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鸿如

　　最后我要说到的一个朋友，郎本文中已提到数次之游鸿如。关於这个朋友的事，我曾在十年前所写之一短文怀乡记中亦说过一些。但今无妨重复。他亦是我之同班同学，大约比我长一岁。他入学时，国文第一。后来考北京大学，闻亦国文第一，然其余科目不好，故未录取；只得读法政大学，亦未能卒业。他在个学与我同学时，我最初的印象，是觉他走路时，目光总是平视而略下。我初不知其故，后来才知他是在作凝气於丹田的工夫。他在人中学时，虽亦只十三四岁，但牀上已堆满了二十二十一类的书。他大约很早就知道一些道家之修炼的工夫，注重养精气神。他说今人所谓卫生二字，首见於庄子之「卫生之经」 一语。於是作了一庄子之卫生观，把庄子之讲养精气神的话，连在一起讨论，而他自己亦是随处在作此类工夫。他之反对进步进化，而主张退化论，要人退到阿米巴以前，我后来才知道即是道家所谓「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的意思。亿他同我谈退化论，要人退到阿米巴以前一句话时，我曾有一极深刻的印象。及今四十年，我还记得我们是在重庆联中之某一地方，相对立谈的情形。但我当时实并不理解其话之背景，我只是依我自己的思想而理解。我当时的思（462）想在前文之初已说过，是一种绝欲主义或无欲主义。说人退到阿米巴以前，似启示出一种绝去人类一切欲望的混沌景像。所以他的此话与当时的情形，才一下深入我心，历久不忘。

　　依一般中学生的思想情形而论，我与他能谈到的，当然在一般同学看来，是非常古怪的。於是我在中学中，被人取上了「神经病」与「疯儿」的译名，我之性情变成非常孤癖。我上文所述之三个朋友，既皆已转学，於是在校中我只有他一个朋友。然他的学问却远在我之上，且不断进步。他后来由道而儒，曾与我相约，每周读宋元学案一学案。但於太极图说及其注解，我不能解。我尚忆在图书室中反复徘徊，想其中所说之阴阳五行之关系，终无所得，而作罢。宋元学案，亦不读下去了。

　　宋元学案虽读不下去，但我们还是分别的尽量读课外的书籍。学校的课程是不放在我们眼中的。然而我愈是自己读书，自己瞎想，却愈与人隔绝，以致弄出病来。而他却由读书而注意时事，进而关心政治，并觉儒家学问不切实际，乃将其名字中之儒字改为如，首先参加了当时的青年党之外围起舞社，进而将我们同年级之同学优秀者组织为一克社。此社中之导师郎杨叔明与刘明扬二位国文教员，他们亦都是有政治抱负的。（刘先生后为刘文辉创全民主义，杨先生后为青年党重要人物之一，曾代表青年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据说当他与其余同学开始商量组织此社时，其他同学都反对我参加，因我性情太弧癖。但鸿如却力排众议要我亦参加。於是我亦成社员之一，然而却是一最不活动的社员。（463）克社在我们中学毕业前一年成立，中学毕业后其中之七人，皆同到北平升学。然而到北平后，我们都受了当时的左倾党派思想之肜响，对於我们原来之导师的政治思想，发生怀疑。而鸿如之先转变，则为其主导。这时鸿如在法政大学，我曾读中俄大学，后入北京大学。时正当国民政府北伐的前夕，青年多不必读书，而力求思想上的前进。前进的最高标准，已无形中是马克思的思想。但我在此时，虽亦承认一经济上平等的共产社会是好的，但我却已不赞成唯物史观之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动，说明道德的变动。我於是写了一信与鸿如，我说人求经济的平等之心，乃出自我们之良心，此良心不能以唯物史观或唯物论说明。鸿如得了我之信，乃大大讥笑我一番，说我还在腐朽的唯心论中打转。但不久我就到南京去看我之父母，亦无心与鸿如辩论了。

　　我到了南京，鸿如旋郎到了武汉，并正式与另一中学同学宋继武，参加了共产党的青年团。这时他初写信来时，似乎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并说我与他之政治见解不同，在战场不能互相拉手。然他同时亦堕入了爱情的烦恼之网中。苹命似乎可一任热情，爱情却需要对方的回应，并不能任情任性。一天我忽然得他一封很厚的信，翻开一看，原是他寄与某小姐的长过二千字的情书，而情书的后页，则是与我的长信。他说他已觉到此情书之寄出是无用的了，所以还是寄给我吧。他的意思，似乎是天地间总需要有一对此情书的读者，而除我以外，似乎莫有第二人了。

