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以后，梁雨回来了。我问他张同都跟他说了些什么。“还能说什么，不就是那些话吗，还能有什么新鲜的。”梁雨表现出对于张同的不屑一顾。

　　“你怎么不叫唤了？张同对于你来说也就相当于一针吗啡，止止疼也就算了，你真指望他能爱上你？做梦吧。他那种人无论脑子里还是眼睛里，有的只是器官和组织，他要是脱了那件白大褂儿就什么都不是了，跟一傻逼没什么两样。”

　　梁雨的话虽然可说是“一针见血”，但对于我来说却失去了一针见血的效用，我既没因为他这番话心惊胆战，也没有因他窥破了我的心思而羞愧难当，相反，我相当坦然，我平展展地躺在病床上，眼睛的上方是晶莹的药液一滴一滴地朝我的血管里不厌其烦地流，耳旁是心脏监视器不时发出的“滴滴”的声响，窗外的夕阳虽然失去了力量，但让你觉得暖融融的，与我虚弱的体力正相匹配，身体里的疼痛彻底沉睡在某个角落里，舒适的氛围便在整个病房里弥漫开。细细想来，这种坦然恐怕仰仗于我身体里的癌细胞，谁能不承认癌细胞是细胞家族里的老大呢，有了它我还怕谁？

　　我翻一下白眼，警告梁雨，你说这些没用，我已是个垂死之人，除了生和死，世间的一切对我都没用。我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至于张同傻逼不傻逼跟我没多大关系，就算我爱他（说出‘爱’这个词儿的时候，吓了我自己一跳，因为在这之前我对张同的感情很暧昧，谈不上爱），那我也只能将这种高尚的感情带进坟墓，谁会接受一个得了不治之症的人感情呢。

　　临近吃晚饭的时候余利和蓓蓓才来。余利的羊绒围巾上残留着雪粒儿，我问下雪了？余利说已经下了大半天了，越下越大。蓓蓓的脸冻得通红，她像只小鹿似的窜到我面前，搂着我的肩撒娇。她爬在我的耳朵上悄悄对我说，妈，李扬吻我了。我问她什么时候。昨天下了体育课，收铅球的时候，男生他收，女生我收，我拿不了，李扬帮我，他突然把嘴凑到我的嘴上，然后就吻了。在操场上？是呀。没人看见吗，你们老师也不管？老师管这个干吗，不过老师早回办公室了，而且我们接吻的时候是在一个空挡，就是大家都回教室拿课本的时候，因为下一堂是计算机课。那你们不拿课本？蓓蓓烦了，她没有耐心再解释下去，这一代人是不愿意将时间花在解释一件事情上的，哪怕别人误解，他们也不在乎。我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那他没什么进一步的举动？蓓蓓摇头。我让蓓蓓最好这一段时间躲他远点，否则这种青春期男孩儿情欲大发作，你可就要倒霉了。蓓蓓笑起来，妈，你还挺懂的。我说废话，我都多大岁数了，再不懂这个就更没法活了。停了一会儿，蓓蓓又悄悄对我说：

　　“妈，我很好奇，能不能跟他来一次。”

　　“不行！”

　　“为什么？”

　　“你是学生呀！”

　　“谁说学生不许有性生活了。”

　　我和蓓蓓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惹得在一旁聊得正欢的余利和梁雨扭头看我们。

　　我被蓓蓓问得哑口无言，幸好这时一阵疼痛袭来，我忍不住大叫了一声，这才打断了我和蓓蓓的交谈。梁雨和余利一边一个站在我身旁，看得出来，两个男人对于我的关切程度是相同的。他们几乎一口同声问我要不要找大夫。我摇头，不一会儿只觉得周身已经大汗淋漓。无奈，梁雨叫来了值班医生，是个从安徽来的实习医生，鼹鼠似的眦着两颗门牙，他佝偻着身子站在我的床前看了我大约三十秒，就吩咐护士（那个有着一双陌生眼睛的护士）给我一针镇静剂，让我睡觉。护士接了旨像只蝴蝶似的旋转着出了门，一会儿就举着个针管儿进来了，她将针管儿里的药液注入到点滴瓶里，然后轻轻说了声，好了。就又旋转出去了。

