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的晚上八点多钟，我和八床正在聊天，两天的时间里她已经将她一切的感情经历像抖搂包袱似的抖搂得干干净净了。她的感情经历大致是：在得癌症之前有两个男孩同时追她，而得癌症之后两个男孩都逃得无影无踪。她在讲述她的爱情故事的时候很注重细节的描述，这就让她那原本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爱情故事有了与众不同的魅力。比如，她曾为了那两个共同爱她的男孩儿购买了两部手机，有时候她同时接听那两个男孩儿的电话，同时和两个男孩儿谈恋爱。她为他们的痴情感动，她发誓只爱他们当中的一个，而这一个究竟是哪个她一时还搞不清楚。正当她最后下定决心专心致志地爱其中的一个的时候（其中的哪个都行，她甚至用他们谁先到达她指定的饭馆为选择的依据），她突然查出得了癌症。

　　“我可太倒霉了，”八床抱怨道，“怎么他妈的偏偏是我呢，怎么他妈不是别人呢，比如大街上那些要饭的，那些小偷流氓什么的，让他们得了这病，这世界不也能干净点吗。”

　　我说小偷也有小偷的用处，没他们，那些警察干吗去。听我这么说八床乐了，她凑近我，“说说你吧。”“什么？”她让我说我自己的感情方面的事情。我说，像我这个岁数，感情已经是一种奢侈品了，正说着，余利走进来，手里拎着好多东西。走到我跟前先将东西放在床头柜上，然后脱去那件昂贵的皮衣，神情扭捏地小声说：

　　“文蔷在外面，能让她进来吗？”

　　我说，废话，人都来了，赶快让她进来。余利冲着门口喊，文蔷，你进来吧。文蔷婀娜地走进病房，她的工笔重彩的装扮让苍白单调的病房顿时光辉灿烂起来。我瞥见八床看文蔷都看呆了，就连七床的丈夫也扭过身，痛苦的眉头也舒展开了。

　　文蔷甜甜蜜蜜地坐在余利的身旁，一只手还搭在余利的肩膀上，两片丰满的嘴唇上涂了厚厚的唇彩，动一动就奕奕生辉。我冲她点点头，继续同余利说话。我问他蓓蓓怎么样，学习还行吧。余利点头说还可以。我知道问了也白问，余利是从来不大管孩子的学习的。文蔷在一旁说，这次月考一门不及格。我瞪了文蔷一眼，问是哪门。外语。文蔷答。外语怎么会不好呢，平时不是总听英文歌曲吗？余利皱着眉头问文蔷，明显不耐烦。文蔷才不吃余利这套，花里胡哨的脸立马就搭拉下来了。她提高声音道：

　　“你以为听英文歌曲就能学会英文呐，做梦！”

　　我朝八床使眼色，八床已经大致明白了我们的关系，正饶有兴味地观看着这场“特殊的战争”，见我使眼色就笑了，然后站起身走出病房。

　　八床回来的时候，余利和文蔷已经走了。

　　“你的前夫对你还是不错的嘛。”

　　八床已经窥见了我的隐私，我从她的口气里嗅到一种快感。

　　“马马乎乎。”我说。“因为孩子嘛，我们有一个孩子。”

　　“知道，叫蓓蓓。”

　　停了停，八床问我道：

　　“你不会还跟你的前夫有什么关系吧？”

　　我说你简直是在开玩笑，能跟前夫或前妻说不清楚的只在外国电影里看到过，那是一种难得的浪漫，中国人没这特质，比如《卡桑得拉大桥》里那位乔堡伦大夫和他的前妻，中国人学都难学，那得有博大的胸襟和幽默的气质，中国人最缺的就是这两条。

　　这时候护士来送药，声音是笔直的：六床，你的药，现在就吃。然后冲八床说：你，明天打化疗，准备一下。

　　半夜，七床突然大叫了一声，把我和八床都喊醒了，她丈夫问她怎么了。她说疼，伤口疼，让她丈夫摁铃叫大夫。她丈夫犹豫了一下，问她能不能忍一忍，大半夜的。八床在一旁说：她让你喊大夫你就喊，忍什么呀，这是在医院里。七床的丈夫乖乖地摁了呼叫铃。没两分钟，一个护士来了，她先拉亮了靠门口的灯，然后问七床怎么了。七床的丈夫的说她伤口疼。

　　“伤口疼？”护士好象不相信似的走到七床旁边问。

　　七床点头，并高一声低一声地哼哼着。护士出去了，不一会儿，值班大夫来了，是个高大威猛的男大夫。他看了看七床的伤口，对护士说：“给她一针止疼的。”说完就走了。然后就是护士来给七床打针。我和八床都睁大眼睛看着七床，七床根本不把我们视为存在，这从她的声音里就能听出来，她的呻吟无所顾忌，“哎呦哎呦”地叫个不停，还夹杂着“妈呀妈呀”的呼喊。

　　八床悄悄从床上溜下来走到我旁边轻声说：“她这是虚张声势，其实真疼的话就不这么叫了。”

　　我问那怎么叫。八床说，那时侯就不叫了，牙关紧咬，眼睛紧闭，暂时跟这个世界没什么关系。我说你别把别人想得跟你一样，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表达方式，以为别人都得跟你一样啊。

　　天快亮的时候我才昏昏睡去。又被一片嘈杂声吵醒，头昏沉沉的，极不舒服。护士来通知我八点进手术室，嘱咐我不要吃东西。七点过十分，张同和于捷一起来了，他们都把手背在身后，笑眯眯地望着我，仿佛在看一块马上就要在上面施展他们技法的原料。张同问我睡得好不好。我说不好，太吵了。于捷说过几天你就不觉得吵了。我问为什么。习惯了呗。于捷说道。又补充：那时侯你躺在床上只有喘气的份儿，哪还顾得上吵不吵。

　　两个护士推着一辆平车停在我的床前，其中一个问我：你是孟小萁吗？我说是。又问：腹腔镜手术？我说是。她们让我把衣服都脱了，爬到床上去。然后就若无其事地站在一旁等着我惊讶、恢复平静，再照着她们的吩咐乖乖地脱光了衣服，爬到那辆窄窄的裹着绿单子的车上去。只是在脱衣服的时候，我紧张地朝四周看了看，八床在一旁说：

　　“脱吧，没人对你感兴趣，谁对一个癌症患者的身体感兴趣呢。”

　　这个可恶的小女人！她将一切事物的包装都去掉了，她喜欢赤裸裸的东西，就像她的光头！

　　我光溜溜地躺在绿色的床上，两个护士用一幅同样绿色的单子把我包裹得严严实实。我能看到的就只有天花板了。等电梯的时候一张脸进入我的视野，是梁雨。他的脸冻得通红，笑的纹路似乎都是僵硬的。我说你怎么来了，我马上就要进手术室了，我不想让你看见我这样狼狈。梁雨说，人迟早都会有这么一天的，还什么狼狈不狼狈的。说着就随着我的车进了电梯。

