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没有上班，没有去单位同任何人告别，直至我一年零八个月后的昏迷。现在想起来，那一个星期是我精神上垂死挣扎的七天，那个恐怖的过程想起来都让人心悸。就像一初戏，分序幕、开场、高潮和结局，我的挣扎一开始却是绝望和恐惧，对于自己即将逝去的生命的恐惧，一个念头反复地在我的脑子里翻腾：上帝为什么会首先选中了我？

　　我在坠落，两只手高高地举起，试图抓住什么，哪怕是一根稻草。

　　我决定发泄，发泄我心里死亡将至的绝望和恐惧。我他妈的再也不想高尚了，其实我平时的那种所谓“高尚”都是装出来的，比如我向文蔷高尚地让出了我的丈夫，又比如梁雨……

　　那种所谓高尚都是我自诩的，具体的表现无非是逆来顺受，男人的意愿都是上帝默许的，关女人什么事。但谁让他们跟我有过关系呢？这世界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最复杂不过的，因为它无形。

　　电话先打给我的前夫，接电话的竟是文蔷那小贱人，声音还那么娇滴滴的，让我嫉妒，心火腾空而起。

　　“找我前夫！”我的声音又粗又硬，足够她受的。

　　文蔷有些惊慌失措，“他不在……”娇滴滴已经被我一扫而光。

　　我说那你告诉他，他的前妻，就是蓓蓓她妈得了癌症了，快死了。说完，我就“砰”一声挂掉了电话。

　　我坐在沙发上想象文蔷一定握着话筒发愣，一种快感在我的身体里荡漾。但没过几分钟，那种快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又拿起话筒，就像战士握着武器一样，拨梁雨的手机号，梁雨竟然关机！我摔电话，然后把电话机旁边那摞半尺高的报纸杂志什么的，一下子推到地上，再然后就是摔摔打打，以发泄胸中的闷气，比如，我把茶几上那只工艺烟灰缸，上面有一只翘鼻子小象，死命地摔到地板上，小象被摔断了一条腿，躺在地上痛苦地颤抖；我又成心碰掉了一只放在窗台上的玻璃花瓶，我看着它从窗台上掉下来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它一起坠落。我记起那是在我过三十七岁生日的时候，蓓蓓特意为我在王府井工艺美术商店买的，还用一张紫红色的闪光的礼品纸包好，扎了一朵藕荷色的花。

　　在那只玻璃花瓶落在地上粉碎的一刹那，我的心一阵颤抖，它的生命要比我脆弱得多；如果它有生命的话。它对于毁灭却是那样的默然，充满宿命的感觉。

　　小姑在门外大声地喊我的名字，并用力敲我的门，让我开门。我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把门打开了。

　　我一眼就看见小姑的脸上化了淡妆，还穿了一件我从未见过的白色高领羊绒衫，愈发显得健康有魅力。这让我醋意大发，对于她的健康和越来越精致的生活。

　　我转回身朝里走的时候，成心踢了一脚地上的玻璃茬儿，有几块碎玻璃被踢到了床底下。

　　小姑站在门口，她说她全都知道了，张文正告诉她的。

　　我怒火万丈，我说那你是来嘲笑我的，看我的热闹的？

　　小姑坐在沙发上，仰头不解地看着我，几秒钟之后，用一种比我的声音高出好几倍的音调冲我喊到：

　　“我嘲笑你什么！？看你什么热闹！？不就是得了癌吗，得癌的人多了，已经死了、快死了的多了，你以为你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啊，没什么不同，普通人一个！”

　　我躺在床上，眼泪顺着眼角涩涩地流下来。我心里明白小姑的良苦用心，她是想用另一种方法来激起我活下去的勇气，不至于像一条癞皮狗似的被死神从活人堆里拖出来，至少要像洪常青似的，做出一副英勇就义的样子。

　　我感觉到小姑就站在我的旁边，她温柔的喘息传递着一种深切的关爱，是那种亲人之间的不打折扣的爱。我将一张泪脸转向小姑，我看到小姑竟也是泪流满面，我们抱在一起。

　　小姑像抱着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似的，一边拍着我的肩膀，一边安慰我，又用一种软得不能再软的声音指责我不应该放弃治疗，并说张同已经找过张文正了，他以一个医生对于病人负责的态度委托张文正，向我指明我拒绝治疗是对于生命的极端蔑视，尤其我作为一个从事人文科学的人来讲，更要尊重生命。

　　我从小姑的怀抱里挣脱出来，泪眼朦胧地望着她那张精致的脸，声音干涩、吃力地问：

　　“为什么是我……”

　　现在想起来，我那一声发自内心深处、绝望、悲戚、声嘶力竭的问，简直就是代表广大的面临死亡的人民群众，向操纵着命运的那个无形者的一声不屈的怒吼，为自己鸣不平。

　　折腾了一个晚上，我感到异常疲劳，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睡到半夜，电话铃响，拉着了灯，翻身从床头柜上拿起话筒，顺便看了一下表，凌晨一点钟。有谁这么恶毒，忍心打扰一个癌症患者。

　　是我的前夫，那个精明的生意人。他的地道的北京话顺着电话线一点不走样地爬进我的耳朵里。她问我是不是在跟文蔷开玩笑，这年头大家都挺忙的，这类太酷的玩笑还是少开为好。我不说话，心里揣测他用的那个“酷”字大概是跟蓓蓓学来的。这时，他的北京话从爬行的速度一下变成了百米冲刺，他连着叫了五声小萁，恐怕是心里已经有了不祥的感觉，他说他马上过来，我听见文蔷唧唧呱呱地跟丈夫说了一阵话，我的前夫对着听筒里的我说：