　　再醒过来时，天已经黑透，说不准几点钟，我看见只有余利一个人借着墙角的一盏壁灯看报纸。那个小姑娘已经睡着了，老太太坐在椅子上打瞌睡。见我醒了，余利说，呀，你可醒了，张主任来了三次，还有那个安徽实习大夫，好象安徽大夫给你用错了药，不应该用那么大剂量的镇静剂，我看那个安徽大夫也怪可怜的，岁数绝对比张主任大，可让人家给训的够戗。张主任平时倒挺和蔼，训起人来简直是个暴君。

　　镇静剂的作用还没有完全消失，我的身体和意识沉得像石头，在加上四周既安静光线又暗，所以我打算再睡下去。可刚一闭眼余利就叫我，孩儿她妈，别睡了，一会儿张主任还要来看你，你就忍心让那个安徽大夫再遭训斥，醒醒吧，我陪你聊天。

　　我闭目阖眼地道，我只休息一会儿，没有睡呀，你尽管说你的。我听见余利走近我，然后摇我的胳膊，拽得我手上的针头一个劲儿地剜我的肉，可我就是睁不开眼。我听见老太太轻声阻止余利道，你让她睡吧，你看她困的。

　　我被一片嘈杂声包围着。我的船在水里漂浮，我觉得是在北海划船，跟中学同学在一起，一个外号叫杨大王八的男生掉进水里了，他身上那条极薄的短裤紧紧贴着肉，其他的同学看着杨大王八那凸显的阳物笑个不停。我看见那个叫王霞的女同学脸红红的，一言不发，我想，她肯定想到了那个，我心里禁不住也有些异样。

　　一片雪白映入我的眼睛。一群白大褂儿在我床前围成了一个半圆，他们簇拥着张同，眼睛都虔诚地望向他，似乎在朝拜。张同不厌其烦地叙述着我的病情，就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或者假装我不在场，要不就当我是个丧失了思维的人，躺在病床上的只是一副躯体而已。反正我面对一帮查房的大夫完全没有了人的感觉，我的行为都不能由我自己支配了，我是个偶人儿，任意由他们摆弄，他们根本不用征得我的同意就可以随意地查看我的刀口（刀口虽然是他们赐与我的，但毕竟在我身上啊）。你看，此刻张同正示意于捷解开我身上的腹带，让大大小小的实习大夫们观赏我的刀口，然后向他们讲解这种手术的术后护理，以及下一步的治疗。讲解完了，又示意于捷和另外一位年轻的小个子男大夫帮我将附带捆好。在做完这一切以后，于捷瞥了我一眼。

　　白色的潮水退去以后，倦缩在角落里的余利像块岩石一样露出来了。他爬在椅背儿上熟睡着，报纸落在地上，张同他们竟然没有哄他出病房，按常规大夫查房的时候是不允许病人家属在场的，就连小姑娘的奶奶都不在病房了。

　　大夫们退出去没过两分钟，于捷又折回来指着余利对我说，让他出去吧，查房的时候家属不能在病房里。又说：

　　“如果可能，今天最好下地走一走。”

　　“你是说让我下地走路？”

　　于捷略带嘲讽地接着道：“走路有什么希奇的，眼睛瞪那么大干吗。”

　　“可我……”

　　“你要是想尽快恢复就听大夫的。”

　　说完，于捷就出去了。这时余利伸着懒腰站起来，打着哈欠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让他赶快回家睡觉去，他眨了眨眼问我大夫查完房了？我告诉他查完了。他从皮衣兜里掏出手机打开，没一分钟铃声就响起来，余利“啊，啊”地应着，刚接完一个，紧接着又一个电话打进来。这次余利没接，对我说他先去公司处理一些业务，一会儿梁雨就到。

　　手术的第二天，就是于捷告诉我尽量下床的那天，一整天我都被疼痛折磨得死去活来，我就是再怎么嚎叫，也没人敢给我用镇静剂，我怀疑是于捷成心整治我。到了下午于捷单独一个人来查房，见我痛苦万分，笑笑对我说：

