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他躺在萨斯佩

　　我刚把最后一段又读了一遍。虽说我并不满意，但这反而更像是出自奥斯卡笔下的文字。为了写得简明扼要，他的笔有时根据有意写得简明扼要的文章的要求作一些夸张，如果不是撒谎的话。

　　不过，我想坚持真实性，给奥斯卡的笔来一个出其不意，因此还要在这里补充两点。其一，扬最后那一盘牌，也就是他非常遗憾地未能打完又可能会赢的那一盘，不是无主，而是缺两张王牌的方块。其二，奥斯卡在离开信件存放室时，不只是拿了那面新鼓，还拿了那面破裂的旧鼓。它是同那个没了背带的死人以及信件一起从篮子里倾倒出来的。此外，还要补充一点。当时，民军一个劲地喊：“出来！”用手电照着，拿冲锋枪逼着，我和扬只好从信件存放室走出来。我们刚出门，奥斯卡便站到两名民军中间寻求保护。他觉得这两个倒像他的表舅似的，心肠很好，便假装悲泣，一边指着扬，他的父亲，打着手势控诉，把这个可怜人比划成一个凶恶的人，就是他，把一个无辜的孩子拖进波兰邮局，用波兰人那种不人道的做法，把这个孩子当做防弹的盾牌。

　　奥斯卡指望扮演犹大能保住他的好鼓和破鼓，而且果真如愿以偿。民军踢扬的腰背，用枪托杵他，却让我拿着两面鼓。一个中年民军，鼻子和嘴巴旁有一家之主担忧操心而留下的皱纹，他抚摩我的脸。另一个谈金色头发的小伙子，他一直笑得眯缝了眼睛，因此别人看不清他眼睛的颜色。他把我抱了起来，弄得我既难受又尴尬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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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此处写奥斯卡同童话里的大拇指一样常同敌人合伙，甚至扮演出卖耶稣的犹大的角色。

　　今天，我不时为这种不体面的姿态感到羞愧，因此我总是说：扬当时不曾察觉到，他的心仍在牌上，后来也是如此，不论民军想出什么招数，取笑也罢，残酷对待也罢，都不能把他从施卡特牌上引开。当扬已经进入纸牌房屋的永恒王国，并幸福地居住在这样一所空中楼阁中时，我们，民军和我——因为奥斯卡是属于民军之列的——则站在砖墙间，站在门廊的石板地上，在镶有石膏上楣的天花板下。天花板与外墙及隔墙是互相咬住的，然而一想到那些日子里所发生的最糟糕的事件，就不免使人提心吊胆，因为所有这些我们称之为建筑的拼凑物，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是会失去它们的聚合力的。

　　当然，以上这种看法是日后才有的，它并不能开脱我的罪过。这尤其是因为，把纸牌房屋看做是唯一符合人的尊严的住宅这一信念，当时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今天，我一见到脚手架就会联想到拆除房屋。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怕自己是扬的亲戚而受到牵连。那天下午，我坚信扬不只是我的表舅，我的假想的父亲，而且是我真正的父亲。这使扬一跃而居于领先地位，并永远同马策拉特区别开来，因为马策拉特要么是我的父亲，要么什么也不是。

　　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我假定读者在那个不幸的下午也已承认那个不幸的、玩纸牌的扬·布朗斯基是我的父亲——在那一天，我犯下了第二桩大罪过。

　　尽管我抱憾终身，但我不能否认，我的鼓，不，我本人，鼓手奥斯卡，先葬送了我可怜的妈妈，之后又将扬·布朗斯基——我的表舅和父亲送进了坟墓。

　　可是，在那些日子里，一种罪责感在我心中纠缠不休，怎么也驱不走。它毫不客气地逼得我把头埋在医院病床的枕头里，于是，我也就像每个人一样，原谅了自己蒙昧无知。那时节，蒙昧无知是一种时髦，直到今天，它还像一顶时髦的小帽子似的戴在某些人的头上。奥斯卡，狡猾的无知者，波兰人的暴行的无辜牺牲品，发高烧，神经发炎，被送进了市立医院。他们通知了马策拉特。那天晚上，他已向警察局报告我丢失了，虽说我是不是他的私产还始终没有定论哩。

　　那三十个人，外加扬·布朗斯基，举着双臂，两手抱着后脖子，在拍完新闻片之后，先被带到撤空了的维克托里亚学校，随后关进席斯施坦格监狱，末了，在十月初，把他们移交给废弃了的萨斯佩旧坟场围墙后面松软的沙土。

　　奥斯卡是从哪里知道的呢？我从舒格尔·莱奥那儿得悉的。官方自然不会公布在哪儿的沙土地上，在哪儿的墙下，枪毙了这三十一个男人，又如何把他们埋在怎样的沙土地里。

　　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先接到一份通知，要她搬出环行路的寓所，让给一个级别较高的空军军官的家眷居住。她在斯特凡的帮助下收拾箱笼什物，准备搬到拉姆考去，她在那里有几公顷土地和森林，佃户的住房也是她的。正在这当口，当局又给这位寡妇寄来一纸公文。她的眼睛虽然反映出了这个世界的痛苦，但却不能理解这种痛苦。她在儿子斯特凡的帮助下才慢慢搞清楚白纸上黑字的含义。

　　通知如下：

　　军事法庭办公室，埃贝哈特·St·L·小组41／39

　　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太太：

　　布朗斯基，扬，因参加游击队活动，被军事法庭判

　　处死刑，并已被处决，特此通知。

　　军法总监

　　策勒夫斯基

　　一九三九年十月六日于索波特

　　读者自会看到，通知中对萨斯佩只字未提。他们体恤家属，免去他们修坟墓的费用。那是一座合葬坟，墓穴极大，需要扔下无数鲜花。安葬费，也许连运输费，都由当局自己包了。他们填平了萨斯佩的沙土地，拣走了子弹壳——只有一颗除外，它一直留在地里——因为遍地子弹壳会破坏一所体面的公墓的外观，虽说这座公墓早已废弃了。

　　但是，这一颗始终留在那里并与我们大有关系的子弹壳，却被舒格尔·莱奥找到了。不论什么葬礼，纵使严加保密，都瞒不过他。此人是在安葬我可怜的妈妈，安葬我那位满身伤疤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时认识我的。他肯定也知道，他们把西吉斯蒙德·马库斯埋在哪里，可是我从未向他打听过。十一月底，人家刚把我从医院里放出来，他遇见了我。由于能够把这颗泄露天机的子弹壳交给我，他感到非常高兴，几乎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

　　在我拿着那颗子弹壳（它的铅子儿也许就是扬挨上的），跟随着舒格尔·莱奥，并引领您，读者诸君，去萨斯佩公墓之前，我不得不先请诸君将但泽市立医院儿科病房的金属床同此地疗养与护理院的金属床作一番比较。这两张床都漆上白瓷漆，然而仍有区别。若用折尺去量的话，儿科病房的床比较短，床栏杆却比较高。虽说我宁愿睡一九三九年那种短而高的笼子，但是，我在今天这张为成年人用的床上仍然达到了清静无为的境地。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要求换一张栏杆更高而照旧是白瓷漆的金属床，但是同意与否，我则听凭疗养院领导去决定。

　　今天，我与来访者之间几乎无屏障可言。可是，当年在儿科病房时，每逢探望日，那高耸的栅栏便将我同来访者马策拉特，同来访者格雷夫和舍夫勒夫妇隔离开来。到我快出院时，我的床栏杆还把那座以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命名的、活动的、四条裙子的大山分割成若干块。她来了，焦虑，叹息，呼吸困难，时而举起她那双多皱纹的大手，展开粉红色的皲裂的手掌，随后又胆怯地放下她的手掌，垂下她的手，啪的一声打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一声响今天犹在我耳边回响，不过，我只能在鼓上模仿出一个大概来。

　　她初次来探望，就把自己的哥哥文岑特·布朗斯基也带来了。文岑特抓住床栏杆，无休止地或讲或唱或边唱边讲波兰女王，童贞女马利亚，声音虽小，却咄咄逼人。奥斯卡真希望有名护士留在这两位老人身边。因为他们两个指摘我，用布朗斯基家炯炯的目光盯着我，不顾我正苦于在波兰邮局打施卡特而引起的头痛和发烧，期待我作出表示，说出一句使他们宽慰的话，告诉他们，扬在最后几个小时里一直在玩施卡特牌并且胆怯害怕。他们要我作证，说明扬是无罪的，似乎我能够洗清扬的罪，似乎我的证词会有什么分量和说服力。

　　如果我给埃贝哈特小组的军事法庭打这样一份报告的话，该怎么写呢？我，奥斯卡·马策拉特承认，在九月一日前夕曾守候过回家途中的扬·布朗斯基，用一面急需修理的鼓把他引诱到那个波兰邮局里去，扬·布朗斯基本来已经离开了那个邮局，因为他不想守卫它。

　　奥斯卡没有写这样的证词来为他假想的父亲开脱罪责。当他决心把当时的经过情形告诉这两位老人时，他就开始痉挛，弄得护士长只好缩短探望时间，并禁止他的外祖母安娜和他假想的祖父文岑特再来医院。

　　这两位老人——他们从比绍步行到这里，还给我带来了苹果——离开了儿科病房。他们真是乡下佬，走起路来小心翼翼，手足无措。外祖母飘荡着的四条裙子和她哥哥散发着牛粪味的星期日服装越去越远，我的罪责，我的极大的罪责，越来越大。