　　在得著他的信不久，忽然一天他竟从武汉到了南京。原来武汉已开始清党，与他同时参加共产党（464）青年团之宋继武，已被枪决，他才仓皇逃走。他到南京后，便与我同住一室。他知道革命不是容易的事，而爱情的烦恼，更使他日夜旁徨。这时我乃与他终日遍游秣陵山水，亿一度由紫金山回来，城门已闭，乃只有在一野店中共度一宵。我们常於途中作许多歪诗唱和，或高声谈笑。这时却轮到我来对他之爱情的烦恼等，加以讥笑了。然而此讥笑，乃终於使他自此烦恼中解脱。后来他再回重庆写信来说，在南京之数月，是我的哲学使他灵魂再生，他亦承认了友谊是可以超越政治见解而存在。他因环境的改变，已不属於共产主义之青年团，亦不再讲什么唯物史观唯物论了。后来他寄来」像片，上面写了一禅宗大德的诗句：「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似乎他又回到其少年时代之重精神生活上的觉悟去了。

　　在民国十八年初我休学一年，回成都时，他曾到成都一次。住在我家，这时我们中学时的老师蒙文通先生任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的敦务长，他除聘请我父亲去教书外，叉分别请我与鸿如各上两点钟的课。我任的是西洋哲学史，他任的是中国文化史。实际上我们都还未在大学毕业，不过二十一岁左右。蒙先生糊涂的聘请，我们亦糊涂的敔了。迄今想来，真可谓胆大妄为，太不自量了。

　　大约在民国二十二年，我由成都去南京经重庆，再会见他。他这时已结婚，似在周开庆兄主办一报纸中当副刊编辑，并在一中学教书。此度重逢，特见得他谈笑风生。一次在一个地方与我谈话，不觉他已身立在税上，似在向我讲演。他说他的志趣是为中国人建立一人生哲学。但讲哲学要有实证与（465）生活体验。他说他曾过道家生活、儒家生活、佛家生活，曾参加过青年党、国民党与共产党，又曾在情网中自拔而再生，这是他要感谢我的。但希望以后我还要帮助他建立一人生哲学的体系……云云。

　　这时我觉其态度有些狂放自大。但亦未对他说什么。后来在分手后，他还送我一七言古风诗，送我再去南京。我在南京主编一刊物名「文化通讯」 ，我在其上发表之文章，鸿如几皆於其所编副刊，加以转载。我亦曾请其写文，但是一时又昔信断绝。原来他又回乡。他最后一信与我，是说他为加强其对精神生活的实证，又从事静坐。他说他已证人了三禅天。但因一念不净，执著入魔，至生肺病，已入膏盲。他自知是「带孽以去」，下文说工叫路茫茫，不知何所底止也。」叉说平生我最了解他，望我於他逝世后，为他念金刚经半月。我收到他之此最后一信，见尚有其夫人之一批语，说鸿如已於某日辞世。算来其年龄至多二十八岁。我得此信除伤悼外，只有照亡友所嘱，为他念金刚经半月。然由他之短短的一生，所引起的感慨，则可以说是无穷尽的。

　　他之短短的一生，由向内而向外，由唯心而唯物，再由向外而向内，由唯物而唯心；然终於死於物质的身躯上的疾病。他在前后十多年中，思想上生活上经了无数的跌宕，忽而道，忽而儒，忽而佛；忽而青年党，忽而共产党，忽而国民党；彷佛於十数年中，郎过丁数世纪。内心的向往，外在的刺激，使一个人之生命，由激荡太多而分裂，这是不能免於一悲剧的命运的。以他的早慧与才情，如（466）果能学有所专注，则成就应不可量。然竟乃自觉「带孽以去」，在世间亦未留下足资纪念之痕迹。现在恐只有开庆兄与我一一人知道他。在他死时，开庆曾为文纪念他，我一直未作，只於十年前之怀乡记中提及他一些事，今所述的他与我二人之关系，比较多一点，亦可聊当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