　　“小萁，我这就开车过去。”

　　我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看了看窗外，是一片微薄的冥色，让人幻想着初创世纪的情景。黎明本来应该给人希望，可对于我，已是世界末日。我坐在沙发上，四周安静得仿佛一切都已死去，我心里除去以往的那种带有诗性的孤独外，更增加了对于死亡的恐惧。尽管这世界肮脏，可我还是爱它的，我不舍得离它而去，我留恋它，我对于它的眷恋像一张网似的细致地布满它肮脏的身体。我不想死去，哪怕像狗一样，我想活……

　　我的前夫只用了二十多分钟就推开了我的房门。夜里没车所以很快。他无味地解释着。城市夜里的路就像一个饥饿的人的肠子吧。

　　我的前夫不停地搓着他的手，他开本田车，那个小铁壳里四季如春，他搓手只是一种免除尴尬的方式。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我快死了，死神已经用他那盏晦暗的灯照亮了我的身体。

　　“不会是真的吧……”我的前夫叫余利，他要是不做生意都对不起他的名字。

　　余利小心谨慎地挨着我坐下来，他身上那股刺鼻的香水味噎了我一下，我朝后仰了仰身子。我沉默，我懒得理他，他的脸油汪汪的，凝聚了所有人生的得意。

　　他问我需要多少钱，包括营养费什么的。我调侃道，半夜你也作生意？跟你的前妻？

　　“好啦，小萁，不要闹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也不完全是我对不住你，你也有情人不是？关键是现在，你的病，怎么治，而且要治好……”余利最后一句话音量骤减，因为他看见我在流泪。我永远难以体会男人看见女人流泪是怎样一种心情，在我接触的男人中，他们看到女人流泪后的表情和举动大都一样，那就是惊慌失措。

　　余利有些慌乱地在沙发上扭来扭去，我猜他是寻摸屋子里哪儿有面巾纸。茶几上的面巾纸盒是空的，面巾纸前天就用完了，这两天我早就回归原始状态，枕巾、衣袖等一切小时侯用过的擦鼻涕眼泪的物件又全部派上了用场。余利一扭头，见我正用身上那件紫红色羊绒衫袖子抹眼泪，可能是我当时的样子怪可怜见儿的，我前夫竟一时又将世人认可的道德标准抛诸脑后，他用他那仿佛用法国香水浸泡过的身体挨近我，进而搂住我，抚摩我，先是肩膀，然后是胸，再然后是腿什么的。我怎么办呢？答案只有一个，熔化！在男人的怀抱里熔化，在男人的爱怜里熔化，在死神的恐惧中熔化。

　　这时我提了个愚蠢的问题：文蔷不会多心吧？

　　我这么问完全没有阻止余利行动的意思，相反，我是想让我们的行为更加合法化。适得其反，余利听见我问，便突然停止了行动，也就是人们通常形容一首美妙音乐突然终止时用的那个成语：戛然而止。余利将他的行动停止在与我的接吻上，我感觉到他的冰凉的唾液。

　　男女的事情从来就是一场战争，你进我退，我进你退的，至于原因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似的，说不清。

　　这时候，轮到我进攻了。虽然我的身体里正生长着有毒的细胞，但它还没来得及将我的各种欲望扼死，比如性欲，我暂时还是一个正常的女人，有着亢奋的性欲；刚才又经余利那么一挑逗，轻而易举，它就从一种昏睡状态醒过来。首先有感觉的是我的乳房，一个四十岁的女人谈自己的乳房未免滑稽，这个年龄段百分之八十以上，乳房的状况都是铁丝儿拴豆腐——不能提了，或者是一马平川，或者乳腺增生，要不就是乳房肿块儿，天天吃乳避消，还有就是刚做完剔除肿瘤以防恶变的手术。总之，生活在现代大都市，女人的乳房状况堪犹。

　　此刻，我平坦的乳房在性欲的袭击下勉强有了一点改观，然而这点改观微弱得甚至可以忽略不记；然后就是我的呼吸。性欲来临，血液循环加速，就像哮喘病人似的，呼吸急促得仿佛马上就要昏厥。

　　我就那么喘着粗气，像一列小火车似的靠近了余利。

　　余利下意识地躲闪着我，眼睛里是一片丢盔卸甲的狼籍，还有就是陌生，那种充满了疑虑、猜忌和防范的陌生感。毕竟，我和这个叫余利的男人分开已经好多年了，最清晰的记忆就是蓓蓓的存在，我看见蓓蓓的时候也就想起了余利，想起了余利也就想起了蓓蓓，这三个人的关系就像是一个人挑了一副担子，挑担子的那个人就是蓓蓓，而我和余利只是蓓蓓在这个世界上的无可摆脱的负担，而我正是依靠着蓓蓓，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多得到一份关爱。

　　我虽然行将就木，但我的智商暂时还没有丧失，我在这个躲闪的男人面前提到了我们命运的共同的挑夫蓓蓓。这一招果然高明，余利就像一只刚打完架的公鸡，此刻浑身舒散下来，他仰着头，很舒服地靠在沙发上，然后告诉我，蓓蓓很好啊，喜欢看网络小说，喜欢追星，喜欢用手机给男朋友发短信息，喜欢吃西餐，喜欢蹦的……