　　这么多的事情一下子同时发生了。当马策拉特、格雷夫夫妇和舍夫勒夫妇捧着水果和点心拥到我的床前时，当我外祖母和她哥哥文岑特由于从卡特豪斯到朗富尔的铁路还不通，便从比绍经戈尔德克鲁格和布伦陶步行到我这里来时，当护士们穿着使人知觉麻木的白服装，喋喋不休地讲着医院里的种种闲话，在儿科病房里代替了天使时，波兰还没有丢失，但过不久就要丢失了。末了，在举世闻名的十八天之后①，波兰丢失了，尽管不久又证明，波兰还没有丢失；今天也是如此，不顾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同胞的意愿，波兰还没有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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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是希特勒在但泽讲演时说的话。1939年9月17日，波兰政府和军部撤到罗马尼亚，波兰军队抵抗到10月。

　　啊，你疯狂的骑兵！——在马背上摘乌饭树的紫黑浆果。手执饰有红白两色小旗的长枪。忧郁的骑兵中队，传统悠久的骑兵中队。图画书里的进攻。在罗兹和库特诺附近越过战场。代替了要塞的莫德林。啊，策马驰骋，多精湛的骑术！一直在等待着晚霞。当前景和背景都能入画时，骑兵才开始进击①——因为战斗是可以入画的，死神是画家的一个模特儿——在奔驰中保持平衡，随后倒下，偷吃乌饭树的紫黑浆果，野蔷薇果劈啪爆裂，使骑兵浑身发痒，否则他们决不会蹦。枪椅兵，他们身上又发痒了，连马带人在干草堆里翻滚——这又是一幅画——他们聚集在一个人后面，在西班牙，他名叫堂吉诃德，在波兰，他叫潘基霍特，一个纯血统的波兰人，高贵得可悲的形象，他曾教枪骑兵如何在马背上吻女人的手，于是他们此刻连连端庄地吻死神的手，仿佛死神是位贵夫人。不过，在此这前，他们先要集合，背后是晚霞——因为浪漫情调是他们的后盾——前面是德军的坦克，克虏伯·冯·博伦和哈尔巴赫②的养马场里的种马，举世无双的纯种马。可是，那位半是西班牙半是波兰的骑士，误把死神当做贵夫人的骑士，天才的潘基霍特，真是天才过分了！他手里系小旗的长枪落地，白红两色。他呼唤自己的部下去吻贵夫人的手。自立在屋顶上，白红两色，晚霞，樱桃吐出核来，白红两色，潘基霍特呼唤骑兵：“马背上高贵的波兰人，那不是钢甲坦克，那只是风磨，或是羊群，我请你们去吻贵夫人的手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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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波兰骑兵对缺汽油而停下的德军坦克的一次进攻。

　　②克虏伯工厂的第三代继承人贝尔诺·克虏伯，嫁给前教皇公使馆参赞古斯塔夫·冯·博伦和哈尔巴赫，后者改称克虏伯·冯·博伦和哈尔巴赫。

　　于是，骑兵中队向土灰色钢甲坦克的侧翼冲去，使晚霞增添了更多淡红的光辉。奥斯卡希望读者能原谅他在描写这场战斗时所采用的诗的效果。或许更正确的方法是列举波兰骑兵的伤亡数字，用于巴巴但却有说服力的统计数字来纪念所谓的波兰战役。另一种办法是保留诗的写法，但需加上一个脚注。

　　直至九月二十日左右，我躺在医院的床上还听到架设在耶施肯山谷森林和奥利瓦森林高地上的大炮在轰鸣。接着，最后一个抵抗据点海拉半岛投降。于是，汉萨同盟的自由市但泽可以庆祝它的哥特式砖砌建筑并入大德意志帝国，并欢呼着瞧一瞧那位不知疲倦地站在黑色梅赛德斯牌轿车里、几乎不停地行举手礼的元首和总理阿道夫·希特勒那双蓝眼睛①，它们同扬·布朗斯基的蓝眼睛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在女人身上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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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希特勒于1939年9月19日到但泽并演讲。

　　十月中旬，奥斯卡被从市立医院释放。我同护士们真是难分难舍。当一位护士（我想，她的名字不是贝尔尼就是埃尔尼），当埃尔尼或贝尔尼护士把我的两面鼓递给我时，一面破鼓，它使我犯下罪过，一面完好的鼓，它是我在保卫波兰邮局期间占有的，这时，我方才意识到，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把铁皮鼓丢在了脑后，因此，在这个世界上，除去铁皮鼓而外，对我来说，还存在一样东西：护士！

　　我带着乐器，怀着新获得的知识，离开了市立医院。由于我那三岁孩子的脚还有点站不稳，马策拉特便搀着我的手回到拉贝斯路。迎来的是战争头一年的日常生活，平日的无聊以及更其无聊的星期日。

　　十一月下旬一个星期二——过了几星期的恢复期后我第一次上街——奥斯卡愁眉苦脸地敲着鼓，不顾湿冷的天气，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和布勒森路的拐角上遇到了前神学院学生舒格尔·莱奥。

　　我们面对面站了一段时间，尴尬地微笑着，待到莱奥从他的礼眼口袋里掏出细软羊皮手套，并将这黄白色、皮肤似的遮蔽物套住他的手指和掌心时，我这才明白自己遇上了谁，领悟到这次会面将会给我带来什么——奥斯卡害怕得心里直打鼓。

　　我们还瞧了瞧皇帝咖啡食品店的橱窗，目送若干辆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上交叉而过的五路和九路有轨电车驶去，随后沿着布勒森路同一式样的房屋，绕着街上一根广告柱转了几圈，细读通知把但泽盾换成帝国马克的布告，用指甲刮破一张贝西尔洗衣粉广告，在蓝白色之下见到一点红色，这使我们心里感到满意。正要返回广场的当口，舒格尔·莱奥用他戴手套的双手把奥斯卡推进一个门道里，戴手套的左手在身后抓，接着伸到礼服的后摆底下，伸进裤兜里，掏着，找到了什么东西，在兜里摸着找到的东西，断定是他所要找的，便握在手里，把手伸出口袋，让后摆落下，戴手套的拳头慢慢地向前伸，一个劲儿地向前伸，把奥斯卡顶到门道的墙上，他的胳臂真长，但是墙壁可一步不让——在他摊开戴着手套的手之前，我简直以为他的胳臂会从肩关节上跳出来，自行朝我的胸膛打过来，穿透它，从我的两根锁骨中间穿出去，钻进霉味很浓的门道的墙里去，而奥斯卡将永远也看不见莱奥手里捏的是什么，只记得墙上贴的布勒森路住房守则，它同拉贝斯路的住房守则大同小异。

　　莱奥的手快碰到我的水手大衣，已触着大衣上一颗锚形钮扣时，他飞快地摊开手。我只听得他的指关节咯咯作响，顿时见到在有霉点的、发亮的、保护着他的手的手套上放着一个子弹壳。

　　当莱奥又捏上拳头时，我已经决心跟他走了。这一小块金属同我直接说了话。我们并肩沿布勒森路走去，奥斯卡在莱奥的左边，无论橱窗、广告柱都不能使我们留步，我们穿过马格德堡街，布勒森街尽头两幢方箱形的高楼落在了我们背后。在这两幢楼上，夜间亮起了警告灯，指示着起飞和降落的飞机。我们先在铁丝网围住的飞机场边沿费力地走着，终于上了较干的柏油路，跟着通往布勒森方向的九路电车轨道前进。

　　我们不说一句话，但莱奥仍一直把子弹壳捏在手套里。因为天气又湿又冷，当我踌躇不前想住回走时，他又摊开手，让那块金属在掌心里跳跃，引诱我一百步、一百步地向前走。快到市有的地产萨斯佩、我当真下决心转身往回走时，他甚至求助于音乐来挽留我。他鞋跟着地，转过身来，把子弹壳空的一头朝上，像长笛的侧口似的贴在凸出的、流涎水的下唇上，在开始越下越大的雨中吹出一声尖厉的、时而震颤、时而像被浓雾压抑的音响。奥斯卡冷得发抖，不仅由于子弹壳上吹出来的音乐，还因为这种糟糕的天气——它好像是事先安排好的，并且由于这个特定的场合而显得更其糟糕——因此，我根本不想花力气来掩饰自己受冻的狼狈相。

　　是什么引诱我去布勒森的呢？不错，是那个捕鼠者莱奥，吹着子弹壳的莱奥。但是，传到我耳中的声响还不止这点。从碇泊场，从十一月的浓雾笼罩下的新航道，传来了轮船的汽笛声以及一艘经苏格兰、舍尔米尔和帝国殖民区到我们这里、如今正要进港或出港的鱼雷快艇饿狼似的嗥声。因此，莱奥轻而易举地借助报雾信号声、汽笛声和子弹壳里吹出来的尖声，拖着冻坏了的奥斯卡跟他一起往前走。

　　一道拐向佩朗肯方向的铁丝网把飞机场同新练兵场和青格尔沟隔开。就在那儿的高地上，舒格尔·莱奥站住了，歪着脑袋，淌着口水，瞧了半天我那颤抖的身子。他吮住子弹壳，用下唇抿住，好似灵机一动，猛地一伸胳臂，脱下烤肉色的燕尾服，把这件散发着湿土味的沉重的衣服披在我的脑袋和肩膀上。

　　我们又上路了。我不知道奥斯卡是否不那么冻得发抖了。有时，莱奥一跳五步远，随后站住。他穿着满是褶纹但非常白的衬衫，活像一个想要冒险从中世纪的城堡主楼或塔楼里跳下逃走的人，他身上那件洁白耀眼的衬衫应规定作为精神病患者的时装。莱奥的目光一接触身穿烤肉色礼服、踉踉跄跄地走着的奥斯卡，总要爆发出一阵狂笑，并像一只呱呱叫的乌鸦似的拍拍翅膀，止住笑声。实际上，我自己肯定也像一只滑稽可笑的鸟，不像渡鸦也似乌鸦。另外，上装的下摆有一截拖在我身后，像裙据扫着柏油路面。我像皇帝陛下似的留下一条宽大的尾迹，奥斯卡回头看了第二眼后，便顿感自豪。这条尾迹，如果不说象征着，那也是暗示着在他身上微睡着的、还没有足月临产的悲剧性命运。