　　“你要是疼就喊一声，不要紧，在医院里喊叫没人嘲笑你，而且，最新医学研究表明，喊叫可以使得痛苦减轻百分之三十，是抵御痛苦的最好办法，”临出病房的时候又转过身加了一句，“我个人还认为这是最环保的止痛方法，无污染。”

　　我发现在大城市里生活人人都有做广告的欲望。

　　奇怪的是，于捷一走，我的疼痛也随之消失了。接下来的三四个小时直到晚饭过后，我的身体舒服得就像一个健康人。我甚至有了一种错觉，我并没有生病，这一系列残酷的现实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错觉毕竟是错觉，那只没打点滴的手摸着我那被腹带捆得结结实实的身体的时候，错觉就消失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我是个癌症患者，我将不久于人世。一想到这个，我就连下床的欲望都没有了，心想，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也活不了几天了，难道在我临死前还要任人摆布不成，还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所以我就软塌塌地躺在同样软塌塌的床上，我让梁雨把病房的门关严了，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声音统统关在门外。临床的小姑娘一直酣睡，是个地地道道的睡美人，医院里的睡美人，死神面前的睡美人。也许是我醒的时候她刚好睡去，而我睡的时候她又醒着的缘故。

　　晚上将近九点钟的时候，王丽走进来对呆坐在一旁的梁雨说，你可以走了，病人不用再陪床了，夜班护士会照顾的。梁雨站起来，嘴里唠叨着：可是……，被王丽打断了，没什么可是，走你的吧。王丽将梁雨哄出病房以后，笑眯眯地走到我床前对我说，明天争取下床吧，老这么一动不动地躺着非出毛病。

　　第二天一早，张同他们查房的时候给我拔了尿管儿并吩咐可以进流食了。查完房没多一会儿，大姑父来了。跟上次来医院一样，手里提着好几个装食品的塑料袋，透出那些食品花花绿绿的包装。大姑父拘谨地坐在椅子上，似乎想问什么又不好意思开口，我告诉他手术做得挺成功的，别担心了，过几天就出院了。停了停，我问，大姑不知道吧。大姑父点头。在我同大姑父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不知道还说什么的时候，临床的小姑娘醒了。

　　她像童话里那个真正的睡美人一样，用手揉了揉那双大而纯洁的眼睛，带着充满睡意的眼神朝四周看，似乎一时忘了自己的处境。她将目光落在我身上，我说你醒了，大夫已经查完房了，他们没叫你，谁忍心打搅睡美人的好梦呢？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看到大姑父的时候脸上现出疑惑，我告诉她是我的大姑父。她有些疑惑地点点头，然后问我她奶奶怎么还不来。我笑着说，那是你奶奶又不是我奶奶，我怎么知道她为什么不来。

　　我转身对大姑父说，您回吧，我可能后天就出院了。大姑父刚走，原来病房的七床推门进来，她已经脱了病号服，穿着一件浅粉色的羊绒衫，下身是一条发白的弹力牛仔裤。她一进来就回身将门关严，脸上的笑容也变成粉色的了。她说她今天出院。我问她什么时候化疗。她说可能不用化疗了，因为是早期，发现及时，所以没有失去最佳治疗时间。

　　我说你看，还是你运气好，这种病能早期发现简直是老天爷格外关照你，前世不知道你修了什么德行，回去好好活着吧。七床不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笑，过了一会儿她问我听于捷说八床的事了？我问她是原来的八床还是现在的老太太。当然是原来的八床。我摇头，我这几天哪还有心思管别人的事儿。

　　七床将浅粉色的身体靠近我，我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水味。

　　“昨天晚上晚饭过后我散步的时候，走到医生值班室听到的，说施嫱的病基本已无药可救，做不做化疗一样，只是时间问题，而存活时间的长短跟化疗已没多大关系了。”

　　七床的声音压得很低，生怕一旁的小姑娘听到。

　　我这才知道八床原来叫施嫱，很妩媚的名字。

　　“那究竟八床还有多长时间呢？一年？还是几个月？”我的声音也很低，低得我自己都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七床伏在我耳朵上道：“恐怕只有一个多月了……”

　　我吓了一跳，手一哆嗦，手背被针头剜了一下，接着心便往下沉，好象还能活一个多月的不是八床而是我。七床往后挪了挪身子，有些异样地盯视了我一会儿，然后站起来伸出右手在我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让我好好保重。

