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今后青年当表现之新精神

　　我们如果了解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四阶段之价值与缺点所在，便知中国今后之青年当表现之新精神之何所做。

　　我们了解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共同缺点，在其所表现之价值，皆偏在消极的破坏方面，便知今后有价值的青年精神，当求表现于积极的创造建设方面。建设什么？建国，建立自己之人格，学问，知识。这是一老话。但是我们须重新细解其涵义。今日时代之青年精神心不是说不需作消极的破坏工作。有如我们要反对俄国之帝国主义与大陆之极权的政治制度，此工作仍是消极的。但是此消极的工作，是根于我们之积极求建立一民主国家，积极的永保存和发扬中国文化之要求，积极的夺重人性、人道、人伦、人文和人权之精神。而这个积极的目标之达到，并不能以极权的政治制度之推翻为已足。这目标我们即以毕生之力以奔赴之，由青年，而壮年，而中年，而老年，尚不足以完全加以实现。这是我们之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永不能完的事业。而我们如真知其永不能完，并愿穷毕生之力以赴之，此「真知」即同时可保持我们现在之青年精神于壮年、于中年、于老年、以至于死，而将永无精神之堕落之忧。此点我希望青年朋友们，多多去从根认取，从根参悟，由此再去取法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四阶段之长，而转化其意义与价值。

　　我们说辛亥革命前的青年精神，是一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为成仁取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这种精神，当然值得我们崇敬并加以取法。但说到牺牲生命，这话不能出自他人之口。我们不能要别人去牺牲生命。而且由为国牺牲，而血食万世，留芳千载的机会，亦非人人可得。当文天祥、史可法、与陆皓东、林觉民，不是人人都有份的。但我可以换一句话说。实际上人人都可在其生命存在时，时时处处积极的表现一种牺牲生命的精神。我们须知，人的生命在根本上即一向老向死而迫近的歷程。人生的一切活动。无不本于自然生命力的耗费。因而一切自觉的求有所创造的活动，都是人之自觉的在牺牲其生命力之一部份，亦即可说是对生命有所牺牲，而自觉的向死的活动。试问思想家不牺牲其一些生命力，如何能发现真理？诗人不牺牲其一些生命力，如何能写诗？事业家不牺牲其一些生命力，如何能成事业？贤妻良母不牺牲其一些生命力，如何能造一好家庭？一切人生之自觉的创造活动中，同赖于人之一种牺牲的精神。依我的哲学，真正的人之所以要有自然生命，在其深心中，实际上都只是为了要实现他的精神上之理想，而成就其精神生命。一切真正的人，为了实现其精神上之理想，他都愿多多少少有所牺牲。因而凡真正的人皆有其「所欲有甚于其生者」。但是人亦皆愿保存其自然生命，以使其更能多实现其无限的精神理想，成就更丰富的精神生命。故除非在二者不可兼得时，人总是爱生。然真正在二者不可兼得时，亦是人人都可死的。君不见报上常见有极普通的人，为了不得其精神上之所欲而自杀？所以我们亦并不须只以踏着先烈血迹前进一类的话，去教青年学牺牲。重要的只是每一青年要有一积极的正面的精神上之崇高理想，有此理想，而真觉其可爱，习于心而存于梦寐，则纵然前面有血迹，我们到那时。也人人都能照样前进。如果你说你会怕，青年们会怕。则你尚未了解真正的人性，须下苦功参悟。而且如果真正人会怕，则任何要人牺牲生命，成仁取义的话，亦永不会有效。所以我赞成定黄花冈节为青年节，但我并不赞成要青年们直下便去学他们之牺牲生命的精神。这还是消极的。更重要的事，是青年们要有一积极的正面的精神上之崇高理想，真觉其可爱，使之习于心，而存于梦寐。唯此是各人自己之修养工夫之所在。亦无一足以为外人道。世间亦只有由此真工夫，而有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有血性之青年人所能有，而中年人老年人可更能有者。青年们如全无此真工夫，则不管你在青年时能如何慷慨激昂。置死生于度外，到了中年与老年，血气既衰，同免不了堕落为只求苟且偷生的官僚政客。这个道理，是中国以前儒者都了解的。辛亥革命前先烈之精神，除了由于国亡无日之忧惧。满清之黑暗专制而激起者外，亦当兼是由于先受中国儒家文化，直接间接的正面的陶养。但是数十年来之为政者及主义宣传者﹐却多不了解。于是愈求忠贞之士，而相去愈远。故至士节败壤，将不能守土，官不能殉职，天下乃瓦解土崩于一旦。悲夫。