　　就在余利沉浸于对蓓蓓的叙述之中时，我的性欲像一只见了猫的老鼠，灰溜溜地消失在阴暗中。

　　就在我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反思我的一生，我觉得总的来说我是个愚蠢的女人，通常是刚想卖弄一下聪明给别人下个套，结果套住的还是我自己。

　　第二天醒来看了看表，已经十二点了，我听见院子里有拍打被子的声音。阳光极其强烈，就像我昨天夜里浪费掉的情欲。我把自己的身体从温暖的被子里挪出来，屋子里的冷空气顿时包裹住我，我看见我松弛的皮肤在寒冷中颤抖。我穿上衣服推开门，看见大姑夫手里拿着一把笤帚站在院子当中发愣。

　　大姑父瘦弱的身体朝向我，阳光从他的头顶照下来，他显得很苍白。他要在阳光中熔化了，我想。我看不清他的脸，更甭说表情了，但我能猜出他想跟我说什么，无非是劝我死在医院里。

　　我“砰”一声关上门，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一股莫明之火在我身体里乱窜。我打定主意不吃饭了，一个有家庭的人不吃饭，在这个家里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其他的人一定想方设法劝他（她）吃，他（她）在这个家庭里的价值就通过别人的劝慰体现出来了。

　　我要在有限的生命里尽量体现我的价值，所以我不吃饭，让我身体里的癌细胞一起挨饿。十二点半的时候，我的房门被轻轻地敲响了，透着谨慎和畏惧，大姑父用一种臣子对待国王的声调恳请我去吃饭，并强调有我喜欢吃的清炒山药片。我像真正的国王似的傲慢地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大姑父问能不能进来，我用沉默表示反对。

　　到一点钟的时候我的肚子“咕咕”叫起来，我的胃和那些疯狂的癌细胞都需要食物。这时院子里有人大声地说话，老总来了。我只得站起身开门，老总手里提着两只大塑料袋，里面装满了食品，我客气着，怎么还劳驾您来看我呢。接过塑料袋就势翻腾起来，从里面拿出一包卡迪那通心脆，撕开一个口一根接一根地吃起来。

　　“还是应该住院治疗的，不要任性，耍小孩子脾气，大家都为你担心。”

　　老总一说话就满面笑容，并不是因为高兴，只是习惯。我想他要是给我开追悼会的时候也是这副表情就差点劲，所以就从这时我打定主意死后不开追悼会，像一切大人物死后的遗言那样：一切从简。这在当时只是一个想法，至于我死后活着的人是怎样为我料理后事的那就是活人的自由了。

　　老总的话像水管里的水似的，绵绵不断。他是我面对的亲戚朋友阵营里的代表，他反复地申明主题：我得了病，并且是不治之症，必须去医院治病（其实就是等死），那里会有医生照料我，用现代化的医学救治我。

　　说一千道一万，我就是不能死在家里，只能死在医院里。而且到底治不治病，我没有选择的权力，尽管那是我的病。我没有自由了，连治病的自由都没有，我感觉到丧失自我的悲哀。我周围所有健康的人都不存在我的问题，他们想干吗就干吗，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搞女人就搞女人，想玩男人就玩男人，自由得就像水里的鱼，比水里的鱼还自由，鱼的行为还需要水的控制，而他们只要空气就行了。因此我悟道：一个人想要有基本的自由，那你就得健康，否则甭说自由，连尊严都谈不上了。这一点在我“被迫”住进了医院以后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梁雨是在晚饭过后来的，他进门以后我就伸着头朝他的身后看，他当然知道我在看什么，他说别看了，小凌今天看球去了，国安对申花。

　　梁雨坐在他通常坐的沙发的位置上，两只手抱着头，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

　　我成心伤人，疾病让人无比歹毒，我说：你别假装痛苦了，这不正是你盼望的吗？这回你称心如意了，你可以跟她无忧无虑地过你们的幸福生活了。

　　梁雨抬起头，泪眼朦胧地望着我，用一种近乎请求的口气要我不要这么说，这让人心里很难受……

　　我透过梁雨眼睛里那层世俗的泪水，看到一个悲痛的男人的脆弱不堪的心。他是在为我即将丧失的生命悲伤么，那他的眼泪就充满了怜悯；还是在庆幸自己及时离开了一个即将死去的女人，喜极而泣。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个歹毒的女人，疾病能唤起人的恶，想象一个疾病缠身的城市，它的恶将是一道风景。可我不能因为梁雨流泪，不能因为他表现出来的软弱和悲哀，我就放下我精神上的武器，向健康的人投降，与他们握手言欢。我要在我与健康人之间的那道沟里栽上一片接一片的荆棘，让我与他们永远是敌人，因为我已经被健康无情地抛弃了。

　　我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快十一点了。我用一种极其冷漠的声音先“咳”了一声，然后提醒一直保持痛苦的两手抱头姿势的梁雨该走了，我要休息了。梁雨像是没听到我的话，凝固得似一尊雕像。我看着这个痛苦（无论怎样他都是痛苦的，我不想以为他的痛苦完全由于我，我怀疑我有这种能力）的男人，心就像受了潮的纸，只要有一丝轻风的袭击就会断裂。我走到梁雨的身旁，伸出手抚摩他的头发，也就抚摩着已经远离我的爱情。

