我还保存着它，放在一个密封大口玻璃瓶里，虽然摸不到，却完整而清晰可见②。因此，现在我只要拿起鼓棒，这个手指的每一个关节都历历在目，我可以一一数出来。每逢我要回忆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脊背上的伤疤时，我便敲着鼓，面对大口玻璃瓶里的指头坐着，用敲鼓来帮助回忆。每逢我想再现一个女人的形体的时候——这种情况是不常有的，由于女人那个像伤疤似的部位不足信，因此我虚构出来的总是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伤疤。换一种说法，我也能讲清楚的：当我第一次摸我朋友宽背脊上那些隆起的伤疤时，它们就已经答应我熟悉和暂时占有那种女人准备相爱时短暂地出现的东西。同样，赫伯特背上那些标记当时就答应我日后会摸到那截无名指。而在赫伯特的伤疤向我许愿以前，从我三岁生日那天起，我的鼓棒就已经答应我日后会摸到伤疤、生殖器官以及无名指。可是，我还要继续往上追溯：当我还是胎儿时，当奥斯卡根本不叫奥斯卡的时候，我玩自己脐带的游戏，就已经答应我将来会摸到鼓棒、赫伯特的伤疤、年轻和中年妇女有时要爆发的火山口以及无名指，还有就是从童子耶稣的“洒水壶”直到我自己的这件东西，我坚定不移地挂在身上，它是我的无能和有限可能的变幻莫测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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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一般指汽车库、仓房等附属建筑物。

　　②此情节要到第三篇“无名指”一章才交待。

　　今天，我已经返回我的鼓棒。我按照鼓所作的规定，绕了一个大弯，回忆伤疤、柔软部、我自己的如今只还是偶尔充实的装备。为能再度庆祝我的三岁生日，我不得不跨进三十周岁。读者自会猜到，奥斯卡的目的是返回脐带；正因为如此，他才浪费笔墨停留在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伤疤上。

　　在我继续描述我的朋友的背脊之前，我先得指出，他那强壮的、毋需保护因此目标很大的身躯的正面，除去由奥拉的某个妓女在左锁骨旁留下一处咬伤而外，再无别的伤疤。他们只能从背后攻击他。只能从背后干他，芬兰人和波兰人的刀子，仓库岛①上装船工的短刀，训练舰上军事学院学生的水手刀，都只能在他的背上留下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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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仓库岛，莫特劳河上一个岛，在但泽市区中央，因岛上有木结构大谷仓而得名。

　　赫伯特吃完午饭——每周三次土豆煎饼，这样薄，不油腻却又松又脆，除去特鲁钦斯基大娘，别人是做不出来的——把盘子推到一边后，我便把《最新消息报》递给他。他解下背带，撩起衬衣，一边读报，一边让我问他背上的伤疤是怎么留下的。我盘问的时候，特鲁钦斯基大娘多半也坐在桌旁，折旧毛线袜，一边评论几句，说赫伯特讲对了或者讲错了，并且从不错过时机，见缝插针地提及那个男人惨死——可以想象是那么惨——的往事；他那帧修过的照片镶在玻璃镜框里，悬挂在赫伯特床对面的墙上。

　　询问开始。我用手指弹一下他的一处伤疤。有时我用一根鼓棒敲一下。

　　“再按一遍，小家伙。我不知是哪一道。它们今天像是睡着了。”于是，我再按一下，更使劲一点。

　　“啊哟，是它！这是乌克兰人留下的。他同一个格丁根①人吵架。他们先是像兄弟一样坐在一张桌子旁。因为那个格丁根人把另一个叫做俄国佬，这下子那个乌克兰人不干了，他什么都行，就是不愿当俄国人。他从魏克塞尔河运木筏下来，先还经过另外几条河，靴统里满是钱，格丁根人把他叫做俄国伦时，他在施塔布施那儿已经喝掉半靴子。我不得不马上把两个人劝开，非常小心，我一贯是这样的。当然啰，赫伯特两手都端着东西。这时，乌克兰人骂我是波兰水鬼，那个白天在挖泥船上挖污泥的波兰佬也骂了我一句，听起来像是纳粹的骂人话。好，小奥斯卡，你是知道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那个挖泥船上的家伙，那个脸色苍白像司炉一类的东西，当场抱着肚子，缩成一团躺在衣帽间前面了。我正要告诉那个乌克兰人，波兰水鬼同但泽市民有什么区别，他一刀扎在我的背上——就是这个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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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格丁根即波兰的格丁尼亚。

　　每当赫伯特说“就是这个伤疤”时，他总要同时把报纸翻个身来加重他方才那句话，随后喝一口麦芽咖啡，让我按下一道伤疤，有时按一下，有时得按两下。

　　“哎呀，这一道！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是两年前，从皮拉乌开来一小队鱼雷艇，在这里抛锚停泊。他们吹牛皮，演《穿蓝制服的小伙子》，姑娘们都疯狂了。施维梅尔怎么混到海军里去的，直到今天我还捉摸不透。他是德累斯顿人，你想，小奥斯卡，德累斯顿人！对，你不会明白的，德累斯顿人当海军，这叫什么名堂！”

　　赫伯特的念头转到易北河畔美丽的城市德累斯顿上出不来了。于是，我再次敲敲他认为没什么了不起的那道伤疤，让他的念头转出来，转回到新航道来。

　　“对，对，我正要说。他是鱼雷艇上一名二等信号兵。他要充好汉，拿一个不声不响的苏格兰人开心，这个苏格兰人的船正在干船坞里。先是谈张伯伦①、雨伞等等。我心平气和地劝他，我一贯是这样的，劝他别再讲这些，尤其是那个苏格兰人一个字也听不懂，只是用烧酒在桌面上画画儿。我说，你别跟这小伙子闹，你在这儿，又不是在家里，你是国际联盟的客人。没想到这个鱼雷艇上的德国兵竟把我叫做‘不值钱的德国人’，他还用萨克森话说了些什么。我当场给他几个耳光，他倒太平了。半个小时以后，一个盾滚到桌子底下去了。我蹲下去捡，桌子下面很黑，看不见，这个萨克森人乘机拔出刀来，猛刺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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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尼维尔·张伯伦（1869～1940），英国首相（1937～1940年在任）。他按英国人习惯，总是带着雨伞，常遭报界嘲讽。

　　赫伯特笑着翻《最新消息报》，还添了一句：“就是这个伤疤！”随后把报纸推到咕哝着的特鲁钦斯基大娘面前，摆出要站起来的姿势。赫伯特已经撑着桌角站起来了，趁他还没去厕所以前——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想干什么——我赶紧摁了一下一道黑紫色的缝过线的伤疤。这个伤疤很宽，足有一张施卡特牌那么长。

　　“赫伯特要上厕所，小家伙。待会儿给你讲。”我又摁了一下，跺脚，装出三岁孩子的腔调；这个办法总是很灵验的。

　　“好吧！你别闹。不过只能讲短点。”赫伯特又坐下来。“那是一九三○年的圣诞夜。港口所有的活儿都歇了。装船工在街角闲逛，比谁啐得远。午夜弥撒完毕——我们刚调好混合甜饮料——他们全出来了，穿蓝的、白的服装的瑞典人和芬兰人从对面海员教堂出来。我觉得情况不妙，便站在酒店门后望着他们引人注目的虔诚的脸，心想，干吗手里要拿老粗的锚缆呢？这时，他们已经动起手来了，真是刀长夜短啊！芬兰人和瑞典人相互间一直过不去。不过，赫伯特·特鲁钦斯基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这只有上帝知道。赫伯特有点古怪，只要一动手，总少不了他。我一个箭步窜到门外，只听见施塔布施在后面喊道：‘赫伯特，当心！’但是，赫伯特有他的使命，他要去救那个神甫，那个年轻小个子。他刚从马尔默来，神学院新毕业的，还从来没有同瑞典人和芬兰人一起在一个教堂里度过圣诞夜。我要把他挟在胳膊下，让他不伤一根毫毛回家去。我刚抓住神甫的衣服，明晃晃的家伙已经插在背上了。我还想说一声：‘新年愉快！’虽然刚到圣诞夜。我醒过来时，已经躺在店里柜台上了。我的鲜血，多好的血呀，流进啤酒杯里，免费供应。施塔布施拿了红十字会的急救药箱，要给我做所谓的紧急包扎。”

　　“你干吧要搀和进去？”特鲁钦斯基大娘生气地说，并从面包形发卷里拔出一枚织针。“你从小就没进过教堂。真是岂有此理！”

　　赫伯特一挥手，拖着衬衫，背带搭拉着，走进厕所。他气恼地走，一边气恼地说：“就是这个伤疤！”他走路的神态，仿佛要同教堂以及与教堂有关的械斗永远一刀两断似的，仿佛只有厕所才是当自由思想者①的地方，当前是，永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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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自由思想者，教会用语，指不信教的人。

　　没过几个星期，我见到赫伯特时，他一言不发，也不准备回答我的提问。我发觉他愁眉苦脸，然而又不像往常那样背上扎着绷带。他完全正常，仰面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他没有受伤，不是俯卧在床，可是，他却像是受了重伤的样子。我听到赫伯特在叹息，他呼喊上帝，呼喊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且咒骂，时而在房间里的空中挥动拳头，一下捶在自己胸口上，另一只手跟着又加上一拳。他像一个天主教徒似的捶打自己，喊道：“我的罪孽，我的洗不尽的罪孽。”

　　赫伯特打死了一个拉脱维亚船长。虽然法院判他无罪——他是紧急自卫，这种情形，在他这一行来说是经常会发生的。尽管宣判他无罪，可是，那个拉脱维亚人毕竟死了。这位侍者感到心头有干斤重压，虽然据他说，那个船长是一个矮小瘦弱的人，而且有胃病。赫伯特不再上班。他辞职了。老板施塔布施经常来，挨着赫伯特坐在沙发上，或者坐到厨房桌子旁特鲁钦斯基大娘身边。他从皮包里拿出一瓶一九○○年的施托布牌杜松子酒给赫伯特，给特鲁钦斯基大娘半磅没烤过的咖啡豆，是从自由港弄来的。他想方设法劝说赫伯特，又劝特鲁钦斯基大娘去说服她的儿子。但是，可以这么说，赫伯特软硬不吃，他决不到新航道海员教堂对面的酒店里去当侍者了。他不想再当侍者；因为，当侍者的人就要挨刀子，而挨刀子的人总有一天会打死一个矮小的拉脱维亚船长，仅仅因为他不让那个船长近身，仅仅因为他不想挨拉脱维亚人一刀，不想让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被扎花了的脊背上，在芬兰人、瑞典人、波兰人、自由市人和德国人留下的伤疤之外，再添上一个拉脱维亚人扎的伤疤。

　　“我宁可到海关去干活，也不再到新航道去当侍者了。”赫伯特说。但是，他没去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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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尼俄柏是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王后，因哀哭自己被杀的子女而化为石头。一般比喻丧失亲人而终身哀痛的妇人。本文中指一船头雕饰。

　　一九三八年，关税提高，波兰与自由邦之间的边界暂时封闭。我的外祖母不能再乘窄轨火车到朗富尔来赶星期集市了，现在好似一只母鸡，坐在蛋上，无心孵化。自由港内，鲱鱼臭气熏天，货物堆积如山，国家首脑会晤，达成一致意见。唯独我的朋友赫伯特躺在沙发上，内心矛盾，没有工作，像真正遇到麻烦的人似的在那里苦思冥索。

　　到海关工作，有薪水，有饭吃，还发绿色制服，因为那条绿色边界需要人去把守。赫伯特不去海关，也不想再当侍者，只是躺在沙发上苦思冥索。

　　不过人总得要有工作做才行。不仅特鲁钦斯基大娘这样想。她虽然不同意按照老板施塔布施的意思说服她的儿子再去新航道当侍者，可是她同意设法诱使他从沙发上爬起来。赫伯特自己过不多久也觉得这个两间一套的房间太腻味，他的苦思冥索也仅仅是装模作样而已。有一天，他动手翻阅《最新消息报》上的招工栏，还非常勉强地翻起《前哨报》①来，翻阅前还微微打了一阵寒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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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前哨报》，但泽的纳粹报纸。

　　我要是能帮他忙就好了。像赫伯特这样的人，有必要放弃适合他干的工作，在这个港口城市的郊区去找辅助性的活干吗？去当码头装卸工，去当临时工，去埋烂鲱鱼？我可不愿看到赫伯特站在莫特劳河的桥上，对着海鸥啐唾沫，并降低身份，成为一个嚼烟草的。我想出一个念头，我可以同赫伯特合伙。每星期，甚至每月，只要集中精力干它两个小时，我们的生活就有了保障。在这方面积累了长期经验并因此而更有头脑的奥斯卡，可以用他那种一直还像金刚钻一样的声音，割开陈列值钱样品的橱窗，同时站在那里望风，而赫伯特马上就可以得手。我们既不需要喷灯、万能钥匙和工具箱，也不需要指节铜套①和手枪。囚车同我们无缘，窃贼的守护神和掌管商业的神墨丘利庇护着我们，因为我是在太阳正处于室女宫时诞生的，我有这个星座的印章，有时把它盖在坚硬的物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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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节铜套，套在四指关节上的铜套，握拳时铜套向外，用于打人，可致人于死命。

　　这段插曲，略而不谈倒也不必。我简单提一笔吧！但是，读者诸君切莫当做是本人的坦白交代。在赫伯特失业期间，他和我对熟食店进行过两次不大不小的盗窃，还对皮货店干过一次，油水挺大，赃物计有：三张青灰狐皮，一张海豹皮，一个波斯羔羊皮暖手筒，还有一件漂亮的、可也不是贵得了不起的驹皮大衣，我可怜的妈妈要是活着的话，肯定会喜欢穿的。

　　我们洗手不干了，其原因并非由于那种毫无必要的却又时时袭来的犯罪感，而是由于赃物越来越难脱手。为能多卖些钱，赫伯特就非去新航道不可，因为只有在这个港口区才有用得着的中间人。可是，那个地方总使他想起那个瘦弱的、患胃病的拉脱维亚船长。所以，他哪儿都去就是不去新航道，而偏偏在那儿皮货像黄油一样地容易脱手。他宁可在席哈乌巷，在哈克尔工厂旁，在比格尔维森兜售。因此，我们的赃物久久卖不出去。最后，熟食店的东西进了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厨房，那个波斯羔羊皮暖手筒他也送给了她，说得确切点，赫伯特企图送给她。

　　特鲁钦斯基大娘一见暖手筒，脸上顿时收起了笑容。熟食店的东西，她一声不吭地收下了，也许她想到的是民间的说法，偷点食品不算犯法。但是，暖手简意味着奢侈，奢侈即轻率，轻率就要蹲班房。特鲁钦斯基大娘的想法既简单又正确，眼睛眯成缝，活像耗子眼，从发卷上拔出编织针，拿在手里说：“你会像你老子一样完蛋的！”接着把《最新消息报》或《前哨报》推到赫伯特面前，那意思是说：你去找个职业吧！我说的是规规矩矩的职业，否则我就不再给你做饭了。

　　赫伯特又躺在沙发上胡思乱想了一个星期，非常难受，既不愿别人问他伤疤的由来，也不愿去光顾可以让他捞一把的橱窗。我谅解这个朋友，听凭他去饱尝自己最后剩下的痛苦，便到钟表匠劳布沙德和他那些挥霍时间的钟表那里去消磨时光，还去找了一次音乐家迈恩。可是他不再饮酒，只是照着党卫军骑兵队乐队的乐谱吹他的小号，服装整洁，精神抖擞，而他的四只猫——这是他喝得醉醺醺、但却显露出高度音乐才能的时期的遗物——由于没有好好喂养，奄奄一息，快要完蛋了。另外，我经常发现马策拉特在夜深人静时独自坐着，面对一小盅酒，目光呆滞；我妈妈在世的时候，只是逢到有客人来，他才喝点酒。他翻看照相簿，就像我今天那样，想让那些曝光或强或弱的四方形小照片里我可怜的妈妈复活。他哀泣直至午夜，随后同挂在对面墙上、目光越来越忧郁的希特勒和贝多芬攀谈，亲切地用“你”来相称，似乎那位耳聋的天才反倒回答了他，相反，主张绝对禁酒的元首却缄默不语，因为马策拉特这个醉醺醺的小小支部领导人不配领受天意。

　　在一个星期二（全仗我的鼓，我才能记得这样确切），赫伯特打定了主意，盛装打扮，也就是说，他让特鲁钦斯基大娘用冷咖啡刷干净那条蓝色的、上窄下宽的铃铛裤，两脚硬挤进他那双轻便鞋，穿上有锚形钮扣的上装，在那条从自由港弄来的白色绸领带上洒上科隆香水，这同样也是自由港垃圾堆里的免税商品，戴上蓝色大檐帽，笔挺整齐，准备出门。

　　“我出去找找工作看。”赫伯特说着，把帽子往左边一推，露出点冒险的劲头。特鲁钦斯基大娘一松手，报纸就掉到桌上。

　　次日，赫伯特有了工作和制服。他穿的不是海关的绿色制服，而是深灰色的；他当上了航海博物馆的管理员。

　　正如这个本身就值得保存的城市里一切值得保存的东西一样，航海博物馆的珍宝陈放在一座古老的、本身就可以进博物馆的贵族宅第里。这座宅第，外有石砌门廊和结实的、有浮雕的、已引不起人们好感的正面装饰，里面是雕花的暗色橡木和回形楼梯。这里陈列着这个海港城市的历史，分门别类，甚是精细。该城能引以自豪的，始终在于它能处在许多实力强大、但大多数是贫穷的邻国之间，使自己越来越富，并且保持下去。瞧这些烦琐的条文，烦琐地规定着从条顿骑士团和波兰国王手里买下的特权！瞧这些彩色雕刻，它们再现了对魏克塞尔河口海防要塞的历次围困！瞧那城墙里站着的不走运的施坦尼斯劳斯·莱茨钦斯基①，他与萨克森反王交战，兵败逃回。从油画上可以确切地看到，他是何等惊魂未定。大主教波托斯基和法国公使德·蒙蒂也是惊慌失措，因为俄军在拉斯西将军率领下包围了该城。这些画面，都附有确切的文字说明，甚至停泊处鸯尾花形纹章旗②下的法国船只的名称也清晰可见。箭头所指的一条船，是八月三日放弃该城后，施坦尼斯劳斯·莱茨钦斯基逃往洛林时所乘。可是，大部分陈列品是历次打赢的战争中的战利品，因为打输的战争甚少，更何况吃了败仗是不会给博物馆留下什么战利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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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施坦尼斯劳斯·莱茨钦斯基（1677～1766），1704年在瑞典国王卡尔十二影响下被推举为波兰国王；1709年卡尔十二在波尔塔瓦战败，施坦尼斯劳斯逃回；1725年起为法王路易十五的岳父；1733年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死后，他又返回波兰称王；1734年萨克森反王奥古斯特三世围困但泽，他出逃，并于1735年退位，为洛林和巴尔公爵领地领主。