　　还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上，我已经预感到，莱奥并不想带我去布勒森或者新航道。我一开始就很清楚，我们步行的目的地只能是萨斯佩公墓和青格尔沟，因为那旁边就是保安警察的一个现代化打靶场。

　　从九月底到四月底，海滨浴场沿线的电车每三十五分钟发一辆。我们过了市郊朗富尔最后一排房屋时，一辆无拖车的电车迎面驶来。接着，另一辆在马格德堡街道岔上等对开来的车到后再出发的有轨电车赶过了我们。萨斯佩公墓附近也有一处道岔。我们快到公墓时，一辆电车从后面赶过我们，随后，另一辆电车迎面开来。我们早就看到它在雾气中等着了，由于看不清道路，车前亮着一盏湿乎乎的黄灯。

　　对面开来的车子里司机那张显然愁眉苦脸的面孔还映在奥斯卡的眼帘里尚未消失时，舒格尔·莱奥已把奥斯卡从柏油路上拖到松软的沙土地上，它使人一踩就猜出是海滩的沙土。公墓是方形的，周围有一道围墙。朝南有一扇小门，门上有许多长了锈的花体字，似锁非锁，于是我们推门入内。墓碑是瑞典黑花岗岩或间长岩凿成，正面磨光，背面和两侧很粗糙，有的挪了位置，有的歪歪斜斜，有的扑倒在地。可惜，莱奥不给我时间去仔细观看。墓地树木极少，只有五六棵蛀坏了的、长得歪歪扭扭的海滩矮松。妈妈活着的时候曾在电车上说过，任何其他清静的处所都不及这一小块荒芜的地方好。如今她躺在布伦陶。那儿土地比这里肥，长着榆树和械树。

　　在这富于情调的荒冢之间，我思绪万千。我还来不及整理，莱奥便领我出了北墙的一扇开着的、没有了栅栏的小门，离开了公墓。我们站在墙外平坦的沙土上。在蒸腾的水雾中，一片金雀花、矮松和野蔷薇果丛向岸边延伸。我回头去看那公墓，一眼就发现，北墙上有一段是新刷上白灰的。

　　莱奥在这面显得很新、像他的皱皱巴巴的衬衫一样耀眼刺目的白灰墙前忙碌着。他使劲地迈开大步，好像在用脚步计量。他大声数着，奥斯卡今天还记得他说的是拉丁文。他还唱着经文，这无疑是在神学院的课堂上学会的。在离墙大约十米的地方，莱奥插上了一根木头，又在新刷的、我记得连灰泥也是新填补过的墙前不远处插上了一根木头。这一切，他是用左手干的，因为他的右手仍拿着子弹壳。他测量了好久，终于把子弹壳放在离墙较远的那根木头旁边。这截空心金属前头稍窄，那里曾经居住过一颗铅子儿，后来，有某个人弯曲了一下食指，在子弹壳的屁股上撞出一个凹点，但又没有撞透，以此向铅子儿宣布，解除它的住房契约，命令它搬家，并给另一个人带去了死亡。

　　我们站着，站着。口水从舒格尔·莱奥的嘴里流出，一丝丝地挂下来。他那双戴手套的手十指交叉，起先还唱那么几句拉丁文，后来便沉默了，因为这里没有会吟唱应答连祷文的人。莱奥转过身子，恼怒地、不耐烦地越过围墙往布勒森公路望去，而每当多半没有乘客的电车一辆开进一辆开出，打着铃在道岔上紧靠着相向驶过时，他又往那个方向掉过头去。莱奥也许是在等待送葬的人。但是，电车上没人下来，步行来的也没有，没见一个莱奥可以伸出白手套向他表示哀悼的人来到这里。

　　几架准备着陆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轰鸣而过。我们没有抬头仰望，而是忍受着发动机的噪声，不想让自己确有把握地断定这三架机翼顶端灯光闪亮、正准备着陆的飞机是容克52型。

　　飞机刚离开我们不久（寂静真折磨人，就像我们面前白色的墙一样），舒格尔·莱奥便从衬衫里掏出了什么东西，一下子站到我的身旁，扯下奥斯卡肩上他那件乌鸦羽衣，朝金雀花、野蔷薇果和矮松丛的方向跳去，朝海滨跳去。在跳着离去的时候，他扔下了什么东西，手的动作故意做得很显眼，好让别人去捡。

　　莱奥像幽灵似的在我的视野内游荡，最后被牛奶似的、粘在地面上的雾气所吞噬。当他终于消失，只剩下我孤单单一个人站在雨中时，我才捡起了插在沙里的那张硬纸片：是施卡特牌黑桃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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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扬·布朗斯基最后担在手里的牌。“黑桃七”在俗语里意指“没用的人”。

　　我去萨斯佩公墓后没过多少天，在朗富尔的每周集市上遇见了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比绍一带已不再设关卡，她又可以到市场上去卖蛋、黄油、青菜和可以贮藏过冬的苹果了。人们争先恐后地购买，因为生活必需品不久就要由国家统一经营了，大家都想搞点东西储存起来。就在奥斯卡见到外祖母蹲在摊子后面的那一刹那间，他感觉到了大衣、套头毛衣和汗衫里面贴身藏着的那张施卡特牌。我那天乘电车——一个售票员让我免费乘坐回家——从萨斯佩返回马克斯·哈尔贝广场的途中，原来是想把这张黑桃七撕掉的。

　　奥斯卡没有撕掉这张牌。他把它交给了外祖母。蹲在青菜堆后面的外祖母一见奥斯卡来了，吓了一跳。也许她心里是这样想的，奥斯卡一来就没有好事。不过她还是招了招手，叫这个在鱼筐后面半掩半藏的三岁孩子到她身边去。奥斯卡磨蹭了好一会儿，他先看了看潮湿的海草上的一条差不多有一米长的活鳕鱼，随后又瞧瞧从奥托明湖抓上来的螃蟹，总共有几十只，正一个劲儿地在小篮子里爬来爬去。奥斯卡也学螃蟹横着身子走，水手大衣的背面对着外祖母，慢慢向她的摊子靠近去，直到撞上了货摊的一个木头架子，弄得苹果来回滚动，我这才让她看到了大衣上的金色船锚钮扣。

　　施韦特费格尔送来了裹上报纸的热砖头，推到我的外祖母的裙子底下，同过去一样用耙子将冷砖头钩出来，在挂在脖子上的石板上画一横道，然后转到隔壁一个货摊去。我的外祖母递给我一个黄澄澄的苹果。

　　她给了他一个苹果，奥斯卡又能给她什么呢？他先递给她那张施卡特牌，继而交给她那个子弹壳——他同样不愿把它留在萨斯佩公墓。安娜·科尔雅切克久久地盯着这两件毫不相干的东西发呆，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奥斯卡把嘴凑到她包着头巾的老妇人的软骨耳朵旁，同时联想到了扬的粉红色、长耳垂、小而肥的耳朵，不再小心伪装，低声向她耳语道：“他躺在萨斯佩。”奥斯卡说完拔腿就跑，撞翻了一篓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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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用最大的音量广播了一条接一条的特别新闻，并像上足了润滑油的运载工具，驶过欧洲的公路、水道和天空，占领了沿途的一切。而我的事业——仅限于敲破儿童玩的、上了漆的铁皮鼓——却很糟糕，进行得迟疑不决，甚至停滞不前。那些制造历史的人十分浪费地把大量珍贵的金属向周围扔去，而我的铁皮鼓却又坏了。虽说奥斯卡从波兰邮局里拯救出了一面几乎没有刮掉一点漆皮的新鼓，并因此而使波兰邮局的保卫战有了那么一点意义，但是小纳恰尔尼克先生的铁皮鼓对于我来说简直无济于事！因为我，奥斯卡，在美好的岁月里只需要八个星期就可以把一面铁皮鼓变成一堆废铁。

　　我从市立医院里被释放出来以后，一边为失去了我的护士而感到难过，一边立即开始拼命地擂鼓。在萨斯佩公墓度过了那个阴雨靠靠的下午回来后，我也没有松劲，相反，我使出了双倍的气力，一心要消灭那个目睹我同民军勾勾搭搭的证人，也就是那面鼓。

　　但是，这面鼓却顶住了我对它的打击。我打下去，它打回来，像是在控告我。我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抹掉自己这一段历史。奇怪的是，每当我这样拚命敲打的时候，我总想起送汇款单的维克托·韦卢恩，虽说他是个近视眼，不大可能充当目击我所干的丑事的证人。不过，这个近视眼不是反倒逃之夭夭了吗？难道情况不可能是这样的吗？近视眼看到的东西反而更多，韦卢恩——我多半把他叫做可怜的维克托——像看黑白剪影似的看到了我的动作和姿势，判断出了我是在干犹大的勾当，如今他逃跑了，把奥斯卡的秘闻丑事传遍了全世界。

　　到了十二月中旬，挂在我脖子上的上了漆的、喷射着红色火焰的良心对我的谴责才渐渐变得无力了。油漆上出现了头发丝似的细缝，漆皮剥落下来。铁皮变软了，变薄了，在变得透明以前开裂了。当一个奄奄一息的人受着临终前的痛苦时，目睹这种痛苦的人总想缩短这种痛苦，让他尽快结束生命。奥斯卡也是如此。他加快了速度，在基督降临节的最后一周内，他敲得众邻居和马策拉特都捂住了耳朵。奥斯卡预计要在圣诞夜前结束，因为我希望得到一面新的、不会带来精神负担的铁皮鼓作为圣诞节礼物。