　　梁雨抓住我的手，拉到他的唇边吻着，他的唾沫冰凉，但我还是感觉到一种不易察觉的温馨。我半蹲下来，梁雨便顺势搂住了我的脖子。我的精神已经脆弱不堪，而肉体是附属于精神的，所以我就像一滩泥似的瘫倒在沙发上。刚才那个泪眼蒙蒙、悲痛欲绝的梁雨已经变成了一头欲望的雄师，我猜他早将我是个癌症患者这档子事忘得一干二净。

　　梁雨把我压在沙发上，嘴唇慌乱而无目的地在我的上半身上像一头猪似的乱拱，一只手顺着我的身体朝下一路地摸去。我突然想起了小凌，那个比我年轻得多的女人此刻正在工人体育场看一场足球赛，而她的男朋友正同他的前任女朋友——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女人，而且是个癌症患者在沙发上胡搞。我接受了昨晚同余利的教训，没把自己的想法顺口说出来，而是将小凌埋在我的意识的深层，好让梁雨专心致志地对待我。我觉得我有点卑鄙，可有的时候你要是一点都不卑鄙的话，你在这个卑鄙比比皆是的世界上就什么也得不到。

　　我已经感觉到梁雨的身体硬起来，唤起了我对于性的渴望，一个垂死的人渴望性，近乎一个乞丐渴望豪华别墅，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奢望，简直可以说成痴心妄想。我记得有一位医学专家就病人与性的问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主题就是人一旦生病能不能向往性生活，和能不能有性生活。当然他的文章里是从人道、人文的立场出发，主张病人有性欲、有性生活。这位专家的看法和观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上去都是既高尚又符合人文精神，但他忽略了实际情况，那就是一个人一旦有了病尤其是不治之症，别说性生活，连普通的生活都难以保障，比如他（她）如果想去逛街，家人一定会百般阻挠，说你现在的免疫力很差，如果去公共场合会感染病菌。他（她）的家人会十分小心地像供奉一个怪物似的供奉他（她），只供给他（她）必须的生存所需，至于其他的想都别想。话说回来，凡事都有例外，有的时候那种痴心妄想并非完全不能实现，比如现在我，就被我的前男友，一个比我小七岁的男人压在沙发上，我当然感觉到他的强烈的欲望，对于我的。

　　但我还是感觉到了梁雨的犹豫，虽然只是几秒钟。我拿不准他是在想小凌，还是意识到了我身体里那些有毒的细胞。那种说不清楚的犹豫（人的犹豫有时候可能是下意识的，一般都为道德因素）很快就消失了，在我面前晃动着一张年轻而充满激情的脸，它带着我进入快乐的门槛。我的身体渐渐地随着梁雨的身体起伏波动，为的是攀登那个看不见的高峰。

　　作爱的时候梁雨一般都是沉默寡言，他将此解释为做事专心致志。我反问他难道情话和呻吟不是作爱的一部分吗？那是方式。他解释道。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方式，而他看重的是行动。他突然笑了笑，至于呻吟好象是你们女人的专利吧。

　　从沙发上起身的时候，梁雨的脸色十分苍白。我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坦白说早晨跟小凌干了两次，体力消耗的太大了。

　　我想让梁雨喝一袋牛奶，他摇头，说这几天胃不太好。我有点后悔，这来源于我还没有被癌细胞杀死的同情心。我坐在梁雨身旁，一只手摩挲着他的后背，像一个母亲抚爱她的孩子。

　　“求你了，住院吧，别用这种方式惩罚你周围的人了；再说，我们也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梁雨说话的时候并不看我，我猜他是不敢看我，一个健康的人对一个身患绝症的人提出生活的要求，这本身就近乎“苛求”。

　　我却不错眼珠地看着梁雨，我把我的目光像泼水似的，毫不吝惜地朝梁雨身上泼洒，眼看着梁雨在我的目光中变成了一只落汤鸡。

　　也许，疾病会赋予人一种权力，你可以面对严酷的生活不再卑躬屈膝，变得放肆和狡黠；因为你对它不再有任何的要求，它对你来说已经是那么的有限，可以忽略不记，如此，它还在乎你对它的态度吗？

　　我面对我的环境沉默起来。任凭我周围的人花言巧语，软硬兼施，我自岿然不动。我尝到了沉默的乐趣。我漠视我的环境，主要是我周围的人，他们的一举一动有滑稽剧的效果。首先是大姑，拖着一条瘸腿在院子里走遛儿（大姑身体的恢复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透着焦急，她不时地往我的屋子里观望。看也白看，我的窗户都用厚厚的窗帘遮着，我从窗缝向外观看，像是看一出戏，尽管这出戏的主角是我。

　　然后是大姑夫。他与大姑的表现形式不同，这恐怕是性格和性别决定的。他假装扫院子，朝我这边偷窥；借晾晒被子，多次进出屋子，然后似乎漫不经心地再朝我这边看一眼。

　　表哥旦旦不掩饰他的坐立不安，他生来不会掩饰什么，此刻他正杈着腿站在他的屋门口抽烟。他的另一只手揣在裤兜里，鼻孔里的烟雾持续不断，嘴里的哈气和烟雾混合在一起喷吐出来的时候，他的脸变得模糊不清。

　　小姑找来张文正做说客，张文正站在我的屋外一言不发，像个木头人。小姑埋怨他，他低声说了句什么，然后两人就争吵起来。

　　余利、梁雨和老总都像轰炸机似的天天来。他们就像我操纵的机器，在我的身旁团团转，我摆手，他们就停下来；我躺在床上，他们就伏着身子像看棺材里的遗体似的看我。

　　我感觉到我周围的人因为我而改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夜以继日或日以继夜地，用他们健康人的意志左右我这个病人的意志。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健康人和病人之间的对立和抵触是永远无法调和的，除非你从一个健康人变为一个病人；而当你真正得了一种疾病的时候（我指的不是那种类似感冒、好了以后不留痕迹的病），你就永远地成为了一个病人，永远地与健康二字无缘了。