　　②法国王室纹章。

　　收藏品中能引以自豪的东西，是一艘佛罗伦萨大帆船的船头雕饰。这艘船是佛罗伦萨商人波蒂纳里和塔尼的，本港在布鲁日。一四七三年四月，但泽市的首领兼海盗保罗·贝内克和马丁·巴德维克在泽兰沿岸斯劳伊斯港外巡航时，虏获了这艘大帆船。抢占以后，船长、军官和为数甚众的水手都被他们杀尽。船和船上的货物被弄到但泽。出自画家梅姆林①之手的一张可折叠的画《最后的审判》和一个金制洗礼盘——这都是受佛罗伦萨人塔尼的委托，为佛罗伦萨某教堂制作的——成了圣马利亚教堂的陈列品。据我所知，《最后的审判》今天仍使波兰的天主教徒得以一饱眼福。至于那具船头雕饰，战后就下落不明了。在我那个时候，它可是保存在航海博物馆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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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汉斯·梅姆林（约1440～1494），画家，可能是德国人，居住在布鲁日。

　　一尊绿色的木雕女像，裸体，丰满，举起双臂，懒洋洋地叉起十指，果敢地挺着乳房，凹陷的琥珀色眼睛直视前方。这个女人，这件船头雕饰，带来了不幸。它是商人波蒂纳里委托一个制作船头雕饰出名的雕刻匠所刻，模特儿是同波蒂纳里亲近的一个佛兰芒姑娘。这件绿色雕像刚挂到大帆船的第一斜桅下面，那个姑娘就因施巫术而受到审讯——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烧死她之前，审问了她，她把自己的保护人、那个佛罗伦萨商人牵连了进去，连那个在当地拿她当模特儿的雕刻匠也未能幸免。据说，波蒂纳里由于害怕火刑，上吊死了。那个雕刻匠则被他们砍去了灵巧的双手。这样一来，他今后就没法再拿女巫做船头雕饰了。当审讯还在布鲁日进行，又由于波蒂纳里是个富商而引起轰动的时候，那艘安上船头雕饰的大帆船已经落到了保罗·贝内克为首的海盗手里。二老板塔尼先生在海盗的长柄战斧下一命呜呼。下一个受害者轮到了保罗·贝内克。没过几年，他失去了故乡显贵们的恩宠，在塔楼院子里被溺毙了。贝内克死后，那条船把这件雕饰安在船头，没过多久，船还未出港，就着起火来，火势蔓延到别的船上，统统烧成灰烬，只剩下那件不怕火的船头雕饰。尽管如此，由于它那迷人的造型，在船主中始终不乏爱慕者。可是，这个女人刚被安到船头，原先非常安分的水手们突然哗变，人员因此大减。一五二二年，但泽舰队在天资甚高的埃贝哈德·费贝尔率领下远征丹麦无果，导致费贝尔倒台和市内爆发流血起义。历史书上虽然谈到宗教争端——一五三二年新教牧师黑格，带领一群圣像破坏者冲击了七所教区教堂——但我们还是要把这场影响深远的灾祸归咎于那个船头雕饰，因为它安在费贝尔所乘船只的船头上。

　　五十年以后，斯特凡·巴托里①徒劳地围困但泽，奥利瓦修道院院长卡斯帕尔·耶施克在忏悔布道时，归罪于这个邪恶的女人。但泽人把她当做礼品送给了这位波兰国王，他把她带回军营，并听取了她所出的坏主意。至于这个木制女人对于瑞典人远征但泽，以及对于长期监禁埃吉迪乌斯·施特劳赫博士究竟起过多大影响，就不得而知了。施特劳赫博士是个宗教狂热分子，他暗中勾结瑞典人，并主张焚毁那个不知怎么一来又返回但泽的绿色女人。据一种含糊的传说称，一个从西里西亚逃亡来的诗人，名叫奥皮茨，在但泽避难数年，他死时还年轻，因为他在一个仓库里找到了这个毁坏了的雕像，便呕心沥血地作诗赞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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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斯特凡·巴托里（1522～1586），1576年为波兰国王。

　　直到十八世纪末，波兰被瓜分的时候，用武力强占但泽的普鲁士人才发布一项普鲁士王国的命令，禁止“木雕像尼俄柏”。这是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上提到它的名字，并且立刻把它搬进或者不如说监禁到那座塔楼里。保罗·贝内克就是被人溺死在这座塔楼的庭院里的，而我也是在它的走廊里初次成功地试验了我的歌声的远程效果。面对人类想像力的高级产品——刑具，它老老实实地度过了整个十九世纪。

　　当我于一九三二年攀登塔楼并用我的声音对市剧院门廊的窗玻璃施行打击时，尼俄柏——俗称“绿色小姑娘”或“绿姑娘”——被人从塔楼的刑讯室里搬走已有多年了。真是感谢上帝，要不然的话，谁知道我对那座拟古典主义建筑所施的打击能不能成功。

　　一个从外地迁来的、无知的博物馆馆长把尼俄柏从控制她任意发泄怨恨的刑讯室里搬了出来，并在自由邦建立以后，又把她搬进新设的航海博物馆里。过不多久，这位过分热心的馆长在钉一块小木牌时不慎弄破手指，血液中毒，不幸亡故。小木牌上写道，上方陈列的是一具船头雕饰，名叫尼俄柏。他的后任，通晓但泽的历史，小心谨慎，又想把尼俄柏弄走。他打算把这个危险的木刻姑娘送给吕贝克市，恰恰由于吕贝克人没有接受这件礼品，这座特拉弗河畔的小城市连同它的砖砌教堂，虽经日后战争期间的轰炸，损失却微乎其微。

　　因此，尼俄柏或“绿姑娘”便留在航海博物馆里，在建馆以来的短短十四年间，造成以下数起死亡事件：两名馆长——不包括那位小心谨慎的，他已经要求调离——一个年岁较大的神甫倒毙在她的脚下，一名工业大学学生和两名刚幸运地通过考试的圣彼得中学毕业生自杀，还有四个可靠的博物馆管理员（其中三人已婚）死于非命。

　　所有这些死者，包括那个工业大学学生在内，在被人发现时都容光焕发，胸口插着只有在航海博物馆里才有的利器，诸如水手短刀、夺船铁钩、鱼叉、黄金海岸的细镂矛头、制帆匠用的钢针等；只有最后一个中学毕业生，是先用自己口袋里的小刀，后用圆规，因为在他死前不久，博物馆里的全部利器不是用铁链锁着，就是放在玻璃柜里。

　　虽说谋杀案侦缉委员会的刑警们声称，死者可悲，均系自杀，但是但泽市内谣言顿起，各家报纸也应声重复，说什么这些都是“绿姑娘亲手干的”。人们当真怀疑尼俄柏弄死了这些活生生的成年与未成年男子。到处议论纷纷，报纸专辟一栏，供市民就尼俄柏案件自由发表意见。但泽市政当局说，搞迷信已不合时宜，又说，在未证明确实发生了所谓不可思议的事情之前，不考虑匆忙采取行动。

　　因此，这块绿木头仍旧是航海博物馆的珍藏品，而奥利瓦的区博物馆、设在屠夫巷的市博物馆以及阿图斯宫①的管理处，都拒绝接受这个使男人发疯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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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阿图斯宫，中世纪的建筑，系骑士们仿效传说中的圆桌骑士阿图斯寻欢作乐的场所。但泽的阿图斯宫（建于1480～1481年）最为有名。

　　博物馆管理人员短缺。拒绝关注这个木雕少女的还不仅是这些人。参观者也不走进陈列这个琥珀色眼睛的女人的大厅。有很长一段时间，文艺复兴式样的窗户后面静悄悄的，唯有从窗户里透过来一点光线，从侧面照射在那个完全照真人仿制的雕像身上。尘土积存。清洁女工也不再来打扫。摄影记者们也一样，他们一度纠缠不休，后来，其中一人在给这个船头雕饰拍照后不久死去，虽然是自然死亡，可是他的同事们却把他的死同给尼俄柏摄影联系在一起。于是，他们不再向自由邦、波兰、德国甚至法国的报刊提供这个杀人雕像的照片，并且把自己档案里的尼俄柏照片销毁。他们只替来往但泽的形形色色的总统、总理和流亡国王摄影，靠给飞禽展览、全国党代会、汽车比赛和春天的洪水拍照谋生。

　　情况就是如此，而这时，不愿再当侍者也不想进海关的赫伯特·特鲁钦斯基却穿上了博物馆管理员的鼠灰色制服，坐到那个老百姓称之为“绿姑娘闺房”的大厅门口的皮椅子上。

　　赫伯特上班的第一天，我跟着他一直走到马克斯·哈尔贝广场的电车站。我实在替他担心。

　　“回家去，小奥斯卡。我可不能带你去呀！”可是我仍旧背着鼓，拿着鼓棒，站在我的大朋友面前，缠住他不放。于是他说：“好吧，我带你到高门，你就乘车回去，你可要听话呀！”到了高门，我还是不愿乘五路电车回去。赫伯特只好带我走进圣灵巷，他又想到了博物馆的台阶上把我打发走。结果，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在售票处买了一张儿童票。虽说我已经十四岁，应该买全票，不过他们才不管呢！

　　我们过了安静而愉快的一天。没有人来参观，也没有人来检查。有时我敲半个钟头鼓，有时赫伯特睡上半个钟头。尼俄柏的琥珀眼睛凝视前方，挺起两个乳房，朝着一个目标，那可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根本不注意她。“她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赫伯特不屑地一挥手说，“你瞧瞧，这一道道的肥肉，瞧她的双下巴。”

　　赫伯特脑袋一歪，开始冥想：“瞧她的后背，像一个家庭用的小衣柜。赫伯特更喜欢苗条的女人，像小娃娃似的小巧的娘儿们。”

　　我倾听着赫伯特详详细细地描述他所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人，瞧着他用铁铲似的大手比划出一个窈窕的女性身材来。多少年来，直到今天，他所描绘的，即使用护士服遮掩起来，也始终是我理想中的妇女形象。

　　我们在博物馆的第三天，就大胆地离开了门旁的皮椅子。我们借口打扫卫生——这个厅也确实脏透了——擦去尘土，扫掉天花板橡木镶板上的蜘蛛网，使这个地方焕然一新，真正成为“绿姑娘的闺房”，一边走近那个在阳光照耀下投射阴影的绿色木雕人像。要说尼俄柏完全引不起我们的热情，情况倒也不是这样。她体态丰满，却不臃肿，只是过分突出自己那种美了。我们观赏她，但并不用那些贪婪地想把她据为己有者的目光，而是用鉴赏家客观精明、仔细琢磨的眼睛。赫伯特和我好似两个美学家，既为抽象的美所陶醉，又头脑清醒冷静，用目测法研究这个女性身材的比例。尼俄柏除去大腿稍短而外，身长正好相当于头的八倍，完全符合古典的理想尺度标准；髓部、肩部、胸腔的宽度，则合乎荷兰的标准而不是希腊的标准。

　　赫伯特翘起拇指说：“我觉得她要是躺在床上就显得过于主动。赫伯特在奥拉和新航道见识过的角斗可多了。我要女人可不是为了同她摔跤。”赫伯特可是吃够苦头的。“如果她是柳条细腰，一碰就会折断的话，别人就得当心。这样的姑娘，赫伯特倒不反对。”

　　如果非把问题说穿的话，我们自然也不是不喜欢尼俄柏和她的摔跤运动员的体型。赫伯特当然知道，在裸体和半裸的女人身上他喜欢或不喜欢的被动性和主动性问题，并非体态苗条优美的女人才有，而不算苗条也不算胖的和体态丰满的女人就没有；有的很温柔的姑娘，一躺下来就不太平；而像柏油桶那样的女人，反倒像内陆的死水，一点也不流动。我们是故意简化，把全部问题缩减为两项，并根据原则侮辱尼俄柏，而且越来越不留情。于是，赫伯特把我抱了起来，让我用鼓棒敲这个女人的乳房，直到从蛀虫洞——由于喷了防蛀药水，因此蛀虫无法容身，可是蛀虫洞仍然不计其数——落下一团团可笑的木屑云。我敲的时候，我们盯着她那双琥珀眼睛。它们不眨也不动，没有流泪，更不用说泪水盈眶了。她也没有像威胁似的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流露出仇恨来。那双磨光的、与其说是淡红色不如说是淡黄色的琥珀眼珠，反映着这个展览厅里的全部陈设和部分被阳光照射的窗户，尽管是凸面体成像所产生的畸变。琥珀是骗人的，谁不知道呢！我们也懂得这种被抬高为装饰品的木胶的骗人手腕。然而我们坚持以呆板的男人的方式把女人身上的一切划分为主动的和被动的两种，并以这种有利于我们的方式来解释尼俄柏明显的冷漠无情。我们感到自己很安全。赫伯特不怀好意地咯咯笑着，把一枚钉子敲进了她的膝盖骨里。他每敲一下，我的膝盖就感到一阵疼痛，而她却连眉毛都不动一动。在这个丰满的绿色木雕像的眼前，我们胡闹了好一阵子。赫伯特穿上一个英国海军上将的大衣，把一个望远镜挂在脖子上，戴上了与大衣配套的海军上将帽。我则穿上一件红背心，戴上垂到肩背的假发，扮作海军上将的小听差。我们玩特拉法尔加海战①，炮轰哥本哈根，在阿布基尔歼灭拿破仑的舰队②，绕过这个或那个海角，装扮成历史人物，随后又装扮成当代人物。我们在尼俄柏的眼前玩着，在这个按照一个荷兰女巫的身材制作的船头雕饰的面前。我们认为，她要么同意我们这样胡闹，要么根本就是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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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805年10月21日，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打败法国和西班牙舰队。纳尔逊阵亡。

　　②1789年拿破仑进军埃及，军队登陆后，法国舰队停留在阿布基尔港，8月1日至2日被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发现并歼灭。

　　今天我才知道，样样东西都在看，没有一样不被它们看在眼里，连壁毯的记忆力都比人强。那不是敬爱的、无所不见的上帝。一把厨房的椅子，一个挂衣架，一个半满的烟灰缸，以及名叫尼俄柏的女人的木雕像，今天都可以当见证人，对我们当时的一举一动都记得一清二楚。我们在航海博物馆里工作了十四天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赫伯特送我一面鼓，并给特鲁钦斯基大娘带回两次周薪，外加危险津贴。博物馆星期一闭馆。第三周的星期二，售票处不卖给我儿童票，拒绝我入内。赫伯特问是什么原因。售票处那个男人虽说愁眉苦脸，但还算友好。他告诉我们说，有人上了呈文，要求不准幼儿入内。这个孩子的父亲不同意。如果我留在售票处等候，他本人并不反对，不过他有公务在身，又是个鳏夫，没有工夫照管我。但要让我进展览厅，进“绿姑娘的闺房”，那可是不行的，因为没人对我负责。

　　赫伯特已经想让步了，我就推他，逼他。于是，他一方面说，售票员讲得有道理，另一方面说我是一个能给他带来好运气的吉祥的人，是他的保护天使，还说，儿童的天真无邪能对他起保护作用。总而言之，赫伯特已经同售票员差不多交上朋友了，并获得他的允许带我进博物馆，不过，如售票员所说，这可是最后一次了。

　　就这样，我拉着我那位大朋友的手，登上装饰华丽的、不断刷新油漆的回形楼梯，到了尼俄柏所在的三层楼。上午静悄悄地过去了，下午更加静悄悄。她半闭着眼睛，坐在有黄色饰钉的皮面椅子上。我蹲在她的脚边。鼓也无声地待着。我们瞧着纵帆船、三桅炮舰、克尔维特式轻巡航舰、五桅炮舰、西班牙大帆船、单桅小帆船、海岸帆船以及快速帆船，这些船全都悬挂在天花板橡木镶板下等待着刮起顺风来。我们瞧着这些船只的模型，同它们一道守候着清风的到来，对这绿色闺房里寂静无风感到害怕。我们瞧着这些船只的模型，害怕那里无风，只是为了不去瞧尼俄柏，不为她而感到害怕。要是我们能听到蛀虫蛀木头的声音就好了。那就证明蛀虫正慢慢地、但却坚定不移地往这块绿木头里面钻进去并把它蛀空。那样，尼俄柏就要朽坏了。但是，我们听不到蛀虫蛀木头的声音。博物馆的保管员给这个木头身体上了防虫药，使她永远不会朽坏。因此，我们唯一的解脱的办法，便是瞧着那些船只的模型，守候着刮起扬帆的风来。我们要这种花招来摆脱对尼俄柏的恐惧。我们硬是不瞧她，使劲地忘掉她的存在。如果不是午后的太阳光正好照射在她的左眼上，使琥珀发出光亮的话，我们还真能把她忘了呢。

　　不过，琥珀发光并不使我们感到吃惊。我们非常熟悉航海博物馆三层楼每到下午阳光是怎样移动的。当阳光照射到缘饰或纵帆船上时，我们便知道这时是几点钟或者将敲几点。周围的教堂，右城的、旧城的、普菲费尔城的，都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用钟声来配合灰尘飞扬的阳光的移动过程，用历史性的钟声来同历史性的收藏品做伴。如果我们觉得太阳是历史性的，阳光是我们博物馆里的一项陈列品，并且我们开始怀疑阳光和尼俄柏的琥珀眼睛在搞什么阴谋的话，那也是不足为怪的。

　　可是，那天下午，由于我们既无兴致也无胆量去做游戏或者胡闹挑衅，这个本来很迟钝的木头人的目光却以双倍的亮度照射着我们。我们心情压抑地熬过了还得坚持的半个小时。五点正，博物馆闭馆。

