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当代文学史中，自传体小说作品的创作以女作家居多。由此，也有许多学者专门研究女作家及其自传体小说。这不得不让人疑问：莫非女性与自传体小说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关联？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女性作家为自传体小说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如女性作家在自传体小说中经验视角与叙述视角的交替使用，各种叙事人称间的互换，对同一故事的不同叙述等等叙事方式，在故事展示层面与故事叙述方式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创造性意义。
在女性作家创作的自传体小说中，较有影响有：张爱玲的《小团圆》、萧红的《呼兰河传》林海音（1918-2001）的《城南旧事》、琼瑶（1938- ）的《窗外》、汤亭亭（1940-）的《女勇士》、虹影（1962-）的《饥饿的女儿》、林白（1958-）的《一个人的战争》，卫慧的《上海宝贝》等。
女作家在自传体小说的故事展示层面及叙述方式上的贡献
1990年代以来的女性自传体小说叙事的形式技巧呈现开放的态势，“展示”与“叙述”的整合使自传体小说有了一种新的突破。这些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参考叶志良与李梅发表于《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上的文章《“展示”与“叙述”：1990年代来女性自传体小说的叙事》）。
一、经验视角与叙事视角的统一
“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是女性自传体小说的双重视角。“经验自我”是“叙述自我”的前提，“叙述自我”是对“经验自我”的理性观照。双重回望视角在文本中互相补充，各司其职，突现出“经验自我“、“叙述自我”两个不同时期的“我”的叙事声音 ，从而展现了小说中女性的成长历程 。
“经验自我”重在讲述故事，而要进入到女主人公复杂的心理世界，则要由相应的“叙述自我”的叙述方式来承担。”经验自我”的叙事视角受到当时叙述者年龄、思维状况等的局限，只能在允许的范围内理解和解释自身的经历，不能越出“经验自我”的叙事视角去揭示事实的真相或者意义；而“叙述自我”拥有着较为广阔的发挥知识和判断的余地，可以弥补“经验自我”的叙事视角的不足。
例如，交替地运用“经验自我”与 “叙述自我”两种叙事视角，天然地为像陈染的《私人生活》、棉棉的《糖》、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等这类关照成长主题的女性自传体小说提供了叙述的方便。
二、多种叙事人称视角的并存
多种叙事人称视角共存的现象广泛存在于女性自传体小说创作之中。
女作家们用第一人称展示女性独有的经验，展现大量的女性感觉和女性个人的生活空间，此时的第一人称“我”鲜明地体现出男女性别差异，对女性经验的叙述是任何一个男性作家的“第一人称”所无法取代的。
对于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所取得的权利的胜利，女作家显然并不满意。她们常在在小说叙事中避免单一人称 。
首先，在女性作家的自传体小说中，第三人称的穿插较为普遍 。第三人称适合对事件进行客观的叙述。在女性自传体小说 “第一人称 ”叙述中，作家常采用超然的、无性别的“第三人称”作为一种掩饰手段来描写一些场景。如陈染的《私人生 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卫慧的《上海宝贝》等都有此种类型的叙事转换。
其次，复指人称“我们”也在女性自喜欢踢小说中穿插频繁。 第一人称“我 ”转换为复指人称“我们”，表面上看是在言语中纳入读者，但实际上却代表着叙述者在说话。“我们”代表着女性在说话，“我们”体现了女性作家明确的性别自认，感受到是一种与女性读者情感相通，而与男性读者会发生情感阻隔的话语形式 。
最后，女性自传体小说还有少量的第二人称“你”的穿插 。如在棉棉小说《糖》的第L部分的“5奇异果”中，第一人称“我”突然穿插了第二人称“你”的叙述，叙述者从讲述故事的姿态一下子转变成了面对一个男人(奇异果)的倾诉，叙述者面对的是虚拟倾诉对象“你”。第二人称，改变了传统自传体小说的叙事格局，特别适合于对女性细腻感情的倾诉与表达。
三、个人化叙事与宏大叙事的结合
宏大叙事以群体性、公共性为其特征，主要关注国家、民族、社会、政治、历史等领域，是形而上的。传统的男性中心文化认为形而上才具有崇高的、伟大的品质。而与宏大叙事相对应的个人化叙事，则是以个人性、私人性为特征，表现个体欲望、要求、潜意识以及个人的成长经历等等。
一些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个人化叙事可说是一把可以抵御男性中心文化侵袭的保护伞。比如像陈染这样的作家，就曾一致被评论界认为是典型的以个人化叙事对抗宏大叙事写作颇为成功的范例。
个人性的东西要拥有真正的思想性，就必须具备一种超越性，使自我真正成为人类共同体的一部分。如果女性自传体写作仅以女性的个人体验为主要内容，缺乏向更高的精神层面的提升，即个人化叙事不能与宏大叙 的产生遇合，那么就不可能产生扛 鼎之作。王安忆 、铁凝、陈染、林白、徐小斌、徐坤等女性作家常从从女性的视角，突现在社会、历史、家庭、国家、民族大背景下女性形形色色的存在命运和生命流程，不断朝着女性世界的广度和深度掘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