　　我沉默下来的时候，同时我就失去了自由。比如，我上厕所的时候，会看到大姑父的身影在窗前晃动，他是在监视我；我一旦走出院门就更麻烦了，表哥会马上从后面跟上来，在离我大约一米远的地方不紧不慢地随行。他们怕我去自杀？我隐藏着这个疑问，其实无须问，事情明摆着，一个身患绝症、生活不幸的女人如果走上自杀之路，没人觉得奇怪。

　　然而我没想到自杀，我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地步，只是我周围人的行为举止给了我自杀的提示。这是我第一次拒绝自杀的想法，因为是被迫的。

　　电话是一律不接的，无论电话铃响多久，但我不拔掉电话线，我要让我周围的环境保持正常状态。有的电话打到大姑的房间里，大姑父喊我接电话，徒劳！

　　半夜十二点的时候，我的电话响了，我响起了日本的一部恐怖片《午夜凶铃》。当然这个联想并没有能唤起我丝毫的恐怖感觉，这个世界上没什么比癌细胞更可怕了；它只是引起了我残存的好奇心。我拿起了听筒，也就拣起了我最后的爱情。

　　由于四周非常安静，话筒里的声音显得十分清晰，一个好听的男中音，他说他是张同。

　　我想了想说，我没有一个叫张同的朋友，可能是打错电话了。那边说：严格地讲不是你的什么朋友，是你的大夫，妇科大夫。

　　我想起了X医院那个文质彬彬的妇科大夫张同。我笑了（多少天以来的第一次笑），我说您电话里的声音跟平时不太一样，所以没听出来，再加上咱们统共只见过两面，不够熟悉。

　　张同说：以后会熟悉的。我问他咱们知道以后会熟悉的。他也笑了，他说我迟早要做他的病人的。我说我还没想好去不去治病，怎么做你的病人。

　　他说他刚做完一个手术，很累，有时间再聊，明天他在病房等我，商量住院的事情。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拿着话筒愣愣地站了好长时间，我猜不透张同这个电话是不是家里人让他打的，家里谁让他打的？是小姑，还是小姑托张文正让张同打的？张同的做法完全不是一个中国医生的传统做法，中国医生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大爷，女的就是奶奶，只有你求他（她）的份，岂有他（她）给病人打电话求你来治病的道理。也许张同是个例外？是个货真价实的医术加人道主义的典范？

　　不管怎么说，那天晚上我有点失眠，确切地说，自从知道自己得癌症以来第一次为癌以外的事情睡不着觉，张同那种敏捷中带有的细腻，以及一种不易觉察的神经质让我躺在床上想了好久。夜里十二点刚做完手术，然后还能有精力给一个病人打电话，求她来看病，道理上讲不通，尤其在我身处的国度。

　　最终我睡着了，当然有梦，像所有的不幸的女人一样做的都是噩梦，我的噩梦里有张同，他是那些面目狰狞的一群当中的一员，他的手里拿着的是一把放大了无数倍的手术刀，正仔细地剔一只山羊。经他剔过的山羊骨头光滑透亮，像一件件艺术品。

　　早上整八点醒来，回味那个梦，最终觉得张同进入我的梦决不是什么偶然，这跟他给我留下的美好的印象有关，当然不能忽略那个“致命”的电话。我收拾东西，找出几条内裤（其实是多余的，我在医院的日子里几乎用不着那东西了），我拿着几只乳罩犹豫着带不带，最后挑了两只华歌尔的放在包里。带了两件贴身穿的保暖内衣内裤，然后就是书，也许此去就回不来了。其实说穿了，死活就是个“去来”的问题，就像你今天出门，你说你不回来了，别人不会在意；你死了，这个繁杂的世界也不会在意。至于你是沉重地出门还是轻松的出门，全由你选择。

　　书本对于世界上的某些人来说不可忽略，一如化装品对于女人。我是个既喜欢化妆品，又喜欢书的女人，现在，化装品是没什么用了，书还是能伴随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我站在书柜前挑来选去，犹豫不决，我喜欢的书太多了，单是这些书，人生就够让我留恋的。最后我选了卢梭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书虽然很薄，但能仔细玩味，是一本十分经读的书。

　　我拿着包走出院门的时候碰上了表哥，他很诧异地看着我问去哪。我说声出门，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北京胡同里的九、十点钟是最安静和悠闲的，上班的、上学的都走了，只有几个戴红袖标的“小脚儿侦缉队”围拢在一起谈论哪个早市的菜便宜哪个贵。我冲她们笑，算打招呼。她们也冲我笑，很不自然，我走过她们身边，感觉到她们对我的排斥。她们一定知道了我患癌症的事情，癌细胞又一次地让我感觉到孤独，这种孤独是被迫的，是老天爷专门为我准备的，我无法拒绝。