　　翌日，赫伯特独自去上班。我陪他到博物馆门口，但不想在售票处等候，便到这所贵族宅第对面找了一个地方。我带着鼓坐在一个花岗岩圆球上，那背后长着一根成年人当做栏杆用的尾巴。不用说，台阶的另一侧也有同样的圆球，拦着同样的铸铁尾巴。我很少敲鼓，可是敲起来就响得可怕，多半是对过路的女人表示抗议，因为她们都乐意在我身边停留下来，问我的姓名，用出汗的手抚摩我那时已经很美、虽然短但微微鬈曲的头发。上午过去了。在圣灵巷的尽头，在肥胖、臃肿的钟楼下，圣马利亚教堂像一只绿尖顶、红黑色的砖砌的母鸡在那里孵蛋。鸽子在钟楼的墙缝里互相挤着，不断地有鸽子被挤出来，落到我的近旁，咕咕地呼叨不休。它们也不知道孵化的时间还要持续多久，孵化出来的又会是什么，时间已经过了几百年，最后会不会变成为孵化而孵化。

　　中午，赫伯特来到小巷里。他从饭盒里——特鲁钦斯基大娘给他装得满到盖不上盖——给我拿出一块猪油面包，夹着手指粗的一片血肠。我不想吃，他机械地朝我点头，鼓励我。我终于吃了起来，赫伯特却什么也不吃，只是抽香烟。他回博物馆之前，钻进布罗特本肯巷一家酒店里，喝了两到三杯杜松子酒。他举杯饮酒时，我瞧着他的喉结。我不喜欢他这样把酒往喉咙里灌。他又上了博物馆的回形楼梯，我则坐到那个花岗岩圆球上去。过了好久以后，奥斯卡的朋友赫伯特上下活动的喉结还浮现在我的眼前。

　　下午的阳光悄悄爬过博物馆淡彩色的正面建筑。它从一个上楣跳到另一个上楣，骑在宁芙①和实心号角上，吞噬了伸手抓鲜花的胖天使，使画上成熟的葡萄串完全熟透，闯入乡村狂欢节的人群，玩捉迷藏，跳上饰有玫瑰花的秋千，把穿扎脚灯笼裤、正在做买卖的市民封为贵族，抓住一只被猎犬追逐着的鹿，最后到了三层楼的那扇窗户。这扇窗户始终允许阳光透进去，并照亮一只琥珀眼睛，尽管时间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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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宁芙，希腊神话中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此处指建筑物上的雕饰。

　　我慢慢地从花岗岩球上滑下来。我的鼓在顽石上狠狠地撞了一下。鼓框上的漆碰裂了，从白色的底漆和红色的火焰上掉下好些碎片，红红白白地落在石台阶上。

　　也许我讲了点什么情况，咕哝着哀求了几声，比划了几下。没过多久，一辆救护车开到了博物馆的大门口。过路行人围住了入口处。奥斯卡设法跟着急救人员一起溜进了博物馆。我比他们先找到楼梯，照道理讲，经过前几次事故，博物馆里的门路，他们是应该很熟悉的。

　　一见到赫伯特时，我使劲忍住不笑出声来。他面对面地挂在尼俄柏身上，他准是想同那木雕交配。他的头掩住了她的。他的胳膊抱住了她那高举的交叉十指的胳膊。他没有穿衬衫，后来找到了，整整齐齐地叠好了放在门旁的皮椅子上。他的背脊布满了一道道的伤疤。我念着这些手迹，数着这些字母。一道也没有少。但看不清有新留下的印记。

　　跟在我后面冲进展览厅里来的救护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赫伯特同尼俄柏分开。这个情感冲动的男子拉断了保险锁链，拿起一把船上用的双刃斧，一面刃砍进尼俄柏的木头身子里。当他向这个女人扑去时，斧子的另一面刃也嵌进了他的肉里。就这样，他们的上半身完全连在一起了。下半身，在他的裤子解开处，在没有了理性却始终僵硬地挺出的地方，他却未能替他的铁锚找到可以固定的陆地。

　　他们用印有“市立急救站”字样的布单盖到赫伯特的身上。这时，奥斯卡一如往常他失去什么的时候那样又敲起他的鼓来。当博物馆里的男人们把奥斯卡领出“绿姑娘的闺房”，下了楼梯，并用一辆警察局的汽车送他回家时，这一路上，他一直用拳头擂他的鼓。

　　现在，在这所疗养院里，当他要回忆这番木头和肉体间的爱的尝试时，他也不得不用拳头擂鼓，再一次去探索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背上伤疤的迷宫。这些隆起的疤痕五颜六色，坚硬而敏感，预示着并预感到比这些伤疤更坚硬、更敏感的一切。奥斯卡像一个盲人似的读着赫伯特背上的字体。

　　当他们把赫伯特从他那无情的雕像上抱下来时，布鲁诺，我的护理员，这才扛着梨子形脑袋失望地来到我床边。他小心翼翼地把我的拳头从鼓上移开，把鼓挂到金属床脚横头左边的床柱上，拉平了我身上盖的毯子。

　　“马策拉特先生，”他劝告我说，“要是您再这样响地敲下去，别处的人就会听见这儿有人敲鼓敲得大响了。您是不是歇一会儿，要么敲得轻一点怎么样？”

　　好的，布鲁诺，我想试着对我的鼓口授下面这宁静的一章，尽管这一章的主题是需要由饿慌了的、咆哮着的人组成的乐队来演奏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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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下一章将采用童话的公式与套话，这可以引入不同的主题并使之交替重复出现，在结尾作压缩性的总结，这种叙述方式类似音乐上的赋格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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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篇 有信有望有爱

　　从前有个音乐家，名叫迈恩，他小号吹得美妙无比。他住在一所五层楼公寓的屋顶室里，喂养四只猫，其中一只叫做俾斯麦。他从早到晚抱着杜松子酒瓶啜饮。他天天如此，直到灾祸临头，使他清醒过来。

　　奥斯卡今天已不太相信预兆。然而当时预兆却相当多，这暗示一场灾祸将临。这场灾祸穿上越来越大的皮靴，还想迈开越来越大的步伐，把不幸带到四面八方。这时，我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死了，一个木制女人给他的前胸添了一道创伤。这个女人却没有死。她被封存起来了，据称是为了修复而存放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可是，人们无法将灾祸关进地下室。灾祸同污水一起从下水道流出去，同煤气一道从煤气管道里散出去，到了每个住家。把汤锅放在蓝色火苗上煮的人，谁都没有料到，煮开他的汤的竟是灾祸。

　　在朗富尔公墓安葬赫伯特时，我第二次见到舒格尔·莱奥，我们初次结交是在布伦陶公墓。舒格尔·莱奥流着口水，伸出戴着闪闪发光的白手套的颤抖的手，向我们大家表示慰问。他的话疯疯癫癫，分不清是欢乐还是悲哀。那天在场的有特鲁钦斯基大娘和她的儿女古丝特、弗里茨和玛丽亚；有胖太太卡特和每逢节日替特鲁钦斯基大娘宰弗里茨喂养的家兔的老海兰德；有我的假想的父亲马策拉特，他摆出慷慨大方的样子（当时还能如此），承担了丧葬费的一半；还有扬·布朗斯基，他简直就不认识赫伯特，他之所以前来，只是为了在这个中立的坟场上见马策拉特一面，或许也为了见我一面。音乐家迈恩也来了。他半是老百姓的服装，半是冲锋队的制服。当舒格尔·莱奥的手套颤悠悠地向他伸去时，又出现了一个暗示未来灾祸的预兆。

　　莱奥突然大惊失色，把白手套甩上了天。它随风飞去，带引莱奥越过坟墓飞跑开去。大家听见了他在叫喊；他那支离破碎的喊声悬挂在坟地的树木上；那是叫喊，不是吊慰。

　　谁都把迈恩当做音乐家看待。可是舒格尔·莱奥却把他认了出来，把他同送葬的人们区分开。于是，他孤零零地站着，窘迫地吹起他随身必带的小号，在赫伯特的坟上，吹出美妙的音乐。他之所以吹奏得那样美妙，是因为他喝了杜松子酒——他戒酒已有很长时间了——因为与他同年的赫伯特之死打动了他的心。与此相反，我和我的鼓，却因赫伯特之死而沉默。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小号吹得非常美妙。他住在我们这所五层楼公寓的屋顶室，喂养着四只猫，其中一只名叫俾斯麦。他从早到晚拿着社松子酒瓶往肚里灌，直到他在三十六岁至三十七岁之交加入了冲锋队的骑兵队为止。他在骑兵队的乐队里充当小号手，与别人相比，他的吹奏正确无误，但再也谈不上美妙了，因为他穿上了皮马裤，戒掉了杜松子酒，只能头脑清醒地、响亮地吹奏。

　　当冲锋队员迈恩青年时代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他们两个在二十年代先参加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小组，后成为社会主义红鹰团团员——死后，在他的朋友的棺木行将入土之时，迈恩一手拿起小号，一手拿出一瓶杜松子酒，因为他要美妙地吹奏，而不想清醒地吹奏——在冲锋队的骑兵队里的时候，他一直保护着他那音乐家的耳朵——因此，在公墓他喝了酒。虽说他原先打算穿着褐色制服在坟地上吹奏，不戴帽子，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当他吹奏时，却并没有脱去制服外面老百姓穿的大衣。

　　从前有一个冲锋队员，当他在自己青年时代朋友的墓前美妙地、像杜松子酒一样明亮地吹奏小号的时候，他并没有脱去冲锋队骑兵队制服外面的大衣。当每逢举行葬礼都会见到的舒格尔·莱奥向送葬的人们表示吊慰时，人人都听到了舒格尔·莱奥的吊慰。只有这个冲锋队员不得握舒格尔·莱奥的白手套，因为莱奥认出了这个冲锋队员。他大叫一声，抽回了手套，表示哀悼的话也缩了回去。这个冲锋队员没听到哀悼的话，带着他冰凉的小号回家。在我们那所公寓屋顶下他的房间里，他见到了那四只猫。

　　从前有个冲锋队员，他名叫迈恩。在他每天喝杜松子酒、小号吹得非凡美妙的那段时间里，他在家里喂养了四只猫，其中的一只名叫俾斯麦。冲锋队员迈恩那一天参加了他青年时代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葬礼回家。他心里悲伤，但已经又清醒了，因为有人拒绝向他表示哀悼。他孤单单地同他的四只猫待在屋里。四只猫蹭他的马靴，于是，迈恩给它们用一张报纸包着的一大堆青鱼头，把猫从他的靴子旁引开去。那一天，他屋里的猫味儿特别重。这四只全是雄猫，其中一只黑色白爪的名叫俾斯麦。但是迈恩屋里没有杜松子酒。因此，猫或者说公猫的气味越来越重。要是他不住在最高一层的屋顶室的话，他也许会到我家店里来买点什么。但是，他既害怕楼梯，又害怕邻居家的人，因为他经常在他们面前发誓，他那音乐家的嘴唇再也不沾一滴杜松子酒，他已经开始过严格而清醒的新生活，从今以后他的座右铭便是：井井有条，不再当一个放纵堕落的青年，同醉生梦死的生活一刀两断。从前有一个男人，他名叫迈恩。有一天，他孤单单一个人同他的四只猫，其中一只名叫俾斯麦，待在屋顶下他的房间里。他受不了猫的气味，尤其因为他那天上午经历了一些使他难过的事情，也因为他家里没有杜松子酒。他心里越是难过，越是想酒喝，猫的气味就越浓。于是，以前以乐师为业、现在是冲锋队骑兵队的乐队队员的迈恩，从冰凉的连续燃烧炉旁抄起了一柄火钳，狠揍那些猫，直到他认为包括俾斯麦在内的四只猫统统呜呼哀哉，尽管房间里猫的气味丝毫未减。

　　从前有个钟表匠，他名叫劳布沙德，也住在我们那所公寓二层楼一个二居室的套间里，房间的窗户朝着院子。钟表匠劳布沙德没有结婚，他是纳粹党人民福利和动物保护协会会员。劳布沙德是个善心人，他帮助劳累的人恢复疲劳，帮助有病的动物恢复健康，帮助坏了的钟表重新走动。一天下午，这位钟表匠坐在窗口沉思，回想上午他所参加的一位邻居的葬礼。这时，他见到住在同一公寓屋顶室的音乐家迈恩，扛着一只装了一半东西的土豆口袋，来到院子里。口袋底上好像是潮的，湿漉漉的东西在往外滴。迈思接着把口袋扔进两个垃圾箱中的一个。垃圾箱四分之三已经满了，迈恩费了好大的劲才关上了垃圾箱的盖。

　　从前有四只雄猫，其中一只叫做俾斯麦。这些猫是一个名叫迈恩的音乐家养的。由于这些雄猫并没有被闭割过，所以气味特别强烈。一天，这位音乐家用火钳打死了这四只猫，因为他出于特殊的原因，无法忍受这种气味。他把死猫装进一只土豆口袋，扛着它下了四道楼梯，匆匆忙忙把口袋扔进院子里拍地毯的木架旁的垃圾箱里，由于口袋布已经湿透，所以在三层楼上就开始往外滴了。垃圾箱已经相当满，这位音乐家费了好大的劲才用口袋把垃圾压紧，关上了垃圾箱盖。他刚离开院子往街上走去（因为他无意再回寓所，那里虽然没有猫，但猫的气味还在），被压紧的垃圾又胀开来，顶起了口袋，口袋顶起了垃圾箱盖。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打死了四只猫，把它们埋在垃圾箱里，随后离开了寓所，去找他的朋友。

　　从前有个钟表匠，他坐在窗口沉思，看着音乐家迈恩把一只半满的口袋塞进垃圾箱里，随后离开院子，迈恩刚走开没多久，垃圾箱盖自己掀了起来，并且还在一点一点地掀起来。

　　从前有四只雄猫，由于在特殊的一天它们的气味特别强烈，因此被人打死，装进一只口袋，塞进垃圾箱里。但是这些猫，其中一只叫做俾斯麦，还没有完全死掉，而是很坚韧，正如猫都很坚韧一样。它们在口袋里活动，使垃圾箱盖也动了起来，并使一直还坐在窗口沉思的钟表匠产生了疑问：猜猜看，音乐家迈恩塞进垃圾箱的那个口袋里装着什么？

　　从前有个钟表匠，他再也不能坐着观望垃圾箱里活动的东西。于是，他离开公寓二层楼他的套间，走到公寓的院里，打开了垃圾箱盖和口袋，抱起了四只被揍得皮开肉绽、但还活着的雄猫，回家救护。但是当天夜里，它们就死在钟表匠的手下。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到动物保护协会——他是该会会员——去告状，也向地方党组织领导报告了这件有损党的声誉的虐杀动物的行为。

　　从前有一个冲锋队员，他杀死了四只雄猫，由于它们没有完全死去，便把他给出卖了，一个钟表匠把他告发了。法院开庭审理，这位冲锋队员被判罚款。冲锋队也讨论了这一事件，鉴于他的行为不配当冲锋队员，便把他开除了。尽管这个冲锋队员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与九日间的夜里（后来被称作“砸碎玻璃窗之夜”①）表现得特别勇敢，他同另外几个队员放火烧了朗富尔米哈埃利斯路的犹太会堂，并在第二天洗劫事先确定好的许多商店时也相当卖劲，尽管他出了这么大的力，但还是被开除出了冲锋队的骑兵队。他由于不人道地虐杀动物而被冲锋队除名。一年以后，他才得以加入民军，后来，民军又为武装党卫军所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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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在这一夜，纳粹大规模捣毁并烧毁犹太人的店铺和会堂。后来民间称之为“砸碎玻璃窗之夜”或“水晶夜”。

　　从前有个殖民地商品店老板，他在十一月的某一天关上了店铺的门，因为城里出了事。他拉着儿子奥斯卡的手，乘五路有轨电车到长巷门，因为在索波特和朗富尔的犹太会堂着了火。犹太会堂将近烧毁，消防队只是注意不让火势蔓延到别的房屋上去。穿制服的和穿便服的，把书籍、教堂里的礼拜用具以及奇奇怪怪的东西都堆积在废墟前。这座堆积起来的小山被人点着了，于是，这个老板便利用这个机会，借这堆公众的烈火来温暖他的手和他的感情。可是他的儿子见自己的父亲这样忙碌，这样激动，便悄悄溜走，往军火库巷跑去，因为他担心的是他那些红白漆的铁皮鼓。

　　从前有个玩具商，他名叫西吉斯蒙德·马库斯，除去别的商品而外，他还卖红白漆的铁皮鼓。上文谈到的那个奥斯卡，是买这些铁皮鼓的主要顾客，因为他是个职业铁皮鼓手，没有铁皮鼓，他就活不成，他也不想活。正由于这个原因，他赶紧离开起火的犹太会堂，朝军火库巷奔去，因为他的铁皮鼓的守护人住在那里；但是，当我见到他时，他是怎样的一个处境呢？看来，他不能再继续出售铁皮鼓了，甚而至于永远也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出售铁皮鼓了。

　　我，奥斯卡，本以为离开了那些消防队员，却不料他们赶在我前面光顾了马库斯，用毛刷蘸了颜料，用聚特林字体在他的橱窗上横写了几个大字：犹太猪秽。随后，也许是对自己写的字感到不满意，他们便用靴子的后跟踢碎了橱窗玻璃，这样一来，他们给马库斯加上的那个头衔别人只好去猜测了。他们瞧不上店铺的门，因此不从门里进去，而是由砸碎了玻璃的橱窗进入店铺，这时，正在那儿以他们的那种方式玩儿童玩具。

　　我来到时，他们正在玩玩具。我也同样由橱窗进入店铺。有几个已经脱下了裤子，把褐色香肠——里面还可以看到消化了一半的豌豆——压在帆船、拉提琴的猴子和我的鼓上。他们个个都像音乐家迈恩，都穿着迈恩的冲锋队制服，不过迈恩并没有在场；正如这些在场的人一样，他们既然在这里，别处就没有他们了。有一个拔出了匕首。他把布娃娃开了膛，他每宰一个，都露出失望的表情，因为从丰满的躯体和四肢里冒出来的只是锯木屑。

　　我只担心我的鼓。他们不喜欢我的鼓。我的鼓顶不住他们这种怒气，只好跪下来，一声不吭。但是，马库斯却避开了他们的怒火。他们想进他的办公室找他谈话时，并不敲门，而是破门而入，尽管门并没有锁。