　　我达到了目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前一天，我把支离破碎的、残片互相碰撞着的、生锈的、使人联想起相撞后的汽车的一堆玩意儿从身上、也从灵魂上解下来；对于我来说，到了这时，波兰邮局的保卫战才如我所愿地被彻底击败了。

　　从来不曾有过哪个人——如果您愿意把我当人看待的话——像奥斯卡那样过了一个如此令人失望的圣诞节。圣诞树下有一份礼物是给我的，样样俱全，唯独缺了一面铁皮鼓。

　　那里摆着一盒积木，我根本就没有打开过。一只可以骑上去摇动的天鹅，它将把我变成洛恩格林，在大人们的眼里，这是一件不同导常的礼物。他们竟敢在礼品桌上放了三四本连环画，这分明是要惹我生气。在我的眼里，只有一副手套、一双系带的靴子、一件由格蕾欣·舍夫勒编织的红色套头毛线衫还有点实用价值。奥斯卡大为震惊，他的目光从积木溜到了天鹅上，又死盯着一本连环画里的一幅画，画的是一些被认为是很滑稽的玩具熊，前爪抱着各种乐器。这些装出一副聪明伶俐样子的野兽中间，有一头身上挂着一面鼓，它看上去像是会敲鼓的，仿佛它正拿着一根鼓棒敲下去，仿佛它正在擂鼓。我得到一只天鹅，但是没有鼓，我有了一千多块积木，可是没有鼓，在这个无比寒冷的圣诞夜，我有了一副手套，但却两手空空，而我本该捧着一面圆滚滚的、滑溜溜的、漆和铁皮冰冷的鼓走进隆冬的黑夜，给严寒听到一点热乎乎的声音。

　　奥斯卡暗自思忖，也许是马策拉特把鼓藏着还没有拿出来。也许是格蕾欣·舍夫勒——她是同她的丈夫、面包师亚历山大一起来我家分享圣诞节肥鹅的——把鼓坐在屁股底下。他们要我先享受一下玩天鹅、搭积木、看连环画的乐趣，随后才把真正的宝贝拿出来。我让步了，先像傻瓜似的翻阅连环画，随后骑到天鹅背上摇了起来，至少有半个小时之久，我心里则是厌恶到了极点。接着，我还听任他们给我试穿了一下套头毛线衫，尽管屋里炉火太旺，温度很高。格蕾欣·舍夫勒又帮我穿上了系带皮靴。在这段时间里，格蕾夫夫妇也到了，因为肥鹅本来就是为六个人准备的。马策拉特的烹调手艺高超，那只填满干果的肥鹅喷香可口。大家狼吞虎咽把它消灭之后，正在品尝餐后点心——米拉别里李子和梨——我绝望地捧着一本连环画；那是格雷夫在已有的四本之外又新添的一本。喝完汤，吃罢肥鹅、红甘蓝、盐水土豆、米拉别里李子和梨，在火势旺盛的瓷砖炉里冒出的热气烘烤下，我们大家——包括奥斯卡在内——唱起了圣诞夜之歌，还唱了一段：“纵情欢乐吧，啊，枞树啊枞树四季常青，你的小铃铛年复一年叮当叮当叮。”屋外，钟声四起。这时，我终于提出要我的鼓了。喝得醉醺醺的吹奏乐小组——音乐家迈恩过去也是其中的一员——也开始演奏，吹得冰柱从窗槛上……我要鼓，他们不给，他们不拿出来。奥斯卡：“给！”其余的人：“不！”这时，我叫喊了，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叫喊了。这时，我在较长时间的间歇之后重新把我的声音削成尖利的切割玻璃的工具，我不毁花瓶，不毁啤酒瓶和电灯泡，不切割玻璃柜，不粉碎眼镜，我的声音对准装饰圣诞树、制造节日气氛的小铃、小球、易碎的银色肥皂泡，一阵乒乓乱响，圣诞树的装饰品全都成了碎片。枞针也纷纷摇落，足有几畚箕之多。蜡烛却依然宁静而神圣地在燃烧。尽管如此，奥斯卡还是没有得到铁皮鼓。

　　马策拉特是个没有见识的人。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要我戒掉敲鼓的习惯呢，还是根本不想及时向我提供足够数量的鼓。眼看灾难就要临头了。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家的殖民地商品店在经营管理上也越来越乱，已经到了无法掩饰的田地，鉴于这种状况，需要及时请一个帮手来照料我和我家的店铺；正如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总会这样考虑的。

　　奥斯卡个子小，没法站在柜台后面出售松脆面包片、人造黄油、人造蜂蜜，何况他也不愿意，于是，马策拉特——为了简便起见，我又把他称做我的父亲——把玛丽亚·特鲁钦斯基，我那位可怜的朋友赫伯特最小的妹妹，请来经营我家的店铺。

　　她不仅名叫玛丽亚，而且也确实是位圣母①。她在几个星期之内就恢复了我家店铺过去的良好声誉。她非常友好，全力以赴地经营，马策拉特也心甘情愿地服从她。除此之外，她多少还有点眼力，能够察颜辨色，理解我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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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玛丽亚是按圣母的名字命名的。圣母的名字通常译作马利亚。

　　玛丽亚还没有到我家店铺来帮忙以前，每当见到我怨气冲天，肚皮前面挂着那一堆废铁，跺着脚走进楼梯间，在那一百多级的楼梯上走上走下时，她曾多次给过我一个旧洗衣盆，让我把它当做鼓的代用品。但是，奥斯卡不要代用品。他硬是拒绝把洗衣盆翻过底来当鼓敲。玛丽亚刚在我家店铺里站稳脚跟，就不顾马策拉特的意愿来满足我的要求。不过，奥斯卡死活也不肯让她挽着手走进玩具店去。店里琳琅满目的陈列品肯定会使我痛苦地联想起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被砸烂的店铺。玛丽亚温柔而顺从，她让我站在玩具店外面等候，或者自己一个人去采购，根据需要，每四到五星期给我一面新的鼓；到了战争的最后几年，甚至连铁皮鼓也成了稀有物资，由国家统购统销，玛丽亚不得不同商人进行柜台下面的交易，用白糖或十六分之一磅的真咖啡换取我的铁皮鼓。她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从不叹息、摇头，也不抬起眼睛朝天看，而是全神贯注，严肃认真，怀着那种理所当然的心理，一如她在给我穿洗干净、缝补好的裤子、袜子、罩衫时那样毫不拘束。在此后的岁月中，尽管玛丽亚和我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甚至今天还没有定论，但是，她把鼓递给我时的方式却始终不变，纵使今天儿童铁皮鼓的价格要比一九四○年时高得多。

　　今天，玛丽亚是一份时装杂志的长期订户。每逢探望日她来看我时，穿戴回回变样，而且越来越时髦。当年又怎样呢？

　　当年的玛丽亚美吗？她有一张刚洗干净的圆脸，睫毛短而密、有点鼓得太厉害的灰眼睛里射出了冷淡的但并非冷冰冰的目光，浓黑的眉毛在鼻根处连在了一起。颧骨轮廓分明（在严寒之中，颧骨上的皮肤呈淡蓝色，紧绷着，痛苦地跳动着），构成了她的扁平的脸，并使之具有一种平衡感，她的小鼻子——不是不美，更不是滑稽可笑，而是很端正、很纤巧的小鼻子——也无损于这种平衡。她的额头圆而低矮，鼻根上双眉连结处有几道竖的皱纹，那是年纪轻轻就用心思太多而留下的。她的微鬈的棕色头发——至今保存着那种温树干的光泽——从两鬓开始绷紧在小圆脑袋上——同特鲁钦斯基大娘一样，她几乎没有后脑勺。玛丽亚穿上白罩衫到我家店铺里来站柜台的时候，还梳着辫子，吊在她那两只一下子就会变得通红的、硬挺挺的耳朵后面，可惜耳垂不是悬着的，而是直接长入了下颚上方的肉里，虽说没有什么难看的皱纹，但也是十足的退化现象，使人可以由此推断出她的天性来。后来，马策拉特不断地劝说这个姑娘用头发遮掩住她的耳朵。今天，玛丽亚在她那时兴的蓬乱的短头发下面只露出她的耳垂，并用一副大耳饰——这反映了她的欣赏趣味不高——来掩盖她的美中不足。

　　一如玛丽亚那个一把就能捏住的小脑袋却有丰满的面颊、高高的颧骨以及不显眼的小鼻子两侧的一对大眼睛那样，她的矮小的躯体却有过宽的肩膀、从腋窝下就开始隆起的胸脯、大骨盆和丰满的臀部，而支撑这臀部的则是两条太细的腿，虽然细到两腿间有一道缝隙，但劲道还是挺大的。

　　也许当年的玛丽亚稍微有点膝盖内翻的毛病。此外，她的身体已经发育成熟、比例定型了，相形之下，她那双始终是红红的小手在我的眼里却还像小孩的手似的，手指头则像是香肠。直到今天，她也不能完全否认自己的手像小孩子的。可是，她的脚——先穿着笨重的徒步旅行鞋，稍后穿起了我可怜的妈妈的高跟鞋，制作精致但式样已旧，而且不合玛丽亚的脚。尽管她穿着别人穿过而尺寸又不合的鞋，她的脚还是渐渐地失去了孩子的红肤色和滑稽可笑的模样，并且适应了西德出品的甚至是意大利出品的时髦皮鞋的款式。

　　玛丽亚话不多，但却喜欢唱歌，既爱在洗餐具时唱，也爱在她把白糖分别装到盛一磅和半磅的蓝色纸口袋里时唱。在店铺关上后，在马策拉特结账时，甚至在星期天，一俟她得到半个钟点的休息，玛丽亚便吹起口琴来。这把口琴是她哥哥弗里茨被征人伍、派到大博施波尔去时留赠给她的。