　　刚要走出胡同口的时候，一辆桑塔那2000在我身边停下来，是我的一位在国税局当司机的中学同学。他问我是不是去上班，要送我一程，我说不用，你还是快去接领导吧。他说今天不用接领导，领导出国了，玩去了。我钻进车门，闻到车里一股幽迷的香味，整天在这种气息里生活的人迟早会烂掉的。我不能将我想的说出来，虽然已经离坟墓不远了，但我还是摆脱不了“虚伪”的诱惑，确切地说，“虚伪”是一种责任，就像人活着必须承担的那些责任一样，比如生了孩子就有了抚养的责任。如果你不尽虚伪的责任，你就会被社会排斥和抛弃。所以你只要活着，哪怕一天你都要虚伪，虚伪到底。

　　我让我的同学，沿着东四南大街一直往南开，到米市大街我让他把车停下来。他看了看路边上那个“基督教学会”的牌子问我在这上班？我说是，有时间来玩。他让我告诉他我的手机号，我说我没有手机。他将信将疑地开车走了。

　　我径直朝X医院的住院楼走。乘电梯到了三楼找张同，刚出电梯就看见张文正和小姑笑眯眯地迎着我走过来。小姑接过我手里的包，张文正又掏出手绢擦汗，然后说：

　　“张同上午有一台手术，大约十点结束，他让我们在他的办公室等他。”

　　张同的办公室紧挨着一个杂务间，一个灰头土脸的清洁工正拿着一把墩布拖地。张文正拿钥匙开了门，我们走进去关上门，听见墩布刺啦刺啦的蹭门的声音。办公室里一堆一堆的医书，靠西北角的那张窄小低矮的行军床上也齐齐地码放着书，床便显得越发地窄小。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把办公桌前的椅子，这样的椅子只有老北京人的家里才能见得到，木质的圈形靠背，椅子面儿上按照屁股的形状凹下去。这把椅子在这间屋子里很扎眼，我正正琢磨这把椅子，门被推开了，张同走进来，他看见我们。表情很平淡，只同张文正握了一下手，然后就坐在那把木质靠背椅上，面带矜持的微笑看着我说：

　　“有病就要接受医生的治疗，这是天经地义的。”

　　然后转头堆张文正说：“张大夫你去忙吧，我会照顾好我的病人的。”

　　张文正走后，张同马上站起来带着我和小姑往外走，一边走一边告诉我将要做的事情。去病房开单子做一切住院检查，他问我那次开的那个住院单还在不在。我说丢了，张同笑，我看见他的牙齿闪了一下。

　　他站在病房护士站的宽大厚实的台子上为我开单子，从他敏捷的笔尖下流出一行行漂亮的草书，他将一摞单子交给小姑，说声，去交费吧。然后示意我跟他走。我跟在他的身后，我们的周围是那些歪歪扭扭的病人，以及匆匆忙忙的大夫、护士，他们尊敬地与张同打招呼：

　　“张大夫好。”

　　“张主任好。”

　　“今天您没上手术？”

　　“您好，忙着呐……”

　　我紧走两步，同他并肩而行，我问他是不是需要手术。他简短地答：是。我沉默了一会儿，又问手术完了是不是需要化疗。他点头。我问他化疗完了会怎么样。他将脚步放慢了，似乎在思索什么，然后反问我：是指病情还是其他的。我说都包括。

　　“……这种病的五年的成活率是百分之三十……”

　　说完这句话，又加快了脚步。他告诉我当好病人的秘诀：那就是相信自己是幸运的。说完这句话张同又笑了，那神情好象不是面对一个癌症患者，而是一个不相干的人。他的轻松感染了我，确切地说是传染了我，不光是那份在这万般的匆忙中分外显眼的轻松，还有他的优雅，他的敏捷和细腻，总之他身上的一切都让别人的粗俗变得刺眼，他就像是一只打磨得光滑剔透的水晶球，在这个忙碌和肮脏的世界上奕奕生辉。

　　医院的神秘感有一部分是地形造成的，各种功能的房间、不同的科室，让每一个医院以外的人都会产生神秘和新奇的感觉。就在我随着张同七拐八拐没完没了地在走廊里鱼一样的游走的时候，似乎我以往的生活经验，我的可怜的自信乃至我的自尊都遗失在那些散发着神秘气息的犄角旮旯里了。医院本身足以瓦解一个人健康的精神世界，你的精神是建立在你的肉体之上的，医院首先瓦解了你的肉体（你在做各种的检查的时候，肉体的神圣感已经被那些冷冰冰的器械彻底解除了），你的精神还能存在吗？

　　这时候张同停下来，指着一个年轻帅气的男大夫对我说：

　　“这是于捷，于大夫，我和于大夫共同完成对你的治疗。”

　　停了一下，又补充说于大夫是医学院的博士。于捷的个子很高，眼睛深而大，一望而知是个单纯的男人。我说很荣幸，能做二位的病人。他们都笑了，然后就像商量好了似的转身朝不远的一间检查室走，见我还愣在原地，于捷招呼我让我跟上他们。

　　检查室里有一张妇科用的检查床，于捷冲着我做了一个上去的手势，同时重复那句妇科大夫的经典用语：“脱掉一条裤腿儿。”

　　我无法不犹豫，面对两个男人暴露自己的身体，这是一种本能的羞涩。我回头望着他们，只见张同和于捷都已戴好了透明塑胶手套，站在离我大约两米远的地方目光平和地望着我，显然，他们只将我当作了病人，无性别的病人，而在他们的眼里我的身体只不过是一个模型，实施他们医术的模型。我第一次为我的身体感到悲哀，它已经失去了血和肉的真实感觉，在医院里，在大夫的目光中，它的生命力、活力，都已烟消云散。

　　我听见张同低声说：“双侧，10个大小，感觉到吗？”