　　玩具商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同往常一样，他日常穿的深灰色上衣套着套袖。肩上的头皮屑说明他的头发有病。一个冲锋队员手里拿着木偶卡斯佩勒①，用木制的卡斯佩勒祖母去作马库斯，但是他已不能说话，不会感觉到受侮辱了。在他面前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只玻璃杯，就在他们叫喊着砸他店铺的橱窗玻璃的那一刻，他感到口渴至极，便把杯中物一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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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卡斯佩勒，流行的木偶剧里的滑稽角色。

　　从前有个铁皮鼓手，他名叫奥斯卡。当他们夺去了他的玩具商的性命，砸烂了玩具商的店铺的时候，他预感到，艰难的岁月临到了像他这样的侏儒铁皮鼓手头上。因此，他在离开店铺时，从被砸烂的东西里，挑选出一面完好的和两面损坏不大的鼓，挂在身上，离开了军火库巷，到煤市去找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可能也正在找他。外面，是十一月某一天将近中午的时候。在市剧院旁边，在有轨电车站旁边，站着虔诚信教的妇女和冻坏了的难看的姑娘，在那里散发宗教小册子，把钱放进小罐子，在两根竿子中间是一道横幅，上面写着《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引文。“有信——有望——有爱”①，这是奥斯卡会念的；在这三个词周围，另有一些词，就像一个小丑在耍瓶子：轻信，希望人兴奋剂②，爱的珍珠，好望钢铁厂，爱之妇女牛奶，信徒大会。你相信，明天会下雨吗？全体轻信的人民相信圣诞老人。我相信，这是核桃味和杏仁味。但这是煤气味。我相信，我们马上要过基督降临节的第一个星期日了。基督降临节的第一个、第二个直到第四个星期日都被拧开了，就像拧开煤气开关一样。这样，就可以让人们信以为真地闻到核桃味和杏仁味了。这样，所有轧碎核桃用的木头小人都可以宽慰地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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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这里借以讽刺基督教会在纳粹骚扰时所采取的旁观态度。

　　②“希望人”是姓氏“霍夫曼”的意译。此处指医生弗里德里希·霍夫曼（1660～1742）用乙醇和酒精混合而成的兴奋剂。

　　他来了！他来了！谁来了呢？是童子耶稣吗？是救世主吗？还是天国的煤气抄表员来了，臂下夹着个煤气表，始终的嗒的嗒地响着？他于是说：我是这个世界的救星，没有我，你们就不能煮饭。他还挺好说话，提出一份优待的收费价目表，拧开刚擦干净的煤气开关，让圣灵喷出来，好让人用它来煮鸽子。他接着分发核桃和杏仁，让大家当即砸起来，里面喷出来的同样是圣灵和煤气。这样一来，所有轻信的人就很容易地在浓密的淡蓝色气体中间，把商店前面的煤气抄表员们统统看成是圣诞老人和各种尺寸、各种价格的童子耶稣。就这样，他们全都相信了独家赐福的煤气公司，这家公司用指针上升和跌落的煤气表象征命运，并且以正常的价格举办一次基督降临节。许多人相信，到了圣诞夜基督会降临，但过了这个紧张的节日以后，只有那些人活了下来，他们没有分到杏仁和核桃，因为存货不够，尽管人人都相信，存货是足够的。

　　但是，在事实证明对圣诞老人的信仰原来就是对煤气抄表员的信仰①以后，大家不再顾及《哥林多前书》上那句话“有信——有望——有爱”的顺序，却先尝试起爱来了：我爱你，他们说，啊，我爱你。你也爱你吗？你爱我吗？说呀，你真的爱我吗？我也爱我。出自纯真的爱，他们互称小洋萝卜，爱小洋萝卜，互咬，一根小洋萝卜出于爱咬掉另一个的小洋萝卜。他们相互讲述小洋萝卜之间奇妙的、天国的但也是尘世的爱的实例，并且在张嘴咬之前振作地、饥饿地、明确地耳语道：小洋萝卜，说呀，你爱我吗？我也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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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煤气抄表员，影射纳粹在集中营煤气室屠杀犹太人。圣诞老人，指希特勒，因为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曾在一次为孤儿举行的圣诞晚会上称希特勒为“历代最伟大的圣诞老人”。

　　但是，在他们出于爱相互咬掉对方的小洋萝卜并且在对煤气抄表员的信仰被宣布为国教之后，在《哥林多前书》上，除了信仰和被提前取走的爱以外，只剩下第三种滞销货了，那就是希望。当他们还在咬小洋萝卜、核桃和杏仁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希望，赶紧结束吧，这样他们可以重新开始或者继续前进。在终场音乐奏完之后或者在终场音乐还在演奏的时候，他们就在希望，这收场戏马上就结束了。他们始终还不知道怎样才能结束。他们仅仅希望，马上就要结束了。明天就会结束了，不过，但愿今天还不会结束，因为假如突然结束的话，他们该怎么办呢？后来，结束了，他们很快把结局变成了希望葱宠的开端，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结局始终是开端，希望存在于每一个即使是最终的结局之中。书上也这样写着：只要人怀有希望，他将一再重新开始充满希望地结束。

　　我呢？我不知道。譬如说，我不知道今天藏身在圣诞老人胡子后面的是谁；我不知道，圣诞老人的口袋里装是什么；我不知道，该怎样关上和调节煤气开关，因为基督降临节又从煤气管道里喷出来了，或者说，一直还在喷；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试验；不知道，为谁试验；不知道，我能不能相信，他们如我所愿地充满着爱在擦干净煤气开关，好让它像鸡一样啼叫；我不知道，在哪天早晨，在哪天晚上；不知道，是在白天的哪个时间，因为爱不懂得时间，希望没有尽头，信仰不知道界限，唯独知与无知受时间和界限的制约，多半遇上胡子、口袋和杏仁时就提前结束。所以，我又不得不说：我不知道，啊，不知道，譬如说，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填满肚肠，有必要被填满的是谁的肚肠，也不知道用什么去填，尽管任何一种填料，或精细或粗糙，都标明价格，一目了然，可我仍然不知道，价格里面包含着什么意义，也不知道，从哪些词典里可以查出填料的名称，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填满词典以及肚肠，不知道用什么肉，不知道是什么语言：字有意义，屠夫沉默。我切下一片，你翻开词典，我读我觉得有味的，你不知道你觉得有味的是什么：是香肠片还是词典里的引文——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谁必须静下来，谁必须沉默。这样，肚肠才能被填满，书本才能出声，塞进去，压紧，写得密密麻麻。我不知道，我预感到：用语言填满词典和用碎肉填满肚肠的是同一个屠夫。不存在保罗其人，这个人名叫扫罗，一个叫扫罗的人，他以扫罗的名义向哥林多人讲了一些关于价廉物美的香肠的消息，他称这些香肠为有信有望有爱，称赞它们容易消化。直到今天，他还化作一再变换着的扫罗的形象，向世人推销这种香肠。

　　但是，他们夺走了我的玩具商，想连同玩具商一起让玩具也在世界上灭迹。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小号吹得非常美妙。

　　从前有个玩具商，他名叫马库斯。他出售红白漆的铁皮鼓。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他养了四只猫，其中一只叫做俾斯麦。

　　从前有个铁皮鼓手，他名叫奥斯卡。他需要玩具商。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他用火钳打死了他养的四只猫。

　　从前有个钟表匠，他名叫劳布沙德，是动物保护协会会员。

　　从前有个铁皮鼓手，他名叫奥斯卡。他们夺走了他的玩具商。

　　从前有个玩具商，他名叫马库斯。他自杀了，把所有的玩具也带着离开了人世。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如果他没有死，那么他今天就活着，又在吹小号，吹得十分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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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望日：玛丽亚给我捎来一面新的鼓。她从床栏杆上伸过手来，把铁皮鼓连同发票一齐递给我。我一挥手拒绝了，接着去按床头的电铃，直到我的护理员布鲁诺走进病房来干他已经习以为常的差事。每逢玛丽亚给我捎来用蓝色纸包装的新鼓时，便由布鲁诺接过去，解开绳子，打开包装纸，几乎是庄重地取出鼓来，随后再小心翼翼地把包装纸折叠好。接着，布鲁诺拿着鼓，迈开大步，向水池子走去，放出热水，洗掉鼓箍上的价格标签，同时小心地不刮掉那上面的白漆和红漆。

　　玛丽亚探望我的时间很短，也不花太多的精力。她临走时拿起那面旧鼓，也就是我在描述特鲁钦斯基的脊背、那个木制的船头雕饰以及对《哥林多前书》进行或许有点太过于武断的阐释时敲破的那面鼓，把它带回我家地窖里去，同所有被用坏了的铁皮鼓——它们一部分是我的职业，一部分为我的私人目的服务过——放在一起。玛丽亚走之前对我说：“地窖里可是没有多少地方了。我真不知道冬天的土豆该放在哪儿。”

　　我微微一笑，对于从玛丽亚口中说出的这种家庭主妇的责备只当耳边风，而是请她按已有的顺序用黑墨水给这面退休的鼓编上一个号码，再把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下的这面鼓的使用日期以及它的简历转抄到一个日记本上去；多年以来，这个日记本一直挂在地窖门背后，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我的鼓的情况，它了若指掌。

　　玛丽亚顺从地点了点头，让我吻了她一下，便告辞而去。她始终不理解我的条理感，还感到有点不安。奥斯卡完全理解玛丽亚的这种疑虑，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书生气十足地去收藏敲坏了的铁皮鼓。更令人费解的是，他这一辈子也不想再看到别尔克公寓土豆窖里存放的那一堆废铁。经验告诉他，父辈的收藏物儿女是瞧不上眼的。所以，他的儿子库尔特有朝一日继承遗产时，如果对这堆不幸的鼓不屑一顾的话，那就算不错了。

　　我为什么每隔三个星期就要这样吩咐玛丽亚一次呢？如果她每次都照办不误，那么总有一天，我们存放东西的地窖就会满的，冬天的土豆就没处可放了。

　　在地窖里已经存放了几打鼓以后，我曾产生过一个固执的念头：总有一天，哪一个博物馆会对我这些伤残而退休的鼓感兴趣。但是，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闪过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所以，我的收藏热的真正原因并不在此。我越是深入探究，便越是觉得这种收藏热的原因在于一种简单的变态心理：我担心有朝一日铁皮鼓会脱销，会日见稀少，会被禁止，会被销毁。有朝一日，奥斯卡不得不清哪位白铁匠把若干面损坏得不太厉害的鼓修补好，请他助我一臂之力。这样，我便可以用几面经过修补的旧鼓，凑合度过可怕的没有鼓的时代。

　　疗养院的医生们对我这种收藏热的原因分析的结果，同我自己的分析相似，只是他们的用语不一样。霍恩施泰特博士小姐甚至想确切知道我这种变态心理产生的日期。我可以相当确切地告诉她，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因为就在那一天我失去了西吉斯蒙德·马库斯，我的铁皮鼓仓库管理员。我可怜的妈妈死后，要想及时弄到一面新鼓已经很困难了，因为星期四不再去军火库巷，马策拉特又总是拖拖拉拉，不会及时给我买新鼓，至于扬·布朗斯基，他越来越少上我家的门了。而现在，玩具店又被捣毁了，我真是面临绝境。我一见到马库斯坐在空空如也的写字台旁，当即就明白了：马库斯不会再送我铁皮鼓了，马库斯不再卖玩具了，马库斯永远断绝了同那家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迄今为止，这家公司一直为我生产和供应油漆得很漂亮的、红白相间的铁皮鼓。

　　然而，当时我并不以为玩具商一死，先前那种比较快活的游戏时代也就告终了。从已成废墟的玩具店里，我挑出了一面完好的、两面铁皮边缘撞了两道四痕的鼓，把它们带到家中，自以为已经有备无患，可以应付艰难的时世了。

　　对这些鼓，我倍加小心，若非必要，很少去敲。我自行规定，整个下午不再敲鼓，还无可奈何地取消了在早餐时敲鼓，而迄今为止，这样做能使我熬过这一天的时间。奥斯卡苦修苦行，他逐日消瘦，被带到霍拉茨医生和他那位愈来愈显得皮包骨头的女助手护士英格那儿去就诊。他们给我甜的、酸的、苦的、无味的药，说是我的腺有毛病，据霍拉茨医生讲，腺功能不稳，忽而亢进，忽而衰减，使我感到不适。奥斯卡不想去听霍拉茨胡扯，便节制苦行，于是他的体重复又增加。到了一九三九年夏天，他又恢复到十三岁时的奥斯卡那个老样子，他的面颊又圆胖了，那是彻底敲坏从马库斯那儿弄来的最后几面鼓才换得的。铁皮裂了，满是窟窿，红白油漆脱落了，长锈了，垂头丧气地挂在我的肚皮前面。

　　请马策拉特帮个忙，那简直是白费劲，虽说他天性助人为乐，甚至很和善，可是，自从我可怜的妈妈死后，这个男人一心只想他那个党的事情。他想散散心时，便同另外一些党支部领导人开会，要不然就在午夜，喝饱了老酒以后，独自坐在我家起居室里，同墙上黑框里的希特勒和贝多芬像聊天。他大声而又亲切地聊着，让那位天才给他解释命运，让那位元首给他解释天意。当他清醒的时候，就把为冬赈募捐看做是上天给他安排的命运。

　　我不喜欢回忆这些外出募捐的星期天。其中有一天，我做了一次尝试，想弄到一面新的鼓，可是枉费心机。那天上午，马策拉特在大马路上艺术片电影院门前，在施特恩费尔德百货公司门前募捐，中午回家，替他自己和我热柯尼斯贝格肉丸子。马策拉特虽然死了老婆，但仍然非常喜欢烹调，而且确实手艺高超。这顿饭美味可口，我今天还记得起来。饭后，这个困倦的募捐者躺到沙发榻上去打盹。他的呼吸声刚表明他睡着了的时候，我马上把钢琴旁边那只募捐箱提了起来，溜进店铺，钻到柜台底下。那个募捐箱的形状像是一个罐头箱，我全神贯注地瞧着这个一切铁皮罐头中最可笑的家伙。我并不想偷里面的铜板来发财。我想出了一个荒唐的念头，想把这个募捐箱当做铁皮鼓来试试。但是，不管我怎么敲，怎么要弄鼓棒，它始终只有一个回答：为冬赈捐点吧！不要让一个人挨饿！不要让一个人受冻！为冬赈捐点吧！

　　半个小时以后，我便放弃了这次尝试。我从钱柜里拿出五芬尼，把它们捐献给冬赈工作，再把增加了五芬尼的募捐箱放回到钢琴旁边，好让马策拉特敲着它去度过星期天剩余的时间。

　　这次不成功的尝试，从此治愈了我的荒唐念头。我不再认真地尝试把罐头盒、翻过个的桶、底朝天的洗澡盆当做鼓来使用。然而我有时仍不免要这样试试，那也是为了努力忘却这些不光彩的插曲，为了在这页稿纸上不给它们地位，或者给予尽可能小的地位。罐头不是铁皮鼓，桶就是桶，洗澡盆是人家用来洗澡或者洗长袜子的。铁皮鼓是没有代用品的，今天没有，当时也没有。一面白底红火焰的铁皮鼓自己替自己说话，因而不需要代言人。

　　奥斯卡孤立无援，被人背叛，被人出卖。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如果没有鼓的话，他该如何保持自己三岁时的面孔经久不变呢？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做各种骗人的假象，譬如说，有时夜里尿床，每天晚上像孩子一样咿咿呀呀地做晚祷，害怕圣诞老人（他其实名叫格雷夫），不厌其烦地提出一些三岁小孩的典型的古怪问题：为什么汽车有轮子？所有这些硬做出来的假象，大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见不着时，反倒觉得奇怪，而我呢，不得不在没有鼓的条件下来做这一切。我快要放弃不干了。在绝望之中，我去寻找那个男人，他虽说不是我的父亲，可是我最有可能是他生的。奥斯卡来到环行路波兰居民区等候扬·布朗斯基。

　　我可怜的妈妈死后，马策拉特和我那位其间已提升为邮局秘书的表舅之间的关系也告吹了，尽管他们有时几乎很友好，尽管他们有着最美好的共同的回忆。这种关系不是突如其来地说吹就吹的，而是逐渐变化的，政治局势越趋激化，他们的关系破裂得也越彻底。我妈妈苗条的灵魂和丰满的肉体死灭了，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也就瓦解了。他们两个都曾在她的灵魂中得到反映，都曾以她的肉体为食，而现在，他们失去了这件食物，这面凸透镜，找不到别的东西替代，唯有去参加政治上对立的、可是抽的烟叶却相同的男人们的集会。但是，无论是波兰邮局还是同只穿衬衫的支部领导人开会，都代替不了一个美丽的、尽管通奸但仍感情丰富的女人。因此，从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到西吉斯蒙德·马库斯丧命这段短短的时间内，这两个都有可能是我父亲的男人又小心翼翼地会过几次面——马策拉特防着顾客和他的党，而扬则防着邮政局领导。

　　每月有两到三次，可以听见扬在午夜时分用指关节敲我家起居室的窗玻璃。于是，马策拉特掀起窗帘，把窗户打开一条缝。这时，双方都窘迫万状，最后，不是这一个便是那一个找到了一句摆脱窘境的话，建议在夜深人静时玩施卡特牌。他们又把蔬菜店的格雷夫请了来，如果他不愿来的话——多半由于扬的缘故，也因为他是前童子军指导员（在此期间，他已将自己那个队解散了），不得不小心点，加之，他不太喜欢玩施卡特牌，也打不好——往往由面包师亚历山大·舍夫勒来当第三家。这位面包师虽说不愿意同我的表舅扬同桌而坐，但是，一来由于对我可怜的妈妈的爱慕（它像遗产一样由马策拉特继承下来了），二来由于舍夫勒坚持零售商必须协力同心的原则，所以，这个短腿的面包师还是给马策拉特叫来了，由小锤路匆匆来我家，到起居室桌旁坐下，用他那苍白的、像被蛀虫蛀过的、粘着面粉的手指洗牌，发牌，就像将小圆面包分发给饿慌了的老百姓似的。

