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庄的最西边，有一个凉亭。凉亭里住了叫花子，是冬天了，他们一家穿着厚厚的露着棉絮的棉袄，他们也在凉亭里烧火做饭，用砖块垒的土灶，上面架着钢金锅。又白又浓的烟，从凉亭里飘出来。晚上他们又在凉亭里拉起几道麻布，麻布的四角用绳子系绑着，一到白天，又将那些麻布放下来。

　　白天，小晰从凉亭边走过，走着路，忍不住好奇地往凉亭里瞥去。那一个女叫花子敞开了衣襟，抱了婴孩在喂奶。小晰突然间看到了她的一只乳房，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小晰妈后来在冬夜临睡前，不再拿小毛家举例，而是说凉亭的叫花子。

　　“想想这会后庄凉亭里的叫花子吧，如果你投胎在他们家里。”

　　小晰不禁打了个冷颤，飞快地钻到小晰妈已张开的被窝里。“啊，冻死我了。”她夸张地叫着，幸福感又一阵地淹没了她。

　　村西边是风口，夜里那个西北风呀。小晰想到这儿，仿佛听到那个西北风呼呼地像老虎一样地咆哮着，打着转地刮过来。想到这，她一耸身子，将整个的脸钻到棉被里去，好像躲过了一场劫难似的。

　　不管夜里刮大风还是下暴雨，白天里小晰所见到的凉亭里的叫花子都是好端端的，甚至是喜气洋洋的。多数时候小晰见到的是女叫花子，她一人带两个孩子，手里牵一个，背上还驮一个。破布条呀、破棉褥被她东一块、西一条的晾得到处都是。

　　凉亭里的叫花子一家在某天不见了，连着好几天过去，凉亭里只剩空荡荡。小晰在吃晚饭时，跟小晰妈说，“咦，奇怪，凉亭的叫花子怎么没了？”小晰妈只低头闷声嗯了下，继续想自己心事的样子。“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小晰想追问，但她也没兴趣再说了。

　　与凉亭相隔不远有块空的宅基地，那块宅基地上有天升起了一幢楼房。好像是一夜之间，那楼房就搭了起来。楼房里走出来的女人三十出头，身材虽矮，皮肤却是白净，眼睛也是大大的，跟女裁缝有得一比。这女人在傍晚时分也到河埠头洗衣、搓拖把，身后跟着个五、六岁的男孩。

　　关于新楼女人，村里传着各种版本。与小晰妈聊天的妇女带着惋惜、震惊继而是愤怒的神情说，真没想到，都这把年纪了，还做出这种丢人的事。

　　她们说到的是老支书。小晰的头脑里立即跳出老支书的样子，老支书有60岁了吧，说话声音洪量如钟，走起路来把年轻人都远远地甩在后头。有一回，她们还说过，他将一个造反的坏坯子一把按在了墙上，太威武了。

　　老支书的脸黑黑的，身架高大。小晰最初觉得老支书让人怕怕，但是他看到小晰，总会弯下腰来，有时候摸下她的头，“又长高了哇。”然后一只手就往口袋里摸，“阿囡，外公这儿还有颗糖。”

　　小晰随同妈妈也去过老支书家吃饭，露天的院子里，柱子上悬挂着锃亮的灯泡。从门厅里出来一个躬了背，病蔫蔫的老太，在众人高声划拳喝酒的热烈气氛中，她的脸却是满面愁容，老用一只手捂了半边的脸。

　　至此，小晰上学去，走到村口，都会停下来望一眼村西边的方向，当然一眼她就看到了那幢高起的新楼房。她担心的是，如果遇上从那楼房里出来的老书记，她是否还应跟他打招呼，还是装做没看到继续走自己的路。这样一想，她就将书包一掼，飞快得一阵小跑。跟其他女人同居的老书记，小晰其实一次也没见着过。她只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看到那幢高起的楼房，才会想到他一下。不少时候，她也忘掉去想，她有小晴、小姐姐她们放学一起走路，她们在路上摘个野花，扯个狗尾巴草什么的。

　　小姐姐已经要挂着算盘上学了，算盘同书包挂在一处，走快时，算盘珠子会噼里拉地响动，看上去像个要当会计的人了。

　　那妇女又神秘地跑到小晰家来了，小晰妈时常会交代她发个计生检查、村民组长开会的通知，她是小晰家的熟客，甚至小晰妈去邻村看个戏文，都会拉上她结伴同行。但那次的神色，小晰知道又要说什么不能大声说的事了。果然，她跟小晰妈说，知道吗？那河埠头女人的丈夫回来了。

　　小晰妈一阵啧啧感叹，随之妇女的头更偏近小晰妈的脸了，几乎是在耳语。

　　没有人想到，老支书会得癌症。

　　小晰妈去医院看望了一次又一次，最后一次是送去花圈。

　　老书记家做“头七”斋饭时，小晰妈又去了，送了点慰问金。那病蔫蔫的老妇人跟小晰妈说着话，临别时，突然搂住小晰妈的肩，颤抖着哭起来，好像要把她所有的眼泪都流了似的。

　　多年后，那位跟小晰妈已结下深厚友情的妇女，有次跑到小晰家哭诉老实巴交丈夫的窝囊，最后一句话，她说的是：“我宁愿找老书记那样的男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