　　七床的浅粉色羊绒衫消失的时候，我的情绪便无可挽救地坏下去了。不管怎么说，死，的确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想一想你就要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你再也不能感受这个世界的冷暖、明暗、阴晴，以及它带给你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爱情与仇恨等等那些人类才能有的高级情感；更不能品味各种美食，享受席梦思软床带给你的美梦，体味你和你的情人令人心跳的幽会，总之世间一切一切的妙处，正因为你的即将消失而变得模糊不清，那种随之而来的遗憾也就真正地演化成恐惧。此刻，恐惧正像无数把铁锤敲击着你的心脏、连同你身上所有的器官，小到每一个细胞。

　　一上午梁雨和余利都没露面，死亡带给我的恐惧阴云不散，身体虽能保持常态，但我的心一直在抖，这表现在我不得不同小姑娘说话的时候嗓音不由自主地发颤。所以不得不同她说话，是因为小姑娘的奶奶不知为什么眼看快到中午了还没露面，小姑娘不停地问我她奶奶为什么还不来，会不会出事，她奶奶有心脏病。可我完全心不在焉，哼哼哈哈的应付她，我的心情在死亡上，在对于死亡的恐惧上。我问她为什么爷爷不来，爷爷不喜欢你吗。爷爷早就死了。小姑娘说完这句话就一直皱着眉头，她皱眉头的样子很可爱，让人很难同生气和发愁这种词儿联系起来，就是说无论她伤心痛苦还是高兴欢乐，对这个世界都没多大影响，就像她那即将逝去的微不足道的生命。

　　我猜不出她是为爷爷死了难过，还是为她奶奶迟迟不来而发愁，整个的病房都因为她而充满一种淡淡的忧伤。

　　“看来咱们是同病相怜了，咱们是被遗忘的、被抛弃的可怜虫，没人管没人问，即便烂没了，也不会有人注意的。”

　　我有些发狠地道。其实，我这是在自言自语，发泄我心里的怨气，一个死到临头的人不会有什么好心情。

　　我突然发现小姑娘吃惊地望着我，准确地说是对我刚才的话的不理解和一种轻微的恐惧。我有点后悔，毕竟她的精神是简单而健康的，我怎么忍心以我的肮脏去无情地污染她呢。对她来说世界几乎还是个未知数，也就无所谓地狱和天堂。

　　有一个问题老缠着我：你是了解了这个世界、体验了人生的甘苦而后死去好呢（像我这样），还是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完全处于混沌未开（像我临床的女孩儿），几乎等于没真正活过，也就没有遗憾好呢。

　　思考的结果是：各有千秋。就像两种味道不同的水果，无可比性。

　　十一点一刻的时候，张同来了。我无精打采地瘫在床上，而张同是精神饱满地站着，大夫和病人的区别就在这儿，病人永远是玉体横陈，而大夫则是永久性地竖立，无论什么样的病人在大夫面前都会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谁让你的躯体已经失去了健康呢。

　　张同的右半边脸和鼻子的右侧都反着光，最亮的光点随着身体的移动变换着位置，这为他举手投足间显现出的幽雅增添了一种神韵。

　　他问我还没下床？并说照这样的话，后天就出不了院了。他走过来查看我的伤口，“伤口愈合很好，早应该下床活动。”他退后一步对我说：

　　“现在试着自己起来吧，”他比划着让我起来，“还是那句话，生命在于运动，你要躺到什么时候。快起来！”

　　他将吊瓶从钩子上摘下来举着，继续命令我。王丽闻声进来，想接张同手里的吊瓶，被张同拒绝了。王丽转身想扶我，张同阻止王丽道，让她自己起来，她完全做得到。

　　我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勉强从床上坐起，又忍着头晕和肚子上刀口的疼痛用脚寻找那两只久违了的拖鞋。张同示意王丽为我把鞋摆放好，我在穿上鞋的一刹那，感觉到那根本不是什么鞋，完全是两朵云彩，或者是两块海面，总之我的脚下腾云驾雾一般软绵绵的，别说找东南西北，就连自己在天上还是地下都分不清了。