　　从进电梯一直到手术室的门口，梁雨始终握着我的手，我感觉到他的手一个劲儿地出汗，把我的手都弄湿了，但我不舍得松开，直到护士提醒他不能再往前走了，梁雨才停住脚步，两只手却还紧紧地攥着，情形颇为感人。护士那直直的声音又来了：把手松开！你没见她快从车上掉下来了。梁雨松开汗津津的手，我看见他将手不停地在羽绒服上蹭，要在以往我早指责他了，可现在我觉得他的这个动作极其亲切、富有人情味，直到我被推进手术室，麻药没起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在我没有被医生麻翻之前，梁雨那个蹭手的动作一直在我眼前晃悠。

　　我被两个护士推着左转右转地走了一会儿，梁雨蹭手的动作像幻灯片似的蒙在我眼前，透过这个动作我看见有几个穿绿衣戴绿帽的医生，我欠起身子，想分辨出哪个是张同哪个是于捷。这时只听一个声音说道：别找了，张主任还没来呢。我听出这是于捷的声音，紧张的感觉松弛下来。我小声问于捷张主任不来了？于捷说主刀大夫最后才来呢，有句话你忘了，重要人物总是最后出场。

　　我听见有人低声请示于捷道：15毫升的普鲁卡因局部浸润？于捷的声音变得庄严起来：对，然后静脉注入0.05毫克的芬太尼和2.5毫克的氟哌啶醇。没过几分钟我的腹部就失去了知觉，我说不清楚于捷伙同那几个年轻的实习大夫在我的肚子上做了什么文章，过了大约十分钟的样子，于捷说了声：好了，气腹形成了。这时候我听见有人叫张主任，我想可能是张同来了。

　　张同问于捷道：“窥镜放进去了？”

　　于捷回答，是。然后又道：张主任您站这儿看。

　　然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确切地说是他们将言语改变为手势，他们知道我有清醒的意识和灵活的思维，大夫惧怕病人的思维和意识，他们更希望躺在诊床上的是一截儿没思想的木头。

　　大约半小时后，我被重新放回到一辆平车上。我想问张同他们我的病状，但我只来得及转一下头，连张同的影儿都没见着，就被两个护士无情地推走了。从手术室回病房的路上我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病房里，左手臂上吊着盐水瓶，八床正乖乖地躺在床上打化疗，七床空着，看来她已经能下地活动了。这时我看见了坐在我左下侧椅子上的梁雨。

　　见我醒了，梁雨站起来，问我感觉怎么样。我愣了一下，想起我是刚做了腹腔镜手术，感觉却是一场梦游。

　　“挺好，没什么不舒服，只是不知道他们检查的结果……”

　　梁雨劝我不要去想那些了，安心恢复一下体力，过几天就要做真正的手术了。我还没来得及回话，就听八床突然干呕了一声，吓了我和梁雨一大跳。我示意梁雨到八床那看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梁雨有些犹豫地站起身走到八床跟前，轻声问八床需要什么。八床沉默着。我扭过头看着她，只见她双目紧闭，直挺挺地躺着，外界的一切都与她无关。梁雨回头看我，我冲他招手，梁雨蹑手蹑脚地走回到我床边。我和梁雨不敢大声交谈了，我们每说一句话都将自己的嘴对准对方的耳朵，发出“吁吁”的声响，所谓音乐里的“气声”。或者打手势，表明自己的想法，比如我让梁雨回去，不要在这儿了，我使劲儿的挥手；而梁雨假装看不见，稳稳地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直到张同和于捷来看我，张同对梁雨说：

　　“家属可以走了，让病人安心休息吧。”

　　说完这句话张同关切地询问我，问我有什么不适。我说没有，什么感觉都没有，就像没做这个手术之前一样。张同笑了，说那就好，好好休息几天。然后就走到八床跟前。

　　八床还像刚才一样双目紧闭，谁都懒得搭理。于捷提高声音道：

　　“八床，八床！张主任看你来了，你感觉怎么样。”

　　八床就是不睁眼。于捷大声道：“八床，你别以为你得了病你就可以当野蛮人，医生给你治病你就得好好配合，再难受也得忍着，懂吗？”

　　八床动了动，慢慢睁开眼，翻了一下眼皮，然后又闭上眼睛。

　　张同对于捷低声道：“如果单药治疗的效果不好，可以考虑第二线联合化疗……”

　　张同的话还没说完，只见八床“腾”地坐起来，用力过猛，吊瓶剧烈地晃动着。于捷下意识地弓步向前一手扶晃动的吊瓶，一手摁住八床带着针头的右手，就像是被人点了穴，足有一分钟的工夫保持着那个奇妙的动作。

　　“你疯了！”于捷冲着八床吼道，“你是不是不想治病了？想死啊，那容易，走人呀。”于捷离开八床，走到墙边，两手抱在胸前，面色红润，目光闪烁，神情里有一种玩世不恭。

　　张同严厉地看了一眼于捷，明显是在责怪他。于捷对于张同那种无声的责怪早就习以为常了，不管心里怎么想，表面是满不在乎。再看八床，被于捷狂吼一顿以后，竟然老老实实地重新躺回到床上，变得乖乖的了。

　　临出门的时候，张同看了一眼站在墙角的梁雨，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只略略停顿了一下就出去了。

　　接下来的星期二、星期三，整整两天的时间，我就像鱼干儿似的被晾了起来。张同和于捷就像入了地，连个影儿都没了，一打听才知道去开会了，“在妇产医院，一个国际性的卵巢癌防治研讨会，大概三天吧。”我从王丽嘴里探出了他们的行踪。“他们经常开会，有时候一个星期开三个会……”王丽说话的时候喜欢将那双柳叶眉不停地向上挑，这让她那张古典美人脸显得神气活现。我定定地望着王丽的眉毛，问她是否纹过。

　　“什么？”王丽又挑了一下眉。

　　“我是说你是不是纹过你的眉毛。”

　　“没有，我这是纯天然，”然后王丽将声音压低道，“我倒是想去隆胸，你说那有危险吗？”

　　我告诉王丽她的胸挺高的，根本不需要去隆。她伏在我的耳边说：“我戴了今年最流行的水袋纹胸，你摸。”说着，王丽便去拉我的手，这时护士长走来，问王丽今天手术病人的病历整理好了没有，王丽吓了一跳，眉毛也不挑了。

　　我回到病房，见大姑父坐在椅子上看着我的床发愣。我跟他打招呼，问他什么时候来的。他慌忙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个橘子从放在他腿上的塑料袋里滚出来，他弯腰去拣。我说别拣了，不要了，医院里太脏。八床在一旁说不要也得拣起来再扔啊。我说一会儿清洁工不就来了吗，让她拣吧。八床用那只没打吊针的手愤怒地在空中比划着，说我不可救药，思维怪异。我看着八床那张有些浮肿的脸，心想，都到这份儿上了还管闲事。嘴上说，不跟你打化疗的人一般见识。说完走过去将橘子拣起来放到门口的杂物筐里。

　　七床静静地躺在床上输液。她丈夫今天没来，显得孤单无助，身体深深地陷在床里，几乎与床边平齐，就是说七床与她的床浑然一体，未尝不可以将她看作那张死亡之床的附属物。她的目光是笔直而僵硬的，是她身上唯一坚强的东西。她将目光用两只无形的钉子订在天花板上，无论什么强硬的东西都无法改变它们的轨迹。

