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下了几天雨，天总算晴了。

　　早上项目部开早会的时候，工程科科长孟之然主动跟项目经理丁成东汇报，反映土方老板胡大新在便道修建过程中存在偷工减料的情况：“丁经理，上咱们工地的便道连一粒石子都没铺上去，一下雨全是泥，车子无法通行，昨天去工地都陷车了。”

　　孟之然一边说，一边摸了摸自己受伤的额头，接着把话说完：“要是监理处的和业主他们开车路过陷了车，麻烦就大了。”

　　丁成东抽了一口烟，满口烟雾缭绕，等烟雾慢慢散去，便看着孟之然：“南方这鬼天气，雨水多，修好的路一下雨就成了一堆泥巴，这不更好，等业主他们的人来了把车给陷了，也好找他们要钱，再修一遍不就好了吗？”

　　显然丁成东是知道这个情况的，他一点不担心监理处的和业主的人下来，发现这个问题找项目部的麻烦。不就一条便道，线外工程，不是主线，出不了什么大问题，倒是能让项目部去找业主要钱有了一个正当的理由。由此可见，项目部跟老板其实是一个概念，那就是如何赚钱，赚更多的钱。看来，赚钱才是最根本的目的。

　　孟之然还想说点什么，见丁经理并不关心他反映的情况，而是关心怎么找理由向业主要钱，之前酝酿好的话因此没有说出来。本来孟之然是打算跟经理再说一说，以后将修便道的工程承包给包工头陶阅明去做，但就在这时，土方老板胡大新过来了。

　　胡大新是名副其实的大老板。大老板不看年龄性别，不论文化高低，而是看腰包里的钱。有钱就可以财大气粗，趾高气昂。所以能承包土石方的老板，都是有相当经济实力的，这只是其一，也就是“硬实力”；其二当然是关系，关系是“软实力”，没有关系是揽不到土石方这样的大工程。胡大新这可谓“软实力”、“硬实力”两者兼备。老板大了，架势就不一样，见在开早会，胡大新没有站在会议室的门口等待散会，而是直接进到会议室，走到项目经理丁成东跟前：“丁经理，那便道的事，是先动工还是等业主的人看过了再动工？”

　　丁成东顺手将烟头往地上一丢：“那还用说吗？业主要是不知道这情况，你提前就把路修好了，那我们找谁要钱去？”

　　胡大新跟着丁成东干了这么多年工程，也是个明白人，项目部找业主要不到钱，他找项目部就要不到钱，没钱就干不成事，干了事就得要钱，总不能白干，白干那不如不干，搞工程可不是搞慈善，付出总是要讲回报的。所以，修便道的事只能这么耐心地等着，性急吃不到热豆腐，也尝不到赚钱的甜头。

　　可陶阅明有些等不住。不是因为他想急着承包便道修建的事，而是他的那帮民工不能等。本来就天气不好，连续下了好几天雨，耽误了不少工日。现在天气晴了，可便道没修好，材料进不了工地，民工就没法干活，干不了活就赚不到钱，谁也不愿意这么没有利益地等下去，民工可都是靠时间赚钱吃饭。

　　带班的民工老崔便找到陶阅明，说：“我们这些民工大老远的来这工地，要是下雨不干活，晴天又不干活，不如回家陪老婆，我们是出来赚钱的，不是来度假旅游，总不能让我们天天玩扑克牌，我们也不是公务员，共产党可不会天天养我们，再说，我们有脚有手，不靠国家不靠党，靠的是卖苦力吃饭。”

　　陶阅明也是有苦难言，很多事情不是一句话说了算，得天时地利人和。便说：“这事先别急，我先去项目部找找领导，反映反映实际情况，不会让你们等太久，等久了我也难受对吧？我跟你们一样，出来辛辛苦苦都是为了赚两个钱，拿回去也好养家糊口。”

　　民工虽然学历和文化层次不高，但也是通情达理，明辨是非，也就不急着闹事，一切听陶阅明的安排。

　　稍稍安慰好手下的民工，陶阅明决定去一趟项目部，找一找项目经理丁成东。

　　丁成东似乎对陶阅明印象不深，也可以说没印象。终究陶阅明只是一个小小包工头，基本上不去项目部，所以项目部没有几个人跟他认识，更不用说项目经理，就是去了，项目经理丁成东也几乎不跟包工头直接打交道，而是跟那些老板们打交道。

　　因而陶阅明去经理室找丁成东的时候，丁成东不太热情地看了陶阅明一眼，问：“你是包工头？”

　　从丁成东的眼光里，陶阅明看到了一些陌生，让人有一种彼此很是遥远的感觉，说明人与人之间是有层次的，虽不是什么三教九流，也还是有上下之分。但人家是项目经理，陶阅明不过是小小一个包工头，能跟丁成东说话已经很不错了，于是点点头，递给丁成东一支芙蓉王：“嗯，我是包工头。”

　　平时，陶阅明很少抽芙蓉王，这都那些老板们抽的烟。但当上包工头以后，陶阅明身上一般都带了两种烟，一种是芙蓉王；一种是五块一包的硬白沙。要是去项目部办事就抽芙蓉王，跟民工在一起就抽五块一包的硬白沙。