　　这些被禁止的牌局多半是在半夜才开始，到凌晨三点结束，因为舍夫勒必须到面包房去。我很少能够穿着睡衣，不出声响，从小床上下来，又不被人发现，同时也没有鼓，钻到桌下阴暗的角落里去。

　　正如读者先前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待在桌子底下曾使我获得了一种最简便的观察方法：我可以进行比较。可是，自从我可怜的妈妈去世以后，一切都变了样！扬·布朗斯基不再像过去那样，在桌面上小心谨慎，然而还是输了一盘又一盘，可是在桌子下面却胆大妄为，用他脱了鞋子只穿袜子的脚去占据我妈妈两腿间的地盘。在那些年头的施卡特牌桌底下已不再有色情，更不用说爱情了。六条男人的腿，被裤子绷紧着，呈不同的鱼骨状，有时赤裸着，宁可只穿村裤，汗毛或多或少。这六条腿在桌子底下都尽量避免接触，哪怕是偶然的接触。腿以上的延长部分——躯干、脑袋、胳膊则一门心思地在玩牌，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本来是禁止他们在一起打牌的，因为每输一盘或者每赢一盘，都会引起垂头丧气或者得意洋洋的反应：波兰输掉了无主牌的一局，而自由市但泽则为大德意志帝国赢了红方块为主牌的一局。

　　这种耍手腕的牌戏结束的日子是不难预见的——犹如所有的军事演习有朝一日都会停止，并鉴于某种所谓的紧急情况，在更广大的范围之内真枪实弹地打起仗来。

　　到了一九三九年夏初，事情就明朗了，马策拉特在每周一次的党支部领导人会上找到了新的牌友，他们不像波兰邮局职员和前童子军指导员那样危险。扬·布朗斯基也不得不考虑命运规定他所属的阵营，并同邮局的人搞在一起，譬如说，同残废的看房人科比埃拉。他曾在马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的传奇般的军团里服役，从此以后，他的一条腿就比另一条腿短了几厘米。尽管病了一条腿，科比埃拉仍是一个能干的看房人，此外又是一个手艺很巧的人，我希望他有可能发发善心替我修理我那些残破的鼓。因为只有通过扬·布朗斯基才能找到科比埃拉，所以我几乎每天下午六点左右，甚至不顾八月天异常的闷热，站在波兰居民区附近，等候下班后多半准时回家的扬。我也不问自己一下，你那位假想的父亲下班后会去干什么，便站在那里，等到七点钟，等到七点半，但是，他没有来。我本来是可以找表舅妈黑德维希的。扬可能病了，发烧了，或者断了腿，上了石膏。可是奥斯卡却站在原地不动，只满足于时而凝视一下那位邮局秘书寓所的窗户和窗帘。一种奇怪的羞怯心理阻止奥斯卡去走访表舅妈黑德维希，她那双慈母般的温柔的牛眼睛里射来的目光使他感到悲哀。他也不很喜欢布朗斯基夫妇的孩子，他们可能是奥斯卡同父异母的兄妹。他们就像对待玩偶似的对待他。他们愿意同他玩，把他当做玩具。同奥斯卡差不多同年的、十五岁的斯特凡，有什么权利那样傲慢地对待他，像老子对待儿子似的老是教训他呢？还有那个玛尔加，扎着小辫，胖胖的脸蛋像初升的圆月，她哪儿来的权利把奥斯卡当做没有意志的时装木偶，一连几个小时地替他梳头、刷衣服，摆布他，教他这个那个呢？他们两个自然把我看做一个畸形的、令人同情的侏儒孩子，觉得他们自己很健康，前途无量，又是我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宠儿，而她是不会把我当做心肝宝贝的，因为我总是使她感到很难对付。用几本童话和连环画是笼络不了我的。我所期待外祖母的，甚至今天想象起来也是莫大的享受，那是非常简单的，因此也是很难获得的。奥斯卡一见到她，就要极力效法自己的外祖父，钻到她的裙子底下去避难，而且如果可能的话，那就永远也不再从这个避风港里探出头来呼吸外面的空气。

　　为能钻到外祖母的裙子底下去，我可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我不相信她当真不喜欢奥斯卡坐在她的裙子底下。她总是犹豫，多半拒绝我。我想，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半像科尔雅切克，她就会让他去避难的。而唯独我，既无外祖父的身材，又无那位纵火犯一划就着的火柴，所以不得不巧施特洛伊木马计，方能进得那个城堡。

　　奥斯卡看着自己像一个真正的三岁孩子那样在玩皮球，瞧着那个奥斯卡让皮球碰巧滚进了裙子底下，他立即以拾球为借口，在外祖母看穿这种诡计并把皮球还给他之前，就蓦地钻了进去。如果有大人在场，外祖母就不会允许我在裙子底下逗留太久。大人们嘲笑她，往往用含沙射影的话使她回想起那年秋天在土豆地里当新娘的往事，弄得天生就不白的外祖母满脸通红，久久不消。这红晕配上几乎全白的头发，并不使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显得难看。

　　可是，当我的外祖母安娜单独一人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少见，自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后，我见到她的次数越来越少，自从她不再在朗富尔每周一次的集市上摆摊以来，我简直就见不到她了——她倒是比较自愿地让我在裙子底下待得更久一些，我不需要再用皮球要愚蠢的花招。我拿着鼓滑过地板，弯下一条腿，另一条撑着家具，往外祖母这座大山的方向移动，到得山脚下，我用鼓棒一下撩起四层幕布，钻了进去，让四层幕布同时落下，静静地待了一分钟，用全身的小孔呼吸着，沉湎于那股强烈的、易臭的黄油的气味之中。这黄油不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它的气味弥漫在那四条裙子之下。在这之后，奥斯卡才开始击鼓。他知道外祖母喜欢听什么，于是，便敲出了十月的雨声，一如她当年坐在土豆秧火堆后所听到的，而就在这雨声中，科尔雅切克带着被人紧紧追踪的纵火犯的气味，钻到了她的裙子底下。我让一阵斜飘的细雨落到我的鼓上，直至我头顶上响起了叹息声和圣者名字的呼唤声。现在，该由读者自己去重新辨认出在一八九九年曾经响起过的那种叹息声和圣者名字的呼唤声了，那时，我的外祖母坐在雨中，科尔雅切克则在干燥处。

　　在一九三九年八月的那些日子里，当我在波兰居民区对面的街头等候扬·布朗斯基时，我经常想起我的外祖母。她可能在表舅妈黑德维希那儿做客。坐在裙子底下，呼吸臭黄油味，这种想法多吸引人哪！然而，我还是没有登上三层楼，在挂着“扬·布朗斯基”名牌的门上按铃。奥斯卡能给他的外祖母什么呢？他的鼓敲破了，什么声音也敲不出来了，他的鼓忘了十月落在那土豆秧火堆上斜飘的细雨是什么声音。由于奥斯卡的外祖母只能用秋雨的瑟瑟声来对付，所以，奥斯卡仍站在环行路上，瞧着沿陆军草场丁零当啷开来开去的五路电车，瞧着它们迎面驶来，又目送它们远去。我还等不等扬？我没有放弃等待，还站在原地不动，是因为我一时想不出一种可以行得通的方式离去吗？长久等待会起教育作用。但是，长久等待也会诱使等待的人把他所盼望的会面的情景想象得栩栩如生，因此，被等待的人无从使他喜出望外，因为他什么情况都想象到了。然而，扬还是使我吃了一惊。我一心只想先看见他，并对这个毫无思想准备的人敲起鼓的残骸来，因而紧张地站在原处，随时准备抽出鼓棒来。我想让铁皮大叫大嚷，使他明白我目前绝望的处境，而自己就不必费口舌去解释了。我对自己说道：再等五辆电车，再等三辆，再等一辆就不等了；我焦急万分，开始想象布朗斯基一家如何根据扬的主意搬到莫德林或华沙去了，还仿佛见到他在布罗姆贝格和托恩当邮政局长。我取消了方才赌的咒，又等了一辆，随后转身朝回家的路走去。这时，有人在背后抓住了他，一个大人用手捂住了他的眼睛。

　　我感觉到这是一双男人的手，柔软、没汗而令人舒服，散发着优质肥皂的香味，我感觉到这是扬·布朗斯基。

　　他松开手，引人注意地大声笑着，将我扳过身去面对着他。这时，我已经来不及拿鼓来说明我的不幸处境了。因此，我把鼓棒插在齐膝裤亚麻布背带后面。在那时，由于无人照管，裤子很脏，口袋边也全磨损了。两只手空出来后，我这才把用可怜巴巴的绳子挂着的鼓举起来，像控诉似的举起来，举过眼睛，一如维恩克圣下在望弥撒时高举圣饼那样。要是我也能像他那样说“这是我的肉和血”，那该有多好，但是我只字未吐，只是高举这剥了漆皮的金属，也不想来一个彻底的、可能是奇特的化体①，我只要求修理我的鼓，别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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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弥撒仪式中的第二部分，使圣餐面包和酒变成耶稣的肉和血。此处比喻把破鼓变为奥斯卡的血和肉。

　　扬立即停止了他的不合时宜的笑声。我听得出来，他方才是神经质地使足了劲在笑。他瞧着举在他眼前的鼓，又把目光从残破起卷的铁皮上挪开，寻找我那双明亮的、始终还是正直坦率的三岁孩子的眼睛，起先只看到两个同样的、无言的蓝色眼珠，看到里面的闪光、映像以及人们错误地说成是眼睛的表情的一切，在他不得不断定我的目光同街上任何一个好玩的水坑并无区别之后，他才拿出全部的好意，集中了他那尚未淡薄的记忆，强迫自己从我的眼睛里重新寻获我妈妈那双虽说是灰色的、但形状相似的眼睛；若干年来，这双眼睛对他显露过善意直至热情。但或许使他惊诧不已的，是他在我的眼睛里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尽管这并非一定意味着扬是我的父亲，更确切地说，是我的生育者。因为无论他的、妈妈的以及我的眼睛，特点都相同，天真玲珑，闪闪发光，含有傻乎乎的美。布朗斯基家的人几乎都具备这种美，斯特凡如此，玛尔加·布朗斯基少一点，我的外祖母和她的哥哥文岑特又多一点。除去我是黑睫毛、蓝眼睛而外，还不能否认我身上掺进了纵火犯科尔雅切克的血液——只要联想到我唱碎玻璃的本领就够了——可是，要指出我有莱茵人马策拉特的特征，倒真不容易。

　　在我举起鼓并让眼睛发挥作用的那一瞬间，平日遇到别人单刀直入地发问时总喜欢躲躲闪闪的扬也不得不承认：“瞧着我的是他的母亲阿格内斯。也许是我自己瞧着自己。他的母亲和我，我们有许许多多共同之处。但也可能是我的舅舅科尔雅切克在瞧着我，他现在在美国，或者在海底。只有马策拉特没在瞧着我，这倒不错。”

　　扬从我手里接过鼓去，转了转，敲了敲。他手很笨，连削铅笔都不会，但他现在的样子，好像他知道点修理鼓的门道似的。这个很少下决心的人显然下了决心，一把抓住我的手，动作之快，使我吃惊，这是以前未曾有过的。他搀着我穿过环行路，到了陆军操场的无轨电车站，电车一到，他拉着我上了五路车允许吸烟的拖车。

　　奥斯卡猜到，我们正乘车进城，去黑维利乌斯广场，到波兰邮局去找看房人科比埃拉。他既有工具，又有技能，数星期以来，奥斯卡的鼓一直在盼望着。

　　如果这一天不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①的前夜的话，我们这一趟会又清静又高兴。可是，从马克斯·哈尔贝广场起，五路电车连同拖车都挤满了从布勒森海滨浴场回来的疲惫不堪但仍吵吵嚷嚷的游客，丁丁当当朝城里驶去。如果韦斯特普拉特对面的港口没有停泊着那两艘战列舰“石勒苏益格”号和“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号②，如果它们的钢铁船身、可旋转的炮塔和大炮不出现在红砖墙后面的话，等待着我们的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夏末的夜晚啊。我们把鼓交给科比埃拉以后，就会去魏茨克咖啡馆，摆上两瓶果汁汽水，插上两根麦管。如果在最近的几个月内，邮局内部没有装上钢板而使之成为一个要塞，如果善良的邮局职工、官员和邮递员每周周末没有在格丁根和奥克斯赫夫特受训而变成一支要塞守军的话，那么，走到邮局前，按门房的铃，并把无害的儿童玩的铁皮鼓托看房人科比埃拉修理，那该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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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此日凌晨，希特勒德国一百五十万大军入侵波兰，接着，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②1939年8月25日，这两艘军舰以访问为名，驶入但泽，1939年9月1日清晨4时45分左右，炮轰韦斯特普拉特的波兰军火库和驻军。

　　我们快到奥利瓦门了。扬·布朗斯基满身是汗，直愣愣地盯着兴登堡林阴大道蒙上一层尘土的绿树。他一支接一支地抽金色烟嘴香烟，数量之多已超出了他的节约原则所许可的范围。奥斯卡还没见过他假想的父亲这样汗水淋漓，除了过去有过那么两三次，那是扬和妈妈待在沙发榻上的时候。

　　但是，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已久。为什么扬·布朗斯基还出汗呢？于是我发现，几乎每逢快到一个站的时候，他就想下车，每回刚要下车，他就想起我在跟前，是我和我的鼓使他重新坐了下来。这时我方才明白，他是由于波兰邮局的缘故才出汗的，他是国家官员，必须去保卫它。他先是从邮局溜了出来，后来在陆军操场拐角环行路旁遇见了我和我的破鼓，于是决定回去履行他的职守，并把我也拉了去，他这才出汗和拚命吸烟。可我呢？既不是官员，对于守卫邮局大楼也毫无用处。他为什么不再次下车呢？我肯定是不会拦阻他的。他当时正是有为之年，还不到四十五岁，蓝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双手习惯性地颤抖着。他要不是出汗出成这样一副可怜相，那么，传到坐在这位假想的父亲身边的奥斯卡鼻子里来的，将是科隆香水味，而不是冷汗味。

　　我们在木材市场下车，步行下了旧城壕沟。这是一个无风的夏末之夜。同往常一样，八点钟时，旧城的钟声响彻天空，惊起了满天鸽子。钟声唱道：“你要一生忠诚老实，直至进入冰冷的坟墓。”钟声真美，催人泪下。但是随处都在欢笑。女人领着被太阳晒黑了的孩子，身穿毛巾浴衣，手拿彩色气球和帆船，从电车上下来，一辆辆电车从格莱特考和霍伊布德载来了成千个刚游完泳的人。年轻姑娘，睡眼惺忪，伸出舌头，在舔覆盆子冰淇淋。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把冰淇淋掉在了地上。她已经弯下身子要把它重新拾起来，但又犹豫了，仍把它留在路面上，让勇敢的路人的鞋底去踩踏这溶化了的冷饮。这个姑娘不久就要加入成年人行列，不能再在大街上舔冰淇淋了。

　　在施奈德米尔巷口我们往左拐弯。巷口的黑维利乌斯广场，被党卫军属下的民军封锁了。他们一组一组地站在那里，有年轻小伙子，也有已是一家之主的男人，戴着臂章，拿着保安警察的枪。躲过这道封锁线是很容易的，只要绕一点路，从雷姆穿出去也能到达邮局。扬·布朗斯基却朝那些民军走去。他的意图是再清楚不过的。他的上司肯定派了人从邮局大楼观察黑维利乌斯广场的动静。扬想让他们眼看自己如何被人拦住，挡了回去，这样一来，他至少成了一个半截子英雄，只是被人拦住了去路，因此荣辱各半，于是乎便可搭乘载他来的五路电车返回家中去了。民军偏偏把我们放了过去，可能他们根本没想到，那位服饰讲究的绅士，又领着一个三岁孩子，是去邮局大楼的。他们很客气地劝我们多加小心，只是当我们进了铁栏杆门，站在邮局大门前时，他们才大声叫喊：“站住！”扬动摇了，转过身去。这时，沉重的门已经开了一道缝，我们被人家拽了进去。我们进了波兰邮局，站在半明不暗、阴凉宜人、到处是柜台窗口的营业厅里。

　　扬·布朗斯基的同事们向他打招呼，但并不亲切友好。他们不信任他，可能已经对他不抱希望了，也有的大声而坦率地说，他们已经在怀疑他：邮局秘书扬·布朗斯基要开小差。扬费劲地为自己辩解。人家根本不听他的，只是把他推到那排成一条长龙的人们中间去，这些人的任务是把沙袋一个个从地窖里传运到营业厅的窗户底下去。他们把沙袋和类似的废物堆在窗下，把文件柜之类沉重的家具推到大门旁边，以便在必要时可以迅速把大门堵上。

　　有人问我是谁，但是没等扬回答，那人就回头走开了。他们都很神经质，说起话来，一会儿非常大声，一会儿又小心翼翼，压低了嗓门。我的鼓以及我的鼓之所急，看来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了。我本来寄希望于看房人科比埃拉，想请他帮帮忙，把我肚皮前面那堆废铁修理出个模样来，可是他没有露面。也许他在邮局的二楼或者三楼，同大厅里的邮递员和职员一样排命地在码鼓鼓囊囊、据说可以防弹的沙袋。奥斯卡待在这里，使扬·布朗斯基感到难堪。所以，我乘扬听一个男人向他发指示之际溜走了。这个男人头戴波兰钢盔，人家叫他米尚博士，显然就是邮局局长。我小心翼翼地绕过这位米尚先生，探头寻找，终于找到了上二楼的楼梯。在二楼过道尽头，我又找到一间中等大小、没有窗户的房间，那里没有拖弹药箱的男人，也没人在码沙袋。