　　我走回我的床旁边，问大姑父大姑身体怎么样，别让她知道我住院的事情，更不能透露我的病状。大姑父点头，然后就默默地坐着，心情无比压抑的样子，好象得癌症的不是我倒是他。七床和八床的吊瓶以一个速度滴着药液，在缺乏动感死气沉沉的病房里，那几乎就是两个充满活力的记时器，记数死亡或生命的时间？

　　我对大姑父说，您走吧，天气不好，大姑也离不开人。大姑父犹豫了片刻，站起来说，那我回去了。然后冲着八床点了点头，朝病房门口走，与梁雨撞在一起，大姑父只看了梁雨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我问梁雨怎么又来了，梁雨说想来呗，想来看你……我意识到梁雨的话里有隐藏的部分。我等他坐下来问他小凌好吗，在忙什么。梁雨摇头说不知道，已经三四天没见到她了。是不是吵架了？为我？梁雨让我别瞎想，对身体没好处。过了一会儿又补充说，即便吵架也不是为你。

　　“当然，我是癌症患者嘛，哪个女人还会吃癌症病人的醋呢？”

　　梁雨摇头，说我太过敏感。我看到八床支棱着耳朵听我和梁雨说话，就扯梁雨的袖子说，走，出去说吧。不用问，当然是去“绿色阳台”，在这所到处印着死亡痕迹的医院里，“绿色阳台”是癌症病人唯一能让自己心灵流浪的地方。我走在梁雨的前面，脚步轻快，时不时回头让梁雨跟上我。

　　“绿色阳台”上已经有人了，他们隐藏在一棵铁树的后面，铁树宽大的叶子遮住了他们的身体，只能听到唧唧哝哝的说话的声音。梁雨想退出去，被我拦住了。我告诉他“绿色阳台”上的一切都是自由的，比你们健康人的世界还要自由，在这儿，你可以尽情地谈你内心深处难以启齿的东西。正说着，只听刚才那一片唧唧哝哝突然变成一阵“嘤嘤”的哭泣声。随后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

　　“别哭，我是跟你闹着玩的，我怎么会变心呢，我早就说过，爱你一辈子的，原来你健康的时候我都这么说，现在你生了这种病我就更能做到了。”

　　女声低低地唧哝了一声，猜是问为什么。

　　男声继续道：“要是真的像医生说的你最多活三年的话，三年一辈子，那就太容易忍受了。”

　　就听话音刚一落，那边就噼里啪啦地打成了一片。男声在求饶，还没等我和梁雨反映过来，一对情人已经冲着我们打闹着跑过来，我看见了一张极其美丽清纯的女孩儿的脸。我深吸了一口气，人遇到极其美好或极其丑陋的事物反应是一样的。

　　他们打闹着冲出“绿色阳台”，梁雨低声咕哝一句“可惜”，我知道他说那个女孩儿。在死亡这个问题，美丽总比丑陋让人感到怜爱，年轻比年迈更让人惋惜，我设想我是一名医生，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是否会顾及生命以外的其他东西，比如美貌、丑陋、富有、贫穷以及社会地位的高下。

　　后来我问过张同，是在一次病人与医生的联欢晚会上。张同穿了一套浅灰色西装，打了一条紫红色领带，看上去潇洒气派，细想，就是那一刻张同在我心里便占有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他同王丽跳完了第一轮舞，便目光闪烁、风度翩翩地朝我走来，离我一米远，伸出那只用手术刀挽救了无数女人生命的右手对我发出邀请。那时侯我刚刚打完第一次化疗不久，身体还很虚弱，头发也掉光了，用一顶窄边牛仔小兰帽遮羞。面对这样一位气度非凡的男士的邀请除了受宠若惊，剩下的就只有自惭形秽了。张同见我犹豫，索性直接拉我的左手，在我碰到他的右手的一刹那，如同碰到了一根魔仗，我虚弱的生命立即强健起来，我只感觉到有一股暖流在我的身体里流动起来，由弱到强。

　　在张同的怀抱里我的舞步轻盈，我周围的世界不停地旋转，张同也在转，围绕着我的心。我渐渐变得急促起来的呼吸，拂着张同的右肩，这时我碰到了张同灼热的目光。他此刻凝视着的只是我的眼睛，而不是作为病人的我的身体。也许在医生那里人的躯体和精神是永远无法混为一谈的，就像一名屠夫，将肉和骨头精细地分离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而医生面对的应该是人的躯体吧。

　　“你这样说不对，”张同放慢了舞步，目光里那种灼热变得有些冷峻，“医学的对象是人的生命，或生命的人，所以我面对病人身体的时候，一种神圣感便油然而生……”

　　我觉得张同失去了某种真实性，或者说他完全沉浸在一种职业的幻象里，他的两只眼睛就是两副显微镜头，透过人的肌肤、甚至骨头他看到他的敌人，所谓“病灶”，他就是为他的敌人活着的，他活着就是为了同他的敌人较量，至于别的，比如爱情，他恐怕是个低能儿吧。

　　注定了的，“绿色阳台”上演绎的都是些“垂死”的爱情，刚才那个绝色的女孩的，以及现在的我的。

　　梁雨抚着他身旁的一棵繁茂的水竹，水竹的叶子苍翠欲滴，那种充满生机的绿色映着梁雨那张有些憔悴的脸。我看到男人的憔悴便感到心碎，我为所有男人的憔悴而心碎，毕竟，这个肮脏的世界得由他们来支撑，女人要在他们的支撑下栖息。

　　在那片憔悴中，梁雨告诉我他依然爱我。

　　“绿色阳台”上的阳光奇好，阳光是什么颜色的？我问过梁雨这个无聊的问题，梁雨那时侯更年轻，所以他不耐烦，他说阳光能有什么颜色，无非是程度，一种亮的程度，如果你将它的最亮的程度叫橙黄，那你就会将它的最暗的程度叫灰白。而此刻的阳光确确实实与植物的绿色混为一体，一种爱情的颜色，是梁雨的？还是刚才那个绝色女孩儿的？

　　“绿色阳台”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甜腻的气味，这是在梁雨说完他依旧爱我以后我注意到的。要在以往，在我没有得癌症之前我听到梁雨这话非得乐疯了，然而现在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生命的战场上癌细胞已经疯狂入侵，我知道在这场无声的战斗中我必输无疑，爱情本来就是生活中的装饰品，我现在连命都快没了，还奢谈什么爱情。滑稽！

　　梁雨认为我对他的爱失去信心是因为小凌，他像个真正的基督徒似的伴随着他身旁的葱茏的绿色面对着我真诚忏悔，那种真诚是真的，不是“秀”出来的。

　　我也异常真诚地对梁雨说，不是我作秀、拿糖，真的是我的身体已经发生了无可挽回的变化，它让我在一条黑暗的道路上疾速行走，我身旁再明亮的诱惑也无济于事，比如现在我失而复得的爱情。