　　我感觉到了，感觉到于捷的手指很长很软，它们温柔地碰触着我的身体。我不敢看于捷的眼睛，没有勇气与他对视，我是个有邪念的女人，这种姿势和方式，没法不让我产生与治病无关的想法。我想起了昆德拉笔下的那个托马斯大夫，他与那些女病人的纠缠。中国的男大夫的心理素质非同寻常，至少我面前的两位大夫是这样的。

　　就在我劈着大腿，接受检查的时候，一个固执的想法趁机溜进了我的脑子：这些貌似不食人间烟火的妇科男大夫，面对女人的身体，除了看病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呢？

　　后来，我在一个适当的机会将这个我想了很久的、在我心里已经快要烂掉的问题问了张同。这时候我已经在X医院混了将近一年了，出出进进不下四、五次，接受化疗药物治疗，头发早就掉光了，靠着不断变化形状和色彩的时装帽子伪装度日。我问这个出现已久的、有些阴毒的问题的时候是在建国饭店那家豪华的西餐厅里，我们去的早，五点不到。我们没有立即点菜，而是各自要了一杯饮料，我要的是鲜橙汁，张同要了一瓶矿泉水。我提出那个真正称得上是深思熟虑的问题的时候，张同刚刚将那瓶矿泉水的瓶盖儿拧开，听到我那样问并不感到惊奇，相反可说是神情自若，然后他不慌不忙地将矿泉水倒进侍者送来的那个漂亮的高脚杯里，喝了一口，然后声调平稳地说了下面一番话，无异于一份妇科男大夫的宣言书：

　　“……在生活中，我是一个普通的男人，有七情六欲。当我穿上白衣，我就进入了一个特殊的角色，由一个普通男人变为一名医生，这时，我会忘掉我的性别，或者说，我成了一个中性人，我身上的那件白衣，就像一身魔服，挡住了所有世俗的邪念，或者说，它就像一副盔甲，是我精神世界里的盔甲，让我专心地面对我的病人。而对于女性的生殖系统，我只将它看作一个器官而已……”

　　我听见于捷轻声说，下来吧。

　　在我穿衣服的时候，确切地说是提裤子的时候，张同和于捷都背过身去，当然他们说着一些关于我的病情的话。我感觉到男人做妇科大夫比女人更为适宜，他们或许可以对妻子女儿发脾气，然而对于病人却需要百分之百的温柔。

　　就在我心里正为中国的男妇科大夫大唱赞歌的时候，一位美若天仙的护士小姐神色慌乱地推门进来，走到张同身边低声说了句什么，张同听罢，让于捷处理我的事情，就跟那位天仙走了。

　　我问于捷怎么回事。于捷是个典型的大男孩儿，他将眼睛睁圆了看着我，我能从他的眼睛看到他的心里，但你再想找他的灵魂就难了，天天跟女人的生殖器打交道，灵魂呢，早已不是男人的灵魂了吧。

　　没什么事，不过是一位病人的丈夫打了我们的大夫。男大夫？当然，女大夫谁打，没理由打女大夫。我问为什么打那位男大夫。于捷将眼睛睁得比刚才还要大，他说你们这些搞意识形态的对什么都好奇，然后就转过身收拾那些用过的器具诸如阴道扩张器什么的。我说不是什么意识形态不意识形态的事儿，主要是你们这种职业太能激起人的好奇心了。我坚持问他那位大夫为什么挨打。

　　“说是他的手碰了病人的阴蒂。”

　　我问是成心碰的还是无意的。

　　“那谁知道，谁让那玩意儿就长在那儿呢，可能也就是顺带手的事儿。”

　　我笑了。于捷的口气轻松自然，就像在麦当劳里谈论一场足球赛。医院跟屠宰场的区别就是，医院是把坏器官弄好，而屠宰场则是将好器官拆开；但结果都与金钱有关。

　　我已经穿戴整齐，恢复了那个有人的尊严的女人。站在离于捷两米远的地方，抱着胳膊，将癌瘤的事放在一边，我说：

　　“你可真幽默，拿什么幽默不好，那可是我们的女人的绝对隐私啊，你让我作何感想。”

　　于捷已经将一切都收拾停当，听我这么说连忙道歉：

　　“对不起，我忘记你是女人了。”

　　我大笑道：“刚才你们张主任在你怎么不如此表现呢，虚伪。”

　　“张主任？”于捷天真地眨眨眼睛，又说：

　　“张主任是彻头彻尾的女人生殖器拜物教者。我跟他不一样，我没他那么虔诚，我整天的同这东西打交道，我不这么幽默怎么幽默？”

　　于捷说着看了一下表，叫一声“糟糕！”他让我自己去病房等，现在应该有空床了，他说同一个病人约好了有台门诊手术，说完匆匆忙忙走了。

　　我住进医院正好是个星期五，整个星期六和星期日大夫们踪影全无。我的病房里一共有三个病人，我是六床，那个刚做完手术人事不知的是七床，八床则是第三次住进来化疗的，头发早就掉光了，戴了一顶带花边的十分滑稽的帽子，此刻正做在床上听随身听，对我这个新来的没有丝毫的好奇心。看来，癌细胞不仅能毁坏人的肌体，还能侵蚀人的心灵。