　　地板上放着可以滚动的放洗换衣服的篮子，篮子里盛满了贴有各色邮票的信件。这个房间低矮，糊墙纸呈负色。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橡皮味儿。一个电灯泡亮着，没有灯罩。奥斯卡疲倦已极，没去找电灯开关。远处，圣马利亚教堂、圣卡塔琳娜教堂、圣约翰教堂、圣布里吉特教堂、圣巴巴拉教堂、三一教堂、圣体教堂的钟声在说：九点了，小奥斯卡，你该去睡了！——于是，我躺到一个邮件篮里，让同样精疲力竭的鼓躺在我身边，昏昏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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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在放满信件的篮子里，这些信件有的寄往罗兹、卢布林、利沃夫、托伦、克拉科夫和琴斯托霍瓦，有的来自罗兹、卢布林、利沃夫、托伦、克拉科夫和琴斯托霍瓦。但是我既未梦见琴斯托霍瓦的圣母，也未梦见黑圣母。我没有梦见自己在啃那颗保存在克拉科夫的马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的心，或者啃那种使托恩城扬名的姜饼。我也没有梦见我那面始终未修理好的鼓。我躺在可以滚动的篮子里的信件上，没有做梦。奥斯卡没听见任何窃窃私语、低声耳语、闲聊以及不慎的言语。据说，把许多信放在一堆，就能够听得到它们说话。这些信件没对我讲一句话。我从未等待过邮件，谁也没有任何根据把我看做收件人，更不能把我当做寄件人。我收回了天线，躺在一座邮件的山上。这座山可能同全世界一样怀着孕，一件新闻将要脱胎而出。

　　总而言之，唤醒我的不是那些信件，不是住在华沙的某个名叫莱希·米勒夫茨克先生写给他住在但泽的席德利茨的侄女的信，这封告急信足以惊醒千年的乌龟。唤醒我的不是近处的机枪声，便是远处自由港里那两艘战列舰双炮塔炮隆隆的齐射声。

　　机枪，双炮塔炮。就这样随随便便地落笔写下来吗？会不会是一阵暴雨，一场冰雹，一场类似我诞生时那种由远而近的夏末的暴风雨呢？我睡得太死了，不可能作此类推测，并且，我是在响声还在耳中未消时，便同所有沉睡的人们一样，一下子确切地说出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打起来了！

　　奥斯卡刚从篮子里爬出来，穿上凉鞋，还没有站稳，就即刻为他那面经不起磕碰的鼓的安全操起心来。他用双手在他睡觉的那个篮子里的虽然很松、但是层层叠叠的信件中挖了一个洞。不过，他的动作并不粗鲁，没有把信件撕坏、折断甚至毁掉，而是小心翼翼地把乱七八糟地叠在一起的情理齐，细心地拿起每一封信（多半贴着紫色的、有“波兰邮政”字样的邮票），拿起每一张明信片，还注意不使信封开封，因为尽管面临这不可逆转并将改变一切的事件，通信秘密还是应当始终得到保障的。

　　机枪声越来越猛烈，那只放满信件的篮子里的洞也越挖越大。最后我认为可以了，便把我那奄奄一息的鼓放进新筑的工事里，上面厚厚地盖上了三层，不，不止三层，足有十层至二十层信封，并且是像泥瓦匠砌坚固的墙时那样把砖头一块咬一块的码法。

　　我希望这种防护措施能使我的鼓挨不着弹片和子弹。我刚干完，第一颗反坦克炮弹在邮局大楼临黑维利乌斯广场的正面大约同营业大厅一般高的地方爆炸了。

　　波兰邮局是一座坚实的砖墙大楼，挨几十发这样的炮弹是没问题的，不必担心会很快被炸开一个缺口，大到足以让民军像平时经常练习的那样从正面冲进来。

　　我离开了那间安全的、没有窗户的、周围是三间办公室和二楼过道的信件存放室，去寻找扬·布朗斯基。当我寻找我假想的父亲扬时，我自然也在找残废的看房人科比埃拉，而且怀着更为急切的心情。昨天晚上，为了修鼓，我没吃晚饭，乘电车进城，来到黑维利乌斯广场，进了这个波兰邮局（要不是为了修鼓，邮局同我是不相干的）。因此，如果我不能及时地，也就是说，在肯定要发起的进攻之前找到这位看房人，我那面不成模样的鼓就休想再能修复了。

　　因此，奥斯卡找的虽然是扬，脑子里想的却是科比埃拉。他双臂交叉在胸前，在地面铺砖的长过道里走了几个来回，但除了他自己以外再也找不到一个人。他能区分出那零星的子弹是从邮局射出去的，而连续射击的则是对方挥霍弹药的民军。这些节约的守卫者必定是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把邮戳换成了另一种工具，但仍然一下一下像盖邮戳似的使用这种工具。过道里没有一个坐着、站着或躺着的人准备可能发起的反冲锋。只有奥斯卡在巡逻，没有武器，没有鼓，在凌晨时刻，听着创造历史的登坛经①，但它带来的是铅弹而不是口含黄金②。

　　①弥撒仪式中神甫登上祭坛时唱诗班唱的经文。此处喻序曲。

　　②意为美好的祝愿。

　　在邮局院子旁边的办公室里也空无一人。我心想，他们真是粗心大意。朝施奈德米尔巷这个方向是非有人防守不同的。那儿有一个警察分局，同邮局院子和装卸包裹的平台只隔一道木栅栏。这真是只有在连环画上才能找到的有利的进攻阵地。我逐一推开办公室的门：挂号信件室，送汇票的邮递员的房间，工资科，电报接收室。他们在那儿。他们趴在钢板、沙袋以及横倒的家具后面射击，很节省弹药，隔相当长时间才放一枪。

　　大多数办公室里，一些窗玻璃已经挨了民军的机枪子弹。我匆匆看了一眼破碎的窗户，把它们同我在可以平静地深呼吸的和平时期用钻石声音唱碎的玻璃作了一番比较。这时，我心想，如果有人要求我为保卫波兰邮局出一份力的话，如果那个矮小壮实的米尚博士来找我，不是以邮局局长而是以守卫邮局的军队指挥官的身份召募我入波兰军队服役的话，我的声音便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为了波兰，为了乱开花但又始终结出硕果的波兰经济，我把对面朝黑维利乌斯广场的房子的玻璃，沿雷姆河的房子的玻璃，施奈德米尔巷上整排的玻璃窗，也包括警察分局的玻璃，再同从前一样用远程效果把旧城沟和骑士巷上擦得很亮的玻璃，在几分钟之内都打上一个个通风的黑窟窿。这将在民军和旁观的市民中造成混乱。这将产生许多架重机枪所产生的效果，并将使大家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就相信奇迹武器①。不过，这还是救不了波兰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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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此处指纳粹后来使用的V－1飞弹和V－2火箭等。1944年，戈培尔曾大肆宣传过。

　　奥斯卡并没有出这份力。那个脑袋上戴着波兰钢盔的米尚博士并没有征我入伍，当我匆匆下了楼梯闯进营业厅时，正巧绊到了他的腿上，他给了我一记火辣辣的耳光，刚接完，便又大声用波兰话咒骂着，忙他的保卫工作去了。这一记耳光，我只好忍了。所有的人都很激动，都很害怕，尤其是米尚博士，他毕竟是责任在身，所以情有可原。

　　营业厅里的时钟告诉我，现在是四点二十分。时钟走到四点二十一分时，我这才假定，最初的战斗并没有损坏时钟的机件。钟还在走。时间照旧流逝，安之若素，我不知道这种兆头是好还是坏。

　　无论如何我得先在营业厅里找寻扬和科比埃拉。我注意躲开米尚博士，但既找不到我的表舅也找不到看房人。我注意到营业厅里玻璃的损坏情况以及大门两旁墙上灰泥的裂缝和难看的窟窿，还目睹他们抬走最先受伤的两个人。一个是位年纪较大的先生，灰白头发，细心梳理的分头一点没乱。一颗子弹擦伤了他的上臂，别人替他包扎伤口时，他不断地说话，神情激动。人家刚用白纱布包扎好他的较轻的伤口，他就想一跃而起，去抓他的枪，重新趴到那些显然不能防弹的沙袋后面去。幸亏由于失血引起的一阵轻微眩晕强迫他又摔倒在地并且安静下来。这时，那个头戴钢盔、便服前胸小口袋露出骑士手绢一角的矮小壮实、五十来岁的人，那个名叫米尚的博士先生，那个昨晚详详细细盘问过扬·布朗斯基的局长，打着文官骑士的高雅手势，命令这位负了伤的老先生以波兰的名义保持安静。

　　第二个受伤的人躺在一个干草袋上，呼吸困难。他没有想要回到沙袋后面去的表示。他每隔一段时间大叫一声，也不怕难为情，因为他腹部中了子弹。

　　奥斯卡正要再次检查伏在沙袋后面的那一排人，看看他要找的那两个是不是在里面。此时，两发炮弹几乎同时在大门上方和旁边炸开了，震响了营业厅。他们挪到大门口的柜子被震开了，一捆捆的单据掉了出来，散了捆，满天飞，随后又飘下来，在地上滑行，铺满了方砖地。这哪里是单据的用途呢？不用说，剩余的窗玻璃都碎了，大块小块的灰泥从墙上、天花板上落下来。他们把第三个伤员从石灰烟雾里拖到大厅中央，随后，根据戴钢盔的米尚博士的命令，把他抬到二楼去。

　　每上一级楼梯，这个受伤的邮局职员就呻吟一声。奥斯卡跟在他和抬他的男人后面。没有人把奥斯卡喊回来，没有人问他跟上去干吗，也没有人像米尚方才那样扇他耳光。他也尽量小心，不去绊这些邮局保卫者的腿。

　　我跟在那些慢慢爬上楼梯的男人后面，到了二楼。这时，事实证明我猜对了。他们把伤员抬进了我待过的那间没有窗户因而很安全的信件存放室。他们也认为，在没有床垫的情况下，放信件的篮子虽说太短，但对于伤员来说毕竟是个比较软和的地方。我悔不该把自己的鼓埋在放满没法寄出的信件、可以滚动的篮子里。这些皮开肉绽、穿了窟窿的邮递员和营业员的鲜血会不会透过十至二十层邮件，染红我那面迄今只用油漆染色的鼓呢？我的鼓同波兰人的血有何干系？让他们用自己的血去染红他们的单据和活页纸吧！让他们把墨水瓶里的蓝墨水倒出来，随后灌上红的血吧！让他们把自己的手绢和上浆的白衬衫染上一半鲜血，变成红白两色的波兰国旗吧！现在是事关波兰而与我的鼓无关啊！如果他们坚持认为，即使波兰丧失了，也要让她保持红白两种颜色的话，那么，难道我的鼓也非得染上鲜血不可，使它有足够的波兰味儿，从而跟着一道丧失吗？

　　我慢慢地才把自己的想法固定下来：他们所关心的根本不是波兰，而是我的不成形状的鼓。扬把我引诱到邮局里来，是为了给职工们带来报警的烽火，而波兰不足以成为召集他们的信号。夜间，当我睡在可以滚动的信件篮里时（篮子没有滚动，我也没有做梦），那些醒着的波兰人低声耳语，像是在传一道口令：一面奄奄一息的儿童玩具鼓到我们这里来避难了。我们都是波兰人。我们必须保护它。更何况英国和法国已经跟我们签订了一项保证条约。

　　正当我在信件存放室半掩的门前作这些无谓的抽象思考因而限制了我的行动自由时，邮局院子里首次响起了机枪声。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民军从施奈德米尔巷的警察分局出动，发起了首次进攻。我们大家随即乱作一团。停邮政汽车的装卸台上方包裹室的门被民军炸了个粉碎。他们随即进入包裹室，又到了包裹接收室，通往营业厅的大门已经打开了。

　　把伤员抬上楼、放进我埋藏鼓的信件篮里的男人们，一下子冲了出去，其余的人跟在他们后面。我根据声响断定他们在底层的过道里战斗，随后打到了包裹接收室。民军不得不撤退了。

　　奥斯卡先是犹豫、后又有目的地走进信件存放室里。那个伤员脸呈黄绿色，露出了牙齿，闭上的眼皮底下眼珠在转动。血丝从嘴里挂下来。他的头耷拉在信件篮子边上，所以信件被血浸透的危险并不大。奥斯卡不得不踮起脚尖才够到了篮子里面。那个男人的屁股正好压在我埋鼓的地方。奥斯卡先是小心翼翼地注意不碰到那个男人和不撕坏信件，接着便使劲地抽，末了连撕带扯地从那个呻吟着的男人身子底下掏出数十封信来。

　　今天我想说，当时我已经摸着鼓的边沿了。这时，那些男人又冲上楼梯，沿着过道走来了。他们把民军赶出了包裹室，成了最初的胜利者。他们回来了。我听到他们在笑。

　　我躲在门旁边一个信件篮子后面等着，直至他们到了那个伤员身边。他们先是大声说话，做着手势，后又低声咒骂，一边给那个伤员包扎。

　　两颗反坦克炮弹接连在营业厅上方爆炸，随后又沉寂下来。自由港韦斯特普拉特对面的两艘战列舰的齐射很有规律，像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在嘟哝。这声音人们已经习惯了。

　　我没让那个伤员身边的男人们发现，溜出了信件存放室。我扔下鼓不管了，又去找扬，我的假想的父亲和表舅以及看房人科比埃拉。

　　三层楼是邮局秘书长纳恰尔尼克的宿舍。他已经及时地把家属送到了布朗堡或华沙。我先到靠邮局院子一边的几间贮存室去找了一通，后来在纳恰尔尼克宿舍的儿童室里找到了扬和科比埃拉。

　　这是一间明亮而宜人的房间，糊墙纸的颜色叫人看了高兴，可惜被流弹毁坏了好几处。有两扇窗户，天下太平时，可临窗眺望黑维利乌斯广场，那样想必有一番乐趣。一具未损坏的摇木马，各种皮球，一座骑士城堡以及许多翻倒的铅小兵，有骑兵，也有步兵，一只打开的纸箱，内装许多小铁轨和小火车，不少玩偶，破烂的程序不一，玩偶的小屋，屋里乱七八糟，总而言之，这一大堆玩具说明，邮局秘书长纳恰尔尼克是两个娇生惯养的孩子的父亲，而且准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真走运，他们已被疏散到华沙去了，也省得他们找我的麻烦，这种遭遇我在布朗斯基兄妹那儿是深有体会的。邮局秘书长的男孩子同他这个布满铅士兵①的儿童乐园告别时，一定很伤心。我想到这里，颇有点幸灾乐祸。或许那孩子把几个长枪骑兵塞进了裤兜里，日后在保卫莫德林要塞的战斗中，好用它们来增援波兰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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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铅铸的士兵，儿童玩具。过去被误译为锡士兵。

　　关于铅士兵，奥斯卡讲得太多了。然而，他仍不能绕过一件事实不谈。那里的一个架上，放着玩具、图画书和游戏用具。架子的最高一层，放着小型乐器。一支蜂蜜黄的小号，无声地摆在一套小钟边上，这套小钟随着投入战斗，也就是说，随着炮弹爆炸而丁当作响。右边外侧是一架手风琴，色彩鲜艳，风箱打开着。做父母的准是操之过急，送给了他们的后代一把小提琴，尺寸小一点，但同真的一样，也是四根弦。小提琴旁边，有一件回东西，白色，完好无损，周围挡着一些积木以防它滚下来，真叫人没法相信，一面红白漆的铁皮鼓。

　　我起初根本没想靠自己把鼓从架子上取下来。奥斯卡明知自己是够不着的，由于他的身材像侏儒，所以每当他束手无策时，便只好请成年人帮忙。

　　扬·布朗斯基和科比埃拉趴在沙袋后面，沙袋码到落地长窗三分之一的高度。扬在左边那扇窗下。右边窗下是科比埃拉。我立即醒悟到，这位看房人现在不会有工夫去把我那面压在伤员身子底下、肯定越压越扁的鼓取出来修理。因为科比埃拉正忙得不可开交。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从沙袋墙中留出的孔眼里朝黑维利乌斯广场那头施奈德米尔巷拐角处开枪射击，那儿在拉道纳桥前面不远，刚架上了一门反坦克炮。

　　扬缩成一团，趴在那儿，脑袋不知藏到哪里去了，浑身不停地哆嗦。我只是凭他那身时髦的深灰色衣服才认出他来，而他的这身衣服上，现在也满是灰膏和沙土。他的皮鞋也是灰色的，右脚的鞋带松了。我蹲下来，给他系上鞋带。我正系时，扬抽搐了一下，他那双过分蓝的眼睛从左衣袖上露出来，凝视着我，水汪汪的，蓝得不可理解。奥斯卡粗粗一瞧，断定他没有受伤，然而，他却在无声地哭泣。扬·布朗斯基心里害怕。我只当没看见他在哭，用手指着纳恰尔尼克已疏散的儿子的铁皮鼓，用明显的手势要求扬倍加小心地利用儿童室的死角，去到架子前，替我把鼓取下来。我的表舅不懂我的意思。我假想的父亲不理解我。我可怜的妈妈的情夫心里害怕，只顾得上害怕，因此，我打手势求他帮助，只能增添他害怕的心理。奥斯卡真想向他大喊大叫，但又担心被似乎一心只听着自己的枪声的科比埃拉发现。

　　于是，我趴到沙袋后面扬的左边并紧挨着他，把我沉着镇静的心情传给我不幸的表舅和假想的父亲。没多久，我觉得他镇静了一些。我的均匀的呼吸使他的脉搏也大致均匀了。我再次让扬注意纳恰尔尼克的儿子的铁皮鼓。我慢慢地、温柔地转动他的脑袋，直到对准了放玩具的架子。可是，我又操之过急了，扬仍旧没懂我的意思。恐惧从脚心钻到头顶，从头顶钻到脚心，也许由于鞋垫和鞋底的缘故，被挡住了。恐惧想要发泄出来，便又反弹回去，经过肝、脾、胃，占据了他那可怜的脑袋，挤得他那对蓝眼珠快要夺眶而出了，眼自上显出了错综的微血管。以前，奥斯卡从未有机会看到过他假想的父亲这对眼珠。

　　我花了一点工夫，费了一点劲，才让表舅将眼珠缩回去，使他的心也跳得略为均匀一些。我按照美学要求所作的这些努力又全都白费了。民军首次使用野战榴弹炮，用望远镜瞄准，想轰平邮局大楼前的铁栅栏。他们把砖柱一根接一根地轰倒，使铁栅栏连根拔了出来。射击的准确度令人赞叹，说明他们平日的训练达到颇高的水平。砖柱有十五到二十根，每轰倒一根，我可怜的表舅扬的心和灵也就受到一次打击，仿佛炸毁的不仅是柱基，还有住基上的虚构的神像，那是我表舅所熟悉的，也是他生命中必不可少的。

