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亭白桦，悠悠碧空，微微南来风。”燕舞收音机里传来邓丽君的歌声，窗外山岗上，木兰花应景地开放了。

　　敲门声响起，我知道又是老头入殓那天推搡英子的人。三个小伙子，两套西服，一件中山装，为首的手里还捧了一束康乃馨，对我点点头，腆着脸笑。见英子还睡着，就把那花搁在了她的床头，心里头或许还过意不去，就朝着英子三鞠躬，又过来跟我握了握手。踟蹰了一会儿，也不知道干什么，就静悄悄地出门了。等到他们出门，收音机也才唱到“棣棠丛丛，朝雾蒙蒙，水车小屋静。”

　　这哪是探病啊，倒像是去老丈人家提亲的小伙子，回去路上拜谒了毛主席似的。全程除了邓丽君和包花的塑料纸，谁都没开过口。

　　那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一个春天，因为再也回不去了。第二年邓丽君就被哮喘带走了；第三年燕舞收音机厂没熬过经济下行期，倒闭了；医院后山那一大片玉兰林也被新公房替代了；而我的姑娘，就在瞬息之间，没了踪影。

　　顺子推门而入的时候，英子已经醒了，倚在床头看顺子从布包里拿出铁皮饭盒。我上前帮忙，翻出了床边的小桌板，用打湿了的破抹布胡乱擦拭几下。顺子一边把饭食放上来，一边又开始了唠叨：“我可是为了保你小命，不让他们活埋了你，才说那话的，你要怨就怨我吧。但现在话已经放出来了，你不生个一男半女的，怎么向大伙儿交代？”

　　这是第三天了，顺子的话是越来越简短了，目的也更加明确了。像是磨了三日夜的针，愈发直戳人心。

　　粉条挣脱两根木条，抖了一下，掉在了桌上，英子所幸放下了筷子，“要不，咱去偷一个呗。”

　　我已经不记得我那时是怎么想的了，只寻思着这间病房咋还装了大吊扇，大夏天晌午的躺在床上，正迷糊的时候，这家伙落下来，还不得被它削了脑袋啊？一想到这儿，我就浑身地发寒发痛。

　　“行！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听到顺子这么说，我更加寒冷了。我瘫在长椅上，只愿能化作一缕烟，从那门缝无声无息地出去。

　　哦！是了！就是那条门缝！一时如醍醐灌顶，我终于明白是谁了。一定是那三个小伙子之一，听了墙角！否则王家媳妇都死了，谁能知道孩子是她们俩偷的！”

　　我拍案而起，复又颓然坐下，往裤子上擦了擦手汗，重新提起了笔。看着那只浑身烫伤的杯子，感叹：“我也有罪，我必须给外面的人一个交代。”，挥动笔杆子，加快速度，继续往下写。

　　写着写着，倒没有那么难受了。怪不得人们喜欢写《忏悔录》、《罪己诏》，在写回忆时，克服了反省的羞愧，我便成了一个旁观者，就像初建国时小说里的政委一样冷静客观、全知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