　　玛丽亚吹的口琴曲几乎什么都有。譬如漫游歌曲，那是她在德国少女同盟的晚会上学来的，又如轻歌剧里的曲调和流行歌曲，有的是她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有的是她哥哥弗里茨在一九四○年的复活节出差到但泽的那几天内，在家里哼唱时被她听会的。奥斯卡还记得，玛丽亚曾用舌尖拍打口琴，奏出《雨点》一曲，还吹奏过《狂风教过我一支歌》，但并没有模仿察拉·莱安德尔①的唱法。可是在店里上班的时候，玛丽亚从不掏出她的霍纳牌口琴来。甚至在没有顾客登门的情况下，她也不卖弄她的音乐，而是坐在那里，用稚气的圆体字写价格牌和商品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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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察拉·莱安德尔，瑞典女电影明星。

　　还有一点同样不可忽略，真正主管我家店铺的是玛丽亚。我可怜的妈妈死后，由于竞争不过人家，一部分顾客不再登门。如今，玛丽亚又把他们争取回来，使他们成为固定的主顾。尽管如此，她对马策拉特则是毕恭毕敬，甚至到了低声下气的地步，但又从来不让一向自以为了不起的马策拉特感到尴尬。

　　每当蔬菜商格雷夫和格蕾欣·舍夫勒挖苦他的时候，他总是振振有词地说：“这个女孩子毕竟是我雇来的，是我教会她做生意的。”这个人的思路就是这么简单，他只有在干自己心爱的行当时，也就是在烹调的时候，才变得敏感机巧，有辨别能力，因而值得人家赞许。因为奥斯卡不得不替他说句公道话，他的卡塞尔排骨加酸菜、芥未调味汁猪腰、维也纳煎肉排以及他最拿手的奶油鲤鱼加白萝卜，确实是色香味俱全。他在店铺里对玛丽亚的指点实在有限，因为第一，这个姑娘天生就有做小本生意的本领，再则，马策拉特对柜台上做交易的手腕几乎一窍不通，他只适合于在大市场上搞采购，可是，在煨、炖、蒸、煎、炸等烹调方面，他倒是能教给玛丽亚几手。玛丽亚虽说在席德利茨一个职员家里当过两年女佣人，可是，当她刚到我家时，连水都烧不开。

　　过不多久，马策拉特的生活日程同我可怜的妈妈在世时也就差不多少了：厨房是他的天下，星期日烘烤的食物质量一次比一次强，他可以心满意足地一连数小时地洗餐具，顺便到大市场的公司和经济局去采买和订货（这在战时一年比一年更困难）以及结账，耍一些狡诈手腕同税务局通信，每两个星期布置一回橱窗，证明他在这方面颇有想像力，格调不低，一点也不笨手笨脚。他还认真负责地处理他那些琐细的党务，总而言之，他显得非常忙碌，因为有玛丽亚坚守柜台。您可能会发问：花这么多笔墨来交待，这样不厌其烦地一一描述一个年轻姑娘的骨盆、眉毛、耳垂、手脚，究竟用意何在？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同您一样反对这样去描写一个人。可是，奥斯卡深信他已经成功地歪曲了玛丽亚的形象，如果不是一劳永逸地加以歪曲的话。因此，我要再添上一句话，但愿能以此说明原委：如果撇开所有不知姓名的护士不谈，玛丽亚是奥斯卡的头一个情人。

　　我是怎么意识到这一点的呢？有一天，我倾听着自己的鼓声（我是很少这样做的），不禁发现，奥斯卡用新的鼓点，急切然而谨慎地把他的激情传递给了铁皮鼓。玛丽亚专心地倾听这鼓声。然而，当她把口琴放到嘴边，额上蹙起许多道讨厌的皱纹，并认为非要给我伴奏不可时，我并不特别喜欢。可是，当她织补长统袜或者把白糖分装到纸口袋里时，她常常垂下双手，脸上的神色非常镇静，严肃地注视着我和我的鼓棒，在她重新拿起袜子织补以前，睡眼惺忪地用手轻轻抚摩一下我那剪得很短的头发。

　　奥斯卡本来是受不了这种表示温柔的动作的，但却听任玛丽亚用手抚摩，而且着了迷，竟至于往往一连数小时之久有意识地在铁皮鼓上敲出引诱玛丽亚抚摩的节奏来，直到她的手最后听从了并使奥斯卡得到满足为止。

　　过了一段时间，每天晚上由玛丽亚领我上床。她给我脱衣服，替我洗澡，帮我穿睡衣，要我在睡觉以前再去清一清膀胱。虽然她是信新教的，但却同我一起祷告，念一遍“我们的天父”，三遍“祝福你马利亚”，有时也念“耶稣我为你生，耶稣我为你死”。末了，她脸上装出一副友善但又困倦的样子，替我盖上被子。

　　虽然关灯以前的最后几分钟是这样的美好（我慢慢地把“我们的天父”和“耶稣我为你生”换成了“海上的星，我向你致意”和“爱恋马利亚”来隐喻柔情），但是天天晚上这样准备上床安眠则使我感到难受，差点儿断送了我的自制能力，并使时刻注意隐藏真面目的我像抱着幻想的少女和受折磨的小伙子那样羞怯得满脸通红，泄露出内心的秘密。奥斯卡坦率地承认，每当玛丽亚用双手给我脱衣服，把我抱进锌制的澡盆，用毛巾、刷子和肥皂擦洗鼓手皮肤上一天的尘土时，每当我意识到，我，一个将近十六岁的小伙子，赤条条地站在一个快满十七岁的姑娘面前时，我就满脸通红，经久不消。

　　可是，玛丽亚似乎并未察觉我的肤色的变化。难道她以为是毛巾和刷子把我搓热了？难道她心里说，这是保健术使奥斯卡周身血液流通的结果？难道玛丽亚既羞怯又非常老练地看透了为什么我的脸上每天泛起晚霞，却仍然视而不见？

　　我至今还动辄就涨红了脸，往往延续五分钟或更长的时间，而且无法掩饰。我的外祖父，纵火犯科尔雅切克，一听到火柴这个词儿，脸就涨得像火红的公鸡一般。我呢？同他一样，一听到有人，哪怕是素不相识的人，在我的近旁讲到每天晚上用毛巾和刷子给澡盆里的小孩子洗澡，我的血管里就充满了血。奥斯卡站在那儿，活像一个红种印第安人。周围的人都讥笑我，说我古怪，说我中了邪，因为对于我周围的人来说，给小孩子抹肥皂、搓洗，用毛巾擦他最最见不得人的地方，本来就是件很平常的事。

　　可是玛丽亚，这个自然之子，竟能在我眼前做出种种极其放肆的事情而毫无愧色。譬如说，每当她动手擦洗起居室和卧室的地板以前，就从腿上脱下那双长统袜，因为那是马策拉特送给她的，她很珍惜。有一个星期六晚上，商店关门后，马策拉特有事去支部办公室，只剩下我和玛丽亚两人。她脱下裙子和短上衣，只穿着单薄而干净的衬裙，靠着起居室的桌子站在我身旁，用汽油擦掉裙子和人造丝短上衣上的污渍。

　　玛丽亚一脱下短上衣，汽油味刚一消散，就能从她身上闻到一股宜人并且是质朴诱人的香草味，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她用香草的根擦过自己的身子不成？难道有散发出香草味的廉价香水出售？要么这种香味是她特有的，一如卡特太太总有一股子氨水味，又如我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四条裙子底下总有一股子淡淡的臭黄油味？奥斯卡对样样事情都爱穷根究底，这种香草味究竟从哪里来的，他也要弄个水落石出。玛丽亚不曾用香草根擦过自己的身子。玛丽亚身上就有这么一股味儿。是啊，直到今天我还深信，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上天生有这么一股香味，因为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吃完奶油菜花、土豆泥和煎小牛肉之后，餐桌上一盘香草布丁在那里晃荡（那是由于我用靴子踢了一下桌子腿），可是玛丽亚只吃那么一点，而且很勉强，她就爱吃果汁麦粥，奥斯卡则相反，他直到今天还深深地爱着所有的布丁里这最普通、也许是最乏味的一种。

　　一九四○年七月，特别新闻广播报道了法国战役势如破竹的胜利进展之后不久，波罗的海海滨的游泳季节开始了。正当玛丽亚的哥哥弗里茨中士从巴黎寄来了第一批风景画明信片的时候，马策拉特和玛丽亚决定让奥斯卡到海滨去，因为那儿的空气有益于他的健康。马策拉特说，在午休时间——商店从一点到三点停止营业——由玛丽亚陪我去布勒森海滩，如果她在那里一直待到四点钟，那也没有关系，他很愿意偶尔站站柜台，在顾客前露露面。

　　他替奥斯卡买了一条绣有铁锚图案的蓝色游泳裤。玛丽亚已经有了一条红边绿色的游泳衣，是她姐姐古丝特送的坚信礼礼物。游泳包是我妈妈那时候用的，里面塞了一件白色软毛绒浴衣，这也是我妈妈的遗物，此外还有一个小桶、一柄小铲和若干用沙做糕饼的玩具模子，纯属多余。玛丽亚挎着包。我自己带着鼓。

　　电车要经过萨斯佩公墓，奥斯卡对此感到害怕。他能不担心一见到这个如此寂静却又如此意味深长的地方，会败坏他对游泳本来就不太高的兴头吗？奥斯卡暗自问道，当坑害了扬·布朗斯基的人身穿单薄的夏装，乘着电车丁丁当当从他的坟墓边上驶过的时候，他的幽灵会采取什么态度呢？

　　九路电车停了下来。售票员喊道：萨斯佩到了。我的目光从玛丽亚身旁掠过，死盯着布勒森方向，另一辆电车正从那里对开过来，慢慢地由小而大。决不能让目光往一侧溜去！那里有什么东西可看的！可怜巴巴的海滩矮松，雕有花体字的生锈的栅栏门，东歪西倒的墓碑，只有蓟草和不结实的野燕麦喜欢读碑上的铭文。还不如从打开的车窗里抬头望望天空呢；它们在那儿轰鸣，肥胖的容克52型，似乎只有三个发动机的飞机或者肥壮的苍蝇才能在这万里无云的七月的天空中轰鸣。