　　梁雨的憔悴里又多了几分无奈，“你这恐怕是借口吧，”语气里透露出一丝凄凉。接着梁雨开始一番爱情陈述，比如他说爱我完全不是可怜我的意思，而是真的对我有爱的要求，根本没想关于我的病的问题。我说那你干吗三天两头往医院跑，难道你不是在看一个病人吗，而且是一个癌症病人，不久于人世，你对这样的人能有爱情？不是怜悯是什么呢？

　　梁雨被我几闷棍打得找不着北了，除了憔悴无奈又加上了懵懂。

　　“不过，”我有点于心不忍，“你能怜悯我，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可我不是怜悯！”梁雨几乎愤怒地喊了一声。

　　“绿色阳台”里的空气依旧是潮湿甜腻的，我身上的癌细胞也在尽情地吮吸这种潮湿和甜腻吧。

　　八床要出院了，她打了五天的化疗，药物的杀伤力通过身体强烈的反应显现出来，她不停地呕吐，那种声音仿佛要把她的五脏六腑都喷出来似的，伴随着那种声音的是一种莫可明状的恐怖，鲜活的生命受到了重创，就像一只精致的水晶杯遭到了重击。她周围的人，我和七床（其实七床已经被疾病压垮了，她整日沉浸在一种不真实的呻吟里），加上梁雨，还有七床的丈夫，都为八床难过。无法安慰，那些无关痛痒的话只能让她反感，最好就是沉默，连呼吸都要屏住，走动的时候就像在外太空一样，很慢很轻，除了七床的呻吟（病人的呻吟是一种特权）病房里一片寂静，只有楼道里的嘈杂声从门缝挤进来。那几天就像耶稣受难日，不足二十平米的病房简直就是一座活地狱。

　　此刻八床站在她的床旁边收拾东西。她的动作轻快，富有韵律，她已经换上了平时的衣服，一件横条纹的高领毛衣，一条弹力敞腿儿牛仔裤，一双浅棕色尖头皮鞋，让你觉得她完全是个健康的女孩儿。头上的帽子也换了一顶，今年最流行的款式，从帽子顶上耷下来的毛线随着她身体的移动颤动着。

　　她不时扭过头跟我说话，她问我什么时候手术，同样的问题已经问了三遍了，我也不厌其烦地重复了三次，告诉她明天早上八点整。我说最后一次的时候，八床直起腰将身体完全转向我对我说：呀，明天我就不能陪你了，实在抱歉。那时差不多是下午三四点，阳光虽没有早晨那么强烈，却有一种橘黄色的温暖和宽厚的美，八床的整个右侧身体被那种温暖浸泡着，让人感觉到她是被一种无形的爱紧紧地包裹着。

　　“你会来看我的吧。”我像个孩子似的眯着眼问八床。

　　八床侧过身子，歪着头看我，这让她显得很调皮，“你知道的，过二十天我还要来化疗，”她想了想又道，“不过那时你已经出院了。咳，反正我们是会见面的，大不了在太平间里。”说完，八床故作轻松地笑了笑，她再转过身去的时候，动作变得缓慢多了。七床的呻吟声大起来，我听出七床的呻吟声里有一种不满，是针对刚才八床的话。

　　我问八床没人来接你吗。

　　“你不知道我在北京举目无亲？我是一个人闯到这儿来的，没想到北京到底不接受我。”八床将收拾好的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背到背上，“而且我的两个情人都已经烟消云散了。”

　　我建议八床应该回家去。八床坚决地摇头，她说她不能回去，“就这么光着脑袋回家？”八床有些激动地指着她的头问我。

　　“我怎么跟我妈交代呢？我哭着喊着要到北京来闯世界，结果没两天就成这德行了。我考！”

　　八床走出病房门的时候转过身给了我一个飞吻，这个动作充满活力和情感，是一个渴望生命的人才能做出来的，这也是我看到八床活着时做的最后一个动作，再见她的时候她已经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了，那是后话。

　　没过二十分钟病房里来了新的八床，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刚进门没两分钟就从墙角儿拿把笤帚扫地，又从一个绿色提包里掏出一块抹布擦床头柜、窗台、椅子，然后就站在水池前用一块淡黄色的透明肥皂使劲洗抹布，洗干净以后，又将抹布抻平了小心翼翼地搭在椅背儿上。

　　八床做完这一切，便弯着腰坐在自己的床沿儿上，两只眼睛灵活地四处看，最后，目光落在我的脸上。

　　“还没做手术？”八床的语速很快，不象老人的。

　　我点头，问她是不是第一次住院，是不是也要做手术。

　　八床伸出右手，张开五指，脸上的表情近乎一种炫耀。

　　“化疗都五次了。”

　　我问她为什么不掉头发。

　　“谁知道，人家不让我掉，没法子。”

　　我又问她，您指的人家是谁。“老天爷呗，还能有谁。”

　　她的语气十分肯定，我断定这是个有“信仰”的老人，信仰和文化无关，一个有文化人的信仰和一个没文化人的信仰可以在同一度上。

　　见我沉默不语，以为我是为自己的病发愁，八床便开导我：

　　“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肚子上剌个大口子吗，掉头发也不怕，出家人管这叫烦恼丝……”

　　这时护士进来喊“李秀兰，到检查室去。”

　　我才知道新来的八床叫李秀兰。

　　八床出去以后，七床突然扭头问我：“我会死吗？”声音清晰而绝望。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七床说话，我已经习惯了她那无休无止的呻吟声，她这么猛一开口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愣了一下，听清了她的意思，我开导她道：

　　“怎么会？你的手术做得很成功，我听张主任他们说了，而且你是一期，没有错过治疗的有效期，所以你是最有希望的，你怎么会想到死呢？”

　　沉默了一会儿，七床又问：“我还能生孩子吗？”声音颤抖着。

　　我仔细看七床的脸，这才注意到七床是那么的年轻，光洁的脸上找不到一丝皱纹，这跟她平时那种衰老的呻吟声极不相称。

　　“这……”这个问题太专业了，我回答不了，就在我犹豫的时候恰好于捷走进来，我对七床说，看，专家来了。我把七床担心的事情告诉于捷。于捷夸张地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他将两只手抱在怀里，眼睛看着天花板对七床道：

　　“你要是整天像狼似的没完没了的叫唤，别说生孩子了，连命都保不住。”

　　我知道于捷又在恶作剧，他对付那些刁顽的病人总有自己的一套，而他那一套又总被张同训斥。提到张同的训斥于捷就表现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说那就姑且当作是领导对下级的关心和爱护吧。

　　于捷走出病房的时候关照我晚上不要吃东西，好好休息，不要胡思乱想，那样对明天的手术没什么好处，“张主任可能一会儿要来看你，几点不知道，反正会来，那是他的习惯，你等着他吧。”于捷说完一阵风似的走了，我看见他的白大褂儿后面有一大块污痕，是洗不掉的那种。

　　张同走进病房的时候是七点一刻，我恰好在他进来的前一秒抬胳膊看了一下手表。我喜欢七点一刻这个时间，北京的好多剧院的开场时间就是七点一刻，“为什么是七点一刻不是七点半或者八点？”好多北京人都曾经有过如此疑问，没人解答，七点一刻就七点一刻吧，生活中好多事情根本无须问为什么，你就照着去做就最明智。张同踩着七点一刻这个点儿进到病房，他进来的时候，北京肯定有好多好戏正好开演了。