　　“迈步！”张同大声地喊着，几乎不给我喘息的机会，他知道我的生命的指数，就是说一个病人到底有多大的耐受力在张同心里是明明白白的，他不会被你的表面现象迷惑。

　　但我必须步履蹒跚，我必须东倒西歪晕头转向，必须在我原本就有的虚弱基础上更加的虚弱，因为我是病人，且病入膏肓。

　　我在张同的引领下朝病房的门口走，从我映在墙上的影子看出我的头发像荒草一样支棱着，我想找面镜子照照自己，看我究竟被疾病折磨成什么样子了。我知道在护士站对面的墙上有一面半米长三十公分宽的镜子，于是那面镜子成了我的目标。

　　我走出病房的一刹那，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能站起来并在地球上行走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啊。护士们的脸色虽然有些苍白，但她们的步履是健康而轻快的，富有一种自信的使命感；大夫们就更不用说了，每个大夫都是上帝，病人的上帝，所以他们的脚步就比护士显得沉重、有力量。

　　我看见了八床的老太太，她正端着饭盒往自己的病房走，看见我，她站住了，一头厚厚的白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冲我微笑的时候还用手将头发抿了抿。

　　“下床啦？”跟我打招呼的时候八床忍不住看自己饭盒里的饭菜。

　　我尽量将自己的身体弄得直一点，以免在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面前丢份儿。但我的肚子上仿佛有一根儿抻不直的皮筋儿，我的身体就像一张弓似的患了永久性弯曲症。我想让我面带微笑，可一个身体痛苦的人是无法微笑的，除非他有甘地那样伟大的精神。我还想声音圆润地回应她的招呼，但我从下了手术台到现在都是以点滴来补充身体里的水分，靠那点水分想让嗓音圆润是不可能的，我说：下床了，您吃饭啊。嗓音连沙哑都不能算，充其量就是个嘶哑，险些没能发出声。

　　七床又低头看她的饭盒，我猜里面一定有她十分喜欢吃的菜，这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就挣扎着朝老太太的方向走，恰在这时有人大声地喊：“张主任，您来一下！”护士站里的一个小护士跑过来接过张同手里的吊瓶，张同一边匆忙地朝着喊他的方向走，还一边回头对我说：尽量多走路，否则没好处。

　　我不认识帮我拿吊瓶的护士，护士里我只认识王丽和那个有陌生眼睛的，而且在我们病人的眼里她们的外形都一样，倒是大夫可以通过他们的不同发型看出一些个性，护士的头发完全被那顶船形护士帽遮住了。

　　小护士问我往哪儿走，我示意去老太太病房。等我历尽千辛万苦到了老太太的房间，也就是我原来的病房的时候，一推开房门，一股浓郁得能让人昏倒的肉香味扑鼻而来，这让我的精神为之一震，步子竟然比刚才轻快了许多，我已经好几天水米没沾牙了，更何况肉。

　　我一屁股坐在离老太太最近的那张白色木椅上，小护士像个卫兵似的站在我的身旁为我高高地举着吊瓶。老太太从饭盒里夹起一块蒸得烂烂的梅菜扣肉，问我要不要来一块。我拼命地吞咽着无法抑制的口水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不简单！”老太太将那块夹起来的肉放在自己的嘴里，一边惬意地嚼着一边夸我，“第一次下地就走这么远，真不简单！”老太太说话的时候一股股肉香从她的嘴里涌出来，刺激着我的神经，弄得我哈喇子都快搂不住了。我慌忙咽了口唾沫道：

　　“其实我昨天就该下床了，可就是……”

　　我的嘴里唾液丰富，到了不能开口的地步。

　　“就是不愿意下来，破罐子破摔，对不对？”

　　老太太将饭盒放在两腿上，很自信地问我。

　　我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眼睛却盯着她腿上的饭盒。我希望她继续吃，继续散发肉的香味，好让我的嗅觉得到充分的满足。

　　“您不打化疗了？”我问老太太道。

　　“打着呢，你没看出来？”

　　她将饭盒重新端起来，继续吃她的梅菜扣肉，继续散发肉香。

　　“可您竟然还？”

　　“吃大肥肉。”