　　我们又丁丁当当地开走了，对面开来的电车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拖车刚过去，我扭转脑袋，整个颓记的墓场正好全收眼底，包括那一段北墙，上面那片醒目的白色的地方虽说是在阴影里，却仍使我感到十分难堪……

　　终于离开了那个地方，我们快到布勒森了，我的目光又回到了玛丽亚身上。她穿一件薄花布连衣裙。皮肤微微发亮的圆脖子，高高的锁骨上挂着一串红色木雕樱桃项链，个个一样大小，像是熟透了快爆裂似的。是我想象出来的呢，还是当真闻到的呢？玛丽亚带着香草味去波罗的海海滨。我微微弯过身子，深深地吸那芳香，暂时忘掉了正在腐烂的扬·布朗斯基。在保卫战士的肉尚未从骨头上烂掉之前，波兰邮局的保卫战已经成为历史。幸存者奥斯卡满鼻孔的气味，完全不同于他的一度是那么时髦、如今则在腐烂的假想的父亲可能散发出来的气味。

　　到了布勒森，玛丽亚买了一磅樱桃，搀着我的手（她知道我只允许她这样做），领我穿过矮松林向浴场走去。尽管我已经快满十六岁了（浴场管理人是看不出来的），却还是让我进了女更衣室。黑板上写着——水温：十八度；气温：二十六度；风向：东风；天气形势预报：晴。黑板旁边，是救生协会的布告，写的是急救方法，配有几幅笨拙的旧式画。被淹的人都穿着条纹游泳衣，救生员都留着小胡子，头戴草帽，在变化莫测的危险的海水里游泳。

　　光脚的浴场姑娘走在前面。她像一个忏悔者似的身上系着一根绳子，绳的一端是一个可以打开所有的小间的大钥匙。步桥。步桥上的扶手。沿着所有的小间是一长条椰子纤维垫子。给我们的小间是五十三号。小间的木板是热的、干的，颜色是自然的白里带蓝，我真想把它叫做瞎子眼睛的颜色。小间窗户旁有一面镜子，但严格说来已经不成其为镜子了。

　　首先得奥斯卡脱衣裳。我脸朝着墙脱下衣裳，无可奈何地让玛丽亚给帮忙。接着，她讲究实际地使劲一把转过我的身子，把新的游泳裤递给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让我穿上这条紧身羊毛裤。我刚系上背带的扣子，她就把我抱到小间背墙前的木板凳上，把鼓和鼓棒搁在我的大腿上，自己用迅速而有力的动作脱掉衣裳。

　　我先敲了几下鼓，数着地板上的节孔。接着，我停止了数数和敲鼓。玛丽亚滑稽地噘起嘴唇吹起口哨来了，真弄得我莫名其妙。她吹两声高音，脱掉鞋子，吹两声低音，脱掉短袜子。她像送啤酒的马车夫似的吹着口哨，脱掉了花布连衣裙，她吹着口哨把衬裙挂在连衣裙上，摘下胸罩。她一直使劲吹着，但吹不出一个曲调来，同时，把短裤——原来是条运动裤——拉到膝上，退到脚上，把脚从拧成麻花的裤腿里退出来，用左脚把它踢到了角落里。

　　玛丽亚毛茸茸的三角形使奥斯卡吃了一惊。虽说他从自己可怜的妈妈那儿知道，女人的下身不是光秃秃的，但是；他觉得玛丽亚不是那种意义上的女人，不是马策拉特或扬·布朗斯基眼里的他的妈妈那种意义上的女人。

　　顿时，我认识了她的本来面目。我生气、羞惭、愤怒、失望，我的洒水壶在游泳裤里半是滑稽可笑、半是疼痛地开始变硬，由于有了这根在我身上新长出来的棍儿，我忘掉了鼓和那两根棒。

　　奥斯卡一跃而起，向玛丽亚扑去。她的毛发截住了他。他把脸凑上去。毛发长到了他的唇间。玛丽亚哈哈大笑，想把他拉开。但是，我越来越多地咬住毛发，追寻着香草味的发源地。玛丽亚一直还在笑。她甚至让我待在她的香草丛中，看来这样使她很开心，因为她一直不停地在笑。我脚下一滑摔倒了，我这一滑把她弄痛了（因为我不松开毛发或是毛发不松开我），香草使我流出了眼泪，我闻到了蘑菇或其他辛辣的味道。这时没有香草味了，只有玛丽亚用香草味掩盖住的泥土味，这种泥土味要把正在腐烂的扬·布朗斯基钉在我的额头上，并永远用这种腐烂的气味来毒害我，到了这时，我才松开。

　　奥斯卡滑倒在小间里白里带蓝的木板地上，哭个不停。玛丽亚却又笑了。她把他扶起来，抱在怀里，抚摩他，让他贴着她身上唯一挂着的木雕樱桃项链。

　　她从我的嘴唇间取下她的毛发，连连摇头，惊讶地说：“你这个小淘气！你瞎闹，又不懂是什么，就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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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那面鼓的白色圆面上是做不好实验的。这一点我本来应该知道。我的铁皮始终只需要同样的木头。它愿意人家敲击着向它提问，敲击着由它回答，或者在急速敲击下无拘无束地闲聊，把问题和回答都搁置一旁。因此，我的鼓既不是煎锅，经人工加热后可以把生肉吓得魂飞魄散，也不是舞池，可以供未知能否终成眷属的舞伴翩翩起舞。因此，即使在最孤独的时候，奥斯卡也不把汽水粉撒到他的鼓上，再积聚口水流上去，让那出多少年来他再没有看到过的戏重新上演。可我又是多么惦念它呀！说实在的，奥斯卡不能完全放弃用上面所说的粉末做实验，可是，他宁愿自己直接去做，而不愿让鼓来参预；这样一来，我就会丢丑现眼，因为没有鼓，我便始终是个丢丑现眼的人。

　　首先，要弄到汽水粉就很难。我派布鲁诺跑遍伯爵山所有的殖民地商店，让他乘电车去格雷斯海姆。我也请他到城里去试试，可是，即使在电车终点站可以找到的那种冷饮店里，布鲁诺也买不到汽水粉。年轻的女售货员根本不知道，年纪较大的冷饮店老板回忆起来话可多了，据布鲁诺讲，他们搓搓额头沉思着说：“伙计，您要什么？汽水粉吗？这是哪个年代的东西啦！在威廉时代，在希特勒时代的头几年，还出售这种玩意儿。那可是很久以前的事啦！现在么，给您来一瓶果汁汽水或者可口可乐怎么样？”

　　于是，我的护理员用我的钱喝了好几瓶果汁汽水和可口可乐，可就是没有给我买来我所要的东西。不过，他还是帮了奥斯卡的忙。布鲁诺一点也没泄气，昨天他给我带来一个没有印字的白色小口袋。疗养与护理院的女化验员，一位名叫克莱因的小姐，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愿意帮忙，并摊开参考书，打开抽屉和瓶瓶罐罐，这儿取几克，那儿取几克，经过多次试验，终于配制成了汽水粉。布鲁诺告诉我说，它会起泡沫，有刺激性，会变绿，并且有车叶草味。

　　今天是探望日。玛丽亚要来。可是头一个来的是克勒普。我们一起就一些只配遗忘的事情笑了三刻钟之久。我想方设法不让克勒普以及他的列宁主义者感情冲动起来，便避而不谈现实问题，只字不提我从手提式收音机——这是玛丽亚在几个星期以前送给我的——听来的特别新闻，也就是关于斯大林逝世的报道。不过，看来克勒普肯定是知道的，因为他的棕色方格纹大衣袖上缝着黑纱，只是缝得很不像样。接着，克勒普站起身来，维特拉进屋。这两位朋友看来又要争吵了，因为维特拉笑着向克勒普打招呼，并把手指弯曲成魔鬼头上的角那样：“今天早晨刮胡子的时候，斯大林去世的消息把我吓了一跳！”他一边嘲讽，一边帮克勒普穿大衣。克勒普香脂抹得发亮的宽脸上露出虔敬的表情。他抬起手臂，晃了晃大衣袖子上的黑纱。“就因为这个我才戴黑纱。”他叹息道，并模仿阿姆斯特朗①的小号声，哼起了最初几小节具有新奥尔良功能的葬礼音乐：特拉——特拉哒哒——特拉——哒哒——哒哒哒……随后，他滑着舞步出了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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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路易·阿姆斯特朗（1900～1971），美国著名爵士乐小号手。

　　维特拉留下了。他不想坐，宁愿站在镜子前面跳跳蹦蹦。我们两个会心地相对微笑了一刻钟左右之久，但与斯大林无关。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要向维特拉吐露秘密呢，还是蓄意把他赶走。我招手叫他到床前来，招手叫他把耳朵凑过来，对着他的大耳垂的耳朵低声说道：“汽水粉！你知道是什么名堂吗，戈特弗里德？”维特拉恐怖地从我的栏杆床旁跳开；他马上做起他的拿手好戏来，用食指指着我，以激动的腔调说：“撒旦啊，你为什么要用汽水粉引诱我？你难道还不知道我是个天使吗？”