　　张同先走到七床旁边问七床感觉怎么样，见七床精神了许多，就满意地点点头。然后又问八床，看得出，他们的医患关系不是一天两天了，显然，八床是医生眼里最合格的病人，一种默契在他们之间形成特殊的气氛，大有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意味。

　　“您忙您的吧，”八床对张同说，“我照您说的做。”

　　张同转身问我：“紧张吗？”不等我回答又说：

　　“精神上要放松，安定吃了吧？”

　　我点头，平静地看着张同，张同的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我怀疑他用了“摩丝”，能够看到梳子梳理过的好看的痕迹。他的头的顶部以及额头的右上角都有光斑移动，眼睛里的热情永远掩藏在医生特有的谨慎后面。

　　张同让我减轻了对于疾病的恐惧，而我的身体状况又抑制着我对于他的渴念；我用“渴念”这个词儿是经过了一番推敲的，张同对于我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男人了，他是我的大夫，我从精神和身体上（是我的健康甚至可以说是生命）依赖他；另一方面，坦白地讲，我已经无数次地将他的白大褂儿用我的目光脱下来，让他在我面前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穿着便装的男人，那样，在我的身体里便会涌动起一个女人正常的欲望。

　　所以，鉴于我对张同的特殊感受，我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字里选用了“渴念”二字来形容。

　　如果张同不是大夫，不是那个我从昏迷和病痛中睁开眼睛第一眼就看到的人，并将自己的躯体无保留地托付给他，我会不会对他“心怀邪念”？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对于张同的“情感”是复杂的，无法用通常意义上的尺度衡量。

　　梁雨看出了我女人的伎俩。那是在我手术后的第三天，打完吊瓶我捂着刀口慢慢地在走廊里蜗牛一样地行走，梁雨走到我面前，他要搀扶我，被我拒绝了。

　　我不喜欢人用某种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尤其梁雨，生生死死本来很平常，我如果真的去死的话，何必非得拽上一个人的情感当我灵床上的枕头呢。

　　自从梁雨在“绿色阳台”上向我真诚表白以后，我对于梁雨的兴趣就彻底失去了，就像一个喜欢吃年糕的人，不会喜欢让年糕粘在手上，一旦粘在手上就拼命地想甩掉，甩不掉自然也就厌倦了。

　　这时只听梁雨在我身后说道：“你喜欢张同。”

　　实际上梁雨的声音很小，但到了我耳朵里似乎放大了无数倍，简直可以说振聋发聩。

　　我停下蜗牛的步伐，忍着伤口的疼痛转过身，有些吃惊地望着梁雨。梁雨的话虽然说到我心里去了，但一个人心里的隐秘被旁人揭穿总归是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情。片刻，我的两颊开始发烧，烧灼感不久到了眼睛，我的两只眼睛一定像狼似的幽幽地闪着光，这我从梁雨变得胆怯的目光里感觉到了。

　　结果，手术的那个晚上，我按照医嘱吃了两片安定还是一点睡意也没有。我是九点躺到床上的，余利和蓓蓓八点一刻来看我。距离张同离去不到半小时。蓓蓓站在床前，我半躺在床上，仰视着她，蓓蓓显得健康、亭亭玉立。她的脸上荡漾着少女特有的甜蜜。蓓蓓从身后的背包里掏出一只亮闪闪的风铃，随手挂在床头。她说这会给我带来好运。我嘟囔一句，我还能有什么好运呢。余利说，别这么悲观失望嘛，只要有一线希望都别放弃，停了一下又说，反正咱们不缺钱，用什么药尽管用，再贵也无妨。

　　余利这么说，着实让我感动，不管真假，起码他是这样想过了，哪怕这种想法转瞬即逝，我也知足。想想，你能在另一个人的意识里停留，能让这个人想为你做点什么，而且无怨无悔，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接着余利又说明天上午有事，实在走不开，下午能来，上午手术的时候让梁雨陪你吧。他们是八点四十分离开医院的，我送他们父女俩上电梯，电梯门关上的一刹那，我突然有一种不舍之情从心头涌起，他们毕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要说有什么不能割舍的，恐怕就是他们俩了。这种实实在在的伤感几乎把我击倒，所以我觉得人活着就不能将生活的焦距对得过于清楚，要让你眼前的东西尽力模糊，就像那些年老色衰的女电影明星，让镜头模模糊糊地对着自己，有时甚至要加柔光镜，或者在镜头前敷一层纱，以挽留她们已逝的青春。比如我对于余利和蓓蓓的感情就是如此，不能细想，马马乎乎即可，一叫真儿、钻入牛角尖儿，事情就麻烦了，结果只能是徒增伤感。

　　差一刻九点，余利和蓓蓓已经被电梯门无情地遮挡住，而我的感情却如潮水般泛滥开来。我不能马上回病房，我很难控制感情，说不定一回病房见到八床关切的目光，眼泪就得跟下大雨似的落下来。我从电梯大厅向左拐，沿着宽大的走廊缓缓向南，走过第三个窗户就站住了，我被窗外灯火阑珊的北京夜景所吸引。我站在八楼朝下望，马路上车辆的尾灯像红宝石的魔棍，一根根划过深兰色的夜幕，让人有一种莫可名状的欢娱、莫可名状的痛楚。而那些被灯火勾勒出的建筑物，则带着白天没有的神秘和让人心醉的飘忽不定的美。那就是一种虚构的人生吧，虚构的人生是只能俯视的。

　　快到九点的时候，一位相貌粗陋的护工推着一辆平车从我身旁走过，车上的人被白布单从头到脚蒙住，是死人无疑。

　　刚才还涌动在我内心的情感疏忽间烟消云散，望着远去的平车和那个粗陋的护工，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处境，想到了明天的手术。我往病房走。

　　护士站只有一个护士值班，她低着头，写着什么，只能看见她船形的护士帽浮在宽大的木台后面，不会是王丽，我看见王丽下班的时候同于捷一起走出病房，我还冲她眨眼，她装作没看见。

　　九点整，我躺在床上，想起忘了吃安眠药，便扭亮了床头灯，用杯子里的剩水吃下两片安定，然后直直地躺下，等着睡眠来临。

　　十点的时候似乎有一点迷糊，意识出现了些微的幻觉，几个同我有关的人诸如梁雨、余利、老总等等的身影轮番叠映在大脑里，我以为睡眠紧跟着就来了，可没想到意识越来越清醒，想闭着眼睛都做不到，只得睁开眼睛。眼睛睁开以后大脑变得越发兴奋，我甚至怀疑刚才吃下去的不是安定而是兴奋剂。

　　我把一切道听途说有利睡眠的方法都用过了，数数儿、数绵羊、尽力让脑子里一片空白、想一些轻松愉快遥远的事情……都无效，还是清醒得不行。

　　我又一次地感觉到，像我这样的平庸之人的精神是多么的脆弱，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在生与死的界线还十分模糊的时候，潜意识已经遭到了重击。我索性翻身坐起，眼望窗外的冥色发呆。