　　我们上文所说的是要转化辛亥以前之青年先烈之牺牲精神，为一种积极正面的各人在内心建树一精神上之崇高理想的今后之青年精神。我们其次要说的。是我们还要转化五四时代具新鲜活泼的朝气，各自崇尚其个人自由的精神，为尊重一切人之人权，而求建立制度，加以保障的精神。我们说五四时代的青年成为中年老年后，恒不免堕落为地道的个人主义者。而这种地道的个人主义者，无论如何，我看不出什么值得尊敬的地方。一个人如真只求他个人的自由，则尽可以到英美去住家，这就够了。我们现在要在中国提倡个人自由，决不能是只为我这个人，而当是为中国一切人的个人。在此我们首先应当对于在大陆的我们之父母、兄弟、亲戚、朋友，及一切同胞之失去一切个人自由，先有一难过不忍的惻隐之心。本此心去求建立一社会政治制度，以保障中国一切人之个人自由或人权。这是一极客观上需要逐步实现于中国之国家社会的事。此最有待于海外之能享自由的青年之共同的道德的努力。此努力，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只为我个人自己，而是兼为我个人以外之其它之一切个人。离共同的道德的努力，此事决无自然实现之理。而今后之青年们，能有共同的道德的努力求实现此事，此即可把五四时代之消极的求去除个人之束缚的重个人自由，及空谈自由人权之理论精神，转化为积极的为中国建立一人人之人权有保障的自由社会的精神。这亦是今后中国青年之划时代的使命之所在。

　　再其次，从国民革命时代下来的个人自愿献身于政党主义的青年精神，其价值在青年们之能为一客观的政治组织与政治理想而奋斗，这是比五四时代留下之个人主义精神进一步的精神。而中国之社会要发展出各种社会组织，真正之民主政党，亦理当有此阶段之青年精神为之媒介。但这种精神后来化出之以一党专政，及党团派系之意识，则明须彻底转化。此转化后之精神。不能返到五四时代留下之地道的个人主义的精神。这当是一种「一方能本合作精神，以积极的参加客观的社会组织、政党组织，并为之而奋斗，而同时尊重其它的社会组织、政党组织，而在一公共的国家宪法下，求相异而相益，相反而相成」的一社会化的个人精神。而中国之建国，如离此种形态之社会化的个人精神为基础，亦是终古无可能的。

　　最后对日抗战时代的为国家民族，而忍受痛苦反抗强敌的中国青年精神，亦须转化为另一积极的真正要重建中华的精神。现在我们是退居到了海外。但是正因为此，整个大陆的秋海棠叶，便更能全幅的呈现于我们之心灵。而整个国家之山河、人物、歷史、文化，亦都可横陈于我们心灵中。因而我们每一人即可在我们主观的世界中，涵盖着一整个国家。说到这点，请大家不要悲伤。世间上有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是主观心灵中真存在的好东西，必然要求客观化。在心灵中已成为整个的好东西，它就要整个的客观化出去。此处的好东西，就是我们之积极的正面的去重建「能表现中国文化精神而光大之，能表现对于人性、人道、人伦、人文、人权之尊重之中国之国家社会」之理想与精神。而此理想与精神，则必待于今后之中国青年，尤其是海外之广大青年之加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