　　她接了我的话茬儿，我注意到她的眉头轻微地皱了一下，她用勺子侩了一点碎碎的梅菜末，放在嘴里缓慢地嚼着，这时老太太压低了声音对我说：

　　“闺女，你以为我没反应啊，我也恶心，不想吃东西，可我就要跟自己斗一斗，跟我的病斗一斗。”

　　我茫然地看着老太太，她像一块活动的石头一样无法解释，她的敌人在哪里呢，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她的敌人吧，她要把一切当作她碗里的食物吃下去，不管消化不消化。

　　我几乎走不动了，扶着墙上的扶手虚弱地喘气。小护士担心地看着我，她问我要不要叫两个护工来帮忙。我摇头，我想象要是两个护工一左一右搀着我，旁边再跟着一个举吊瓶的，我成什么了，整个一个废人。幸好梁雨不失时机地朝我走来，我索性任自己像一块稀面团似的瘫软下去，我知道梁雨会轻盈地抱起我。

　　果然，我已经躺在床上了。梁雨告诉我刚才晕过去了，身体太虚弱了，于捷来过，埋怨了那个小护士，不应该由着我的性子胡来。“我是听从张同的指令走路，怎么是胡来呢。”我气喘吁吁地分辩道。梁雨做了一个制止我说下去的手势，并用一只手轻轻捂住我的嘴，进而抚摩了一下我的脸，没想到我的身体里竟然有了一阵冲动，我说不清这冲动是源于性，还是其他的什么，反正我身体里开始涌动着一股热辣辣的东西。

　　张文正和小姑来接我出院。

　　张文正去办出院手续，我和小姑坐在病房里等，而我的床已经来了新的病人，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少妇，正在整理她的东西。我和小姑就有点碍手碍脚，我对小姑说要不咱们去过道里等。小姑说干吗，过道里多冷啊，就在这儿等。这时临床小姑娘的奶奶来了，问我今天出院啊，我说是，我问小姑娘到底什么时候手术。小姑娘奶奶叹口气，说是要等她妈从美国回来再定。她妈什么时候回来呢。小姑娘奶奶摇头。

　　少妇的东西已经整理好了，此刻腰背挺直地坐在床上听我和小姑娘奶奶聊天。其实，我没什么心思聊天，我是在等张同，张同在我心里已经占有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首先我已经将我的身体“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他（我的最隐秘的部分在他面前已经暴露了无数次），其次，因为精神是附着在肉体上的，我既将肉体交与他，精神也就跟随而去（我这种观点遭到梁雨的多次激烈反对，他说我是一个‘古典傻逼’，又说我虚伪）。

　　张同当然没来，在他眼里我和其他病人没什么不同，所以一个病人的出院在医院里是再平常没有的事情了。

　　张文正开车，小姑把东西放在付座上，我和小姑坐在后面。我只是从住院大楼走到车里的工夫体会到久违了的自然空气。北京一月份的天气干冷干冷的，我们钻进车里的时候小姑对我说，看，张同。我透过不太干净的车窗玻璃朝外看，见张同正和一个穿白大褂儿的女大夫说话，张文正说，那是他老婆。

　　我们的车开过张同和他老婆身旁的时候，我尽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恨不得眼睛一下子变成照相机才好。我模糊地看到张同老婆的脸上有一双大得惊人的眼睛。

　　张文正边开车边说，怎么样，大吧，这是我们医院“三大”之一，大眼。小姑问那两大是什么。皮肤科一个姓张的女大夫的乳房，那才真叫“巨乳”，还有就是大臀。张文正说这话的时候语调里不乏得意，好象“巨乳”、“大臀”是他造就的。

　　从X医院到家不过五六站地，而且市中心的站又特别小，骑自行车也就一刻钟的路程，只是正好赶上下班的高峰，走走停停的，用了将近一个小时，到家的时候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了。

　　我被小姑搀扶着朝我的房间里走，刚在沙发上坐定，大姑父就进来了，问能不能去看看大姑，因为一直骗她说我出差了，刚才院子里一闹腾说是我回来了，大姑嚷着要见我。小姑对大姑父说，呆会吧，你看她累的。