　　病房的门是紧闭着的，靠门的右半边是一块宽大约十五公分、长五十公分的玻璃，走廊和护士站明亮的灯光就透过这块玻璃照射进来，灯光与窗外冷冷的冥色默默地交融在一起，整个病房便永久性地与黑暗告别，我能够看到八床的病号服上浅蓝色的条纹。

　　八床翻了个身，背对着我沉睡。我猜不出她一开始知道自己得癌症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但我能感觉到她比我潇洒豁达，这几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品性，与后天的教育无关，这我做不到，我内心深处对于死亡的恐惧让我坐卧不宁。

　　无论白天黑夜，医院里都没有黑暗的角落，死神躲在什么地方？通常意义上讲，死亡总与黑暗难解难分，死神就像苔癣似的喜欢阴暗和潮湿，它带着幽明的晦色，面目狰狞，与“光明、正义”那些美好的字眼儿毫无关联。然而当你以一个病人的身份住进医院（而且是身患绝症），住进这个死亡无处不在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对它别有一番认识的。

　　在这里，死亡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可怕，充满阴邪，色调晦暗；相反，它像生一样的光辉灿烂，一样的充满生机，甚至比生本身更有力量和光彩，也就更具有诱人的哲学意味，引导着你探询它的内在的美，最终，你会心甘情愿地攀附在它飞速旋转的轮子上，被它带到那个神圣的终极乐园。

　　你就这样像习惯了生一样的习惯了死亡，像渴望生一样的渴望死，在医院里，在这个死神的寄居地，有什么能比死更平常呢。

　　我从枕头底下掏出手表看了一眼，十一点一刻，我的思维活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悄悄地穿上拖鞋下了床，蹑手蹑脚地走出病房，当我随手带上房门的时候，迎接我的是一双陌生的眼睛。

　　那个有着一双陌生眼睛的护士笔直地站在护士站里，满是惊讶地问我道：

　　“孟小萁，你怎么还没睡呢，你不是明天就要做手术吗，休息不好对手术不利。”

　　我很沮丧，同时也为自己内心的恐惧感到一丝羞愧，尤其面对一个年轻而陌生的护士。我犹豫了一下，告诉她正是因为明天要做手术才睡不着的。护士眨了眨陌生的眼睛，问我吃没吃安眠药。在她眨眼睛的时候，我看到从她陌生的眼神中已经流露出同情。我点头。她轻轻地叹口气，无奈地坐回到椅子上，仰着头，可怜巴巴地看着我。然后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本想让她再给我两片安定，但我知道这个要求她是绝对无法满足我的，对一个护士来说医嘱就是她行动的天令，除此之外，即便上帝的命令她也会摇头。她见我站着不动，就温和地劝说我回病房。我还是不动，她抬头看西墙上挂着的那只脸盆大小的石英钟。她嘟囔着说，快十二点了，你明天是八点的手术吧。

　　一般来说，一个被兴奋、恐惧、失望等等不安定情绪左右的人，即便睡觉，也是噩梦连篇，醒过来的时候肯定无比疲累，我也不例外。早上，我被辚辚的车轮声、杂沓的脚步声以及嘈杂的人声，拽出那一连串将我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噩梦。我懒得睁眼，等着护工来喊我。听见八床在墙角的水池子那儿没完没了的刷牙，其速度根本不象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轻快而有韵律，让你觉得这个刷牙的人一定很健康很年轻。

　　有人在轻轻地推我，我让右眼稍稍裂开一道缝隙，没想到竟是七床。

　　自从她告别了呻吟声以后，就露出了她的“庐山真面目”，她是那样的年轻漂亮，除去疾病带给她的一些阴郁，总的来说她是一个颇具色彩的女孩儿，尤其是那双有些神经质的眼睛，更让人体味到一种心动的感觉。

　　她看出我眼睛里的疑问，就轻声对我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恐怕护工马上就要来推你了吧。七床的话音还没落，车轱辘的声音已经到了门口，接着就是一声狂喊：

　　“孟小萁——”

　　我连忙从床上爬起来，嘴里连声应着：“哎，是我。”

　　走在前面的那个护工仔细看了看我的眼睛道：

　　“昨天晚上没睡好吧，眼圈儿都是黑的。”

　　说着将平车掉了一个头，自己也跟着车转了个身，然后又说：

　　“一会儿躺在手术床上睡吧。”

　　接下来的一切我已经熟悉了，所以不用等命令，自己就开始做起来：把身上的衣服包括内裤全部脱掉，赤裸裸地爬到车上，平躺着，让两个护工用一副绿单子裹住我，只露出一个脑袋，像新生儿那样。

　　我突然觉得好象还有什么事儿没干，想了想，是梁雨，梁雨还没来，他说好一早就到，他是不会不来的。

　　天花板又在我的眼睛里旋转，我觉得医院里的天花板对病人来说极其重要，如果我建一所医院，我就让建筑工人在天花板上描龙画凤，好让病人们进出手术室，或做各种检查的时候心情愉快。而我看到的天花板是白色的、单调的、甚至是压抑的，天花板就像一条道路，通向我的受难所。

　　临进手术室的最后一秒，梁雨出现了。他的脸冻得通红，头发很乱，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梁雨死死攥住我的手，说是堵车了，赶上出租司机是个慢性子，急死人了，生怕赶不上手术前见我。听梁雨的口气似乎此刻就是诀别，我大有下不来手术台的意味。

　　我侧过身子，心里涌起无尽的不舍之情，表面却装出很平淡的样子。

　　“不至于吧，”我故意装出很松弛的样子，以掩饰我内心的恐惧，“手术会成功的。”后面这句话纯数从我嘴里溜出来的，是一种下意识的结果，没任何实际意义。

　　其实我觉得，到了这份儿上，一个癌症晚期患者，手术的成功与否跟这个人的死活，关系已经不大了，说白了吧，你做不做手术都是个死，只是你要不要全尸的问题。一般人都选择手术，即垂死挣扎，因为按照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做法，即便是垂死挣扎也比束手待毙好，与垂死挣扎相比，束手待毙是消极的，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信条。我当初脑子里有过放弃治疗的想法，也是想反一下传统，但我心里清楚，传统是万万反不得的，一个人反，十个、百个，甚至千个人都会来护卫，结果就是，由于你的反抗，传统愈发坚固，而你自己则加快了身败名裂的速度。遗憾的是，我将死无全尸，我的平整而光滑的肚子上将留下一道一尺多长的刀痕，这对于我这样一个疤痕体质的人来说简直惨不忍睹，我能想象得出我躺在灵床上时，那道又宽又长又红的刀痕是那样的醒目，甚至可以说神气活现。

　　在我手术以后的一次交谈中，张同坚决反对我如上说法，他说，那对于一个其他脏器的癌瘤，比如胃癌、肺癌、肝癌等等，施行手术与否是要考虑早期晚期的，的确，有的患者不宜施行手术；而妇科的癌瘤则完全不同，可以这样说，卵巢癌手术的最大失误就是不做手术。接着他给我讲了许多地方上的医院由于误了手术时机而使患者丧命的例子。我毕竟不是医生，无心跟他争论那些乏味的医学问题，我关心的是生命，我的生命。