　　因此人的命运，也是一包烟的命运。这是人的区别，更是社会的区别，不足为奇，见怪不怪。

　　其实陶阅明也知道，自己是包工头，平常也都是跟项目部工程科的孟科长打交道，但这次他没有直接去找孟科长，而是找到项目经理丁成东，目的不完全是想认识丁成东，而更多的是想把民工误工的事说的严重一些，也好让丁经理安排他做其他的工程。但陶阅明刚接触工程这个圈子，不怎么懂套路，找丁成东好像没找对人，因为他的身份是包工头，跟工程老板是有很大区别的。套路没搞清，又怎么能够搞好工程。七十二行，行行有门道，当官有当官的门道，做生意有做生意的门道，搞工程自然有搞工程的门道。那些工程老板之所以能跟项目经理打上交道，自然少不了利益关系，有利益就有关系，有关系就有利益，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循环。看来陶阅明一个小小包工头跟一个堂堂项目经理还够不到这种关系，也就谈不上什么利益，没有利益，在这个圈子里就揽不到赚钱的工程。即使能当上那么一个小老板，也只能揽上一些那些大老板不愿意做的小工程。也可以说是大老板抓大鱼，小包工头抓虾米，区别可大。显而易见，要想赚钱，没有关系是做不到的。也就是说，搞工程得先搞关系。关系不是脱口而出，而是钱堆出来的，钱又是靠关系赚来的，这就是循环。关系可以说人人能懂，但不是人人能精通。这所谓门有诀窍，道有密径，合起来两个字，那就是“门道”。

　　丁成东没有马上将陶阅明递过来的芙蓉王接下，也没有要接下的意思。做为一个项目经理，有抽不完的好烟，比如中华烟、黄鹤楼烟，那真是多得是，从来就不在乎一支芙蓉王，问题是再好的烟抽一口冒几圈烟就没了，钱才是最过硬的东西。陶阅明只好将烟轻轻地放在了丁成东的办公桌上，桌面有点光滑，芙蓉王顺着桌面滚了好几个圈，最后在丁成东的茶杯旁边停了下来。丁成东见惯了这种滚动，哪怕芙蓉王滚到地上，也似乎与他无关。但有关或者无关，这都体现“关系”二字。所谓关系，乃人与人或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某种性质的联系，“关”乎你我，利“系”彼此。明白人懂关系则得利益，不明白者则无利可图。

　　丁成东往办公桌漫不经心瞅了一眼刚才那支芙蓉王，之后抬头望着陶阅明，说道：“既然是包工头，有什么事就去找工程科，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但有一点，千万不能让民工闹事。”

　　当这么一个项目经理，出什么事都可以，但不希望民工跑项目部闹事，因此项目经理对民工闹事这一点相对比较重视。国家重民意稳民心，项目部也得重民意稳民心。民心稳则位置稳。

　　陶阅明又一次点点头，意思是这个请经理放心，绝对不会让民工跑项目部来闹事。这是包工头应有的常识，更是应有的意识。

　　这时丁成东来了电话。

　　陶阅明不想打扰丁成东接电话，迟疑了一会，便很不情愿地出来了。

　　从经理室出来，陶阅明自个儿点了一支烟，感觉项目经理有点高高在上，心里很是有些不舒服，可谁让他不是工程老板。

　　这事看来不怎么顺利。陶阅明于是在心里想了想，既然这经理找不上，就去找一找工程科的孟科长，总不能这样事情没有得到解决就空着手回去，再看着手下的那帮民工跑项目部来闹事。要想搞工程，质量上可以适当偷点工减点料，只要不出什么大的问题；但民工闹事绝对不行，一闹事，搞工程这条路子就等于玩完了，陶阅明可不希望自己刚当上这么一个包工头，就断了自己今后发财致富的财路。所以，稳住民工，就是稳住发家致富的“摇钱树”，更是稳住财源滚滚的“黄金路”，只要手一摇，树叶变钞票，脚一抖，钞票跟着走。

　　陶阅明在项目部里里外外找了一圈，没发现孟之然，便给孟科长打手机，知道孟科长上工地了。

　　接通电话，陶阅明第一句话就急着说：“孟科长，这便道不修好，材料进不去，开不了工，民工等不及啊！”

　　孟之然不是不知道这情况，就告诉陶阅明说：“急什么急，我这上工地不是正帮你找活干吗？”

　　有了孟科长的这句话，陶阅明原来愁容满面，转眼轻松了起来，也算回去给民工有个交代。

　　孟之然之所以这么主动给陶阅明找活干，其实不是因为他跟陶阅明之间的所谓交情，而是因为孟之然除了那个工程科科长，还是陶阅明的“幕后老板”。也就是说，孟之然从项目上利用职务之便，弄出一点小工程，以包工的形式交给陶阅明去做，他孟之然赚大头，陶阅明赚小头，形成一种双方共赢的利益关系。在工程这一块，像孟之然跟陶阅明之间的这种关系，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大到项目经理跟工程老板，小到技术员跟民工，都一个目的，那就是赚钱。搞工程就等于大家一起挖金矿，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金光闪闪，就算挖不到金矿，也能让参与的人遍身金光普照。用另一句话说，一块肥肉，就算不是你的，你要是拿手上捏捏，或多或少也能沾到一点油水。显而易见，工程上的利益可以说处处开花，遍地都是，离开利益就搞不成工程，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说白了，修路架桥是棵摇钱树，动手一摇，钱往下掉。

　　当然这种事只能是暗地里操作，彼此相互配合，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不能让其他人知道。有了这么一种利益关系，陶阅明其实要考虑的不是去项目部揽工程，而是如何把民工安抚好。做买卖，顾客是上帝；搞工程，民工是上帝。老板赚钱，靠的是民工创造价值。

　　所以回到工棚，陶阅明从身上掏出一把钱来，每人发了几张，说是给民工们的生活费和误工补助，让民工们安下心来，玩一玩扑克牌，过上一两天就能继续干活。有了这种金钱安慰，民工们也就踏实了不少，陶阅明也同样踏实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