　　我索性闭了眼靠在沙发上不说话。大姑父停了片刻，没再说什么出去了。张文正根本没进屋，我听见小姑走到院子里对他说让他去她的屋子呆会儿。小姑又进来的时候我问她什么时候结婚

　　“已经结了。”小姑很平淡地说。

　　我睁开眼睛有些吃惊地望着她。

　　“你住院的时候，领了结婚证而已。”小姑道，“婚姻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当两个人爱的好好的，婚姻就来捣乱了，简直像个可恶的第三者。”

　　我仔细琢磨着小姑的话，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婚姻对我来说已经十分陌生了，而且我的状况已经不允许我对它有任何的想望了，但感情依旧朝我招手，确切地说是我死死地抓住感情这根稻草不放，细想起来，这茫茫人世间有什么是你不能割舍的，除了那种虚无缥缈、让你抓不着看不见、却又令你为她神魂颠倒的所谓感情以外还有什么！试想，在你弥留之际，你肯定是拽着你家人或情人的手不放，至于那些身外之物诸如房子、车子、钞票一类的东西早被你忘得一干二净。

　　小姑并没有脱掉外面那件浅驼色的羊绒大衣，我说你赶快过去吧，张文正不是等你吗。

　　小姑走了以后屋子里就剩我一个人了，一个多星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一个人独处，作为一个病人，在医院里，无论什么时候总有人在你的目力能及的地方，就算你拉屎撒尿也有人看护你，何况我的大小便活动一律是在床上进行的。而当一个人彻底丧失了独处的可能性的时候，那你同时便丧失了独立思想的能力。所以我的思想到目前为止处于极度混乱状态，比如我搞不清楚张同、梁雨在我的生活中的确切位置，在我死之将致的时候，我的感情归属于谁呢；还有便是关于生和死的问题，因为当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得的又是一种不治之症，他（她）想的最多的就是死，然后是因为死亡临近的恐惧。

　　此时此刻，我回到了我一直生活的环境里，环视四周，所有的家具、器物上纤尘不染，这一定是大姑父帮着打扫的。我不知道他是每天来打扫呢，还是知道我今天出院特意打扫的。我希望他是每天打扫，像我天天都在这屋里一样,而且我希望我死以后他也能天天打扫，就像《雷雨》里面侍萍的房间一样，天天有人打扫。我这种充满了感情的幻想显然是一个内心充满生之渴望的人才有的心理，但我确确实实是个死之将至的人，其实人真正死了以后那些感情的做秀没一点意思，确切地说那些感情的技术是活人“秀”给自己的。

　　我佝偻着身子在屋子里像个老年人似的走来走去，摆在书架上的一对铜烛台是我去山西出差带回来的，越擦越亮，几乎可以当镜子照。但我一次都没有给它们派上真正的用场，它们只是我屋子里的装饰品。我的生活是不用装饰的，因为我已经接近了生命的实质，你快要接近终点的时候还需要什么装饰？一切装饰都是多余的。

　　我听见张文正在我的窗根儿底下跟我告别，让我好好休息，过一个月还要化疗。然后就听见他和小姑杂沓的脚步声由近及远，最后消失。又听见小姑走回来，拉开我的房门，见我大弯着腰站在屋子当中就过来扶我，被我拒绝后，她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出一口长气。

　　“真他妈的，”小姑骂了一句，“结婚真是一件烦心的事，要知道这样还不如一个人的好。”小姑说完，像一条躺在岸上的鱼，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我感觉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医院是个“世外桃源”，除了生死你就不用想别的了。现在我不得不又一次地面对真实的生活，无论我愿意不愿意，此时此刻都要听小姑关于婚姻的抱怨。

　　我走到床边，缓慢得象只蜗牛一样侧着身子躺到床上，床罩是我喜欢的那条暗蓝色的，大姑夫真是个细心的男人。床罩很凉，我的右半边脸感觉到它对于我的冰冷，我始终相信世上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无论是人赋予的还是它们原本就有的。其实我一走近屋子就感觉到所有器物的冰冷，因为我的离去而排斥我，我死后呢，它们会不会为我伤心为我哭泣。

　　我问小姑到底喜欢不喜欢张文正，小姑想了想说：

　　“原来喜欢，现在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