　　维特拉像个天使似的，先对着洗脸盆上方的镜子照了照，然后翩然离去。疗养院外面的年轻人真古怪，都喜欢装腔作势。

　　接着玛丽亚来了。她让裁缝做了一套时新的春装，配上一顶时新的鼠灰色帽子，带有精致的稻草黄的装饰物，她甚至进了我的病房也不肯摘下这件艺术品。她草草地问候了我一声，不让我吻她的面颊，随即打开了那只手提式收音机。这东西虽说是她送给我的，但看来完全是为了她自己派用场，因为每逢探望日，这只讨厌的手提式收音机总要代替我们之间的一部分谈话。“你听到了今天早晨的广播没有？真叫人激动。不是吗？”“是这样，玛丽亚，”我耐心地回答说，“他们连斯大林的死讯都不想对我保密，不过，还是请你把收音机关了吧！”

　　玛丽亚一声不吭地照办了。她坐下来，始终还戴着那顶帽子。于是，我们像往常那样谈起小库尔特来了。

　　“你看怎么办，奥斯卡，那个小淘气已经不愿再穿长统袜子了。现在还只是三月份，天气还会变冷，广播里这么说的。”对于天气预报，我只当没听见，并在穿不穿长统袜子的事情上，替小库尔特说话。“这孩子现在十二岁了，他不好意思穿长统袜子上学，因为同学会拿他寻开心的。”

　　“我更关心的是他的健康，长统袜子他得穿到复活节。”这个日期她讲得毫不含糊。我只好退让一步：“那么你得给他买条滑雪裤，羊毛长统袜子确实很难看。你回想一下你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在拉贝斯路我们的院子里。小矮个儿总是穿长统袜子一直穿到复活节，你回想一下，当年他们是怎么对待他的？努希·艾克，他死在克里特岛，阿克塞尔·米施克，战争快结束时死在荷兰，还有哈里·施拉格尔，他们这几个当年是怎么对待小矮个儿的？他们用柏油涂在羊毛长统袜上，结果袜子同皮肤粘在一起，小矮个儿被送进了医院。”

　　“这是苏西·卡特的过错，不关长统袜子的事！”玛丽亚大声说道，她发火了。虽说苏西·卡特在战争一开始就当了女通讯兵，后来在巴伐利亚同人结了婚，可是，玛丽亚对比她大几岁的苏西始终怀着宿怨。这种事只有女人才干得出来，她们能把少年时结下的怨恨一直记到当老祖母的时候。然而，我提到小矮个儿那双被人涂了柏油的羊毛袜，多少起了点作用。玛丽亚答应给小库尔特买一条滑雪裤。我们的谈话可以转题了，关于我们的小库尔特还有些好消息。在最近一次家长会上，校长克内曼表扬了他。“你瞧，他是全班第二名。他还在店里帮我的忙。他可是帮了大忙啦。”

　　我点点头表示赞许，接着还听她讲了讲最近为美味食品店购置的东西。我鼓励玛丽亚在上卡塞尔再开一爿分店。我说，现在时机有利，市面将继续保持繁荣（这是我刚从收音机里听来的）。随后，我认为时机已到，便按铃叫布鲁诺。他走进病房，递给我一个白纸袋汽水粉。

　　奥斯卡的计划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我没有作任何解释，就请玛丽亚把左手伸给我。她先想伸右手，又改伸左手，一边摇头一边笑，把左手背伸到我面前，也许是指望我会吻她的手背。但我把她的手翻转过来，将纸袋里的粉末倒在她手心上的月亮山和金星山之间，这时，她才露出了惊异的神色。不过她还是允许我这么做了，只是当奥斯卡探过身子去，让满口的唾沫流到这座汽水粉的山头上去时，她害怕了。

　　“别胡闹，奥斯卡！”她恼火了，一跃而起，退后几步，惊愕地瞧着这正在发酵的、起绿色泡沫的粉末。玛丽亚的脸从额头开始渐次涨得通红。我正以为有希望的时候，她迈出三大步走到洗脸池旁，用水，讨厌的水，先是凉的、随后是温和的水，冲掉了我们的汽水粉，用我的肥皂洗干净她的手。

　　“你有时真叫人没法容忍，奥斯卡。明斯特贝格先生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想法？”她为了替我请求宽恕，眼睛望着布鲁诺，他在我做实验的时候一直站在我的床脚旁。我为了使玛丽亚不再感到害羞，便把护理员打发走。房门刚锁上，我就再次请玛丽亚到床前来：“你记不得了吗？你回忆一下吧！汽水粉！一小包三芬尼！回忆一下：车叶草味的，草莓味的，发酵，起泡沫，多美啊！还有感情，玛丽亚，感情！”

　　玛丽亚记不得了。她傻乎乎地害怕起我来，身子有点发抖，藏起她的左手，紧张地另找话题，又向我谈起小库尔特在学校里的成绩、斯大林的死、马策拉特美味食品店新添置的冰箱以及在上卡塞尔开分店的打算。我却矢忠于汽水粉，只谈汽水粉。她站起身来，汽水粉，我恳求着。她匆匆告别，戴上帽子，又不知该走还是该留，便打开了收音机。我放开嗓门，压过收音机的嘈杂声喊道：“汽水粉，玛丽亚，回想一下吧！”

　　这时，她站在门口，哭泣，摇头，留下我一个人和这台嘎嘎响吱吱响的手提式收音机。她小心翼翼地关上门，仿佛离开一个垂死的人似的。

　　这么说，玛丽亚已经记不起汽水粉来了。可是，只要我还在呼吸，还在击鼓，对于我来说，汽水粉就不会停止发酵泛沫；因为正是我的唾液在一九四○年晚夏使车叶草和草莓获得了生命，唤醒了感情，派我的肉身去寻找，把我训练成香菇、羊肚菌以及其他我叫不出名字但仍可享用的蘑菇的收集者。它使我成为父亲，是的，父亲，非常年轻的父亲，收集和生育；因为到了十一月初已不存在任何疑问了，玛丽亚怀孕了，玛丽亚有了两个月的身孕，我，奥斯卡，就是父亲。

　　我今天还相信这一点，因为玛丽亚同马策拉特的那件事是后来晚得多的时候才发生的。那是我在玛丽亚那背上满是伤疤的哥哥赫伯特的床上，面对着她的二哥、那位上士寄来的军用明信片，然后在熄了灯的房间里，在防空遮光纸和四壁之间，使熟睡的玛丽亚怀了孕以后两个星期，不，十天之后才发生的。那时，我在我家的沙发榻上撞见了玛丽亚。她没有睡着，而是张大了嘴忙着吸气；她躺着，在马策拉特下面，上面是马策拉特。

　　奥斯卡从屋顶室来，他在那里思考了一阵，下楼，脖子上挂着鼓，从门道里走进起居室。那两个人没有发现我。他们两个的头都冲着瓷砖面火炉。他们两个没有规规矩矩地脱掉衣服。马策拉特的内裤挂在他的膝窝上。他的长裤堆在地毯上。玛丽亚的裙子和衬裙一直撩到胸罩以上、胳肢窝以下。内裤缠在她的右脚上，右腿可憎地扭曲着，悬在沙发榻外。左腿弯曲，搁在靠背垫上，好像不感兴趣似的。在这两条腿之间的是马策拉特。他用右手把她的头扭向一边，另一只手在做手脚。玛丽亚从马策拉特叉开的手指间把呆滞的目光投向一侧的地毯，仿佛跟踪着地毯上的图案一直望到桌子底下。他咬住一只丝绒套垫子，只是当他们两个说话时，他才松开牙齿不再咬那丝绒。他们时而说话，却没有中断。只是当时钟敲响三刻钟时，他们才停顿，直到时钟敲罢，他又像敲钟前那样继续下去，并说：“现在是三刻。”接着他问她这样行不行。她连声说行，还要他留点神。他答应她，一定小心。她吩咐他，不，她恳求他这次得特别注意。接着他问她，是不是马上到时候了。她说，马上就到了。这时，她悬在沙发榻外边的那只脚抽搐了一下。她一脚踢了个空，内裤仍挂在上面。他又去咬丝绒套垫子，而她嚷：“滚开！”他也想滚开，但已经滚不开了，因为在他滚开之前，奥斯卡已经骑到了他们两个上面，因为我已经把鼓放到他的腰上，抡起鼓棒敲铁皮，因为我再也听不见“滚J滚开！”的叫声，因为我的鼓声比她喊“滚！”的声音响，因为我不能容忍他滚开，就像扬·布朗斯基过去总是从妈妈身边滚开那样；因为妈妈过去也总是说“滚”，对扬说“滚”，对马策拉特也说“滚”。接着，他们分开了，他们朝什么地方甩鼻涕，甩在专用的毛巾上，如果毛巾不在手头，就甩在沙发榻上，也有可能甩在地毯上。但我看不下去。不管怎么说，我没有滚开过。我是头一个没有滚开过的人，因此，我是父亲而不是那个马策拉特。他始终相信，直到最后也相信，他是我的父亲。但那是扬·布朗斯基。我得到扬的遗传，我抢在马策拉特之前，但我没有滚，我留下了，留在里面了，出来的，那是我的儿子，不是他的儿子！他根本就没有儿子！他根本不是真正的父亲！哪怕他同我可怜的妈妈结婚十次，哪怕他娶了玛丽亚！因为她已经怀孕了。他想，公寓里的和这条街上的邻居肯定会这样想的。他们自然会这样想，马策拉特把玛丽亚的肚子搞大了，他娶了她，她十七岁半，他呢，四十五岁。就她这个年龄来说，她可真是个能干人。至于小奥斯卡，他会因为有了这么个后娘而高兴的，因为玛丽亚对待这个可怜的孩子并不像后娘似的，倒像一个真正的母亲，虽说小奥斯卡脑筋不那么太清楚，本来是应当送进银锤陆军医院或者送进塔皮奥疗养院去的。