　　只有这样设想，才能解释为什么榴弹炮每击中一根墙柱，杨就要尖叫一声，并且他也许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喊得一如我那种毁玻璃的叫声，它可能也具有割玻璃的钻石的功效。扬虽然热情地叫着，但却无的放矢，最后只是让科比埃拉把他那残废的、皮包骨的看房人的身子撂倒在我们身边，抬起了瘦削的、没睫毛的鸟脑袋，水汪汪的灰色的眼珠对着我们这一对难友滴溜溜地转动。他摇晃扬的身子。扬只顾自己呜咽。他撩起扬的衬衫，迅速地检查他身上有无伤口——我差点儿笑了出来——他找不到一点伤痕，又把扬翻过身来，仰面朝天，捏着扬的下颚，摇得它格格直响，硬让扬的蓝眼睛瞧着科比埃拉水汪汪的灰眼睛，用波兰话骂他，用唾沫啐他的脸，末了把枪扔给他。这把枪，扬一直放在射击孔里，一枪也没有放过，连保险机都还没有打开。枪托正好撞在他的左膝盖骨上。在饱尝了心灵的痛苦之后，扬第一次尝到了肉体痛苦的滋味，看来他倒觉得挺好受，因为他抓住了枪。但是，当枪的金属部分把冰冷的感觉从手指传到他的血液里时，他又害怕了，可是，在科比埃拉连劝带骂的鼓励下，他终于向自己那个射击孔爬去。

　　我的假想的父亲虽然脑子里充满女人气的幻想，但对战争的看法却非常现实，简直没有一点想像力，因此他很难，甚而至于根本不可能鼓起勇气来。他既不通过射击孔瞧一眼归他控制的射击面，也不搜寻一个值得射击的目标去瞄准，只是把枪斜架着，自己的身子离枪很远，枪口则朝着黑维利乌斯广场另一面房子的屋顶上方，迅速而盲目地打空了弹仓，于是，空出了两手，便又爬回到沙袋后面去。扬从藏身处向看房人投去了请求宽恕的目光，正像一个小学生没有完成作业，又羞又恼地承认自己的错误。科比埃拉好几回把牙齿咬得格格响，随后放声大笑，仿佛不想再停止这笑声似的，但又突然停止了，把人吓了一跳，并朝布朗斯基的胫骨上一连踢了三四脚，虽说扬是邮局秘书，是他的上司。科比埃拉又把他那只穿着没模样的鞋子的脚抽回去，正要朝扬的肋骨上踢去时，一阵机枪子弹打碎了儿童室上方剩下的玻璃，打得天花板烟尘滚滚。他赶忙把那只整形鞋踩到地上，一下子扑到他的枪后面，气鼓鼓地快速射击，一枪紧接一枪，似乎他要补救被扬耽误了的时间。他射出的子弹，不管怎么说，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弹药总消耗量中占一个小小的份额。

　　看房人没有发现我吗？他平常总是一本正经，难以接近，一如那些伤兵，总要求别人尊重他们并保持一定的距离。可是，现在他却让我留在这间通风的、充满铅弹味的小房间里。或许科比埃拉是这样考虑的：这是一间儿童室，奥斯卡因此可以留下来，在战斗间歇的时候玩一玩。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样子在那里躺了多久。我躺在扬和左墙之间，我们两个都在沙袋后面。科比埃拉趴在他的枪后面，一个人替两个人射击。大约十点左右，枪声渐次平息。多静啊！我能够听到苍蝇的嗡嗡声，听到从黑维利乌斯广场那一边传来的人声和口令，港湾里那两艘战列舰也间或把低沉的隆隆声传到我耳朵里来。这是一个晴转多云的九月的白天，太阳把一切都抹上了一层陈金色，空气稀薄、敏感，但传声却不佳。再过几天就是我十五周岁生日了。我希望像每年九月那样，得到一面铁皮鼓。还有什么比铁皮鼓更不值钱的呢？我放弃世上一切珍宝，坚定不移地一心只想着一面红白漆的铁皮鼓。

　　扬纹丝不动。科比埃拉均匀地深呼吸，奥斯卡一听，知道他睡着了。他利用这个短暂的战斗间歇打一个盹儿，毕竟所有的人，哪怕是英雄，也总要抓时间打个盹儿恢复疲劳的。唯独我一人醒着，一心想着铁皮鼓，像我那样的年岁，就是那么死心眼儿。越来越静了，只有一只苍蝇在酷暑下疲惫不堪，发出有气无力的嗡嗡声。不，不是现在我才想起小纳恰尔尼克的铁皮鼓的。在交火时，在周围一片枪炮声中，奥斯卡也一直眼睁睁地盯着它。不过，现在我才看到机会来了，无论如何不能错失这个大好时机。

　　奥斯卡慢慢地站起身来，动作很轻，绕过玻璃碎片，目标明确地朝放玩具的木架子走去。我心里想着，用一把儿童椅子，摞上积木匣，搭一个台阶，不仅稳当，高度也完全够了，我马上可以占有这面闪闪发光的崭新的铁皮鼓了。这时，科比埃拉一声喊，叫住了我，接着，这个看房人无情地一把抓住了我。我拚命地指着近在眼前的铁皮鼓。科比埃拉把我拽了回去。我朝着铁皮鼓伸出两条胳臂。这个残废人犹豫了，刚要把手伸得高高的，而我就要成为幸运儿的当口，一阵机枪射进儿童室，反坦克炮弹在大门前开了花。科比埃拉把我推到扬躺的那个角落里去，自己又伏倒在枪后射击，并且已经在发射第二次装的子弹了，而我的眼睛始终还没有离开那面铁皮鼓。

　　奥斯卡躺在那里。当这个畸足、眼睛水汪汪、没有睫毛的鸟脑袋把我从快达到的目标前拽回来，又推到沙袋后那个角落里时，扬·布朗斯基，我的有一对可爱的蓝眼睛的表舅却连头都没抬。奥斯卡哭了？没有！我只是心里越来越火了。肥的、蓝白色的、没有眼睛的蛆正在繁殖，并寻找着一具可口的尸体。波兰同我有什么关系？那些波兰人又同我有什么关系？他们有自己的骑兵！让他们上马吧！他们吻贵夫人的手，待他们发现时，已经太晚了，原来他们吻的不是贵夫人推淬的手指，而是野战榴弹炮未抹口红的炮口。这时，克虏伯①生的童贞女开始发泄自己的感情。她咂着嘴，拙劣而又真实地模仿枪炮声，一如她在每周新闻片上所听到的，又往邮局大门扔内装不能吃的糖果的彩色爆竹，想要打开一个缺口，如果真打开了缺口，还要穿过打破缺口的营业厅，把楼梯啃掉一口，这样一来，谁也上不去，谁也下不来。随后来了她的扈从，在机枪的掩护下，还有的乘着时髦的装甲侦察车，车身上油漆着漂亮的名字：“厄斯特马克”和“苏台德”。它们没有知足的时候，开起来发出嘎嘎的声响，披着装甲，侦察着在邮局前来来回回。这是两位热心于文化的年轻太太，她们要参观一座宫殿，但宫殿的大门未开。这两位美人儿可是娇宠惯了的，什么地方都要进去看看，这下子，她们可不耐烦了，便把自己的目光，铅灰色的、咄咄逼人的、同一口径的目光，投进宫殿的每一间可见到的房间里去，使宫殿的主人觉得这些房间发热、发冷、变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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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克虏伯，德国钢铁公司。克虏伯生的童贞女，指该厂制造的大炮。

　　正当一辆装甲侦察车——我记得是“厄斯特马克”——又从骑士巷向邮局驶来时，扬，长久以来就像死人一样的我的表舅，把他的右腿抬到射击孔后，希望侦察车能够发现他的这条腿，向它射击；或者哪一颗流弹开开恩，擦伤他的小腿肚或脚跟，而这一处伤，便可以允许这位士兵夸张地一瘸一拐地撤下火线去。

　　这样的姿势要坚持下去是十分费劲的。扬·布朗斯基不得不过一忽儿就把腿放下来。于是，他翻过身，仰面朝天，这样他便有了足够的力量用双手支撑着腘窝，让腿肚子和脚跟悬在射击孔后面，使流弹或瞄准着射来的子弹射中它的可能性更增大了。

　　无论当时还是今天，我对扬的心理可是摸透了的。因此，当科比埃拉见到他的上司、邮局秘书布朗斯基竟摆出这么一副可鄙而绝望的姿势，并大发其火时，我也完全可以理解。这位看房人一跃而起，再一纵身就到了我们身边，到了我们头顶上，扑过来，抓住扬的衣服，把扬连衣服带人举起来，又扔下去，又抓住他，撕破了衣服，并动手揍开了，左一下，右一下，刚抽回右手，左手已经打下来了，右手刚举到空中，左手便已凑上来，两手握成一个大拳，向扬·布朗斯基，我的表舅，奥斯卡的假想的父亲狠命地捶下来。这时，一声巨响，也许是天使礼拜上帝时展动翅膀而发出的声响，这时，唱了一声，好似无线电里的以太声，这时，被击中的可不是布朗斯基，被击中的却是科比埃拉；这时，炮弹开了一个好大的玩笑，砖头笑得裂开了，碎片化为尘土，灰膏变成粉末，木头找到了斧子，这间可笑的儿童室用一条腿在蹦，克特一克鲁泽设计的玩偶破裂了，摇木马从一头滑到另一头，它多么想驮一个骑士好把它甩下来呀！积木匣里全都乱了套，波兰枪骑兵同时占领了儿童室的四个角落，末了，放玩具的木架子终于倒下来了，那套小钟敲响了复活节的钟声，手风琴放声大叫，小号像是吹出了什么声音，总而言之，所有的东西都同时发出音响，像是一个正在排练的乐队，发出叫喊声、爆裂声、嘶鸣声、钟声、撞碎声、劈啪声、嘎嘎声、吱吱声、嗽嗽声，尖声在高处回荡，低音钻到了地板下面。我呢，就像一个三岁小孩应有的样子，在炮弹击中的时刻紧靠窗户，待在儿童室里安全的地方。这时，铁皮，那面铁皮鼓，落在了我的跟前。它只是迸掉了几块漆，连一个窟窿也没有。奥斯卡的新鼓啊！

　　当我把目光从出其不意直接滚到我脚边来的新鼓上抬起来时，我立即感到必须去帮扬·布朗斯基一下。看房人沉重的躯体压在他的身上，他怎么也推不开。我起先以为扬也被击中了，因为他的呜咽声非常自然。末了，当我们把同样很自然地呻吟着的科比埃拉滚到一边去后，我才明白扬身上的伤是微不足道的。仅仅是玻璃碎片划破了他的右颊和一只手的手背。我匆匆作了一番比较，断定我假想的父亲的血与看房人的血相比，要鲜红得多。看房人裤子上大腿那一段已经染上了暗红的血浆。

　　是谁把扬那件雅致的灰上装撕碎并弄成七歪八扭的，我就搞不清楚了。究竟是科比埃拉呢，还是炮弹呢？反正肩头撕破了，衬料露了出来，扣子掉了，针脚裂开，口袋也翻出来了。我请求大家原谅可怜的扬·布朗斯基。他在我的帮助下把科比埃拉拖出儿童室之前，先忙着拣经过这场暴风雨从他口袋里掉出来的东西。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梳子，他的情妇们的照片——其中有我可怜的妈妈的一张半身照——以及还没有打开过的钱包。他一个人在那里拣撒了满屋子的施卡特牌，这对于他来说不仅吃力，而且不无危险，因为掩护用的沙袋有一部分已经被轰掉了。他要找齐那三十二张牌。可是，第三十二张他却没有找到，便显出不幸的样子。奥斯卡在两座乱糟糟的玩偶小屋之间找到后，递给了他，他微笑了，虽然这是一张黑桃七。

　　我们把科比埃拉拖出儿童室，终于到了过道上时，这位看房人才有气无力说了几句扬·布朗斯基能听懂的话：“一样也没缺吗？”这个残废人操心地问道。扬把手伸进他的裤子里，在这老人的两腿之间满满地捏了一把，随后向科比埃拉点了点头。

　　我们大家都很幸运：科比埃拉保住了他的骄傲，扬·布朗斯基重新找到了三十二张牌，包括黑桃七，奥斯卡得到了一面新的铁皮鼓。他每走一步，鼓便撞一下他的膝盖。扬和一个扬喊作维克托的人，搀扶失血而虚弱的看房人下到二层楼，进了信件存放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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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克托·韦卢恩帮我们架走失血越来越多、身体却越来越重的看房人。高度近视的维克托这时还戴着眼镜，所以在楼梯间里他没有绊在石梯上摔交。维克托的职业是送汇票的邮递员。一个近视眼干这种差事，真叫人不敢相信。今天，一提到维克托，我就把他叫做可怜的维克托。我的妈妈由于全家去港口防浪堤郊游，就变成了我的可怜的妈妈。送汇票的维克托也一样，由于丢了眼镜而变成了可怜的、没有眼镜的维克托，只是原因不同罢了。

　　“你后来见到过可怜的维克托吗？”每逢探望日，我便问我的朋友维特拉。可是，自从那一回我们乘有轨电车从弗林格恩去格雷斯海姆之后——此行下文再叙——我们便失去了维克托·韦卢恩。唯一可以希望的是跟踪他的密探白找了一场，而他却又找到了自己的眼镜或者一副符合他的度数的眼镜。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同从前一样，即使不在波兰邮局，那也在联邦德国的邮局里当邮递员，送汇票，虽然是近视眼，但戴着眼镜，把五光十色的钞票和硬币送上门，给人们带去幸福。

　　“那不吓死人吗！”在左边扶着科比埃拉的扬气喘吁吁地说。

　　“要是英国人和法国人不来的话，天晓得会是什么个结局！”在右边扶着看房人的维克托担忧地说。

　　“他们会来的！里茨一斯密格莱①昨天还在电台上这么说。我们得到了保证②：如果打起来，整个法国就会像一个人似的挺身而出！”扬好不容易才保持住自己的信心直到讲完这句话，因为他见到了自己被划破的手背上淌出来的鲜血，这虽然没有使他怀疑法波保证条约的可靠性，但却使他担忧，在整个法国像一个人似的挺身而出，信守许诺下的保证并跨过西壁③之前，自己或许会由于流血过多而一命呜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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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爱德华·里茨—斯密格莱（1884～1941），波兰元帅，继毕尔苏德斯基之后任波兰军队总监，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后逃亡。

　　②指1939年5月19日签订的法波军事协定，规定“一旦德国以主力进攻波兰，法国将从法国总动员开始后第十五天起，以其主力部队对德国发动攻势”。实际上，法国根本没有发动攻势，西线只是“静坐战”，至于英国，到了10月11日，波兰战事结束三个星期以后，才派了四个师到法国去。

　　③指德国的西部防线。

　　“他们肯定已经踏上征途了。英国舰队已经在横渡波罗的海了！”维克托·韦卢恩喜欢把话说得有力量，有效果。他在楼梯上站住了，右手因扶着受伤的看房人而不得动弹，左手却在空中挥动，像在舞台上似的，让五个手指齐声喊道：“来吧，你们骄傲的不列颠人！”

　　他们两人，一边一再权衡着波兰、英国和法国的关系，一边慢慢地把科比埃拉扶到临时医院去。这时，奥斯卡却想起了格蕾欣·舍夫勒那本书里的有关段落。凯泽的《但泽城历史》中说：“在一八七○年至一八七一年德法战争期间，四艘法国战舰于一八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驶入但泽湾，在碇泊场游七，船上的大炮已经对准了港口和城市，到了夜间，德国船长魏克曼指挥的螺旋桨推进的克维尔特轻巡航舰‘宁芙’号迫使停泊在海湾的法国舰队撤离。”

　　在我们快到二楼信件存放室之前，我几经考虑便得出了如下看法（日后得到了证实）：在波兰邮局和整个波兰遭到攻击的时候，英国本上舰队隐蔽在北苏格兰某处港湾内；庞大的法国陆军还在吃午饭，他们派出几支小部队到马奇诺防线①附近搞点侦察活动，就算履行了法波保证条约。在信件存放室兼临时医院门口，我们被米尚博士截住了。他还戴着钢盔，骑士小手帕插在胸袋里露出一个三角。他身边是一个叫康拉德的从华沙来的特派员。扬·布朗斯基的恐惧心理立即开始作祟。他装成身负重伤的样子。维克托·韦卢恩没有受伤，又戴着眼镜，因此是一名可以派用场的射手，并被派到楼下营业厅去。我们则受命留在这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点亮应急用的蜡烛，因为但泽市电力厂已不愿再给波兰邮局供电。米尚博士并不真正相信扬受了重伤，可是又知道他没有打仗的本领，保卫邮局不一定非靠他不可，便命令他当护士，照顾伤员和我，一边匆匆地、绝望地（我觉得是这样）抚摩了一下我的头，要扬小心照看，切莫让这个可怜的孩子陷到战火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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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马奇诺防线，法国于1929年至1932年在东北边境修筑的防御工事体系，以当时的国防部长命名。

　　野战榴弹炮射中了营业厅大门上方。我们全都摇晃了起来。戴钢盔的米尚、华沙来的特派员康拉德以及送汇票的韦卢恩飞奔下楼，到他们的战斗岗位上去了。扬和我走进那间密封的、可以减弱枪炮声的屋子，见到里面已经躺着七八个伤员。外面榴弹炮正在大耍威风，震得屋里的烛火闪烁不定。尽管有那些呻吟的伤员，或者说，正是由于伤员在呻吟，因此屋内一片寂静。扬急急忙忙、笨手笨脚地从床单上撕下布条，包扎好科比埃拉的大腿，接着要给自己护理。但是，我表舅的面颊和手背上已经不流血了。划破的伤口已经硬结，不过有点痛，这助长了扬的惧怕心理，但在这间低矮而不通风的屋里又无处发泄。他到处乱摸自己的口袋，摸到了一副纸牌，一张不缺。施卡特！我们玩施卡特，一直玩到保卫战彻底失败。

　　三十二张牌，洗牌，签牌，分牌，出牌。所有盛信件的篮子都已被伤员占了，我们只好让科比埃拉背靠一只篮子坐下。由于他常常要倒下身子，我们最后用另一个伤员的背带把他绑住，让他保持一种固定的姿势，还不准他把手里的牌掉下来，因为我们需要科比埃拉。施卡特必须三个人玩，三缺一我们不就打不成了吗？躺在篮子里的那些人，已经很难分清红色与黑色，他们也不想再玩施卡特。本来连科比埃拉也不想再玩施卡特了。他要躺下去。看房人想要让一切听其自然。他懒得动手，闭上没有睫毛的眼睛，只想看邮局大楼最后被拆毁①。但是我们不赞成他这种宿命论的态度，便把他紧紧捆住，硬要他当第三家。奥斯卡当第二家——这个小矮个儿也会打施卡特？！但是，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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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德军占领但泽后，拆毁了波兰邮局的大楼。