　　我看了看七床，只见她牙关和眼睛都紧闭，坐在她床旁边的男人满脸愁苦地望着她，静脉注射的速度很快，只有这个能证明她是有生命的。八床突然烦躁起来，将耳塞用力地拽出来扔在床上，从床上跳起来，那顶滑稽的小帽子差点从她的秃头上滑落，她用手捂了一下帽子，顺着墙朝病房外走，路过我的床的时候充满敌意地看了我一眼，走到病房门口，两手叉腰，左看右看。我猜她是因为等人才这么烦的。她最终向左转，消失在门口。

　　病房里的气氛变得沉闷。我透过敞开的门望出去，看见护士站里只有三个护士，一个爬在台子上写东西，一个正翻着病历，还有一个站在那里似乎在同另外的人说话，从我这个角度看不到同她说话的那个人，能看出来她同那个我看不到的人谈得很兴奋，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朝门口走，这时七床痛苦地大叫了一声，吓了我一跳，连忙逃出门。

　　同护士谈话的人是于捷，看见我，于捷停下谈话同我打招呼。我问他今天怎么来了，不是休息吗。于捷说该他值班，他问我看没看见张主任，我问张主任也值班吗，他可是“四线”大夫啊。于捷笑着说不是，张主任是专门来看你的。我不信，以为于捷在开玩笑，从那次在检查室里于捷的表现，我认定这是个喜欢开玩笑的妇科男大夫，而且从那个漂亮的小护士兴奋的表情上看，于捷在这儿是个贾宝玉似的人物。我让于捷继续他同那个护士的谈话，径自朝外面的走廊走去。于捷在后面冲我高声说：真的，张主任真的来了。

　　我是在医院的“绿色阳台”上看见张同的。我是偶然经过那里，这之后我才知道那里叫“绿色阳台”，那儿摆满了花草植物，医院专门为“绿色阳台”雇了一个工人。

　　八床正在痛哭流涕地向张同诉说着什么，张同认真地倾听，神情极其专注，也就没有注意到我。我一时弄不明白他们是偶然碰到的，还是有其他的原因。我低着头，尽量快地走过“绿色阳台”。

　　迎面走来两个年轻的男大夫，白衣的下摆轻轻扬起，阳光透过左侧的那一排落地窗像情人似的暖暖地将他们包裹着，他们在我的身旁轻微地旋起一阵充满希望的健康而年轻的风，我便为自己患病的肌体感到羞愧。

　　走廊的尽头那两扇厚重的大门被一把粗大的弹簧锁锁住了，我问一个捂着肚子正慢慢散步的病人门里面是什么，她异样地看了我一眼，摇头，然后捂着肚子转身慢慢地往回走。

　　我先看见八床从“绿色阳台”走出来，她已经不哭了。然后张同走出来，一扭头看见了我，他朝我走过来的时候，一脸的阳光色，甜腻腻的，让我心里痒痒的。在医院里医生是健康人，相对病人已经是居高临下了，病人的命运多半掌握在医生的手里，而这时病人便匍匐在医生的脚下，再让这些妙人儿穿上洁净的白衣，不是天使是什么。

　　当我面前的天使还原成张同那张矜持真诚的面孔的时候，他问我感觉怎么样。

　　“都是生病的人，能好吗？”我反问他。

　　“你们屋的八床，你没同他聊聊？”张同道。

　　我说还没来得及，确切地说我还没适应医院的环境和气氛。张同感兴趣地问我医院是什么气氛。

　　“无处不在的死神的阴冷的笑，以及人们无望的与之争斗，和无可挽回的失败。”我平淡地说道。

　　张同矜持的神情里流露出几分悲哀，但只一瞬间，那抹悲哀就消失了，大夫的职业表情又出现在张同的脸上。他说八床正为失恋苦恼，她的男朋友要跟她分手，因为她生病。

　　我说这不是很正常吗，一个身患绝症的人还祈望能有谁爱你呢，简直是虚妄。张同看着我，摇头。我说听于捷说您是来看我的。张同说是，所有周一做手术的病人他都要利用休息日来看望。我笑了，岔开话题，问那天那个大夫的事怎么处理的。张同问哪个大夫，我说就是那个摸了病人阴蒂的那个，

　　“你怎么知道？”张同很吃惊，转念一想道，“一定是于捷说的。”

　　我怕于捷吃我的瓜落儿，就连忙否定，这时候恰巧于捷走过来，笑眯眯地问我们谈什么。张同严肃地对于捷说：

　　“以后科室里的事情不要随便地对病人讲，我已经重复很多次了。”说完就朝病房方向走，还回头招呼我，让我回病房再做一项检查。于捷冲我吐舌头扮鬼脸的，他并不抱怨我什么。于捷的确是个阳光灿烂的男人。

　　同意我这种想法的包括大部分护士。张同让我去检查室，传达这个命令的是那个同于捷聊天的护士，我随她朝检查室走，她问我怎么和于捷这么熟悉，是什么关系。我说同他是老朋友了。

　　“怕不是情人吧……”护士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后面全是不信任。

　　我说：“你这是恶人先告状吧，你是不是喜欢他？”

　　护士的脸突然红了，她用左手轻轻拍了我一下，以表示些微的不满，然后说，我这是代表妇科百分之八十的护士问的。又告诉我，病人最好离于捷远点，否则有的护士就会有超常举动。我说你太高估我了吧，你难道看不出我有多大岁数？护士看看我说，也就三十出头吧。我听了她的话，不禁喜形于色，问她，我真有那么年轻？你眼太拙了吧。到了检查室的门口，护士用手做了个闭嘴的动作。从敞开的门我们看见张同的背影。我扭头看了一下护士的胸牌，她叫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