　　马策拉特听从格蕾欣·舍夫勒的劝告，决定娶我的情人。如果我把他，我的假想之父称为父亲的话，我就不得不确定如下事实：我的父亲娶了我未来的妻子，之后，我把我的儿子库尔特叫做他的儿子库尔特，他因此要求我承认他的孙子是我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要求我把我所爱的、散发出香草昧的的玛丽亚认做继母，容忍她躺在他那一股鱼子臭腥味的床上。但如果我证实了，这个马策拉特根本不是你的假想的父亲，他是一个陌生人，既不值得你去同情也不值得你去厌恶，他烧得一手好菜，只因为你的可怜的妈妈把他留给了你，他便勉勉强强顶替了父亲的位子，给你做好吃的，照料你直到今天，他现在当着众人的面从你手里夺走了最好的女人，硬把你变成了一场婚礼以及五个月以后的一次婴儿洗礼的目击者，变成了两次家宴的宾客，而这次婚礼和婴儿洗礼本来该由你来举行，应该由你领着玛丽亚去户籍登记处，应该由你来决定谁当教父和教母，如果让我来检查这出悲剧的主角，不得不发现，这出戏是在主角被别人顶替了的情况下演出的，我会对这出戏感到绝望，因为奥斯卡，真正的主角扮演者，却被派去跑龙套，而且，这个龙套本来在戏里是应该删掉的。

　　在我给我的儿子冠以库尔特这个名字之前，在我这样称呼他，似乎他从来也不曾有过名字——其实，我曾经用他真正的祖父文岑特·布朗斯基的名字来命名他——之前，也就是说，在我容忍库尔特这个名字之前，对于在玛丽亚怀孕期间奥斯卡如何阻挠按期生育一事，他并不想保持沉默。

　　那天晚上，我撞见了沙发榻上的那两个，敲着鼓骑在马策拉特汗涔涔的背上，使他不能像玛丽亚所要求的那样小心行事，之后，我又拼命作了尝试，想夺回我的情人。

　　当时，马策拉特终于把我从他的背上摇晃下来，但为时已晚。他因此揍我。玛丽亚保卫奥斯卡，责备马策拉特没有成功，未能小心行事。马策拉特像个老年男人似的为自己辩护。他说，这是玛丽亚的过错，她本来该满足的，可她总是不过瘾。玛丽亚一听就哭了。她说，她可不能那么快，三下两个就完事，要是这样，他本该另找一个女人，她虽说自己没有经验，不过，她的姐姐在埃登饭店工作，古丝特是在行的，古丝特告诉过她，这么快是不行的，还要她留神，古丝特说过，就有这样的男人，他们只是为了把鼻涕甩出来就完事，他，马策拉特，准是这样的男人，她再也不干了，她呀，非要铃铛同时响不可。因此，他本该小心行事，不管怎样也得如此，就那么一点体贴他都不考虑。她说罢就哭了，还一直坐在沙发榻上。穿着内裤的马策拉特嚷嚷起来，说他不想再听这种哭哭啼啼的腔调；接着，他又觉得自己发火不对，又对玛丽亚动起手来，也就是说，他要伸手到她的裙子下面还光着的地方去抚摸，这一下可把玛丽亚给惹火了。

　　奥斯卡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她这副样子。她的脸上出现了红斑，灰眼睛也变得越来越暗了。她把马策拉特叫作脓包，马策拉特只好伸手去拿裤子，穿上，系好扣子。玛丽亚嚷道，他可以拍拍屁股走了，去找那些党支部头头，那帮人同他一样，也是脓包。马策拉特抓起上装，接着捏住门把，说，他现在要去换换胃口了，女人的麻烦事他受够了，如果她真是这样一个骚货，她本该去勾引外籍工人，勾引那个送啤酒的法国佬，他肯定要强得多。他，马策拉特，心目中的爱情不只是干这种龌龊事情，他现在要去玩施卡特牌了，干这种事情，他心里有底。

　　于是，起居室里只剩下我和玛丽亚两人了。她不再哭泣，沉思着穿衣，吹几声口哨，穿好内裤。她花了不少时间去抚平方才在沙发榻上受了罪的裙子。接着，她打开收音机，当报告魏克塞尔河和诺加特河的水位时，她专心地听着，当报告完下莫特劳河的水位后，预告播放华尔兹而音乐也开始了时，她突然又脱掉内裤，走进厨房。我听到她拿盆、放水和煤气咝咝的声响，我猜想，玛丽亚准是打定主意要洗个澡了。

　　为了避免去作这种有点难堪的想象，奥斯卡集中心思去听华尔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甚至跟着施特劳斯①的音乐敲了几小节的鼓，觉得挺有意思。接着，由广播大楼播放的华尔兹音乐突然中断，开始报告特别新闻。奥斯卡猜想是关于大西洋战事的消息，而且果然猜中了。多艘潜艇在爱尔兰以西击沉七八艘船，总计若干千吨位。此外，另有潜艇在大西洋击穿了几乎是同样多吨位的船只的船底。海军上尉谢普克——也可能是海军上尉克雷特施马尔——反正是这两个中间的一个或者是第三个著名海军上尉指挥的潜艇干得尤其出色，它击沉的吨位数最多，此外还包括或者外加一艘英国的XY级驱逐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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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奥地利作曲家，人称“圆舞曲之王”。

　　我跟着特别新闻后播放的英国歌曲在我的鼓上敲起变奏来，差点把那支歌曲变成了一支华尔兹。这时，玛丽亚臂上搭着一条毛巾走进了起居室。她压低声音说：“听见了没有，小奥斯卡，又有一条特别新闻！要是他们这样干下去的话……”她没有告诉奥斯卡要是这样干下去的话会怎么样，便坐到了一张椅子上，通常马策拉特总把他的上装搭在这张椅子的扶手上。玛丽亚把湿毛巾拧成香肠状，跟着那首英国歌曲相当响地而且正确地吹起了口哨。收音机里的歌声停止以后，她还重复吹了一遍那支歌曲的结尾，那不朽的华尔兹刚响起，她就关掉了碗橱上的收音机。她把香肠状的毛巾放在桌上，坐下来，把两只小手搁在大腿上。

　　这时，我家的起居室变得非常寂静，只有落地钟的说话声音越来越大。玛丽亚似乎在考虑把收音机重新打开是不是更好些。但她接着却拿定了另一个主意。她把额头贴到桌面上的毛巾香肠上，两臂沿膝垂向地毯，默默地、有规律地、一阵阵地哭泣。

　　奥斯卡心里琢磨，玛丽亚是不是害羞了，因为我在这种难堪的场合下给她来了个突然袭击。我打定主意要让她高兴起来，便溜出起居室，走进昏黑的店铺，在小盒布丁和胶水纸旁边找到了一个小口袋，又在半明半暗的过道里看清这是一小包车叶草汽水粉。奥斯卡对自己摸到的东西很高兴，因为在各种香味中间玛丽亚最喜爱车叶草味。

　　我走进起居室时，玛丽亚的右脸还枕在拧成香肠状的毛巾上。她的双臂还像方才似的在两腿之间摇摆，不知往哪儿搁才好。奥斯卡从左边走近她时，发现她两眼紧闭，并没有眼泪，便觉得挺失望。我耐心地等着，直到她的眼皮连同有点粘在一起的睫毛一道抬起时，便把小纸袋递给她。可是，她没有注意到这车叶草，她对这小纸袋和奥斯卡就像视而不见似的。

　　我原谅了玛丽亚，她也许是被泪水迷糊了眼睛。我心里盘算了一下以后，便决心采取更直接的行动。奥斯卡爬到桌子底下，蹲在玛丽亚略微朝里撇的双脚之间，抓住她的手指尖几乎蹭到地毯的左手，把它翻转过来，直到我能够看见她的手心，随后用牙齿撕开小纸袋，把半包粉末撒在这任我摆布的手心里，让唾沫流上去。我还在观察粉末刚开始起泡沫的时候，胸口便挨了玛丽亚一脚，好痛啊，她把奥斯卡踢倒在起居室桌子下面正中央的地毯上。

　　我不顾疼痛立即站起来，从桌子底下钻出来。玛丽亚也站了起来。我们面对面站着，气喘吁吁。玛丽亚一把抓起毛巾，擦干净她的左手，把这一团东西扔到我的脚前。她把我叫做该死的脏猪，坏心眼的矮子，神经失常的侏儒，就该送进疯人院去。她说罢抓住我，打我的后脑勺，骂我的可怜的妈妈，说她竟然生下了像我这样的一个淘气鬼。我正想叫喊，正想向起居室里的和全世界的玻璃宣战的时候，她把那团毛巾塞进了我的嘴里。我—口咬下去，它比老牛肉还硬。

　　直到奥斯卡的脸色发紫发青的时候，她才罢休。这时，我本来可以喊叫，不费吹灰之力就震碎所有的玻璃器皿、窗玻璃以及落地钟指针前面的玻璃罩。但是我没有叫喊，而是让一种仇恨占据了我的心灵。这种仇恨盘踞在那里，直到今天，我一见玛丽亚踏进我的房间，就会感觉到这仇恨还像是在我的牙齿间咬住的那四毛巾。

　　玛丽亚的脸色真是说变就变。她不再整我，和气地笑了起来，一伸手又打开收音机，跟着华尔兹音乐吹口哨，一边朝我走来，想抚摩我的头发表示和解，因为我过去是很喜欢她这样做的。

　　奥斯卡让她走到跟前，接着用双拳由下而上打她放马策拉特进去的地方。我要打第二下时，她抓住了我的拳头，我却一口咬住了那个该死的地方，紧咬着同她一起倒在了沙发榻上。虽然听到了收音机里又在播送另一条特别新闻，但是奥斯卡不想听这些；所以，他也就无法告诉读者，谁击沉了什么以及击沉多少，因为一阵哭泣前的剧烈的痉挛使我松开了牙齿。我一动也不动地伏在玛丽亚身上，她由于疼痛而哭泣，奥斯卡则由于仇恨而哭泣，也由于爱而哭泣，这种爱已经变成了昏厥，但仍然没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