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角有张破桌子，不用深呼吸，随随便便吹一口气就能扬起一屋子的灰。我先前以为最不堪的桌子不过是《围城》里的那张，钱钟书说它像是范进被胡屠户扇了个大耳刮子的脸，托胡屠户的福，那桌子至少沾了些猪脂羊膏的油水。我眼前的这桌子呢，像谁？我看像是逃难的玄宗，本就是老脸一张了，还被黄埃散漫一糊，就是它这个德性了。

　　再脏我也懒得擦拭了，何况哪来的清水？只有炕边半铅桶的尿，骚了整间房。我一屁股在长凳上坐下，将她的日记本翻到后边所剩不多的空白页，小心地从衬衫口袋里摸索出了那支跟了我好多年的派克钢笔。捏着这杆笔，我立时又有了“自是白衣卿相”的幻觉，不禁正襟危坐。但一低头看到一行行的白底黑线，我又提不起这笔，不知从何写起。我呀，就像李贺每天出门写诗骑的那头驴，兜里揣的是浪漫主义的第三高峰，可驴蹄子掰不动，不仅掏不出半篇诗文书，画上自己的蹄印，还险些被大山压瘫了。我造访过不少黄金屋，也见识过一些个如玉颜，但都是走马观花，肚子里却没留下三四两的墨水，倒沾了一身臭老九爱看不起人的坏毛病。我再次塞上了棉花球儿，仿佛隔绝了后人看到这烂字、烂文章的嘲笑。

　　诗神是不会来这种犄角旮旯的，中学里写作文，憋不出的时候，我就在桌上划拉“写不出”、“写不出”。不过现在我怕“唐明皇”脏了我的笔，又怕我脏了她的笔记本，只得干坐着。哦，是了！我就从她讲起吧。

　　头一回见她那年我刚三十。伟大领袖虽然走了三年，声望犹存，就拿我来说，无论是脑袋里的思想，脑袋上的毛儿都日日夜夜地向他老人家学习。那时候的发型啊，就像是有人拿了只杨二嫂似的圆规，画了一个小圈儿，也就迅哥儿烟斗口儿大小的地方露了皮，四周黑发向外退散，可不像现在，都能扣上闰土的银项圈了。虽说开始掉头发了，可毕竟仗着年轻，浑身使不完的气力，所以老丈人也有了使唤不尽的劳力。

　　三十多年前的小祖宗就骄横，才上了一天工，又赖在家里歇着了。窗外还没半点光，老丈人就开始震天响地叫早了。他喊了好几声“姑爷”，见我没动劲儿，窸窸窣窣地往我们屋走过来。我蹭地从木板床上弹起，我可拉不下脸，让他瞧见我搂着他光膀子打呼噜的闺女。我裹上袄，出了房门，喊了声“爹”。他露着黄牙对我笑：“起了啊，我还怕你听不见呢。”他成天嚷着一把老骨头，浑身都疼，可嗓门却比我还大。别说我了，野参屯除了他闺女，哪个不在被里一哆嗦。连黄世仁大概都是听着他这嗓子爬出被子打鸣的。我也咧嘴假笑，抓了帽子戴上，就要出门。

　　我连推好几下，这破柴门却只是嘎吱嘎吱，像古时的深闺小姐似的，一步都不往外迈。我抬腿才踹了两脚，就听见身后丈人的声音“哎，想是冻上了，你拿热水来浇嘛，别把顺儿吵醒了。”你闺女醒不了，我心里头极不情愿地回身，生炉烧水。避着丈人的目光抠了半晌的手指，总算提起水壶，顺着门边儿浇。一壶浇完，再往门上一踹，一只“大苞米棒子”嘭地倒在了雪地上。