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仅八九岁，他便迷上了历史。特别使他感兴趣的是中世纪史。大一点后，他就一连几个小时在牛津城的旧址上寻找陶器和玻璃器皿的碎片，或骑自行车到郊外去考察中世纪遗留下的城堡。当同学们都热衷于体育和赛马的时候，他却好像是为了将来的使命在锻炼自己的体魄。他睡觉少，吃饭少，强制性地对自己进行生理上的磨炼。他还在自己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亲手绘制的骑士与其他英雄人物的肖像，这样做似乎可以使他接近那一个行侠仗义的年代。这就如同有时人们在壁毯上绣一些能够表现英雄业绩的标志一样，劳伦斯有意以此来激发自己的想像力与对未来的理想；塑造生活的模式，制定行为的准则。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劳伦斯拼凑起自己悲惨的身世。原来他同四个兄弟全是私生子。劳伦斯父亲的真名叫托马斯·查普曼，是一位具有英格兰与爱尔兰血统的贵族子弟。他逃避了不幸福的婚姻，与一位名叫萨拉·朱内尔的家庭女教师同居。这一对男女自称“劳伦斯先生和劳伦斯太太”。尔后，他们生养了五个儿子，但是从未正式结婚。

　　劳伦斯这样一个富有高贵与圣洁的情操和强烈自尊心的孩子，无辜地在这一丑闻中成为牺牲品，他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１９２７年在给挚友的一封信中，劳伦斯倾诉了一直折磨着他的出身给他带来的耻辱。对此，他从小就像成年人面对战争一样的严肃。他写道：“他们不应该有孩子。”

　　１９０７年，劳伦斯考进了牛津大学并享受杰苏斯学院为他提供的奖学金。后来一位名叫布里吉德·艾伦的档案保管员提供了一点有关劳伦斯在牛津大学时代的资料。他将１９０７年入学的学生档案从办公室的柜子中抽出，在会计账目中查到了劳伦斯奖学金的数目（每年５０英镑）。档案中还记载了他所修的专业（近代史）及他父亲的职业（无业）。会计账目还表明学生每年的花销，主要是伙食费，如牛奶、奶酪、啤酒、面包等，另外还有房费与其他开销。劳伦斯吃了些什么呢？面包加水，几乎每天如此。

　　艾伦说：“他好像感到吃饭是浪费时间或者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他有个怪癖，从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每当别的男孩兴高采烈地一边玩着橄榄球一边大声喊叫的时候，他总是坐在一旁，跷着二郎腿，笑眯眯地观望。”

　　劳伦斯计划在毕业论文中写十字军的东征对于欧洲军事建筑的影响。他已经是法国和英国城堡研究方面的专家。现在他的兴趣是了解十字军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所修筑的军事要塞。

　　１９０９年的夏季，他收拾起简单的行囊：一架照像机、一把左轮手枪和一双换洗的袜子。他登上了去贝鲁特的船。然后，从那里开始独自步行，想在开学前尽量多考察几座十字军东征时所遗留下来的城堡。他周密地计划了路线，还学了几句阿拉伯语。有人告诫他说，独身一人通过奥斯曼帝国偏僻和危险的边缘区域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他礼貌地对这些忠告表示了谢意，但却毅然决然地开始了这一长途跋涉。

　　到了９月份，他的行程已达１１００英里。靴子磨得不能穿了，他还患了疟疾。在叙利亚的北部，他和一个骑马的陌生人进行了一场枪战。在另一个地方他又遭到抢劫，然后被人打伤，丢下等死。但是，他顽强地挺过了这些磨难，成功地考察了３６座十字军的城堡，并做了详细的笔记，画了图，还拍了照片。他用这些珍贵的资料写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该论文被评为牛津大学最佳毕业论文。为此，他在毕业生中获得了最高的荣誉。

　　这次历险显示出劳伦斯的一项天赋，即了解一种新的文化，并很快地将自身同化进去。他学会了阿拉伯人待人接物的方式。路过了一个又一个阿拉伯人的村庄，真正感受到了这些人的热情与好客。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在这里我已经适应了阿拉伯人的生活习惯。不知不觉地从讲英语改成讲法语，最后讲起了阿拉伯语。将来再想变成一个英国人可就难了。”后来，他的兄弟们一直弄不清，他是否恢复了本来的面貌。劳伦斯的小弟弟阿诺德曾在１９６４年应邀当了一回杰克·帕尔电视台的特约演员。他同彼得·奥图尔合拍了影片《阿拉伯的劳伦斯》。立刻，他的哥哥在美国成了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作为一位剑桥大学的考古学教授，阿诺德绝对不会盲目地接受任何一点对他哥哥的不经之谈。因此，尽管本片获得了奥斯卡奖，他仍然觉得不够满意。特别令他不快的是影片中的一些地方“故弄玄虚和以讹传讹”。他告诉《纽约时报》，影片制作者运用了“心理作用这一剂灵丹妙药，其处方为：一盎司的孤芳自赏，一磅的哗众取宠，一品脱的虐待狂，一加仑的嗜血欲。再加上点其他荒诞离奇的东西，放在一块儿搅和而成”。他告诉帕尔电视台：“真正的劳伦斯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优秀的、最善良和最乐观的人。即使在自己最不幸的时候，他也总是极力表现出欢乐的样子，令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