　　“我能活几年呢？”我抛出这句在我脑子里转了一百八十遍的问题。

　　张同一时有点语塞。我猜他接受这样的问题恐怕已经成千上万遍了，他还是不能行云流水般地回答，这至少说明张同作为普通人的同情心没有泯灭，除去医生他还是个天生的人道主义者。

　　我说我是不是太贪婪了，这样问吧，我还能活几个月。

　　张同笑了，说，没那么严重，像你这样的患者，五年的成活率还百分之三十呢，你连这点运气都没有？

　　我说，这算你说着了，我永远是个倒运的人，命运之神永远不会对我抛眉眼的。

　　张同这次的笑容里充满温暖和同情，。

　　我被那两个护工七拐八拐地推进手术室的时候，一股极其浓郁的消毒水气味立即将我淹没了，一扭头，见张同和于捷像两根木桩似的齐齐地站在一旁，我用眼神与他们打招呼，张同要我别紧张，尽量放松，就把这当成只是睡个午觉而已。张同的话不起任何作用，医生不需要一副好口才，需要的只是一双灵巧的手，能够握着刀子剪子在一塌糊涂的腹腔里随意游走。

　　而我听了张同的话好象心跳反而加速了，似乎我的身体里只有心脏这一个器官，我整个的躯体都在随着心脏剧烈的跳动而拼命颤抖。我对张同说感觉很不舒服。张同对一旁的一个大夫说，给她氧气。又转头对我道：放心吧，你很快就没事了。

　　我的鼻子里插进了一根氧气管儿，一股有些厚重的气流顺着我的鼻腔溜进肺部，我全部的肺叶都为它的到来欢欣鼓舞。

　　一会儿的工夫，由于恐惧而来的心慌意乱随着氧气进入我的身体悄悄遛走了，我说：

　　“舒服多了。”

　　却见张同和于捷，两只手半握着拳停在空中，可见已经消毒完毕，只等给我开膛破肚了。

　　就在麻醉医师像烙饼似的，将我的身体翻过来掉过去的折腾了半天，最终将一管儿凉兮兮的药物推进我的脊椎，过了大约二十分钟，于捷便用一个针样的器械触及我的腹部，同时问我：还有感觉吗？我点头，他就站在一旁等了大约一分钟的样子，然后又重复刚才的动作和问话。直到我的身体像根儿木头似的，就是有个人拿斧头把我砍烂了，我也不会有任何感觉，只听于捷说声：好了。然后就有人用一个蒙了布的架子挡在了我的胸部，我的视线就仅限于天花板当中的那个无影灯了，我也就只能听到那些刀子剪子的“嘎嘎”的碰撞声，以及于捷他们偶尔的说笑声。

　　一开始我还饶有兴味地从那只无影灯的反射中朦朦胧胧地看到张同他们的模糊的身影，但没过一会儿，我的意识渐渐迷混不清了，我知道从我脚踝的静脉流入的药液里一定有镇静的成分，张同他们是想在阻断我的视觉的同时，扼杀掉我的听觉，我只好听从他们的指令了，严格地说是我的身体迫于化学药物的功效。

　　似乎我刚刚闭上眼睛，只小寐了一会儿，就又清醒过来。我又躺在病房里了，一切都是白色的，一切都安谧祥和，让你感觉到活着的美好，甚至充满了腐朽的细菌味儿的空气都让你觉得亲切，毕竟这一切都属于有生命的，与死亡暂且无关。我转动眼球四处看，发觉这已经不是我手术前的那间病房了，这间病房里只有两张床，比我原来那间病房多了许多医疗设备。我的床靠近窗户，我右边的病床上躺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当我将目光停在小姑娘身上的时候，我立即被她的美丽和楚楚动人的神情所吸引。

　　她正在用一根吸管儿啜饮一杯橙汁儿，她用两只手像抱奶瓶似的抱着那只玻璃杯，橙汁儿鲜亮的色彩在一片白色的底色中显得十分扎眼。女孩儿的床头略略摇起，她的身子半倚着，神情十分专注，两只眼睛低垂着，浓密的睫毛在眼睛的下方形成了两道半圆的弧线。我略微挪动了一下身体，以引起她的注意。

　　女孩儿有些吃惊地将头转向我，吸管儿从她的嘴边脱落了，几滴橙汁儿滴落在她的胸前，一双大而纯净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

　　“阿姨，你醒了？”

　　女孩儿的声音甜蜜蜜的，可能是刚用橙汁儿浸泡过的缘故。

　　说完，她将橙汁儿杯子小心翼翼地放到床头柜上，然后告诉我医生、还有我的家人刚走，不过他们一会儿就会回来的，说是去吃饭了。

　　我冲着女孩儿笑了笑，我感觉到身体异常虚弱，让我想起当年生蓓蓓时的感觉。我略微抬起头，我的左手上打着吊瓶，下身插着尿管儿，心脏以及血压监视器都为我工作着。其实这时候麻药劲儿还没完全过去，疼痛还没有对我发起疯狂进攻，只是那些管子什么的限制住了我的行动，让我只能像具木乃伊似的眼望天花板，读那本“无字的天书”了。

　　“你疼吗？”

　　小女孩儿的声音飘进我的耳朵。我转过脸，几乎是用眼睛的余光在看她。我摇摇头。她就夸我如何如何坚强勇敢。我想问她得的什么病，怎么会住到这种病房来。但我却说不出话，嗓子干得冒烟儿。

　　病房的门开了，王丽走进来，脸蛋靓丽得像一朵盛开的花。她露着一口整齐的白牙，问我感觉怎么样。我点点头。她问我点头是什么意思，是好呢还是勉强可以，要不就是应付她的问话。她的声调轻快、有弹性，一如她身上的东西，比如皮肤、脚步等等，总之是又健康又年轻的一切。

　　我说嗓子干得要命，能不能给点水喝。

　　听我这么说，王丽旋转身走出病房，一会儿于捷进来，问我口渴？好象王丽在说谎，他要证实似的。我点头。他对站在身后的王丽说，给她补点水，再加500的葡萄糖吧。

　　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走进病房，女孩儿喊她奶奶。她坐在两张病床中间的椅子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女孩儿。过了大约五分钟的样子，老太太问我道：“刚做完手术？”不等我回答又道：“能下床就下床活动，要不以后肠粘连就麻烦了，再弄个肠梗阻更糟糕。”

　　最终我还是如老太太所说得了肠梗阻，但那不是因为不活动导致的，而是癌瘤大面积的转移到了肠道造成的，那表明我在与死亡争斗中输定了。

　　女孩儿说要去楼道里玩，话音没落，人已经跳下床冲出屋门。女孩儿出去以后，老太太转过身对我说：

　　“就这么一个小人精儿，也能得什么癌症，那种病也是随便得的，她爹妈还在国外，什么都不知道呢，你说我怎么向她爹妈交代呢。”