　　当我第一次用我的声音讲成年人的语言并说“十八点！”时，扬从牌上抬起眼睛，向我投来短暂的、莫名其妙的蓝色目光，随后点头表示“要”。我接着叫：“二十点呢？”扬毫不犹豫地说：“还要。”我又说：“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点？”扬惋惜地说：“不要。”科比埃拉呢？尽管被背带捆着，他仍要倒下身子。但是我们又把他拉起来，等到我们的牌室外面较远处一颗炮弹击中时发出的噪声过去后，扬在接着开始的沉寂中悄悄说：“二十四点，科比埃拉！你没听见这孩子在叫牌吗？”

　　我不知道看房人是从哪儿、从哪处深渊里突然冒出来的。看来他是用螺旋式绞车把他的眼皮吊了起来。最后，他的湿乎乎的眼睛迷迷糊糊地瞧着那十张牌，那是扬方才周到地塞在他手里的，并且没有搞任何偷看之类的鬼把戏。

　　“不要。”科比埃拉说。其实，这是我们根据他的嘴唇的蠕动判断出来的，因为他的嘴唇已经干得说不出话来了。

　　我打一盘梅花主牌。扬叫了“加倍”。要出牌了，扬冲着科比埃拉大声招唤，轻轻地捅了一下他的肋骨，让他抖擞精神，跟着出牌。我先把他们手上的王牌吊出来，牺牲了梅花Ｋ，让扬用黑桃Ｊ吃掉①。扬出方块十，被我用王牌吃掉，因为我方块缺门。我出牌，用红心Ｊ吊出扬的十，科比埃拉垫掉方块九。我甩出一手红心顺子，十拿九稳地赢了。我计算：总共四十八点，合十二芬尼！下一盘，我冒险打缺两张王牌的无主时，这才比较紧张。科比埃拉手里捏着两张Ｊ，但他只叫到三十三点就不要了。他用梅花J吃掉了我的方块Ｊ。这个看房人吃了对手的牌，劲头也就上来了。他出方块Ａ，我出了一张同样花色的牌，扬出了一张十给添分，科比埃拉得手。他又出Ｋ，我本该吃掉它的，但没有吃，却垫了一张梅花八，扬吃掉，他打出一张黑桃十，我出了一张比它大的牌，该死！科比埃拉打出了黑桃Ｊ，吃了，我忘了这张牌，也可能以为在扬手上，实际却在科比埃拉手里。他自然又出黑桃，我垫牌，扬又添分。随后他们出红心时我才得手，但已经无补于事了。我数来数去只有五十二点。输了一百二十点，合三十芬尼。扬借我两个盾的零钱。我正在数钱时，科比埃拉虽说赢了牌，却又倒下了，不要人给他钱了，甚至在那一刹那间，第一次击中楼梯间的反坦克炮弹的爆炸声他也听之任之了，尽管这是他的楼梯间，是他多年以来不知疲倦地清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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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施卡特牌中，Ｊ是王牌，大小顺序为梅花、黑桃、红心、方块。若打有主，则某一花色的牌也是王牌，大小顺序为Ａ、十、Ｋ、Ｑ、九、八、七。

　　这时，信件存放室的门开始摇晃，烛火不知出了什么意外，不知朝哪一个方向倒伏为好，扬又害怕起来了。楼梯间里又比较平静了，接下来的一发反坦克炮弹只是在远处，在邮局正面的墙上爆炸，可扬在洗牌时仍旧像发了疯似的。他发错了两次牌，但我什么话也没说。只要他们还在射击，扬是听不见别人说话的。他太紧张了，发错牌，甚至忘了把最后的两张牌合上，一直用他那两只小巧、灵敏、肥厚的耳朵中的一只窥听着外面的动静，而我们则不耐烦地等着他叫牌、出牌。扬越来越心不在焉，科比埃拉却是全神贯注地玩施卡特，虽说随时随地要捅一下他的肋骨，不让他的身子倒下。他的情况很糟，但是牌玩得并不坏。每逢他赢了自己打的那一盘，或者让叫了“加倍”的扬倒霉，或者破坏了我打的无主以后，他的身子总要倒下来。他对输赢已经不感兴趣。他仅仅是为打牌而打牌。当我们打完一盘算分数的时候，他那被我们用借来的背带捆住的身子便往一边歪斜，仅仅用可怕地活动着的喉结来表示看房人科比埃拉还剩有一口气。

　　奥斯卡也费了很大的力气来玩这种三人施卡特。围攻和保卫邮局的战斗以及由此而起的喧哗和震动，并没有使他的神经过分紧张。使他疲乏的倒是由于他第一次突然撕下了自己的全部伪装——当然，我只是暂时如此。到那一天为止，我只是在贝布拉师傅和他那位梦游夫人罗丝维塔面前露出过本相，现在，我在我的表舅和假想的父亲、一个残废的看房人以及那些今后决计不会出来当证人的伤员面前复原，使他们见到一个与我的出身证记载相符的十五岁的半成年人在那里玩施卡特，牌打得有点莽撞，但手法不算不熟练。我是有意不再伪装的，但对于我这个侏儒般的身体来说却非常吃力，结果，玩了近一小时的牌以后，我的四肢和脑袋都剧烈疼痛。

　　奥斯卡想洗手不干了。他满可以在一发炮弹击中，楼房摇晃，紧接着打来的炮弹将到未到之际溜走。但是，一种他从未有过的责任感吩咐他坚持下去，用唯一有效的手段——玩施卡特牌来对付他假想的父亲心中的恐惧。

　　于是我们继续玩牌，并且不让科比埃拉死掉。他顾不上去死，因为我费尽心机不让牌局停下来。当炮弹在楼梯间里爆炸，蜡烛统统倒下，烛火全部熄灭时，唯一想到下一步该怎么办的人就是我。我从扬的口袋里掏出了火柴，顺手把扬的金色过滤嘴香烟也掏了出来。我给这个世界重新带来了光明，给扬点上一支雷加塔牌香烟，让他镇静镇静。科比埃拉还来不及利用这一片黑暗的时机离开人世，我就在黑暗中把蜡烛一支接一支地点亮了。

　　奥斯卡把两支蜡烛粘在他的新鼓上，把香烟放在身边，自己并不抽，但过一段时间就递给扬一支，也让科比埃拉歪了的嘴上叼上一支。情况好转，牌局也活跃起来，香烟起了安慰和镇静作用，可是扬还不免一盘接一盘地输掉。扬·布朗斯基在出汗，并且如同他专心干某件事情时那样，舔着他的上嘴唇。他专心致志地打牌，玩得那样起劲，竟把我叫做阿尔弗雷德或马策拉特，把科比埃拉当成是陪他打牌的我的可怜的妈妈。当有人在过道里喊“康拉德被打死了！”时，扬用责备的目光瞧着我并说：“我求求你，阿尔弗雷德，你把收音机关了吧！连自己的说话声音都听不清了！”

　　当他们打开信件存放室的门，把已经完蛋的康拉德直挺挺地拖进来时，可怜的扬真的发火了。

　　“关门，有风！”他抗议道。当真带进了风。烛火摇摇摆摆，差点儿灭了。一直等到他们把康拉德砰地撂在角落里，转身出去，带上了身后的门，烛火才平静下来。我们三个人的模样一定很奇特。烛光由下往上照射着我们，使我们看上去好似万能的魔术师。

　　科比埃拉要打缺两张王的红心，他叫牌：二十七点，三十点，不，他发出的是嗽喉咙似的咯咯声，一边不断地翻白眼，右肩膀里像是有什么东西想要钻出来，抽搐着，发疯似地跳动着，最后平静了下来。可是，这却使得科比埃拉往前扑倒，并使得同他的身子捆在一起的篮子、篮子里面的信件以及那个没了背带的死人也一齐倒下来。说时迟，那时快，扬使足全身力气，一下子扶住了科比埃拉和篮子。想溜之大吉的科比埃拉被抓回来后，他的喉咙里终于咕噜出一声“红心”，扬接着从牙缝里轻吐了一声“加倍”，科比埃拉又硬挤出一声“再加倍”。此时此刻，奥斯卡懂得了，波兰邮局的保卫战胜利了，那些进攻者刚发动战争就已经打输了，尽管他们在战争的过程中占领了阿拉斯加和西藏，占领了复活节岛①和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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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复活节岛属荷兰。

　　唯一糟糕的是，扬手里捏着四张王牌，稳打一盘无主一百二十点，若打赢还能加四十八点，但是这一盘却没能打完。

　　扬先出梅花顺子。这时，他叫我阿格内斯，把科比埃拉当做他的情敌马策拉特。随后，他虚晃一枪，出了一张方块Ｊ——我宁肯被他误认作我可怜的妈妈，也不愿被他当做马策拉特——接着打出红心Ｊ——我无论如何也不愿被人误认做马策拉特——扬不耐烦地等着，直到那个马策拉特（他实际上是残废的看房人，名叫科比埃拉）垫了牌；他过了良久才垫出这张牌，可是，在扬把红心Ａ啪的一声甩到地板上后，他不能也不想理解，他永远也不会理解，因为他仅仅是有一双蓝眼睛的孩子，身上散发着科隆香水味，永远什么也不理解，因此他也不懂得，为什么突然间科比埃拉让手里的牌全都掉了下来，翻倒了篮子、篮子里的信和信上躺着的死人。先滚下来的是那个死人，继而是那一篮子信件，末了倾倒的是空空如也的篮子。信件似潮水般地向我们涌来，仿佛我们是收信人，仿佛现在我们应该把施卡特牌挪到一边而去读使徒书或者收集邮票。但是，扬既不愿读使徒书，也不想收集邮票——他从小集邮，收藏过多——现在他只想打牌，打成他的无主。扬要赢牌，要获胜。于是他扶起科比埃拉，让篮子轮子着地，但听凭另外那个死人躺在地上，也不把信件拣回去加重篮子的力量（尽管这点分量是不够的）。他只是一味地惊讶，看着科比埃拉。科比埃拉挂在分量很轻、摇摇晃晃的篮子上，显出一副心不定、坐不住的样子，又慢慢地倒下来。扬终于冲着他嚷起来：“阿尔弗雷德，我求求你，打下去，别捣乱，你听见吗？就这一盘了，打完我们就回家，你可听我说呀！”

　　奥斯卡疲乏地站起身来，四肢和脑袋越来越痛。他咬牙忍着，把他那只坚强的、鼓手的小手搭在扬·布朗斯基的肩上，强使自己说出了下面的话，声音虽小，却能打动人心：“让他去吧，爸爸。他死了，不会再玩牌了。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们来玩六十六点吧！”

　　我刚叫了他一声爸爸，扬便松开了看房人灵魂已经出窍的躯壳，用他蓝蓝的、像洪水泛滥似的眼睛盯着我，大声哭喊着：“不不不不不……”我抚摩他，但他照旧“不不不”地哭。我意味深长地亲吻他，他却一心只想着没有打完的无主。

　　“我本来会赢的，阿格内斯。我肯定会打赢这一盘回家的。”他把我当成了我可怜的妈妈，并这样诉说着，而我——他的儿子——干脆扮起了这个角色，表示同意他的话，指天誓日地说，他本来会赢的，他实际上也已经赢了，他只消坚信这一点，只消听他的阿格内斯的话。但是，扬既不信我，也不信我的妈妈。他先是大声哭诉，随后小声地不成调地哼哼起来，从科比埃拉冰山似的躯体下面把施卡特牌掏出来，随后又在自己的两腿间寻找，使一些信件像雪崩似的滚落。他一刻不停，直到找齐了三十二张牌为止。他擦掉牌上黏糊糊的血浆，那是从科比埃拉裤子里渗出来的。他一张张擦干净后，便开始洗牌，还想发牌，他的头脑——脑门形状很好，一点也不低，只是额头皮肤太滑，不太容易渗透罢了——他的头脑终于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有第三个人同他一起玩施卡特了。

　　信件存放室里变得非常之静。外面也静了足足一分钟，来为这最后一位施卡特牌友和“第三个人”默哀。门轻轻地打开了。觉察到这动静的又是奥斯卡。他抬头望去，期待着出现超凡的现象，但他见到的是维克托·韦卢恩的脸，没了眼镜，瞎乎乎地眯缝着眼。“我眼镜丢了，扬。你还在吗？我们逃吧！法国人不来了，或者来得太晚了。跟我一起走，扬。领着我，我把眼镜丢了！”

　　可怜的维克托也许以为走错了房间，因为没人回答他，没人给他眼镜，扬也没有向他伸过手去准备领着他逃跑。于是他缩回了没了眼镜的脸，关上门，我还听见维克托的脚步声，他在眼前的一片迷雾里摸索着逃走了。

　　天晓得扬的小脑袋里又转着什么可笑的念头。他泪流满面，但却笑了起来，先是小声，接着变成大声，笑得非常开心，戏弄着他的粉红色的、尖尖的舌头，把施卡特牌抛到空中，复又抓住。室内只有无声的人和无声的信，因此气氛就像一个无风而寂静的星期天。末了，扬开始屏住呼吸，用精细的动作搭一座极易损坏的纸牌房屋①。他用黑桃七和梅花Ｑ当墙，上面架一张方块Ｋ，搭成底层。又用红心九和黑桃Ａ当墙，上架梅花八，搭成又一间底层。他用十和Ｊ当墙，Ｑ和Ａ当顶，在两间底层上架起第二层，各个小间互相支撑。他继而决心在第二层上加一个第三层。他的手像画符咒似的，与另一种宗教仪式相仿，我可怜的妈妈必定是很熟悉的。当扬把红心Ｑ和红心Ｋ靠在一起时，这座建筑物并没有倒塌；不，它是通风的，在那间躺满不再呼吸的死人和坐着两个屏住呼吸的活人的信件存放室里，这座建筑物也在轻微地呼吸，让我们交叉两手坐着观赏，让怀疑着的奥斯卡——他是熟悉搭纸牌房屋的规则的——忘却了从信件存放室的门缝里透进来的呛人的浓烟和焦臭味，并使人觉得信件存放室和里面的纸牌房屋同地狱相邻，只隔着一道墙、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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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用纸牌搭房屋，也是一种儿童游戏，又比喻不牢靠的计划，或空中楼阁。

　　他们不再正面进攻，而是使用了喷火器，非把最后的几个守卫者熏出来不可。他们把米尚博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摘下钢盔，抓起一块床单布，觉得还不够，又抽出他的骑士小手绢，两只手各执一块，使劲摇晃，表示波兰邮局投降了。他们，三十个半瞎的、被烧伤的男人，举起手，抱住后颈，离开邮局大楼，从左旁门出来，站到院于围墙前，等候慢慢走近的民军。后来据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即当守卫者站在院子里，而进攻者正在半路上还没到达的时候，有三四个人逃跑了。他们从邮局的车库穿过相邻的警察分局的车库，溜进雷姆河畔居民已被疏散而又无军队据守的房子里。他们在那儿找到了衣服，甚至找到了党徽，洗了澡，打扮整齐出了门，一个个地溜掉了。据说，其中有一个，到了旧城沟的一家眼镜店里，买了一副眼镜，因为他原来那副在邮局的战斗中丢失了。这当然就是维克托·韦卢恩。他戴上新配的眼镜，还在木材市场喝了一杯啤酒，后来又喝了一杯，因为他被喷火器烧得唇焦口渴。他的新眼镜虽说不如旧的那副，但毕竟拨开了一点他眼前的迷雾。他逃跑了，直到今天，他还在逃跑，因为他的追踪者紧追不放。

　　其余的人——我指的是没有下决心逃跑的三十个人——站到对着旁门的墙下时，扬正好把红心Ｑ和红心Ｋ靠在一起，随后乐滋滋地缩回了他的手。

　　我还说些什么呢？他们找到了我们。他们拽开了门，喊着：“出来！”气流灌入，风吹进来，刮倒了纸牌房屋。对于这样的建筑术，他们是一窍不通的。他们只相信水泥。他们只造永久性的建筑物。邮局秘书布朗斯基受了冒犯，怒容满面，但他们不屑一顾。他们把他拽出去的时候，并没有看见扬再次伸手从牌堆里拿了点什么。他们也没有看见我，奥斯卡，把自己新获得的鼓上的蜡烛头扫到地上，带走了鼓；蜡烛头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因为他们用许许多多的手电照着我们；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手电的光照得我们睁不开眼睛，也找不到房门。他们在手电的光背后端着冲锋枪，只顾喊着：“出来！”扬和我已经站在过道里时，他们还一味地叫喊：“出来！”他们在叫科比埃拉，叫华沙来的康拉德，叫波贝克，叫生前在电报接收室工作的维施涅夫斯基。这些人竟然不听命令，这使他们害怕了。他们厉声吼着：“出来！”我忍不住放声大笑，民军这才明白，他们在我和扬面前出了洋相，于是停止了吼叫，并说道：“原来如此！”民军把我和扬带到邮局院子里，同那三十个人站在一起。他们都举起胳臂，手抱着后脖子，口渴难忍，被摄进了新闻纪录片。

　　民军刚把我们从旁门里押出来，新闻片的拍摄者就转动固定在一辆小轿车上的摄影机，把我们拍进那部很短的影片里。后来，这部短片在所有的电影院里放映过。

　　他们把我从站在墙下的那批人里拉出来。此时，奥斯卡想起自己是个侏儒，想起三岁孩子对任何事情都无需负责，又感觉到自己的脑袋和四肢疼痛难当，并让自己抱着鼓跌倒在地上挣扎。这次发作，半是真的，半是装假，并且始终紧紧抱住了我的鼓。他们把我抬起来，塞进一辆党卫军民军部队的汽车里，准备把我送到市立医院去。汽车开时，奥斯卡见到扬，可怜的扬痴呆而幸福地独自在傻笑，举起的手里捏着几张牌，左手捏着一张牌——我相信，那是红心Ｑ——朝着乘车离去的儿子奥斯卡挥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