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各阶段之青年精神之缺点

　　但是我们一方要承认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的价值，亦须知道他们的缺点。如果莫有缺点，为什么由六十年来之青年化成的中年、老年为中坚份子所组成之国家，会弄到这种田地。对于六十年来之中国青年，首先我们发现几乎是一般的现象，乃方才我所说已暗示到的，即六十年来的中国青年之优良的青年精神，在其到了中年老年，便几乎都很难保持下去，亦很难在他个人身上，发展出更高的精神，或其它的优良精神，以成就他的中年与老年。于是此更高的精神、其它的精神，只好让后来的青年来表现。当青年成为中年与老年，即络续趋于精神之停滞与堕落。这不只是此六十年中年老年的悲哀，亦即是青年自己的悲哀，民族的悲哀。在中国古代与西方，似都不是如此。而今后中国青年，所面临之最大的考验，即如何去掉六十年来青年精神的缺点，以求如何保持其优良的青年精神至中年与老年，或在中年老年能发展出更高的精神及其它的优良精神。如其不然，则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今日之青年之前途，仍是悲哀的，而民族的前途，亦仍是悲哀的。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各阶段之共同缺点，如具体点说，则照我的意思，是在其精神之价值，皆只表现于消极的破坏的方面。首先辛亥革命前之烈士之悲壮成仁，只是为要推倒满清。这价值是在消极的破壤的方面。这个时代之青年精神，汪精卫在当时，亦是有的。所以他能作出「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我们当然不能说黄花岗的烈士，如生存下去，后来亦会当汪精卫。此是厚诬先烈。但是只是消极的推倒专制黑暗之革命精神之不足建国，却见于民国成立后最早数年中，革命党人之反为人所厌弃的事实。这个事实，今之国民党人，或不愿意提。后来的青年亦多不知。但是民国初年的舆论，并不喜欢革命党，却尚可征考。这原因我想不只在北方旧势力之有意的摧残压制，这亦是因当时之革命党人最初的革命精神，本身仍是偏于消极的，破坏的，原不足担当积极的建国之大任。

　　五四运动时代的青年精神之缺点，仍在其不免只表现消极的破坏的价值。当时青年之一股新鲜活泼的朝气，诚然可爱。但与之相配合的新文化运动之精神，则所重只在批判怀疑，打倒礼教与孔家店，并倡文学革命等。这时代青年之新鲜活泼之朝气之价值，便仍表现在消极的破坏方面者为多。这时之青年如胡适之等，所提倡之个人自由思想，民主科学思想，诚然是与五四时代之青年精神要求相配合的。但是民主精神不表现于立宪的政治制度之运用，则不能有积极的政治成果，只是一反当时政府之政治口号而已。自由精神如不是一道德上自由精神，又不表现于具体人权之争取，求订之于制度。由法律以保障之，则终归于一种精神之放纵，与个人之浪漫情调而已。亦不能有成果。由于当时之提倡科学，使中国后来多少出了些科学家，与其它学者。这些人即大陆沦陷前学术界教育界之重镇。然而这些科学家，后来都多是赞成共产党的。这当由他们的缺乏一种整个文化意识，与健全的政治意识。这些科学家学者中，当然有许多特出人才，亦有可值得敬佩的人格。但亦不少真是为国民革命时代，及抗日时代之热情青年，所看不起的地道的个人主义者。这些人多自西方留学归来，只知羡慕西方。其在中国，如只是寄居。其寄居中国，只知道他个人之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与社会地位是重要的。除此以外，说什么国家民族，歷史文化，他们动辄视为空论。实则此只表示他们对此等等，并不真正关心。最不好的事，是最近一二十年我在大学中任教，我又随处发见这些人在学校中，政治场合中，特喜欢互相诋娸、讥剌排挤、倾轧。说起来每个人都是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时代风气培养出来的专家，就是心量褊窄，作事缺乏合作精神。在这点上，我总觉他们赶不上后来参加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青年，比较能团结、能合作。亦赶不上抗战时代出来的青年，他们比较民族意识强，作事比较不计较个人地位，能吃苦。二十年来中国政治社会之领导人物，多是五四时代的青年人，所化成之中年老年人。我们可佩服欣赏他们在青年时代的朝气，但是我们亦不能不承认此朝气中，仍有某一种缺点。此缺点正是在实际生活中，不免倾向于一地道的个人主义。至于他们之口头上的个人主义之理论，则恒不免只是拿来批判、怀疑，打倒他个人以外的一切，由孔子、礼教、社会风俗、传统文化到自己以外的其它一切个人之用。这确是一很槽的事。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第三阶段之缺点，乃由国民革命之反军阀、反帝国主义，原是一消极的革命事业而来。此时代青年精神之长处，在能放弃个人自我，为政党、主义信仰而牺牲。此是可遥契辛亥革命前之先烈精神的。这时代许多热血青年，都为革命为党争而死了。但是国民革命成功，国民政府成立，却一方是五四时代出来的人来居高位，一方则是尚存在的从事国民革命的青年，化成要求以一党治国的中年。这时要以一党治国的中年，不似五四时代出来之人之毛病，在好个人之高位，其毛病在好一种集体的权力。由是而产生无数的党争与党内之派系斗争。国民党以派系斗争而离散。共产党之派系斗争，则将与其存在俱始而俱终。何以能为党而牺牲个人的青年，会化为集体的好权者？此中之理由，在其最初之为党而愿牺牲个人之精神之本身中，即未能免一缺点。即其愿牺牲个人以为党之精神，乃一面放弃自己个人之见，一面即执着党见。故当其革命成功，即要以其党见宰制国人，要以党治国而专权。凡以一党治国之事，行之既久，终必使国民离散。因以党治国之一念中，已将国中人分为党人与非党人。此一念已将国民离散。国民政府之失大陆，其最初原因在此。但其行宪，已使此事成过去。*共则正向此而趋，而其专政，必不免使民心离散形成内部派系之争，亦理之所必至，而决无可逃。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第四阶段之缺点，则在对日抗战本身，仍是一消极的事业。抗日时代之青年精神之可贵处，在其能为民族国家，而甘心流离转徙，从军抗战，受苦受难。但此仍是一消极的忍受反抗之精神。因这个精神在根本上是一忍受反抗，故当所反抗者去，而此忍受反抗之精神。又未得其转化为积极的建国精神之道路，亦不与积极的爱护中国文化而加以发扬，及积极的尊重人性、人道、人权之精神，相俱而行，则终必为反抗政府之*共之所利用，而助其得势。此即抗战时代之青年精神，所遭受之悲剧之所由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