　　我想安慰她，可张了张嘴却没声音。这时一位胖乎乎的中年男人走进病房，后面还跟着几个漂亮女人，那几个女人有的手里拿着花，有的提溜着装满食品的塑料袋。那男的看着极为面熟，却一时想不起是谁，这时就听老太太同中年男人打招呼：

　　“董浩叔叔来了。”

　　我才想起他是电视台主持少儿节目的那个董浩。他们在一旁说着小女孩儿的病情，老太太禁不住掉起眼泪来。而这工夫我却由于麻药劲儿彻底过去了，身体由刚才的隐隐作痛变为疼痛难忍，就像有一把刀子在我身体的各个部位上猛扎乱砍，让我防不胜防，只能一通的“嗷嗷”狂喊，惹得一旁说话的老太太和“董浩叔叔”停下交谈同情地看着我。在我狂喊了四、五声之后，王丽走进来，她将两只手揣在白大褂儿的兜里，站在我的床前笑吟吟地望着我，似乎她看到的只是剧院里上演的一出活报剧而已，我那种撕心裂肺的呼喊只是一种对于痛苦的摹仿，她笑则是在赞赏我的演技高超。

　　没过两分钟，梁雨走进来，看到我痛苦万分的样子，慌忙将手里那束白色的百合花扔到床头柜上，紧张地问王丽怎么办。王丽说等于大夫来了再说吧，没人敢给她用药。

　　老太太和“董浩叔叔”知趣地出去了，王丽对着梁雨的耳朵说了句什么也走出病房。梁雨走近我，带着一身的忧愁和凄惨的爱情，他轻轻地抚着我的右手，我感觉到他的手在微微颤抖，那是从他的心传出的，是因为一种怜悯？同情？或者已经分辨不出颜色的爱？

　　我在自己那一声接一声的嚎叫中艰难地打发着时间，在疼痛的间歇里品味着疼痛的尖锐，以及它那摧枯拉朽的气势。疼痛是人世间所有感觉里最强烈、最激动人心、最能让人忘乎所以的一种，也就最难以忍受，最令人失魂落魄、寻死觅活。所以，即便梁雨忠贞不二的爱情，对于我的疼痛也无济于事，相反，他的不由自主的颤抖让我反感，我更需要他的坚强来支撑我脆弱下去的神经，而那种颤抖（尤其是来源于一个年轻健康的身体）将我身体里残留的勇气全部抖掉了。

　　“你不要再颤了！烦死人了！”

　　我趁着疼痛小憩，嘶哑着嗓子喊了一声，梁雨听到我的喊叫便像触电似的动了一下。这时，又一阵疼痛冲击波似的掠过我的五脏六腑，超越了我的思维和意志，让我在它面前丧失了一个文明人应有的行为准则，我用一种更加疯狂的嚎叫与疼痛抗衡。我知道，用世俗的眼光看，迫于疼痛的压力而大呼小叫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百分之六十的中国人认为忍耐是一种美德（这只是粗略的统计，实际上比例还要大），在生活中你要忍受贫穷以及生活的枯燥；在医院里就要忍受疼痛，你因为疼痛而嚎叫，至少说明你不够坚强和勇敢，而坚强勇敢的反面则是软弱、胆怯，这样，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你都已经丧失了某种美德。

　　这些思考都是疼痛过后的反思，而此刻我已被疼痛折磨得几乎可以说人事不知，脑子里除去对于疼痛的恐惧外什么都没有，像一片收割过的庄稼地，过去的一切统统不留痕迹。

　　在张同走进病房的一刹那，我的一片空茫的思维中就闪现出了一个强烈的念头：人民的大救星来了！

　　张同的脸上还是那副悲天悯人的微笑，他轻捷地走到我的身旁，带着一股清风（这是污浊的病房里绝对不可能有的，到我临死前也没弄明白伴随着张同的那股清风从何而来），他示意梁雨让开，然后弯下腰轻轻掀开被子，解开那根紧紧捆缚着我的带子，查看我的刀口。奇怪的是，在张同做这一系列动作的时候，刚才还万分凶猛如狼似虎的疼痛已不知去向。

　　“还好吧？真的很疼？”

　　张同一边为我重新将身体包裹好，一边侧着头问我。

　　王丽走上来帮张同，于捷则插着两手站在一旁，脸上一副看热闹的表情。于捷是大夫里面的另类，他既不象张同那样有着漫无边际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也不象大多数医生，对于病人的病痛熟视无睹，在他那副近乎玩世不恭的表情下隐藏着什么，是谁也揣摩不透的。

　　我嗫嚅道：“刚才很疼……现在好多了……”

　　张同直起腰，凝视着我说：“最好能忍一下，阵痛药对你会有副作用的。”

　　略微停顿了一下又道：“这种术后疼痛应该是能忍受的，而且依照你的情况……”

　　张同没有说下去，他不刺激病人，这是后来在许多次的交谈中我了解到的，张同的思维是标准的医生式的，他在考虑人的精神状况的时候总是以身体为前提，一不留神他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在以后的一次约会中，张同对我说了下面一番话。我们当时是在东交民巷那条幽静而洋气的街上的一家上海菜馆儿里吃饭，我已经历了三次化疗，头发掉得一根儿不剩，所以尽管当时正侄盛夏，我还是戴了一顶飞着花边儿的兰色蜡染小帽儿。他见我吃得满头大汗，就建议我摘掉帽子。我听张同这么说，就连忙用手护着我的头，生怕有人猛然将我的帽子掠掉。他看了看我，沉吟了一下道：

　　“病人的神经十分脆弱，可以说，当一个人的身体患病以后，这个人的精神也就跟着出了问题，这么说吧，通常意义上讲，健康的精神有赖于健康的肌体，你能同意我这话吧？”

　　张同说完，夹起一片蜜汁儿糯米藕放到嘴里。

　　我问他那我做完手术后为什么不让我喊叫。他有些吃惊地张大嘴，说他并没有不让我喊叫，只是觉得我的精神世界非一般人，毕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嘛。张同的幽默很愚蠢，远没有他的医术那么高超。

　　我仔细想了想，的确如张同所说，并非他不让我喊叫，而是我看见了张同以后就再没叫唤过。

　　我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于捷和王丽消失了，梁雨还傻傻地躲在一旁发愣，显然，在医院这个特殊场合，医生的地位与上帝无二，其他的人只是可怜的陪衬而已，梁雨，以及他那对于我的成分复杂的爱情都是那么的不起眼儿，像是一件过时的衣服，看起来可怜兮兮的。

　　我说不清楚到底是因为我意识深层的喜新厌旧的传统恶习在起作用，还是由于梁雨和小凌的那段爱情让我“怀恨在心”，反正无论梁雨如何向我表达他的感情，我都无动于衷，就连我自己也感觉到一种可以称之为残酷的东西在我身体里窜来窜去，由此我想到，残酷的确是病态的，尤其在我这样一个癌症患者身上。

　　张同走出病房的时候，在梁雨身旁站住了，然后他示意梁雨跟他出病房。我能猜出张同对梁雨都说些什么，无非是老一套，不外乎是些临终关怀之类的嘱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